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人本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20世纪一个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精神现象。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文艺的兴起和嬗变，无不以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转向作为直接动因。
中国传统文学渗透着东方哲学精神，这是它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学特质的最重要的原因。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形成了迥异于历代文学面貌的新格局。这些变革，同样有着哲学思想及其演变的重要作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产生影响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嬗变中的中国传统儒道互补的模式，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和层次地影响到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意蕴和精神特质。这种影响既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方面。
本文主要拟就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变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两种思潮及其演变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内涵的影响不仅构成重要的深层的线索，而且这种影响在近年又日渐突出。当前中国文坛许多费解的现象，正与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再度产生作用有着深刻的关系。
一、中国现当代两种文艺倾向与西方两大哲学思潮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艺术倾向，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种相互消长的态势：从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蕴含来说，是以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真实反映从而使文学参与现实的变革的倾向，与以突出人的真情实感从而张扬人的力量和价值这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从文学的艺术目的、手法等角度来说，是以追求科学地真实地再现现实，与自由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为特点的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处于不同层面的这两种倾向既有对峙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交织的一面，它在某一个具体时代或某一个具体作家身上都有表现。
文学上的这种倾向，当然有着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方面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有中国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思想时直接受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影响这一重要因素。
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为起点，形成了两大哲学思潮，这就是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和创作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许多重要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哲学家对哲学观念的演绎。
西方现代的这两大哲学思潮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突出的反映，如在“五四”前后就有对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依德等的介绍借鉴，其中许多翻译者或介绍者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想或创作派别，如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表现主义、新感觉派等，都可以找到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子。而对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介绍，在很长一段时期则基本是对西方传统的理性的科学主义的借鉴，以及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改造利用。在文学理论方面，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理论，客观观察、真实描写的思想和观念，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可以从孔德实证主义、杜威实用主义等哲学观点中找到理论依据和渊源关系。到了80年代中期，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文艺的影响再度突出，许多现象都可以从这种背景中找到影子。其中现代西方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人本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影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于当前学术理论的方向、方法的影响特别明显。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哲学的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表明20世纪中国的哲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互对峙、冲撞、影响、失衡以及位置的变换等等现象。而这种现象深层次地内在地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及其精神特质的内涵。
20世纪中国人本意识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与冲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传入，但是最先表明这两种哲学思想对立的，也许就是20年代初爆发的所谓“科玄论战”，即玄学（“形而上学”，代表人物为张君励、张东荪）与科学（代表人物为丁文江、胡适）的论战。当时的“玄学”，其实质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的讨论，而是“人生观”问题，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当时的“科学”也不是指自然科学或科学知识，而是提倡一种科学态度和精神。就其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来说，科玄论战双方则与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直接相对应、相联系。这场论战，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思潮在中国对峙的局面，但是其意义首先却在于，这场论战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和论战的结局，特别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一定意义上显露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及其面临的命运，也显露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些规律性的端倪。今天，站在新的世纪之交来回眸这次论战，它具有某种征兆性和典型性。后来的事实说明，中国现当代不同哲学思想和意识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与这些哲学课题相关。
从整体上看，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和位置，是以它们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的程度来决定的。中国文学对西方哲学营养的吸收，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既有“人本主义”，又有“科学主义”。而以本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诸种关系的不同交错组合，构成很不相同的两种局面。
