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要点论文,战略论文,结构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至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中大致有5年的两位数增长趋势，不出现大的意外，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8000～10000美元，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区间。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未来十年，是由赶超转向均衡增长的发展关键期，也是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期，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挑战和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奋进，体制转型、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国际化等因素推动下，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正在逐年衰减；长期经济赶超积累的诸多老问题和发展中的一些新矛盾，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宏观管理能力构成了较大的挑战，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潜在隐忧更加凸显，随着全球经济大调整而来的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约束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重大挑战，从自身内部来看源自非均衡的赶超型增长结构和与之相配套的发展模式和机制。经济社会结构如不能在此期间做好调整，发展模式不能转型，经济增长就将受到“停滞”的挑战，可持续是困难的。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机制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已经从现实经济的矛盾中扑面而来。
只有改变赶超型的非均衡经济增长结构，逐步形成内生的经济发展机制，实施适应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以空间再配置为基点的“结构均衡增长”，才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在下一个30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人均GDP超10000美元可持续发展的较发达国家行列，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调整过程或将是长期的，但战略转向的启动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已是时不我待。
一、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重大挑战
（一）2012年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进行国家分类标准的计算，依据动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球各国或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又可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按2009年的最新标准，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976～385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3856～1190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人均国民收入≥1190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在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0美元，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761美元的标准，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1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接近了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世界银行每年都根据该行对各国贷款项目评估和全球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调整国家分组的标准，因而各分组的“人均国民收入”衡量标准每年都会有变化。为了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我们可以基于世界银行相关国家和中国1987—2008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21年来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以进一步估计出中国跨越中高收入区间下限的大致时间。①
计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平均增长率为3.32％，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66％。再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推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2012年为4390美元，中国为4570美元，届时中国将跨越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如果做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假定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9％和8％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分别为4502、4461和4420美元，都会超过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只有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7.2％、或中高收入国家出现异常增长的情况下，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的时间才会有所延迟。
（二）国际视野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最初提出。其含义是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或中等偏上收入区间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一般都会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如何协调好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可持续方式保持较长期有效率的高速增长。由于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前所运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政府干预在新的政治经济动态条件下是不能被简单重复运用的，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调整发展战略，来应对工业化扩张和经济高增长所累积的长期供需不平衡、增长结构失调、环境污染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他新矛盾。二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垄断、寻租、腐败以及过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都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甚至危及政权，国际新兴工业国家此类的教训可以说屡见不鲜。三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制定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时，要清楚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潜在危害发生，管理好高增长可能带来的脆弱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及各类危机，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或是驻足不前、无所作为，或是过度恐惧而错失发展良机。四是如何协调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干预似乎是一个常态，尤其在东亚实现增长奇迹中政府的角色更为突出，许多后进国家都比较成功地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等达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目的。② 但其负面影响也很突出，“父爱主义”观念下的政府积极干预、动员、补贴、担保和救援等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民众产生政府是无所不能的错觉，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长此以往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缺乏竞争和创新能力，缺乏自我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因此难以为继。③
在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自不必说，其余似乎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完成了从中等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真正实现了经济追赶。但亚洲“四小龙”相对经济规模都比较小，其经验对于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来说并不具有可以完全照搬的借鉴意义。后发的大国如拉美国家虽然在二战后不长时间内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区间，但此后却难以为继，人均GDP长期在3000～8000美元之间徘徊，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实现向10000美元的冲刺和跨越。实际上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成了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一种宿命的“魔咒”了。中国正在逐步进入这一区域，离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诸多挑战却已经开始显现。
（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和机遇
随着2008年9月以后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变成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并向实体经济逐步蔓延，世界各国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
