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宗教特点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太平天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代的旧式农民运动，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且它们从始至终皆是以宗教为旗帜，宣传、组织和发动斗争，然而，两者在宗教方面表现出各自极其鲜明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其必然性，是值得研究的。笔者试图对此进行探讨，并请专家斧正。
一、中西教的嫁接与地道的旧式民间宗教
太平天国的宗教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因为只拜上帝，不敬邪神，被人们称为上帝教，也称拜上帝教。洪秀全拜上帝始于1843年阅读了《劝世良言》之后。《劝世良言》的中心思想是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灵魂，它宣扬所谓原罪，即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上帝派他的独生子，降临尘世，替世人赎罪，人类只有信仰上帝，灵魂才能得到拯救；以及上帝创造人，创造整个世界，上帝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诸如此类的内容及教义。拜上帝教基本上继承了这些思想，但是，太平天国虽然承钵于基督教，却并不是全盘吸收，洪秀全用儒家典籍作为拜上帝的历史和民族的根据，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揉合起来，创制了拜上帝教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例如，洪秀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大量的吸收、引用儒家经典思想。在《原道醒世训》中，他利用儒家典籍中的“天”、“帝”、“上帝”字句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塑造出一个便于中国农民群众接受的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神天上帝”，并赋予它创造和主宰世界的权能。他还把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为了阐明“改邪归正”的道理，《原道救世歌》开宗明义地借用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在这里，洪秀全用基督教神学观点解释儒家的天道观，他还搀合儒家和基督教的天命观，说“总之贫富天排定，从吾所好自徜徉，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①
洪秀全还依据儒家经书来验证《劝世良言》所宣传的“独一真神惟上帝”思想，这在后来刊刻的《天条书》实刻本中表露得很突出，其中引用了不少资料。如从《孟子》中引用了“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梁惠王下）从《易经》中引用了“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豫）从《书经》中引用了“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从《诗经》中引用了“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等等，洪秀全最后得出结论说：“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敬畏他，崇拜他。”②
不过，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虽然师承于基督教，并且融合了许多儒家思想，但决不是用儒家的思想去依附或服务于基督教，相反，洪秀全等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农民领袖们，根据中国农民运动的需要，大胆地对基督教进行改造，摒弃了基督教中退让、隐忍、柔弱的消极因素，而注之于战斗的和革命的新鲜血液，这一点就已经远远超过基督教和儒教的范畴。这种基督教与儒教的人为的结合而产生的新宗教大大地突破了宗教的樊篱，因而成为当时反对一切妖魔鬼怪包括反对人世间皇帝在内的一面农民起义的战斗旗帜。洪秀全假托“皇上帝”，并以此明确指出：“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王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③
义和团所吸引的宗教方面的内容尽管很庞杂，却都是清一色的旧式民间宗教，有来自佛、道、儒等教，也有来自秘密宗教。秘密宗教起源虽然很早，名目也繁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白莲教的各种支派。所以，义和团吸收了不少白莲教的教义，如义和团崇拜关圣帝君（其意义相当于白莲教的掌故祖师弥勒佛），崇拜玉皇大帝（其意义相当于白莲教的最高崇拜者元生老母），用观音、济公、达摩、托塔天王、南极仙翁等当作关帝的助手（白莲教也借用他们做弥勒佛的助手）。义和团宣传自己是天降的“神会”，把团民说成是天降的“神兵”，（白莲教则宣传降“道”救渡善信），他们还宣传“大劫将临”，把洋人指为“妖魔”、“鬼子”（白莲教则宣传降“劫”收杀恶孽）。④
佛教在中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根基较深，义和团也吸收了很多佛门教义。义和团揭帖说“关圣帝曰：‘乩语降坛警世，佛教当兴……只因邪教不敬神佛，不焚香，不遵佛法，欺压我大清太甚，传邪教曰耶稣、曰天王，种种无伦常之事，不必赘。怒恼天庭，降下赵云带领八百万神兵，收灭邪教，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门义和拳上能保国，下能拯民’。……”义和团众每每以佛教来痛斥西方传教士：“天堂地狱之说，始于佛书，……今天主教窃取佛书之说，以惑愚人，……佛老之教，或宗清净，或主空寂，离垢去欲，无干法纪，卫道之土，犹深恶之，为其外伦常，而言道德也。此外邪教，以术愚人，徇私纵欲，挟势横行，小则渎乱彝伦，大则谋为不轨。”⑤他们把基督教讥讽为“猪叫”、“鬼叫”。儒教、道教也有广泛的生存土壤，因此，尧帝、舜帝、禹王、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孟诸圣人以及老子竞相成为义和团抗击洋教的宗教力量。
虽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所宣讲的教义多为鼓动人们起来反抗邪恶势力的内容，但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毕竟是源于异域的洋教，而义和团则是以中国民间旧教为思想武器。太平天国通过基督教来宣传革命理论，这个新近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尚未扎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壤里，因而起初一时难以为中国老百姓所接纳。义和团所借助的旧式民间宗教却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根深蒂固，所以，一旦亮出，国人乐于接受，因而具有强烈的号召力。