前80年，“人本”与“科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关系构成的大致图景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占上风，而人本主义思潮在被抑制中得到变异、改造和发挥，但它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的玄学也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观念被继续，而没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思潮发生直接的重要关系，占主要地位的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五四时期文学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权利的争取，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基本是以传统的理性的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即使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于人的潜意识心理的揭示，对人的合理欲望的表现，也没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到人的本体的高度。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后来成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主潮，当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就有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层作用（后述）。“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在其深隐层次也循着这种基本的哲学思路在嬗变。
上述状况发展到80年代有了重大变化。进入新时期，随着西方哲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再次以更为强盛的势头同时传到中国，并形成相互冲撞又相互依存的局面，在中国掀起了更大的波澜。但是，由于80年代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这两大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产生了与以前极不相同的结果，也使我们对这个世纪两大哲学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嬗变的轨迹看得较为清晰了。
80年代传入的人本主义，是以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除过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等曾经影响过中国几代人的哲学和思想理论之外，又有了诸如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符号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马里坦等的新托马斯主义等“新”的思想。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也因为时代特点的变化，不但得到了新的重视，而且带有明显地倾向性和选择性，先是对桑塔亚那的自然主义美学、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和形式主义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大力介绍，之后是对语义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介绍。这表明西方带有传统色彩的科学主义如实用主义、自然主义不再受到特别看重，代之而来的是对实证主义的逻辑化现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如词语、概念、逻辑和结构等有着极大兴趣。这一点在美学领域似乎显得更为突出。
新时期传入的这种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新的内容，在中国当代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中国新的历史气氛、思想意识有着自然的契合，使之具有了某种“实用”意义，适应着中国现实的文化思潮，适应历史转型期的某些社会心理、特别是青年的心理。一些重大的文学现象，如关于主体性问题、关于文学中的严肃与通俗的关系、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探讨等等所涉及的问题，从文艺理论的角度不能得到透彻的解释，本身就说明它们在根本上就不只是个文艺思想、文艺观点的问题，而有其深层的哲学精神在起作用。在西方已经似乎并不新鲜或者“过时”的哲学思想，再一次被中国人重新阐述、理解、改造和发挥，来为己所用，中国当代许多文学现象乃至精神现象正与这种哲学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似乎主要在学术界（所谓精英文化层）有着较大影响，它不但从学理的、方法的角度得到借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中国知识层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此相反，传统的理性精神（中国的和西方的）受到不同程度的砭抑；传统的科学主义也受到冷落。
上述现象说明，我们不能回避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能回避本世纪中国文学与这种哲学思潮的深层联系，不能不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当前文艺中的表现进行认真探讨。
中国的人本意识与科学精神在性质和内涵上，既有与西方两大思潮相同的方面，又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总的来说，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传统决定了在这两种思潮中没有产生许多具体的派别，也没有形成相互冲击、对立的明显态势；然而，中国这两种思潮的潜流及其来源似乎比西方现代两大思潮本身的关系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围绕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涉及到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理论与实践等关系的相互交叉，它们的焦点则在于：第一，围绕人本主义，有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第二，围绕科学主义，有着的西方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关系；而在这两种现象的更深层次，则还有中国现当代的精神需要、社会思潮与传统哲学中的玄学与实用理性精神的关系，它们多方面地影响到本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创作思想、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的精神意蕴。
二、科学精神：传统与现代
本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科学主义”，主要不是移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而是借鉴西方“近代”科学主义，即自文艺复兴以来至十九世纪的理性的科学主义，在美学和文艺领域还特别包括了俄国十九世纪以近代科学发展为背景的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科学”，在实际内涵上，更多是西方传统的理性科学精神，或者说，是西方传统理性精神与科学思想的一种结合，是一种用以指导人生和社会活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不是以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方法）姿态出现的、以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企图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哲学问题或人文科学命题，用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坚持实践论和反映论，推崇决定论和因果律，是中国现当代长达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新的实用理性精神的反映，这在文艺中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这种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思潮直接影响到文学价值取向及其文学发展思路，成为对于外来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采取何种态度和如何进行取舍的重要标准。