价格趋势性上涨：中国近中期粮食问题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论文,核心论文,趋势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几种解释
粮食价格近两年来的大幅上涨已经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那么，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有关专家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调价是引起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依据是：近两年化肥的价格上涨很快。以尿素为例，1992年4月前，零售价是每吨538元（平价）。1992年10月1日，国务院调整化肥价格，零售价达到660元。1993年3月，国务院宣布暗补改明补，数量保留，价格放开，国家物价局规定零售价最高限价1200元。1994年3月，由于工厂出厂价上涨，尿素已涨到1300元／吨。7月份国家再次调价，尿素国家限价到1400元／吨，但截止到1994年底，仍有许多地方突破这一价格水平。据测算，1993年化肥调价以后，农民至少多支出65亿元，1994年外汇并轨以后，农民又要为进口化肥多支出36亿元，两项相加已超过100亿元。1994年5月底国务院下发32号文件，农产品购销价格调整，农资除柴油外放开，国家计委测算，生资调价后，每斤粮食生产成本增加2分钱，按9000亿斤算，就是180亿元。7月份柴油售价放开，售价从400多元／吨，一下子上升到1000多元／吨。农业部测算，仅此一项，农民要多支付130亿元。总算下来，1994年因农业生产资料的调价，农民多支付300亿元以上。另外从调整后的粮食收购价格看，每斤比1993年平均收购价高出0.15元，调价幅度高达42.9%，远高过1979年那次大调价。由于粮食收购调价，农民增收450亿元左右，除去农资涨价部分，多收入150亿元左右，大约每个农户增收70元。由此可见调价对总价格水平的影响。
第二，1993年稻谷大幅减产是造成粮价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全国稻谷减产而其余粮食品种均增产，使得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42.1%到44.5%的稻谷产量，第一次下降到40%以下，为38.9%。1993年我国人口比1984年增长13.6%，而稻谷产量反低于1984年。因此，我国人均稻谷生产量，也第一次下降到不足150公斤。由于稻谷减产而引起市场稻谷价上涨，同时伴随全国粮价较大幅度上扬，这种情况近十年内已出现过多次。1985年，稻谷减产5.4%，当年粮食价格指数上升10.9%；1988年稻谷减产3.0%，当年和次年粮食价格指数上升14.1%和21.3%；1991年稻谷减产2.9%，粮食价格指数再次分别上升8.6%和24.3%。
另外，近十年来，我国主要以稻米消费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水稻面积减少较多，而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涌入，一方面稻米的需求加大了，另一方面稻米的供给又减少了，使矛盾进一步加剧。
第三，1994年财政、金融、税收、汇率等几大改革措施的同步出台，造成了物价、成本及心理预期的同步提升。仍以农业生产资料为例，据农资部门提供的情况，取消财政补贴、外汇并轨以后，原用平价外汇进口的化肥，全部改为用市场调节外汇，即由原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改为1美元换8.7元人民币。比如原来尿素到岸价136美元／吨，按平价外汇来算是788元，加上各种费用，进口成本大约在975元左右。按过去财政补贴的办法，外贸交给农资部门是按国内出厂价，即520元／吨。现在按8.7元／1美元的市场调剂价，进口一吨尿素就要达到1190元到1200元。这样，财政补贴取消加汇率并轨两大因素，每吨尿素就要涨价800元以上。如果再加上由中央农资部门向下调拨、批发等环节的费用，每吨尿素至少要1400元以上才能到达生产者手里。
第四，粮食涨价是近几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重新扩大以后的正常反弹。据统计，1978年前后，城乡收入的比率是2.4:1，1984年迅速缩减到1.7:1，1993年又重新扩大到2.54:1。因此认为工农业产品比价存在很大的不合理因素。
以上的几种解释，尽管有的地方还存有疑问之处，但综合在一起，基本上对1993年、1994年两年粮价上涨原因给出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说明。但这些解释只是即期的。如果问题只是即期的、短期的，那么通过调整，问题不难解决。麻烦的是一些难解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国粮食一个显见的问题是价格趋势性上涨，且有加速之势。短短的十年之间收购价格已上涨了1.5倍，销售价格上涨了2倍。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粮价问题：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黄河现象”
黄河以其高泥沙含量闻名于世，同时黄河更以其下游是一条地上悬河举世闻名。黄河现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断抬升，从而迫使两岸的河堤不断随之加高这样一种现象。
中国的粮价问题，非常类似于中国地理上黄河现象，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至少要明白当代中国农业的三大基本特点。