从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以服务业技术创新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浪潮“创造性破坏”的反映。④ 和最近一二十年来危机发生在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这次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是美国近30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服务业扩张的“负债增长—技术创新”周期的阶段性重大调整。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可能是在孕育新一轮的全球创新革命和经济竞赛周期。世界经济很可能从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新能源、低消耗的服务业技术创新、低碳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并很可能导致各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分野。在此历史大机遇的激烈竞赛前，如能抢占先机，就可能成为明日赢家，若错失良机，就可能被列强远远抛在后面。
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会出现一个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早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即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真正进入再平衡的调整则是在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危机“迫使”一个本来早该进行的调整过程成为现实。再平衡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方式的扬弃，甚至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需要制度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都来重新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再平衡是相当困难、耗费时日的。并且，这样一种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短期内还会导致增长速度的放缓。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持续下去，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其产出的应有增长。对于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可能是巨大的，但亦可能具有转折性意义。
二、结构性失衡及国家战略调整要点
从中国现实来看，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长期推行国家干预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结果：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质量欠佳；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国际冲击带来不稳定和风险。
2008年9月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中国经济内外环境一度变得极为严峻，经济增长率急速下滑，民工回乡潮、大学生就业难等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压力。保增长、扩内需、促民生、求稳定成为宏观政策之急。政府为此迅速进行了流动性支持、税收扶持、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产业振兴计划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使得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但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目标下，先前既定的结构调整设想或许不得不暂时退居二线，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一些体制性矛盾冲突激化、长期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国际冲击加剧等引发的社会经济压力等，仍会不断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为此，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际，就应启动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大调整过程。其调整方向，是要矫正赶超干预下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机制，转向一个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空间再配置”，以此推动结构均衡化的增长。基于中国经济的现实特征和种种挑战，我们研究的经济结构调整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结构与就业调整，而是更多地包含了与内需、外需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贸易—金融结构，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结构，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技术进步路径，资源和能源等低碳经济问题。
（一）以“空间再配置”作为战略调整的着眼点
应当以空间再配置作为新一轮发展周期战略调整的着眼点，来促使经济增长由结构性失衡转向均衡增长。“空间再配置”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市场重心由国际市场（外需）转向国内市场（内需）。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国际大市场在平衡中国国内资源、商品供需矛盾中的巨大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估，对外开放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但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的对外开放亦累积了较大的负面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面临着贸易摩擦加剧、贸易顺差激增、人民币升值、货币供应量被动增长、投机性资本涌动及与之相关的国内资产价格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等重大外部冲击，直接挑战长期以来以沿海引资、加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型发展方式。2008年9月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中国进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均遭重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脆弱性在危机面前已经表露无遗。从国际经验看，目前主要经济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最多不超过25％，而中国却达到了70％，尽管其中有发展阶段、国内就业和需求等方面的原因，但如此巨大的悬殊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持续的。促使市场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换，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举，形成一个建立在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融合周边经济体的泛东亚经济贸易圈、太平洋经济贸易圈，不仅是中国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内外需不平衡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二，要素由沿海向中西部流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沿海地区启动，近30年来全国的资金、劳动力、人才技术、资源以及国际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也因此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这一点倒是与美国当年的工业化历程十分相像，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关税保护等政策干预⑤，使得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⑥ 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西部、南部开发的某些经验，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举措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中西部的经济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这些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服务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引导国内外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向中西部流动。要特别注意这些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处中国的水源上游，不宜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其三，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市群落发展。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超过GDP相当时期的发达国家和现在可比的任何国家水平，但城市化则系统地低于可比的同类国家水平，提升空间集聚水平，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以此带动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的余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社会和生态的空间平衡成为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会有效地约束中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十一五”规划已经为空间平衡、结构和机制转换奠定了基础，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服务业提升，创新投入和生态资源指标都旨在通过目标牵引来转变发展模式。由于强烈的外部冲击，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这迫使我们在下一步要加大发展模式的转换力度，以城市空间集聚和产业结构优化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空间再配置特别是城市空间集聚度的提高，可以继工业化后进一步推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业工人逐步从打工的流动人口向市民转变，而随着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新的就业。服务业与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因此以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再配置可以纠正工业和服务业失衡。而人口的市民化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投资消费失衡和重振内需，因此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是结构失衡转向均衡的重要战略步骤。