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是以这种科学精神作为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武器的。在文学理论上，他们用科学理论来分析文艺的进步和发展，认为十九世纪以后，是科学盛行的时代，是科学方法对非科学方法的变更，而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革，最需要科学思想的洗礼。这正如茅盾所理解的：“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对于人生表现的努力是朝着两个大目标的：更多的确实性和更多的科学性。”[①]由此推论，他提出只有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中国文学才有可能接近现实，尔后才能提倡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新的文艺潮流。在这种意识下，“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迷”（陈独秀语），用社会科学原理来艺术地理解和分析现实和人生，在作品中表现哲理和社会科学命题等，逐渐成为主要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认为文学向现实靠近，在方法上注重客观真实的反映是文学上的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当时对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提倡，也有认为中国文学缺乏真实性和科学精神这种意识的原因，这与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思想是一致的。
第二，西方传统科学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本世纪前80年中国文学艺术倾向的总体格局上。从文学艺术倾向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以“五四”时期为新的契机，古老的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在改变走向，加快了文学朝着强化客观再现现实的方向运动的步伐，求“真”是其重要目标，它的背后则有科学精神的支撑。那时，站在这种文学潮流前列并推波助澜的，是一些具有新的思想意识、带有不同程度启蒙色彩和科学精神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又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他们提倡新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进行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对文学价值的判断着重于思想内容、认识意义和启蒙效果，而客观写实的文学无疑最适应这种需要。客观再现因素的强化，除过中国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外，还为思想革命、社会改革等时代需要所选择，而追求文学的“科学”真实性在当时成为文学参与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体现，并认为强调文学客观写实，既是使文学成为思想革命的有力工具的重要一环，又是扭转文坛风气的关键。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文学意识。在这种心态和意识中，就有着明显的近代“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以强调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思潮，固然有时代要求、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哲学思想上的这种影响作用也是十分强大而深刻的，因为“科学”精神在这里既是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它直接影响到文学的艺术倾向。
第三，从现代文学观念和创作意识来说，科学主义思潮同样有着重要作用。陈独秀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②]周作人认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③]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主义，他对其理解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一这就是易卜生主义。”[④]瞿世英说：“‘小说的价值，便在乎能描述人生至于若何程度。’愈能将一幅人生之图描画得逼真的，便愈有价值。”[⑤]这些观点所显示的美学倾向正是，排斥那种对超现实的美的境界的追求，提倡文艺与客观现实的迫紧，崇尚对社会人生的逼真写实描绘；同时倾向于把审美情感理解为唤起日常生活情感，文学艺术美的价值依存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显然，这既有对于文艺与人生关系理解上的原因，也有对于文艺功能要求方面的原因，而其深层意识是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进行“洗礼”，以获得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价值意蕴。正象科玄论战中表现出的思路一样，在文艺领域，对于文艺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也是要为文艺与人生找到一个切实的契合点，使文艺成为表现人生、同时也指导人生的武器。对文学的认识价值的追求，是由科学精神的溶入而走向对现实真实反映、深刻揭示的观点和体现。茅盾此后进一步提出的文学不仅应是一面镜子，它还应是一把斧子的观点，在现代文艺理论中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它是科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和反映。也就是说，文学不但要科学真实地表现生活和人生，而且文学要为社会革命、历史发展艺术地找到“证据”，拿出确证，进而文学应该直接促进生活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这种文艺目的论，正是有着哲学思想上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为理论依据的。
第四，科学主义精神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家的艺术思维方式，非渗透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化特点。茅盾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在创作中要有观察和想象的能力，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⑥]；而文学研究会关于要客观的观察、如实的描绘的写实主义主张，也同时表明了艺术思维上的变化。分析、观察、描绘、反映等概念，说明了作家意识内部对知、情、意三者的区分，也说明意识结构上的变化，即对于认知方面的强化。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意识有了明显的区别，与传统文学艺术中的重“意会”“传神”“顿悟”等思维方式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创作意识在现代文学中的反映十分突出。从三十年代茅盾在《子夜》的创作中明确以文学参与社会科学论战为创作出发点，到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占据作家创作意识主体的就是对于表现对象的科学分析，重视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对应。现当代文学中的理论观点的许多冲突、特别是围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争论、探讨，几乎都可以从它们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中找到深刻的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中，科学精神先被认为是一种医治传统中国文学“虚假”的“药方”；后又被实际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这里，西方科学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观点，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与文学的历史使命达到了统一；同时，这种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也有着深层的契合，与中国传统的重实用的文学理论，与“兴、观、群、怨”的文艺观念一脉相通。“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到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比如，强调综合分析的方法，突出观察和如实描写，排斥形而上学和思辨精神，用社会科学理论形象地反映现实，强化客观真实而不是心理真实。没有“原罪”之类的永恒主题，也少有如西方现代主义对于哲学先验理论的演绎，着重探求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表现人在阶级链条中的位置和所处的环节，理性的描写人的心理变化，探索人生道路。作家用切身的回忆和血与泪的真实对推翻旧制度提供具体形象的“实证”，追求文学的历史感，强调文学意蕴的认知成分。创作中少形式、语义、结构等方面的意识和执着追求。这些都与科学精神的强化和文学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追求目标相一致。这大致可以说是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侧重再现的文学的精神特质和哲学意蕴。