第一，均田制下的超小规模农户经营。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建立在2亿多农户，每户平均不过六、七亩地却又分为十几个小块的基础之上。每户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十分有限，一般不超过30%，而自食自用的部分要占到70%以上。另外，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为了对全体农民进行社会保障，土地是按人头平分的。也就是说，土地被充分福利化了。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要支付成本的。土地福利制度是以牺牲土地的经济效益，牺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递进速度为代价的。这种代价最终将要转化到农产品价格中去。
为了维护土地的福利制度，我们不得不对小规模农户经营给予制度上、技术上乃至资金等多方面的保护。比如在技术上，我们更多地将投入用在了土地替代型方面，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既使技术上很成熟，也只能低投入或者投入后牺牲其规模效益。
第二，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转向主要依靠第二土地。所谓第二土地，就是指以化肥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综合现代技术要素投入。根据有关研究报告很保守的测算，第二土地支撑的粮食产出量至少在5000亿斤以上，占粮食总产出量的55%。在这5000亿斤粮食中，大约3000亿斤为全社会商品量需求，另外2000亿斤为农民自给性消费，占农民总需求量的30%左右。这一结构性转变意味着，我国现有农民，仅依靠传统自然意义上的土地，即第一土地已经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第二土地的支撑。也就是说，他们每年必须无偿地占有一部分第二土地，或者把占用第二土地的费用转嫁到所出售的商品量中去。
第三，中国的耕地资源属于高度短缺约束类型。中国在人口、国土面积上是大国，但在耕地资源上是小国。在这方面我们将碰到的问题，会和日本、韩国类似：大踏步向第二土地倾斜，走上高价农业的道路。这种迹象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的粮食在某个时期会出现相对过剩，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但中国的粮食过剩，将越来越不会是主流，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这与国际市场上由几个出口大国决定的粮食波动不一样，我们的资源约束要严厉得多。
建立在对中国农业目前这三大特点的认识上，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粮食价格趋势性上涨的因素作出深层次的分析。
（一）均田制必须支付制度性成本。人民公社时期的大均田制，一方面要损失家庭经营的组织资源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关闭还要损失级差地租的巨大收益。这是当时农产品成本上涨、农民普遍贫穷的基本原因。承包到户恢复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组织资源成本大大降低了；同时由于市场的开放，级差地租的收益大幅度增加。这是制度改革以后农民致富的基本原因。但是小规模均田制，毕竟还是一种普遍的福利制度，考虑的基点是人人有饭吃；同时，一家一户在一个超小规模的土地上经营，必然带来活劳动及人口费用所占比例过高和物化劳动因规模不经济而造成的浪费偏大。这里同样存在级差地租的潜在损失，也就是说，农产品的成本中，用于支付人头费的份额过高，而这种支付是以牺牲土地的区位效益和规模效益为前提的。
根据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农产品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条件较差的一方或土地，生产条件较差一方的生产成本构成农产品价格的硬约束。就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均田制下的超小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引申一步讲，超小规模经营中的规模不经济费用实质上就是均田制下的福利费用，均隐含在农产品的价格当中。
这笔费用到底有多大呢？
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劳动替代型技术。这主要指农机动力和电力。截止到1992年，我国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为30308.4万千瓦，其中仅拖拉机总动力折合马力已近2亿马力。根据农机经济作业量的测算，一般每亩只需0.01到0.05马力即可，按偏高的0.05马力计算，全国按20亿亩耕地计算至多也只需要1亿马力，更何况我国实际上相当部分的土地目前还无法使用农业机械。这也就是说，我国目前难以大范围实行规模经营的主要约束不在劳动替代型技术不足，而在于均田制。均田制下的小农为了提高收入，主要投入的是土地替代型技术，比如化肥、农药、良种等等。两种替代技术在小规模经营中比例畸轻畸重，据对北方地区的典型调查，土地替代型技术在总成本中占60%左右，劳动替代型技术占15%左右，其它为活劳动用工费用，即土地替代型技术所占份额约4倍于劳动替代型技术。
截止到1993年末，我国农村的总人口为8.5亿，从业人员为4.4434亿，赡养比例为1：1.9，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4050亿，占总劳动力数的76.6%。总户数2.29838亿户，户均占有耕地仅有6.2亩，只相当于日本农户户均1.37公顷的30%，相当于韩国农户户均1.21公顷的34%。