（二）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作为结构均衡化的调整机制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积极发挥市场基础配置资源作用仍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很多层次的体制矛盾也突出出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始终没有理顺，要素价格扭曲，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激励了低成本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而行业准入和垄断问题也困扰着市场机制的发挥，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而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碎片化”也非常严重，导致了地方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扩大，并影响着要素的流动。但随着危机后经济的复苏，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政府从反危机中渐进退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
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最为重要方面是加快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很大的转型力度，只有政府转型成功才能理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摩擦，也才能满足人民日益需要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未理顺，管理职能转变也是走一步退两步。尽管政府需要转变目标，但囿于现有财税体制，又不得不搞经济建设、进行各种各样的融资活动以满足日益提高的社会福利目标。因此，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规划，逐步通过财税等改革激励政府转型。
（三）以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
从全球的发展经验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除经济社会中的很多不平衡因素，才能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人们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诉求在提高，城市化加快了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体现为大量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却体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样一种局面，易于引发经济社会的动荡甚至危机。因此，以本轮危机为契机，大力推进各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分享型增长、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将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工作方向。
（四）以中国与世界互动作为内外需均衡发展的基准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崛起，越来越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格局，中国与国际互动成为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的全球化步伐在加快，与全球的互动在增强。这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还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安全、资源利用等诸多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中国因素的国际影响会日益凸显。事实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使得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36％，上升到2009年的46％，上升了10个百分点；到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50％以上。而这些变化都应该也必将逐步反映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变革中。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美元的特殊地位可以看做是本轮次贷危机以及过去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因此，如何改变美元特殊地位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容。目前对于超主权货币如SDR的倡议，以及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用非美元来结算石油贸易（向石油美元挑战）等，都意味着美元地位的相对削弱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低碳金融也有可能正式登场，成为货币体系中的又一交易品种，更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标的物。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结算、资本项下可兑换、区域货币合作、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IMF改革等都是中国需要推进的议题。
（五）以低碳经济作为调整人与自然均衡的新契机
气候变暖问题以及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地球村落中一国发展绕不开的主题。从全球范围而言，世界经济应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态文明转型；就中国而言，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内部（如欧洲与美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难以达成全面共识，但是有一点必须认清，低碳经济逐步成为一种共识性发展趋势。从制度安排、治理架构以及民间运动等各个方面，都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问题。
低碳经济以及相关的节能减排设备与技术的出口，将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的增长点。低碳经济，对于那些有着能源比较优势的国家，特别是能够生产低碳能源的优势（这在以前并不受重视），将会成为高度竞争的全球化市场上新的比较优势。而较早倡议节能减排的欧洲，在相关技术设备出口方面也将享有优势，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相对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比较优势往往是高能耗低劳动力成本，那么，面临低碳经济条件下的碳关税，将是一个较大的限制，会提高出口成本，影响贸易收益。但是从长期看，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这个资源严重短缺、高投入、环境污染严重的发展中大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能以此为契机，改变工业化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启新能源革命和消费革命，或许绿色约束反而会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新增长机制
现代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自然以及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国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包含着结构、机制、福利激励从非均衡向均衡的帕累托动态改进过程。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速度。⑦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
结构失衡就是源于这种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经济规模扩张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已经证实，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但是其可持续性一定会受到挑战，赶超的结构失衡会累积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进入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结构失衡推动的规模增长效率就会快速递减，非均衡增长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只能使原有的问题不断累积加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不仅增长出现问题，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而且风险会越来越大。
与大量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本质上也是其长期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中国当前仍存在着结构转变的规模收益递增条件，政府干预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条件存在，因此调整结构的任务就会在短期影响增长速度和效益。在存在着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转型就是必须的。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后，战略根本性转型会越来越显紧迫。只有消除结构性失衡才能逐步进入均衡增长，而结构均衡化转变又依赖于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必须更广泛地探讨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宏观稳定、内外关系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改善，寻找赶超与均衡发展结合路径，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依据新发展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和约束，逐步将经济增长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一）中国已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机制
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近年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可在理论上将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归纳为：
①增长导向的发展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大规模的就业问题，社会福利才能提高，因此政府和企业的目标函数具有高度一致性，即规模性的快速扩张（GDP的高增长）。
②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具有低成本、高投入、低效率、高代价的特征。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本身在发育过程中，要素市场化滞后于商品市场化，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资本、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具有政府干预因素，政府为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控制生产要素投入价格，使得土地、劳动力、投资品保持较低的投入成本；同时垄断金融资源，优先为国有企业及具有增长机会的民营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实施高投入，其结果必然是低效率，以及高能耗、高污染的不断积累，因此代价十分巨大。