进入新时期后情况有所不同。传统的科学精神被扬弃，代之而来的是西方“现代”科学主义。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受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把追求哲学含义，追求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实证、“纯粹”真实作为文学“深刻”“严肃”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借鉴、实验，到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其背后有着西方科学主义哲学观念的支配。这种思潮的传入，对于冲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丰富和变革文学创作方法，促使文学艺术价值向多元方向发展，推动中国文学话语向世界文学靠近等等，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这种思潮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局面、使之蕴含多维价值内涵也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转型期，亦即人们重新认识、理解、确认文学角色和地位的时期，因此，这种思潮有意无意成为文学“重建”的一种理论依据、甚至直接的“操作”方式，出现了由试图对文学“科学”地解释而改变文学“本性”的倾向，它的极端可能是另一意义上的“科学”对文学特性的否定和文学本身的“消解”。
问题也许主要不仅在文学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还在于20世纪哲学本身也陷入了困境，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偏执。“哲学的实证化乃是这种偏执的代表。……实证化倾向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哲学引向歧途：在内容上拒斥形而上学，使哲学变成一种在视野和预设上都混同于科学的东西，从而蒙闭了自己的本性。在形式方面，则追求表达上的清楚明白，试图用科学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结果遗忘了‘为了正确地讨论内容实质起见，双方均必须进入哲学的领域’”[⑦]。哲学上的科学主义对于文学的副作用和负效应，也许就在于一方面把文学“变成一种在视野和预设上都混同于科学的东西”，从文学的终极目标、本质特性等“内容”方面对文学进行釜底抽薪的颠覆；另一方面，试图用科学语言来谈论文学问题，使文学领域也弥漫一种“极端形式化的技治主义思想”，从而从文字的“形式”方面对这门特殊的语言艺术进行全面的“解构”。比如当文学语言方式探讨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达到某种明确的文学价值目标时，它还是文学“内部”本身的探讨，而当这种语言的探讨及其结论与文学本质特性的重新定义等问题联系起来时，当把这种理论解释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时，它就实际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就是文学的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一种对文学的哲学的重新理解和解释，一种从语言入手对文学的“科学”解剖，读者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科学分解后的“零件”和“结构”。它的极端就是从科学主义走向“技治主义”，从而使文学失去它的独特的视野和价值预设，或者使文学变得陌生和难以理解。这到底是使文学更加接近它的本体呢？或是使文学失去自身？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需要从哲学角度探讨的文学现实课题。
现代科学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全部后果或许还需要随时间的推移方能真正理解，但这一现象本身及其对于当前文坛所起的作用，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科学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利弊得失，要从中国文学的总体的历史发展走向和结果来看。就有利的方面来说，西方传统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理性精神的结合，确如新文学的倡导者所预想的一样，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起了某种扭转方向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一贯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是一致的，与“求真”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和认识价值的强化与之有一定的关系。这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传统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着不利的方面，这主要是：第一，这种潜在的哲学意识，强化了把文学等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观念，使文学向“科学”靠拢，它的极端化是使文学机械地、“科学”地而不是能动地、艺术地反映现实，从而在深隐层次形成一种以“科学”地反映现实即为艺术之“真”的文学意识，加重了文学的理性化色彩，这片面地扩大了文学的认识价值而极大的局限了文学的其他应有之意。第二，这种“科学”精神被渗透到文学创造过程中，形成以科学“技术”理性支配创作意识的思维模式。比如，不是强调作家对于世界、人生、现实的独特的理解、感悟、体验，而是强调用科学原理来解释社会，并与现实对应。文学的特殊性被科学观念所束缚，被这种哲学意义的追求所左右。而问题在于，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哲学的科学化影响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从原苏联引进的教科书里，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这类影响印迹。教科书里的基本哲学范畴，如物质、运动、时空、规律、因果、必然性等等，当初是从科学概念直接搬运过来的，至今对它们的所谓哲学解释，体现的仍然主要是科学（而且是那一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例如规律的理解基本是如此。另外，适应科学的要求，教科书把哲学理性化，重视认知理性的意义，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像意志、情感、目的、欲望这些范畴都未给予应有的地位。”“科学的真理论被归结为认知性的科学真理论”[⑧]熟悉现当代文学的人大概不会不由此想到，在几十年的文学历史中，上述从外国教科书引进的哲学概念，也曾经是文学理论中的常用术语和概念范畴，我们的文学在一个时期所追求的哲理实际就是这种有局限的哲学概念，我们追求的“真善美”可能就受制于“科学真理论”的支配。我们的文学批评所赞扬的某些作品对历史规律的揭示，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史规律的勾勒，也有可能把这种科学主义影响下的创作轨迹作为文学进步的规律来肯定。这样分析，不是要否定对文学规律、因果关系等的研究价值，而是在于说明，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膨胀实际使哲学自身受到危害，不言而喻，当这种受危害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理论依据或创作意识时，它的片面性就不能被忽视。
三、人本意识：理性与非理性
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在很长一个时期是“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并逐渐由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本主义”思想却不但没有完全被取代，而且以其特有的内容和方式构成重要线索。而围绕人本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实际形成了以理性为特质的“人本主义”与以非理性为特质到“人本主义”两种不同思想倾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意蕴。
