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对策论文,基本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提出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的增长目标后， 一些人士对该增长目标表示怀疑。特别是经历了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后，这种疑虑愈来愈重。我们认为，疑虑不是没有道理。但增长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内需，只有扩大内需，进而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才能确保增长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世界银行专家G ·Ingram认为，基础设施能力是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GDP就增长1%。
长期以来，我们对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总是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大、工期长、见效慢、经济效益不明显等，造成在投资分配上偏好于加工工业的短期行为，导致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化。据统计，曾经由于缺电严重，全国大约30%的工业生产能力被迫闲置，每年因此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我国铁路负荷强度每公里高达2579.4万吨公里，是日本的1.98倍、印度的3.28倍、美国的3.43倍。全国铁路运输能力只能满足申请需要计划的60%左右，部分干线只能满足40%。其他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也同样供不应求；1960—1988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与电话装机的增长率之比为1∶1.5，我国则为1 ∶0.6。直到1990年，我国电话普及率才只有1.1%，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另据统计，与1978年相比，1996年我国GDP增长了4.45倍，工业附加值增长了6.7倍，而铁路里程仅增长了33%， 内河通航里程下降了18%，农村小型水电站减少了一半。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属于城市间交通网络最稀疏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人均道路长度，还是单位可耕地拥有道路长度，均低于巴西、俄罗斯的水平。
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种名义上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实质上削弱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做法，虽然暂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其负效应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二是不利于投资结构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且还可以调整久已失衡的投资结构乃至产业结构，就必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财政在支出时给予必要的倾斜，也需要政策性银行全力支持，更需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根据测算，如果199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 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约1600—1700亿元，仅靠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银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引入潜力巨大的民间资本。福建泉州刺桐大桥建设的成功，为我国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道路。相信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的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二、优化投融资环境， 在激发企业投资热情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增长
近年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据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户工业企业投资意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在企业已有的投资项目中，只有28%的企业有新建项目，且多集中于大型企业。有30%的大型企业有新建项目，有新建项目的中小企业只占总数的26%和23%，均低于平均水平。为什么企业投资热情普遍不足？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方式，难以解决投资的资金需求。调查表明，企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约占37%），其次来源于企业自身积累（约占25%）和内部集资（约占10%）。尽管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但是与银行贷款相比，证券市场融资的规模与范围远远赶不上银行融资，且这种状况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然而，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加之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严重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行为。据统计，1995年87905户国有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2.3%， 中型企业为71.6%，小型企业为71.5%。负债率如此之高，如果再考虑负债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不良负债的因素（约为30%左右），则商业银行“惜贷”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商业银行来说，注重的是稳健经营，不能不考虑贷款的安全性，如果盲目放贷，就有可能酿成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波和日本、韩国银行的相继倒闭充分昭示了这一问题。
二是微利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企业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不仅远远超过国内需求，甚至大大超过国内需求与正常贸易条件下的国外需求之和。产品的供给超过需求，势必导致生产能力闲置。比如1995年一些家用电器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就很低，其分布区间为10—70%，以40—60%居多。如此低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会造成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据统计，1995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金利润率仅为1.85%。即除了为数不多的高盈利企业和部分严重亏损企业外，多数国有企业处在利润极其微薄、或处在零利润的上下波动的状态。这就为企业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多数行业收益率较低，投资回收期很长，投资的财务评价不可行，而且还有将整个企业拖垮的风险。如此下去，企业就进入“欲投不行、欲罢不忍”的窘境。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复建设作怪。在投资领域下放投资决策权、引入市场机制的时候，没有同步加强投资宏观调控，各地、各部门、各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在对市场没有充分调查和预测的情况下，就盲目上投资项目，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互相“争原料”、“争资金”、“争市场”，造成企业产品成本升高、销售萎缩、效益不佳。