③全球配置、“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由于中国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工业化虽然有一定基础，但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供需矛盾一直比较严重，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供给不足，随着其后的经济发展，供给能力迅速上升，国内需求开始出现不足；在要素禀赋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劳动力丰富且成本极其低下；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和金融业发育不足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特别在改革启动之初，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极其稀少，外汇极其短缺），因此通过对外开放进行全球配置，鼓励国际生产性资本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最大限度地把国内低价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和国际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结合起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资源和市场三大问题就成为必然。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推进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性模仿机制的获得，诱导和激活国内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保证了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我消化更新，因而使得经济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④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干预。体现在：第一，党管人事，为动员控制全国经济资源并集中使用提供了体制性保障。第二，激励性和歧视性制度供给。如与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合的固定汇率政策和结售汇制度，1994年汇率贬值激励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自1994年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通过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退税激励企业出口，199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危机后实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在货币创造方面持续保持了
／GDP超过1.6的高比例，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宽松的货币条件。而户籍管理制度，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国有非国有政策支持上的差异，大企业垄断，资本控制下单向的FDI流入便利化、贸易管制逐步放松背景下进出口并重但更强调出口便利化等等，都是非平衡赶超背景下歧视性经济管理政策的具体体现。第三，数量型手段为主的宏观反周期调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中，基本以数量型手段为主（如银行准备金调整、信贷配给、资本市场额度控制等）、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为辅。在市场化初期价格机制不敏感情况下，这种干预方式往往目标明确，见效比较快。
由于上述四位一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比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驱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了全球总量第二位的水平。许多方面的数量扩张都非常惊人，钢、铝等大量重化工和家用电器等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外汇储备达2.5万亿美元，规模性扩张已经到达了极限，增长的代价巨大，资源、社会等多方面已经难以承受，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更加紧迫。
（二）城市化加速发展带来的转变
随着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政府行为与城市化高度相关。在城市化低水平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剩余，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的长期安排，包括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性质，这有别于低城市化条件下的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9％，政府集中所有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64％，2006年城市化比例提高到了44.9％，经济建设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年超过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的20％多，中国财政支出体系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就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预计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未来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直到预计的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0％（以现在每年1.22个点的增加速度），城市化才进入平稳期。
从路径看，工业化是资源扭曲进行赶超最有利的时期，而城市化则是从工业化赶超型结构失衡转向结构均衡的关键路径。城市化模式选择好了，则随着城市化发展，资源的良性集聚和规模效益激励下的创新加速，会带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均迈向新台阶，消费比重、服务业比重、内需水平都会得到提高，这一点在国际发展经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而城市化中的政策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市民社会建立，新的公共财政和税收体系的完善，城市功能的发挥等，都与政府转型密不可分。由于赶超阶段中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具有惯性，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在城市化发展中又没有成功转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在此阶段政府仍然过度集中资源并主导增长机制，导致了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的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财政或货币性的危机，甚至企业破产，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转换机制和政策激励已经是时不我待。
（三）新发展周期的新发展模式和机制
麦迪逊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了四条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以及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开放）。⑧ 世界银行对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提出了三个转变建议：首先是多样化趋势的减缓，之后出现逆转，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生产和就业方面将更加专业化，开始注重质量提升；其次是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越来越重要；最后是教育体系从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转向使他们适应新技术，为今后能够生产新产品做好准备。⑨ 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会得出在既有增长路径上的规模收益开始递减、低成本竞争难以为继之时，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持续的人力资本改进，就难以完成持续的增长。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新发展周期的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①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政府和企业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过去重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升，以“人均绿色GDP”作为核心目标，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②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型增长方式。政府在公共支出上应当从注重“对物的投入”转向注重“对人的投入”，这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在制度上应营造更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程度，获得因创新而带来就业创造的“资本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③城市化带动下的资源空间再配置和规模收益。应当在全国大局上通盘考虑，通过资源的空间调整，推动新型城市化和服务业创新来扩大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同时稳定制造成本和结构升级优化来提高可贸易工业品部门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向中西部流动来提高这些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消除短期的不利影响，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总体上的规模报酬。
④注重增长结构的总量平衡关系。如总供给总需求平衡，货币增长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大致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的平衡等等。
⑤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府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高比例的公司（柬埔寨56％，印度尼西亚41％，菲律宾35％，中国27％）都认为资源配置功能扭曲是影响它们商业经营的主要的或严重的障碍之一。东亚模式这种有组织的资源配置功能扭曲对经济增长有其激励效应，也造成危害。逐步消除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扭曲，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激励创新是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也是政府转型的逻辑基础。