一般意义上的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人的精神现象的不同方面，本身并没有是非之分，不应扬此抑彼；而当它们被推向极端、成为某种“主义”后就产生了片面性和谬误。“理性”，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以此形式进行的思维活动；与理性相对而言的是“非理性”，它指人的本能、直觉、情感、无意识等因素。理性主义则是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经验，因此它又称为“唯理论”而与“经验论”相对；而非理性主义，则是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夸大、上升到人的本体的地位，看作人的本质。文学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解和表现，在某个具体作家身上或某个文学派别中并不是界限分明、绝然对立的，而往往呈现出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人，作为文学深入揭示的人性，本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冲突又共存于一身的。而作为文学历史中的一种整体现象，这种或突出理性、或偏重非理性的倾向就具有复杂的原因而值得特别关注了。
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呼唤人的觉醒，肯定人的权利、价值，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在哲学上，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和美学观点是它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水平。他的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美学体系，充分反映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人本”色彩。而现代人本主义与传统的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特点，表现在否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否定理性思维能力，崇尚意志、直觉、本能、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并把它们提高到人的本体的地位。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以理性为特征的传统人本主义，与20世纪以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人本主义在本世纪初几乎同时传入中国，而随着五四前后思想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在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实际影响。
中国文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也以80年代为其基本界限，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面貌，有着两种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意蕴。这两次“人本主义”思潮有着不同的中国现实背景和世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它的焦点在于：前者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以理性的人本意识为主要特征；后者则发生了由重理性的人本意识向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的深刻转变。换句话说，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前，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是理性意识占主导地位，这种理性既有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又有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而到80年代后，文学中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表现，在经过冲突、并存、失衡之后，一时有着非理性占据主要位置的倾向，或者说是对人的非理性的表现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潜在的创作意识，并在实际上被作为文学发展或意识进步的标志；许多作品（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其它艺术作品）借助于对非理性的张扬而独领风骚、名扬四海。这时，或可说非理性因素已经开始演化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了。在这种倾向中，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中国现实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意识也表现出对非理性的“需要优势”，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正是对此需要的一种满足。
回顾这一演变过程，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是有意义的。
首先，从纵向发展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贯穿着一种虽有曲折但并未消失的“人本”意识的线索。20世纪中国的历史特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从世纪初到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与西方那种现代人本主义完全相同的思潮及其“现代主义”文学，也没有对于“人本”的持续地哲学思考和理论探讨。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一般地忽视人的问题，相反，它不断地呼唤着“人”，形成了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它以对“人的发现”、对人性的呼唤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以及“人的文学”的提倡为重要标志，它集中地体现在五四新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两次重要文学变革及其随后的嬗变中。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新文学运动及其参加者承担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过“人的觉醒”的历史过程，有过对人性的不断的呼唤的追询，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理论，有对“人的文学”的提倡，有创作中的“问题小说”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下层社会人的生存的关注和苦难的揭露，还有文学表现“普遍人性”的理论观点。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对人走向社会后的道路、精神状况的追踪表现，四十年代对不同条件下的人的处境、心理、精神追求等的表现，五六十年代文学所提倡和设计的“理想人格”等等，都是一种建立在对人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的理性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变。这种文学精神所蕴含的哲学意味是，认识人的价值、权利、意义，确立人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发扬人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认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意义和价值，等等。它始终在深层制约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意蕴和主题。