三是缺乏一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经验，缺乏公正超脱的投资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政府指导，企业投资的成功率较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不具备独立的投资决策权。企业的一切投资活动都被政府“包揽”下来，由政府根据计划做出。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逐步按照市场需求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决策权也开始“回归”到企业手中。但是，一方面，由于企业缺乏投资能力的培养过程和投资经验的积累过程，导致企业缺乏相应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经验。加之企业经营者观念滞后，很难一下子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特别是不少企业经营者决策知识不足，不熟悉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运作的程序和投资要求，单凭主观意志、善良愿望进行投资，结果失误较多。频繁的投资失误，给准备投资的企业带来了“警示效应”，使这些企业裹足不前。另一方面，投资需要相当的专业技术知识，需要充分的信息作为依据，并且在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很高。这就需要组建一定的投资中介机构，为企业投资提供策划、咨询、代理、评估等服务，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政府也应提供投资的信息披露、政策导向、培训等服务，指导企业提高投资质量。遗憾的是，目前这两个方面都很薄弱。投资咨询机构有一些，但主要是政府和银行两家创办的。这些咨询机构往往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和行政干预，不可能设身处地地为企业提供准确可靠的咨询，使咨询演变为收费的代名词。政府的指导也存在着不全面、不系统、时效性差的问题，这些都不利于企业投资活动的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继续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近年来，人民银行先后进行了五次降息，目前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利率分别为7.11%（1—3年）、7.65%（3—5年）、8.01%（5年以上），虽然较过去下调幅度很大， 但与较低的投资收益率相比，仍然偏高，还存在着一定的下调空间，今后应适时推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的举措；二是在继续发展直接融资的前提下，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银行不良债权的托管机构，把银行的不良债权转化为对贷款企业的有效股权，一次性解决银行的坏帐问题，为商业银行继续向企业发放贷款创造条件。同时，人民银行应继续运用政策工具，调控商业银行资金流向，增加商业银行的“惜贷”成本，调动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三是政府应引导企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经营思维定势，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经营创新与管理创新，通过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新机会赢得新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强化管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彻底摆脱微利经济。在企业投资的选择过程中，应以不赶潮头、不追时髦、不踏热点为原则，鼓励特色投资，倡导项目创新。四是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理论培训和投资模拟训练，辅之以一定的案例分析，增强投资能力，丰富其投资经验。大力培育和创建投资中介机构，鼓励公平竞争，打破垄断局面。政府和银行两家创办的投资中介机构应及早与之脱钩，以保证投资中介机构的超脱地位。政府也要加强对企业投资的指导，通过产业政策、投资信息、财政税收金融手段引导企业合理投资，其指导尽量做到全面、系统、超前。
三、以住宅业为启动点，并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在优先扶持龙头产业和开发潜在市场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增长
要促进经济增长，选择主导产业，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启动点至为关键。一般来说，主导产业的选择应遵守以下原则：一是能够在产业群中发挥较大的关联作用，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符合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虽然，满足这些原则的产业有多个，但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最有力度的应属住宅业。据有关部门统计，房屋建筑成本中，70%是原材料的消耗。我国每年在房屋建筑工程材料的消耗中，钢材消耗约占全部钢材消耗的25%，木材占40%，水泥占70%，玻璃占70%，运输占8%，可带动50 多个相关部门的发展。据日本1990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计算，住宅建设投资为26.59万亿日元，该投资所诱发的各产业国内产值之和为52.15万亿日元，生产诱发系数为1.961。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 该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是较高的。这说明，住宅产业对其他产业影响较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促进住宅产业的大发展。预计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左右，建制镇将达到2万个左右，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35%；预计到2010年， 全国设市城市的数量将达到1200个左右，建制镇将达到2.5—3万个，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28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所以，在住宅商品化制度下，住宅产业所面临的市场将是十分巨大的。据统计，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5万亿元， 表明我国居民的潜在购买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住房改革的深入人心，使居民愿意拿出储蓄的一部分用于购房，假如拿出储蓄的2%，国家就可得到1000亿元的住宅投资资金。 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增加住房抵押贷款规模，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1998年的住房贷款计划分别为245亿元、250亿元、100亿元、200亿元，加上委托贷款等，预计贷款总量约为1000亿元。二者合计为2000亿元，离现实需求还有一定距离。为了保证住宅业的优先发展，笔者建议：一是取消福利分房制度，统一以市场为取向配置住宅资源；二是引入国外先进的消费信用方式，比如可实行分期付款的售房方式；三是推出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抵押工具系列，比如住房抵押证券化；四是发展住房建设的直接融资形式，比如住房建设债券、股票等。
在城市市场已经被适度开拓的情况下，农村市场对于工业品来说更具有吸引力。毕竟，由9亿消费人口组成的2亿多家庭，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农村市场的开拓并非一蹴而就。1997年，人们期望的农村家电消费热迟迟未能出现，农村居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拥有率仅分别增长4.4%、1.2%和1.3%。今年以来， 农民消费需求亦趋于降低，其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居住消费支出和家庭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农村市场的开拓远未达到目的。据调查，其原因一是大多数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市场重视不够、了解不够，只有不到10%的企业对农村市场进行过系统调研与营销策划；二是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农民收入在经过几年的持续增长之后，由于粮价上涨和农业丰收等对农民收入有直接影响因素的消失，农民收入增幅回落是必然之事。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大削弱了乡镇企业的制度与机制优势。更由于城市下岗职工的不断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选择余地在逐渐缩小，使农民通过非农产业的收入难度加大，这也构成农民收入增速减缓的原因；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缺乏。缺电、电费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制约了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商业网点、维修服务网点、卫星信号接收网点等与工业品的销售有直接关系的网点很少，不利于工业品的销售。对此，笔者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对农村市场的开拓，把对农村市场的开拓作为企业扩大销量、增加效益的重要途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应增加信贷投入，全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扶贫要讲究效益，有限的扶贫资金应投向见效快、收益高的项目中去。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充分依靠自己的自然优势、产品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谋求与外商和国内企业的经济合作与协作，引进外资与内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鼓励农民通过多种方式建设小型基础设施，解决工业品销售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