在我们设想的经济新发展模式中，城市化的“空间资源集聚”是新发展周期结构均衡化和转向新增长机制的关键，它包含的“规模效应”表现在：一是推动教育、研发和技术创新，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二是提高消费率。由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其消费率也会较快地提高，既均衡赶超时期的投资率过高，也会均衡社会体系。三是扩大就业。城市集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四是节约资源。合理的城市化节约了土地等资源，对生态是一种平衡。但是城市化有好的城市化，也有坏的城市化，其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选择好模式，不但获得不了规模收益，还会更严重地扭曲经济结构，如拉美的过度城市化、人口漂移和贫民窟、福利赶超等诸多问题。我们也应当避免西欧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后治理、高度集中化导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国城市低密度无序扩张的蔓延模式，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源、土地、环境和人口约束下，选择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集聚度和地区均衡程度，逐步矫正结构失衡，才能从赶超增长变成可持续发展。
四、基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两大动力的未来发展情景模拟
为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一个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在此节引入情景模拟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自然（能源和环境）约束，以及城市化、技术进步两大动力，对中国2030年之前的发展前景作一个估测。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景模拟
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经过多年的研究分析，大体稳定在Y＝A＋0.6K＋0.4L这一比例上。⑩ 一般而言，在一个大的发展条件和阶段背景下，生产函数的系数比例是相对稳定的，中国现仍处在大规模投资的城市化过程中，因此生产函数的资本与劳动比例系数在今后很长时期仍可假定为这一比例。在传统总量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环境的投入影响，但我们可以在考虑治理碳排放和污染对增长的负贡献后进行测算，以得出考虑自然约束成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按照我们的计算，中国1978—2008年资本增长10.6％，劳动力增长2.2％，技术进步维持在3.3％，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保持在10.5％，与中国年均实际增长率大体是吻合的，特别是技术进步方面比欧、美主要经济体的1％和1.2％的水平高得多。这与体制转轨、结构转变和“干中学”机制等三方面因素高度相关联，也与弱环境约束相关：（1）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推动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根本机制，激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随着改革因素逐步常规化（如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它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增量正在下降。（2）结构变革。首先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其后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近年来结构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已经由工业化转变为空间要素的再配置，即城市化。（3）技术进步。开放激励了大量技术引进和“干中学”，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其效应会随着一国技术进步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距离拉近而下降。从分阶段看，新世纪前的技术进步快，资本投入增长慢，而新世纪后技术进步速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靠资本投入的增长。（4）中国的增长率也受益于无环境约束。估算表明在改革启动的1978年，无环境约束的排放贡献了1.59百分点，能耗贡献0.88个点，加起来两者对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47个百分点，到新世纪这一代价下降了些，但仍达到1.8个百分点。这几方面贡献因素是中国赶超速度的重要来源，而相应的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的资本供给和劳动力持续供给也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依据上述结构模式是否可持续，需如何调整，可通过一个要素投入的基准模型来分析预测。其基本假定如下：
（1）技术进步。在此模型基准中，始终将技术进步水平保持在较高的位置，技术进步因素能否继续保持2％以上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为获得可持续增长动力，随着制度变革、干中学、工业化的潜力下降，就要求空间结构转变和人力资本贡献的作用上升。而仅仅靠内生增长的技术进步一般为1％～1.5％，中国到2015年以前，城市化和国际化提升都将直接促进技术进步水平，这一期间保持技术进步水平在3％；2015～2020年前仍有空间资源再配置的因素，城市化推动技术进步性收益，设定在2.7％左右；2020年后主要靠提高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设定在2.2％的水平。
（2）劳动力投入。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是决定未来发展较为重要的因素，预计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下降，2017年后下降较为明显，人口红利的顶峰期自此结束。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趋势将会有所改变，2015年劳动年龄峰值人口为10.2亿人（第一次峰值），劳动力总供给估算为7.9亿，而后会逐步下降，其增长率转为负值。
（3）资本投入。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城市化变动，未来资本投入也将出现变化，从目前增速逐步下降到8％。
（4）假定资本与人口的产出系数不变，即资本系数为0.6，劳动系数为0.4。
（5）自然约束。中国经济过去因为环境和能耗的负影响不计入，因此使得每年多增长近2个百分点。依据全球和中国规划的责任，要逐步压缩，这会使得每年最少要减少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通过这种行为，到2021年后压缩1个百分点就对经济增长率构成净损耗了。
在上述假定下，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增长结构（百分点）如下。
2010—2015年：资本投入比2000—2009年年均增长12.6％略低（设为12％，对增长的贡献为12×0.6＝7.2），劳动力增长为0.8％（对增长的贡献为0.8×0.4＝0.32），技术进步仍然是3％，则经济增长速度为7.2＋0.32＋3＝10.52（％）。在扣抵1个百分点的能源与环境负影响后，潜在增长率降至9.5％。
2016—2020年：劳动力进入负增长，资本供给逐步回到年均10％的水平，则2015—20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回到8.3，减去能源与环境保护1个百分点的负贡献，潜在增长率降至7.3％。但这里有一个强假设就是技术进步水平保持在2.7％。
2021—2030年：发达国家的纯内生技术进步水平一般保持1.5％以内，而国际上估计中国的相应水平要稍高些（能保持2.2％），加上考虑人口转变对储蓄的影响，我们设定资本供给保持在年均8％的增长，抵扣能源与环境保护损耗1个百分点，则2020年后经济潜在增长会下降到5.8％。那时人均GDP将达到10000美元，再经过10年5％左右的增长，中国就能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一个持续均衡增长的体系中。
（二）城市化推动结构演化
中国达到上面的图景需要两大结构性动力因素的推动，即空间结构再配置的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引致的产业现代化，并配合增长的分享激励、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要素配置机制的完善。中国仍处在供给结构推动结构演进时期，供给结构决定了报酬结构和消费结构。目前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结构的战略调整应放在城市化推动下要素的空间再配置，以推进结构均衡化过程。
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11) 我们课题组用城市化的Logistic函数以1800年为基期对1978—2007年分析得出中国的城市化模型(12)，其城市化增长速度为0.04357，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0.01729）。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约在2013年左右）中国将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这一期间的城市化增长率约为1.1％，城市化率则在47.9％～55.4％之间，此后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到2015年为52.3％，2020年为57.7％，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67.8％。要完成2030年67.8％的城市化水平，按照2008年中国45％的城市化率基数，今后每年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近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目前的城市化势头保持不变，中国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到68％左右还是有可能的，但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很大的比例，且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的影响，68％可能是中国未来20年城市化发展的顶部，此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城市化水平将维持在68％左右，逐步缓慢提高了。
城市化推动需求结构的调整。城市化演进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土地城市化的投资驱动阶段，投资率较高；二是人口市民化阶段，随着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人们除了使用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外，开始真正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服务，其生活的稳定安全性由社会提供。依据先行国家的发展规律，城市化和投资呈“倒U”字型，城市化和消费率呈“U”型趋势，世界银行中上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的重大转折点均在67％左右，即随着城市化率达到67％之上，之前阶段消费率向下波动趋势开始反转，城市化对消费率起正相关作用。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仍处于拉升阶段，有着明显的投资驱动特征，由于政府干预因素，经济还处于牺牲当期福利以实现“资本积累”的阶段，消费率从1970年代的70％一直下降至2007年的47％。随着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2008年回升至50％，随着下一阶段城市化的加速，在2015—2017年间城市化就会带动消费的自动矫正，需求结构依靠城市化进程而获得自发调整。