其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以“人的发现”“人性解放”“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相统一为基点而展开的是十分复杂的认识层面，在这些不同层面中作家进行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世界的艺术建构，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体现了一种“人本”文学思潮。比如，鲁迅在前期以个性主义和进化论为武器，提倡改造国民精神的观点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有着一种深刻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人本意识和理性精神。而他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和表现，因与对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也具有重要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它共同标识着文学中人的解放的动向和在这一时期达到的范围”周作人提倡以“人间本位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看到的是兽性的泛滥、人性的沧丧，进而把人性的恢复主要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和自我价值的提高。梁实秋以文学要表现永恒的、普遍的“健康”人性而闻名，他用白壁德人文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眼光”看待人生，提出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稍后，从下层社会步入文坛的老舍，不但深切地体验到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看到人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的严酷现实，而且强烈地意识到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正常发展的严重束缚和对人的灵魂的戕害。他因之几乎和鲁迅一样，自觉地去探索中国民族性格的重大问题。不用说，老舍关于人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和出发点了。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数，相互之间明显和微妙的区别更是难以描绘。这说明，现代作家对于中国传统理性的批判并没有导向非理性主义，他们义无反顾的反传统也没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陷入纯理论的思索和“科学”的逻辑实证。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家因对“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对人的发展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理解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面貌，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人本意识在文学中达到的深广度。现代作家们在具体到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发展，什么是真正完美的人生理想和人性，以及什么是达到这种境地的途径时，人们开出的“药方”、提出的方案就迥然不同，对文学需要的理解就出现深刻的分歧和对立。有的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政治、经济地位的获得，有的理解为个性的充分独立，有的理解为美好的人性的复归，有的理解为理想人格的重建。而其途径，有的理解为经由阶级的、民族的群体奋斗，把族类的解放和新生看作人的发展的具体表现；有的理解为精神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有的理解为人格的自我完善等。这样，实践的革命者更多地需要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的教育、激励甚至宣传的需要就显得重要；思想家和启蒙主义者更多的看到文学精神武器的作用，着眼于重建人的道德意识、精神结构方面的需要，以及认识和批判的需要。“纯粹的”美学家艺术家则往往从维护文学独立性和抽象人性的角度，强调文学“本来”“应该”去满足人的何种需要，而不大顾及文学与现实具体人生状况的问题。但是，无论在人的问题上有多少种分歧和冲突，而理性地思考人的问题，思考人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相同点。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中国现代以不同的对人的思考及其结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思潮。这种人本主义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和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延续，一方面则是受西方传统的理性的人本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观点，就会看到它实际是以围绕人与文学的关系而形成的不同文学价值观的冲突。而对于绝大多数作家、理论家来说，在种种不同中，一个相同点是贯穿着一种理性精神，并将文学对“人的发现”视线主要投向对人的理性精神的发扬。中国现代少有西方那种与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家，或者用文学方式演义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如萨特，也少有现代西方那种明确地以“人”为出发点进而研究世界的思路，而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基本上没有大力张扬这种哲学思想的机会，也没有把这种哲学观念推向极端的可能。文学中的“人本”意识的体现，也大致带有这种特点。
中国现代所奠定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模式延续到当代，其具体内容与现代有很大不同，但是其深层的结构并没有根本变化。它在经过曲折后，一直持续到进入“新时期”。新时期前期（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呼唤，文学对人的理性思考，对丧失理性的批判等等，如所谓“伤痕”、“反思”乃至“寻根”，都是对“人本”真实含义的恢复和呼吁，是对人由极端理性化而走向非理性化的鞭挞和反思。它反映的是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对人性的重新发现。这种“发现”仍然是十分理性的，或者说是对人的理性方面的重新认识，它是在一种与政治相关的伦理层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而不是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地位的争论。换句话说，当时关注的还是关于社会政治的问题，是对压抑人的美好精神的政治的抗议而不是文化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列出一大批这一类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对于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还没有提到重要的位置，它的主体还基本属于从世纪初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的人本主义的文学线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社会结构、生活内容和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变化，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但把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推向文学视野的前台，而且使以前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得到了新的价值评估（比如对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的一些作品的重新评价中，实际就包含着对这些作品对人的非理性方面表现的欣赏、肯定和价值定位），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构成了另外一条虽不明晰但同样重要的线索。
文学中的这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是从两个意义上去说的，一个是作家对于人的非理性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作家非理性地表现人生和人性。当然，非理性表现方式既可以表现人的理性方面，也可以表现人的非理性方面；反之，理性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人的理性方面，也可以表现人的非理性方面。