据此，我们可以算几笔帐。(1)按现有的规模水平，只算户均5亩粮田，如果每亩投工15个，则总投工75个，再把各种杂工算进去，充其量，一户种粮用不了半个劳动力，全国总算不超过1亿个劳动力。和目前农业生产3.4亿个劳动力相比，除去非粮食种植业大约1亿左右的劳力外，尚剩余1.4亿劳动力，1.4亿劳动力按1.9的赡养系数相乘，农村过剩人口至少在2.66亿以上。这部分人如按每年300元的最低生活费计算，总额高达798亿元。
(2)根据技术水平可能支持的经营规模，测度实际隐含的过剩人口。据有关研究，目前在户均经营规模不减产的情况下，达到30到50亩在技术上完全能做到。如按这样的规模计算，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超过2亿，人口过剩要达到近4亿。这部分人的总生活费用（仍按每人每年300元计算）要超过1000亿元。
（二）农业人口对第二土地依赖份额的加大，将迫使粮食价格不断升高。以化肥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技术，在支撑粮食的总产出上到底占多大比例？这可以通过以下数据分析来判断。
1.据农科部门的报告，我国80年代初期，粮食种植所需的全部养份中，化肥所占份额已超过44%，而当时化肥的施用水平只相当于1993年3150.1万吨（折纯量）的一半左右。
2.据农科部门的测算，折纯化肥一个单位的投入与粮食产出单位之比为1:10.37。按此计算，化肥1993年支撑的产量已超过6000亿斤。
3.解放前我国最高的粮产纪录是1936年，曾突破3000亿斤。解放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1952年达到3278亿斤。以后经过15年时间，到1966年，粮食总产才突破4000亿斤，达到4280亿斤。但在这一时点，我们已经向农业投入了相当多的工业品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1330.3万吨，比1952年增长45倍；化学农药77.5万吨，比1952年增长51.7倍；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2年增长61倍；农业用电37.1亿千瓦小时，比1952年增长74.2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技术，或者说依靠第一土地的产出，4000亿斤可以看成是第一土地的边界数值。
4.我国解放以后的粮食产量增长与化肥的施用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表1）。另据农业部关于农用生产资料需求趋势的研究报告，1988年世界平均每公顷化肥施用量为98.7公斤，我国每公顷施用量为198.1公斤，为平均数的2倍。当年，美国的施用量为93.6公斤／公顷，日本为345.9公斤／公顷，印度为65.3公斤／公顷。1990年我国每公顷化肥施用量增加到228.3公斤，1992年又上升到265.0公斤。从增长幅度看，自1985年到1990年，全世界化肥施用总量增长6.95%，而我国增长了41%。同期美国仅增长3.35%，日本为-9.59%。
表1 我国历年化肥施用量和粮食产量的关系
年份
化肥使用量 粮食总产量
年份
化肥使用量
粮食总产量
（万吨，100%） （万吨） （万吨，100%） （万吨）
1952 7.81639219841739.8 40731
1957 37.31950519851775.8 37911
1962 63.01600019861930.6 39151
1965194.21945319871999.7 40298
1978884.03047719882141.5 39408
1979
1086.33321219892357.1 40755
1980
1269.43205619902590.3 44624
1981
1334.93250219912805.1 43529
1982
1513.43545019922930.2 44266
1983
1659.83872819933150.1 45644
由此可见，我国粮食产出对第二土地的依赖不仅程度在增高，而且有加速的趋势。
综合上述几点，按比较保守的估计，现在由第二土地所支撑的粮食总产量不会低于5000亿斤。在这5000亿斤中，农民自己消费的部分大约2000亿斤左右。这2000亿斤由于是自己消费掉的，不能当做商品换取货币，因此只能要么无偿占有，要么就向出售部分转嫁。这里面的道理可以简化给出这样的说明：
如果10个单位的农资投入等于10个单位的粮食产出，农民卖出10个单位的粮食取得10个单位农资，双方全价平衡。但实际情况是，10个单位的粮食产出，农民只能卖出5个，另外5个自己消费，于是5个单位的粮食就要换得10个单位的农资。其结果就只能是5个单位的粮食价格再乘以2，否则无法平衡。
2000亿斤粮食，大约占1993年粮食总产量的22%左右，占用200多亿元农资额，平均每斤商品粮要增加7分钱左右。1993年的粮食收购价平均在0.35元，这也就是说，其中要有20%用来支付农民自身占用第二土地的费用。
目前，一些调查报告提到，农资价格上涨后，农民可能会减少农资的购买。这从全局上看会出现这种状况，但能够减少农资购买的更可能的恰恰是商品粮比率较高或非农收入较高的地区，低商品率的地区反而不敢大减，原因就是购买的生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对农资涨价承担能力最弱的地区。
事实上，从粮食与化肥之间的价格比例关系上看，现在的化肥价格相对水平不及1952年。
表2 我国化肥和粮食价格比例 （单位：吨）
年份化肥价格
粮食价格 比例
1952 370元138.4元2.67:1
1991877.4元677.3元 1.3:1