中国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与国际中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但有着明显的系统低估，这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和城市化政策相关联，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50％左右，是世界上最高比例的国家。而在城市化政策上一直是滞后的，推进城市化进程较慢，并且存在着户籍制度，城市化推进也是土地城市化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中国1992年土地从无价变有价，土地城市化过程开始推进，1997年中国启动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才根本上创造了城市化良性运转的条件，2010年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社保的全覆盖式发展，会积极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市民化。因此如果从土地城市化可容纳人口的角度看，中国城市化率可能是低估了，而从人口市民化的角度看是高估了——以现有的发展趋势看，未来二者的差距会缩小，到2015—2017年的高速城市化阶段之后，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人口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市民化。随着这一过程加速，城市市民的消费将直接提升消费率。
城市化将直接推动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从全球的城市发展的轨迹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高度相关。各国由于城市化模式选择不同，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有些差异，一般弹性为1％，但大体趋势是一致的，即城市化必然导致服务业发展。中国的这一弹性较低（为0.755％），可以计算出到2015年城市化率达到52％后，服务业就业为40％，工业就业稳定在25％，仍有35％的人要在农村就业，这与产出比例极不对称——农业产出占GDP不到10％，农业部门就业是无需如此众多劳动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必然的道路，提高城市服务业就业弹性，加大服务业吸收劳动力的潜力，是重要的就业结构调整方向。
本课题组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各城市工业占GDP的比重与其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说明各城市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城市工业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而服务业才是关键。对决定中国城市服务业就业水平的估计进一步表明，三个变量与它构成正相关：①中国各城市人口密度。其影响系数为0.0012，即城市每平方公里多增加100个人，则城市化服务业产值占的比重就增加0.12个百分点。②中国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其影响系数值为9.546，即当城市人均年GDP增长率提升1个百分点，则城市化服务业产值占的比重就增加0.0956个百分点。③中国各城市人口规模。但该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城市服务业就业的两个负面影响变量为：①中国各城市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其系数为－0.0267，即城市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市化服务业产值占的比重就减小0.0267个百分点。②中国各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其系数为－0.8808，即城市的工业产值占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市化服务业产值占的比重就减小0.8808个百分点。
可见，中国下一步推进城市化来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就是合理提升城市化密度，抑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升，改变偏向工业化推动的政策取向，加速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服务业与城市化有着同步特性，则2015年服务业比重提升到50％，这样农村劳动就业者比重就会下降到25％，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就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服务业发展才能提高劳动报酬，改变现有的收入报酬结构，更好地推进全面小康的建设。
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构成正、负影响。对中国现有城市化和产业竞争力的计量分析证实，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工业竞争力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这正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原因）。由于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溢出效应，因此其集聚效应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但是，城市成本的过快上升，则对产业竞争力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住、交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生存环境恶化等外部成本一定会上升，为此还需要付出巨额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环境治理成本。就中国目前阶段而言，测算表明城市工资成本对工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其系数为－0.0031）要小于对服务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其系数为－0.0078）；城市住房成本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尚不很明显，但对服务竞争力却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其系数为－0.0059）。由此可知，服务业发展受到城市化外部成本影响比工业发展受到的影响更大。所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支撑点在于产业竞争力特别是服务业竞争力的维持(13)，而它又取决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取决于合理的相对价格结构。
（三）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现代化
长达30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大体上在30％左右。未来的增长更要靠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服务业的创新，才能提升产业的现代化。
分阶段看，改革开放早期的1979—1989年，劳动者、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激励，农业和轻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特别是农村部门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农村部门的技术进步十分明显。(14) 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崛起对轻工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改革和工业化的进展推动城市改革，完成了对传统重工业畸形结构的调整，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有重要的贡献（约30％），90年代中期以后下降到17％。(15) 在技术来源上，一是原有存量的工业技术的转移，如重工、军工企业的技术转移；二是开放后技术引进，如彩电、冰箱、录音机、大众轿车生产线等的引进，耐用消费品产能迅速提高，当然技术进步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体制改革提高了利用资源的制度效率，企业在要素组织和技术进步模式上逐步成为“标准企业”，形成了一个具有“干中学”加速度的学习曲线(16)。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技术转移，“干中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强化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加快，提高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得中国从9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出口导向的大国，在开放中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新世纪以来“干中学”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但其效率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在逐步递减。
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空间要素集聚推动技术进步和高增长的时代。除了结构收益增长外，随着城市化快速提升阶段完成，要保持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很不容易的，因而自主创新成为未来关键。这不仅需要促进城市规模聚集，提高教育、科研、信息等的投入来推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加大产权保护，放松管制，直接在税收上激励R&D，提升资本市场激励作用，才能有效地完成从“干中学”机制向“自主创新”机制的转变，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依据我们的预测情景，应逐步提高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比重，从2010—2015年的31％贡献率，提升到2016—2020年的37％，再到2021—2030年的38％（略低于欧美国家的40％以上的贡献率），保持一个稳定的创新水平，并最终形成自主创新体系，才能推动中国的产业现代化发展。
五、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政策选择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期，是和谐社会建立的关键期，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攻坚期。从规模、开放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都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方面。中国应继续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加快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稳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体系。
（一）以潜在增长率为基准，稳速增效，均衡发展