本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非理性的现象的源头同样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本人主义的影响，是通过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意志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克罗齐的表现论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对中国文学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实际影响，形成以强调主观、自我、表现为特点的艺术倾向，不能否认有西方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影响，比如卢梭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人性论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也许还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作用。这也许是中国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较少传统浪漫主义中的“理想”、而多一些愤懑和感伤的原因之一。这种文艺思潮的出现，不仅仅是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而相伴着它们的哲学基础而来。
受这种双重影响，在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中，注重表现人的直觉、体验、感受、情绪、潜意识等等，在方法上则运用象征、变形、心理独白、精神分析等方法。五四时期人性的解放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解放并为其争得地位。在五四时期较为集中的婚姻爱情小说中，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被压抑的人性得到肯定和张扬，许多作品把人的合理正常的生存要求、甚至生理欲望作为人性觉醒的一种体现，把它与反对封建压迫和束缚联系起来。这在创造社的诗歌和“身边小说”中乃至鲁迅等的创作中都有反应。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没有正面表现人的非理性因素却借助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高扬了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的话，那么，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就有着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特别是人的欲望的直接剖示，有着人性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的跌宕摇曳；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以“狂人”的非理性的精神状态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理性的思考的话，那么创造社的“身边小说”就是在对自我的感觉、体验的诉说和愤懑情绪的发泄中渗透着一种非理性意识。五四之后几十年，陆续出现的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学现象，程度不同地都与对人非理性因素的探讨和表现相联系，如精神分析派、新感觉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条奇异的风景线，中国现代那些突破传统思想束缚，向封建理性和禁忌冲击，具有惊世骇俗效果的作品多半与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有关系。
与此相映成趣，中国现代另外一些有特色的作家，主要并不以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为依据或对其进行图解，而是以自己的文化意识、文化背景和人性观念，着眼于对人性的哲理思考，将人的非理性的探讨推向前进，他们重视人的自然生命状态，表现人的感受体验，肯定未经现代物质文明浸染的原始人性等等。就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来说，他们表现了人的非理性却没有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非理性因素作为正常人性来表现，在当时或自然、或生硬地与反封建和人性解放程度不同的联系起来，体现着作者对文学终极价值的追求取向着眼于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人性的“纯思”表现的特点。
到了80年代，中国随着“人的重新发现”，人本意识再次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或者说其背后有着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作用。这种对人的新的认识，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最初是源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尔后对它的真正的肯定并把它推向一个重要的位置，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及其引起的整个社会意识的变化。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和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再度传播，非理性的思潮逐渐占了重要的地位。
非理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得到真正的重新崛起，也许可以把源头追溯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引起反响和争议。张贤亮这些作品在表现人的理性受到压抑、畸变扭曲之时，人的非理性的方面仍在曲折然而顽强地表现，它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能、人的生命力的自然合理地显示。他的作品中对人的性意识的揭示，对人的饥饿状态的描写及其引起的心理活动的刻画，堪称对人的非理性描写的极致。虽然，作者细腻地铺张地对性意识的描写和对性心理同样深入的揭示，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争议，但是，作者当时基本是以一种理性精神正面表现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这一点上是适度的。这个特点反映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准则问题，而是透出了作家重新思考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一些信息，也是当时人们对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理解和认识所达到的程度的标志。
这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实力的作家向一定方向靠近的趋势，如王安忆、刘恒、莫言、铁凝、苏童等等，他们的作品不能说是主要对人的非理性的因素的表现，但是，非理性因素却成为他们特别重视的一个极重要方面，或者说在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的表现中，把人的非理性的受压抑和复苏与人性的探讨结合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一些极端的作品，则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人的生物本能提高到人的本体地位之嫌。与之不同，另外一些作家，如先锋小说作者，则不仅有着较明确的哲学理念的支配，以之对人性进行探讨，或者表现人的非理性，而且，他们的表现方式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的倾向。这种文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时期文学意蕴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征。