从数据的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1952年当时正常的市场价格下，每卖1吨化肥给农民，可以从农民手中买到2.67吨粮食；而1991年，每卖1吨化肥，只能得到1.3吨粮食。按说今天的农民应当比1952年时在与农资的交换中多收益1倍多，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依照上表所列的比例关系，1952年如按1个单位化肥（实物量）可以收入4个单位的粮食计算，则农民购买1个单位的化肥。除去卖粮需支付的化肥成本2.67个单位外，还剩余1.33个单位的粮食成为农民的纯收入。1991年，如果按1个单位的化肥（实物量）可收入3个单位的粮食计算，除去卖粮支付的化肥成本，农民本应还有1.7个单位的粮食纯收入。可事实上在3个单位的粮食产出中，1.3个单位支付了化肥成本，1.2个单位的粮食作为活劳动自身再生产被消费而不能出售，这样就只剩下0.5个单位的纯收入。这就难怪为什么50年代粮肥价格比对农民来说远不如90年代优越的情况下，农民种田增收，而到了90年代，粮肥价格比大大优于50年代的情况下，农民种田反而不增收甚至赔本。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在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税费负担的能力反而下降了。目前国务院规定的农民负担水平为5%，加上地方的各种摊派，据调查一般也不超过10%。而50年代农民明税负担水平在15%左右。1958年农业税改制调整后，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农业正税就是15.5%，此尚不包括地方各级的摊派税费，但那个时期（指1958年以前）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好、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存在非市场均衡性的价格趋势性上涨因素。并且随着第二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下降，该趋势有加速的迹象。小规模均田制和人口过多两大因素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这两大因素不断地把粮食的“河床”抬高，价格的“河堤”则被迫不断加高，使粮食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形成一条高于地面的“黄河”。
由此我们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全局性以工补农的阶段。今后严峻的政策形势是，把政策放在“河堤”上，还是放在“河床”上；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
二、几点政策性意见
（一）针对中国粮食问题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及现实问题，今后的政策选择应采用标本兼治，不断向治本倾斜的思路。过去提价与保护价的措施，属于治标的办法，应有控制地使用，同时应提出治本的总体宏观思路，比如粮食规模经营的问题，人口转移的问题，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乡镇企业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的问题，商品粮基地的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当总合起来，从国民经济的整体上加以考虑。中国的粮食问题早已不是粮食本身甚至也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它已经上升到一个关系全局的整体问题。
（二）对粮农利益的保护，应当是建立在与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与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吻合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起到保护眼前利益，保护超小规模经营的长期稳定存在，保护土地福利制度的作用。这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立足点。
（三）加强商品粮基地县的建设和投入，这不仅仅是为了多拿粮食产出，同时也是为了拿出中国粮食产出的组织模式、经营模式，探讨传统农业如何转入现代农业的道路，探讨在中国国情的条件下，工业化、城市化的根本出路何在。由此，在建设和投入上，首先必须明确，扶持什么，发展什么，限制什么，不要花冤枉钱，花在与政策选择目标不一致的地方。
（四）目前的粮食定购价格与城市销售价格，特别是保护价和最高限价，均是由中央统一制定的，地方有小幅调整。根据我们的调查，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统一价格难以适应各地的情况，也难以适时地进行调整。因此，购销两价的定价权应下放给省（市）一级政府，中央可以出指导性参考价格，但不干预各地的调整与决定。
（五）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产粮区，对收入来源主要为非粮食生产的农民实行社区粮证制度，即：对主要从事非粮种植业的农民，发给购粮证，但收回种粮食的土地。在粮食收获季节，这些不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可以在本社区凭粮本买到所需的粮食。其目的在于把土地与福利分开，尽量扩大从事粮食种植农户的经营规模。
（六）在粮食销区，对低收入户实行平价粮证制度，对凡没有平价粮证的居民、人口，均不供应平价粮。
（七）中国农业过重地向第二土地倾斜，必然造成第二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成本大幅度增加。中央要制定全国范围的农地整治规划，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能，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灌溉比例，搞好耕地水土保持等等。要财政立项，稳定投入。就中国2/3的耕地属中、低产田的实际来看，其潜力还是巨大的。
*本文由崔晓黎、于保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