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该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基准，稳速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留有余地，在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将发展的目标转向提高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规划的计划增长速度，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增长在“十二五”期间逐步转向调整结构，加快市民城市化的步伐，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9％）；“十三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可以降低到7％的水平，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实经济增长率可在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也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潜在经济增长区间，也可称为目标增长区间。我们计算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4％，相对的增长率区间为7％～9.5％，经济增长超过10％通常会引起5％以上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超两位数的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超过5％的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经济赶超目标迫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难以进行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和友好环境的建立，更难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效益型。应当要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把“好”字放在第一位。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面临着非常多不确定因素的扰动，如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国际热钱和资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汇率、资源公共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方面会减低经济结构扭曲，但同时会产生价格上涨压力。随着成本正常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如果不能提高效率，只能通过价格转移就会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等。新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上看是一个偏向于资产和物价上涨的趋势格局，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低到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水平7.5％，为价格机制调整和改革留有余地，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效益，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意提高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从供给角度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应从主要依靠投资规模扩张以及廉价劳动力，转变为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不是一切，但长期而言几乎就是一切。因为劳动生产率是内生增长可持续的源泉，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合理提高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度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以及国际化推动下的工业化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但也是中国经济粗放发展的动力来源。不顾资源、环境和人口等的约束，从乡镇到县市均积极开展了城市化运动。在不合理的利益驱动下，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房地产价格上升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房价收入比在不断加大。城市化过程拉动土地成本、房地产价格、公共福利、基建等成本快速攀升，导致了中国经济成本的上涨，而户籍制度、区域化社保、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阻止了人口的城市化，城市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影响着产业竞争力。土地资本化的超速增长直接打破人、社会与自然的平衡，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和失地农民问题引起的社会冲突等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十一五”针对城市化与环境等问题采取了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规划，取得了初步效果，应继续强化执行。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拉升期间，其增速要在2017年后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减慢过程。城市化率在30％～50％属于“遍地开花”式的城市化，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邻近城市来进行城市化；城市化率超过50％后，城市人口会向大城市集中，这一时期是城市化模式选择的重要时期。应抓住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的关键时期，加速人口的城市化步伐。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依托城市化逐步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保体系，而不是画地为牢的社会保障。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一个广覆盖、可转换的基本社保体系，才能提升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才能提升空间集聚效率，才能获取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支出等的规模经济，从而有效地改变原有的土地利用模式，降低土地资源压力。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高度相关，更与城市化规模、人口密度等集聚程度直接相关，而调整服务业和工业结构关键在于增加空间集聚。只有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合理提升空间的集聚度，才能根本上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真正激活并不断深化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三）技术创新，制度激励，推进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现代化
中国工业化率常年保持在近50％，是典型的高资源投入驱动的工业化。而服务业水平一直较低，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不高。在大规模城市化的带动下，中国工业产能急剧扩大，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体系的健康。中国产业演进一直难以有序进行，有战略和禀赋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演进机制出现了问题，无法合理推动产业升级。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的同时，工业现代化水平却不高。从工业现代化衡量指标看，计算出中国工业的效率、技术研发投入、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多指标综合值，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只达到一半。服务业和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就更低了。
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竞争成本正常化，土地、环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都会较快增长。而只有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从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涨因素，维持中国的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合理演进产业。
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特别是能让资金有效配置到技术创新领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进产业演进和现代化。技术创新活动不能仅限于工业，而应更广泛地包括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尽管有赖于国家的税收补贴等激励，但更有效的激励应来自于资本市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架构仍不完善，配置功能没能发挥，技术创新激励严重不足，导致资产价格出现高估，这直接影响着实体和资产部门的资金流向。应当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资本市场的功能，使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成为产业演进最为重要的机制，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最大激励来源。
（四）改革财政收支流程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政府反危机时作用重大，但如果政府过度使用资源配置权，并逐步形成更为牢固的利益结构，那么宏观激励将会不断被“倒逼”，难以退出。政府退出反危机是政府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退出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改变政府的财政激励体制，改革财政收支流程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激励发展方式的转变。
工业化时期，政府目标和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城市化时期，当居民进入城市后，政府需要给他们提供公共设施、工作保障等，这增加了政府的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达到社会的和谐，政府就扩大公共性服务支出。政府目标的转变几乎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规律，这一转型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即转变过程中受到经济增长制约，或更直接地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不可能有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快“福利”能力，否则在没有改变原有收入路径条件下，政府过快的福利支出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过快，抑制增长，反过来再制约这种转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中国1994年分税制后，税收是以工业部门的流转税为基础的，支出40％以上集中在生产支出上，新世纪城市化快速推进，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的比重）从10.8％快速提升到了2008年的20.4％，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宏观税负从低税负上升到了国际平均水平，地方政府除了税收外，土地出让金是其财政运行的另一大收入来源，尽管政府收入增长如此之快，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更快。当前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处在很低的32％的水平，2010年全国社保覆盖面加大，城市化率提高和人口的市民化加快，必然更大幅度地要增加福利支出规模，不改变现有的财政收支流程，是很难维持现有的收支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式，就是从工业化时期以流转税为基础的征税体制逐步转向流转和所得并重的混合型征税体制，一方面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赋压力，刺激实体经济的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切实地增加所得税的征税，保障缴税与享受福利相挂钩，平衡所得与福利的关系，同时运用减税刺激实体经济的创新，而在增加所得税、不动产税等方式扩大税基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和收入的支出流程的转变才能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考核目标引导，减少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和主导，消除各级政府单纯追求“快”而获激励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如将政府收入从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转变为不动产税，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保证发展方式的转变。