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并与世界“接轨”的是张艺谋导演的、由文学作品改编的一批电影，如他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摇阿摇，摇到外婆桥》等等。他用将文学作品改变成电影的方式把中国文艺中的非理性倾向推向一个高度。张艺谋的成功，就作品的意蕴方面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得力于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张扬，或者是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突出人的非理性的方面。张的电影在选择角度上和艺术处理上，看重的都是人性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中非理性因素对于事件、情节或人性深度发掘的推进所具有的功能，或者是人性中的非理性的膨胀所导致的不同的结局。换句话说，他揭示人性的深度是以非理性为其主要向度的，他因对人性的拷问而使观众心灵震颤的奥秘在于他敢于触及禁忌、表现越轨行为，并把它们解释为一种勇敢的对假恶丑的反叛，一种人性的解放，一种能够激起某种同情然而又带刺激性的义举，如《红高粱》《菊豆》。他的电影具有相当多的观众，因为他对非理性方面的大胆的展示，能给人一种只有借助于特定的艺术形式而不能在现实中获得的解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作品中人物的非理性展露与接受者的非理性的放纵有着对应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影响很大、而且争议很大的王朔的小说，似乎也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王朔得力于对变动着的人的心理的及时把握，对社会转型期文学功能的一种敏感，对人的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及时适应。他比别人更直观地意识到，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世俗文化，在中国有着现实的基础和深厚的传统，它代表着为数不少的人的心态和精神需要。基于这种敏感，王朔的创作起初以玩世不恭略带反抗情绪的意识对于“主流”文化进行冲击，此后则有了强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现实基础和深层动因而形成迅猛的发展势头。王朔及时揣摩和把握的心理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市民的世俗心态，或者说是社会普遍心理的市民化、世俗化倾向。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人的非理性的张扬，就是非理性地去看待社会和体验、享受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创作确可称为一种文化“现象”。问题也许不在于王朔作品中的这些人有无“真实性”，而在于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态度，不在于它们是不是中国现实的“人生”状态对人性的表现，而在于作者欣赏的是怎样的人生态度和张扬人性中的什么？这里既涉及到人生价值观，同样也涉及到文学价值观。如果认为中国现在与十几年、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人生状态、心理需求一样，仍然是理性对人性的束缚而不是非理性的放纵，是道德的桎梏而不是道德的淡化，是缺少“宽容”而不是容忍罪恶，那么“逃避崇高”、游戏人生就真的具有某种反传统、反封建、反精神控制的积极意义。然而，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历史转型期的文化精神中，既存在着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同时也带来人欲横流，人性中“恶”的膨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而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正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作用，一方面需要对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进行肯定和表现，另一方面对于历史进程中的并不利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精神现象进行批判、鞭挞。据哲学研究者说：“道德状况的恶化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使得永生观念必然被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所取代。而‘丧失永生的思想，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败和死亡’。同样，市场经济也妨碍着人的‘积极自由’市场经济的交换行为，使人们必然按照外在尺度来塑造自己。‘上帝已死’也使得‘神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世俗化倾向给‘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大批没有任何信仰的人’”[⑨]。而一些文学作品却不无欣赏地把这样的人所体现的人生精神当作时代的精神，为这样的人生争得“话语权力”。
关于人本主义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似乎也不能回避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笔者浅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一种“人文”精神的存在，而在于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精神，“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与“人文精神的苦萎，终极关怀的泯灭”是互为表里、有着因果关系的，它的实质就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失衡，是极端理性化后的极端非理性化，是人的理性的“侏儒化”与动物性的放纵。我以为，人文精神的提倡就是提倡一种具有新的涵义的理性精神，就是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的重新思考估价，包含着对现实中的无是非观和相对主义的反抗，对躲避崇高的心态的反抗，它反映了对人的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的焦虑；同时它含有以形而上的哲里思考对抗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世俗意识和“科学真理论”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本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思潮中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失衡的又一次突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个问题探讨的深入，或许正需要在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上有新的共识。
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西方非理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某些作家对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其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后者则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心理的作用下，采取了放纵和欣赏的态度。后者还得力于世俗精神的盛行和享乐主义的精神需要。当前的非理性演化为非理性主义倾向，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引起意识形态相应剧变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刺激人的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文明与愚昧冲突、禁忌与越轨较量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受到挑战的时代，是一个容易丧失理性而放纵非理性的时代。这种背景容易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膨胀提供机会。而且这似乎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的巨大变革还在继续，非理性的因素仍然有着重要的表现机会。这种情景下文学对人的非理性所采取的态度及其效果，它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注释：
①《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②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④胡适：《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⑤瞿世英：《小说的研究》，1922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
⑥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⑦高清海：《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新华文摘》1995年10期。
⑧⑨何中华：《回到自身：世纪之交的哲学重建》，《新华文摘》199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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