纠正结构失衡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就是正确的价格信号，通过正确的价格信号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结构的优化。因此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反垄断机制的建立，特别是缩小行政垄断的范围，逐步调整资源价格，提升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让微观企业能按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结构失衡及其利益激励基础，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均衡增长的机制。
（五）扩大就业，鼓励创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能力
扩大就业，鼓励创业，使全民普遍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比率是今后一段期间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富民目标。依托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的密度，放松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发挥服务业的“资本化效应”，逐步承载大学生毕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增加可贸易服务业的比重才能有效地扩大就业。马克思说过“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直接会扩大劳动报酬比例，也是调整报酬结构的重要因素。
中国要素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报酬系统性低于国际水平，低于历史上和我们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水平的20％，低于新兴市场国家15％。中国劳动收入报酬比率低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劳动者报酬提升至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则消费率会相应提高；如果能加大企业的分红和保持正利率水平，居民的财富报酬也会提高进而带动消费率；而刺激消费和提高社会保障等措施会促进消费，这样一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就会从2008年的36％上升到“十二五”结束时的46％，将直接扭转消费和投资失衡的局面，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才能落到实处。
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化，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普遍分享的机制，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内外需并举，稳健发展金融，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内外需并举，稳定外需，扩大内需，是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举措，要积极利用两个市场，提高制造、服务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体系已经融入全球化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要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以利于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保持正利率和低弹性的汇率政策是稳定金融的核心战略。同时，要稳定金融形势，规范银行等金融机构行为，深化金融服务业发展，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宏观政策上要特别对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进行预期性管理、防患于未然，避免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只有实现经济发展与低经济金融风险，才能更深入地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全球化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和其他的国际规则的协商。
后危机时代，随着美元地位的松动而可能出现转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给中国参与全球金融货币的治理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有了更大的机遇。低碳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要有既符合自己发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也会激励本国加速转变增长模式，促进节能减排，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和国家竞争力。
（七）夯实三农基础，统筹城乡发展
经过“十一五”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后，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工业化过程中曾利用农产品剪刀差等方式将农村积累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在土地补偿、农产品价格等方面补偿农村的历史欠账，并以城市化和农业部门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面对世界粮食危机，面对三农发展中的老问题和新矛盾，还应继续夯实三农基础，继续加大投入到农村基本建设，稳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推动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合理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土地流转的试点，统筹城乡关系。
（八）复兴中国文化，推进绿色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
观念和文化是统领战略和政策实施的关键。复兴中国文化传统，推进中国和谐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校正当前多重失衡，特别是人与自然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在于不断地征服自然；而中华文明则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从这个角度，低碳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可以建立在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以此来推进绿色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为贵”的思想，更是可以成为积极引领全球的和谐文化观和普世价值观。
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和经济建设，以东方文化和谐观来重构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新一轮发展周期实现结构均衡化增长的战略目标，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是可预期的。
注释：
② 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③ 科尔奈（J.Kornai）：《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科尔奈（J.Kornai）：《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④ 张平，王宏淼：“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9年第6期。
⑤ 在为促进美国东北部重工业发展而实施的关税保护之下，其南方地区进口工业品的代价上升，因此被迫从国内购买工业品；但是南方出口农产品，只能接受世界价格。因此贸易条件对南方地区极为不利，财富从南方转移向北方。
⑥ 本塞尔（R.F.Bensel）：《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2008年中文版，吴亮、张安、商超与田启家译，长春出版社。
⑦ 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9年中文版，吴奇等译，上海三联；Jones,C.I.and P.M.Romer,“The New Kaldor 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 Human Capital”,NBER Working Paper.No.15094,2009.
⑧ 麦迪逊（A.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与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⑨ World Bank,East Asia Update,2008.
⑩ 与欧美的生产函数相比，中国的资本产出系数0.6是很高的。大体上，欧洲资本系数为0.4，劳动系数为0.6；美国资本系数0.3，劳动系数0.7.
(11) 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由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市化发展曲线，即S型曲线。世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
(13) 就目前阶段而言，城市化集聚效应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为0.0762，大于对服务竞争力的影响系数（0.0389）。因而在目前城市化阶段，中国工业有竞争力，故发展工业仍有其合理性。
(14) Young,A.,“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
(15) World Bank,East Asia Update,2004.
(16) “干中学”机制下的S型学习曲线揭示了后发国家的技术变动特征及其效应。在技术前沿水平与国内现有技术差距大时，国内技术进步增长很快，呈加速增长趋势，学习会带来规模递增效应和明显的竞争优势。在经过一段学习过程后，随着国内技术提高，国内外技术差距变小，学习效率下降，国内技术进步减速，进入规模递减阶段，直至学习过程最终结束。
标签：人均国民收入论文; 低碳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