太平天国借助拜上帝为旗帜，巧妙地利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内容，向人民群众传播和引导，这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民族矛盾开始空前激化的历史关头，洪秀全等人的斗争意识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它说明了一部分中国人在认识了西方列强侵略实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并了解了西方文化的丑陋的一面以及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拜上帝之所以冲破重重束缚流传开来而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纳，原因有三：(1)中国人对待新生事物是欢迎的。中国文化历来是各民族文化精华的大融合，因而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教，尽管这种西方文明与中国习俗大相径庭，但是，这突如其来的西教很快便获得较明显的进展。当然，外国传教士借用文化进行侵略的本性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2)拜上帝教虽然渊源于西方基督教，但是，它已经基本上中国化了，它适应了中国人，特别是下层人民，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引用儒家思想内容，同时也搀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的因素，这使他们消除了因竭力排除异端神怪而招致的各种障碍。(3)洪秀全等人传教的中心是广西桂平县等地，这些地区离五处通商口岸不远，受西方影响较深，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既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也促使许多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梦境中惊醒，睁开眼睛看世界。洪秀全创办拜上帝教正是在西方宗教文化借助于列强的坚船利炮悄悄地从南方的通商口岸登陆，并渐渐地渗透到封闭已久的内陆和不少先进的中国人的头脑中去。时隔半个世纪以后，义和团众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历史时刻，重新挥舞起隐藏在民间的旧式宗教作为斗争武器，这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1)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只有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殖民主义者的从武装到文化的全面侵略。(2)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西方教会积极充当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成为严重危害中国社会的罪恶势力。反洋教斗争成为十九世纪末期国人反侵略斗争的最重要内容。所谓洋教，正是指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耶稣教等西方宗教。
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对西教采取了吸收、利用的态度到义和团的极端仇视、排斥洋教的反抗斗争，表明了全中国农民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一步步加重的过程中，对西方宗教这个特殊的文化工具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更加坚强、更加彻底了。但是，如果从他们在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来看，却不能简单地说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历史的进步。因为，首先，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在“灭洋仇教”的形式下进行的，他们因为无比仇恨西教而滋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民不仅把斗争矛头指向欺压乡民的外国教会势力，凡是与“洋”字有联系的人、物、事都成为打击的对象，中国教民也脱逃不了干系，以至于很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在民族矛盾复杂尖锐的背景下，义和团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形中却给自己造成极大的被动。而太平天国由于信奉拜上帝教，便努力地去争取共同崇拜神天上帝的“洋兄弟”联合起来，“欢喜来朝报爷哥”、“同项爷哥报臭虫”⑥，使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外国资本主义因为暂时没有看清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而迟迟没敢直接插手中国内政，这样，一度起到孤立和瓦解敌人的作用，为太平天国反清斗争赢取了有利时机。另外，太平天国希望借助西方宗教力量，但是始终没有投降西方，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却首先被清政府招抚了。
二、“一神主义”与“多神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皈依上帝，不事邪神，奉行“一神主义”，而义和团敬拜的却是“多神主义”。
洪秀全等人接受了《劝世良言》的忏悔说教，崇奉上帝以后，便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全部除去，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无疑是对孔子等人的神圣权威的一个公开挑战，但实际上却是基于“拜上帝不敬邪神”的教规，是为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需要，服务于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因为《劝世良言》正是反复劝导人们丢弃各种泥塑木雕的偶像，除去各种庙宇，只信上帝不拜他神。洪秀全等人在传教过程中，在贵县曾“举笔题诗斥六窠”⑦，极力劝导当地群众拜上帝信耶稣，并率领信徒冲击六乌庙。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捣毁象州的甘王庙，使远近邪魔闻风丧胆，洪秀全冲进庙堂，亲手持杖痛打甘妖，历数其十大罪状，而后众人一齐动手，“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⑧，他还告诫群众，“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⑨。这一大胆而果敢的行动如惊雷闪电，震撼紫荆山区，自此拜上帝教的信徒骤增。1848年，拜上帝会众打毁桂平、贵县神像，因而引发了拜上帝会与地方团练的一系列冲突，终于点燃了金田起义的熊熊烈火。太平天国起义后，义军所到之处，庙宇寺院被付之一炬，打倒偶像、崇拜真神，成为太平天国整个历史过程中重要的斗争内容，中国的佛教、道教等旧教，均受到最猛烈的打击。
义和团杂拜多神，是其宗教活动的一个显著特色。义和团源出的白莲教，是典型的多神教，它敬拜佛、道、儒诸家偶像。特别是发端于孔孟家乡山东的八卦教，就具有浓重的尊儒色彩，八卦教的《西皇经》和混元教的歌诀中说：“孔圣人，七十二贤，临凡度众生”，“等后来，一总收元。”(10)道教的李老君、张天师在民间宗教中的地位也很显赫。白莲教自身宗支繁衍，教派林立，所以，义和团承其衣钵后，尊崇的神祇相当驳杂，其中有一大批是戏曲、小说中的神怪和历史上的名臣武将，于是乎，关帝、杨业、秦琼、金刚、揭谛、哪咤、孙悟空等等，以及释迦牟尼、弥勒、元生老母、紫微星君、玉皇大帝、瑶池金母等纷纷成为团民们的偶像。
太平天国倡导“一神主义”，伸明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这种思想自然是来源于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基督教《旧约》圣经中的《创世纪》篇一开始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造出各种生命，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洪秀全和拜上帝教接受了这一信仰，洪秀全从写作《原道救世歌》起，直到《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等普及读物以及各类章程文告，都始终贯彻这一主要观点，他们还郑重其事地刻印《旧约》的《创世纪》作为官方出版物颁行。洪秀全之所以这么颇费心力地传播这个宗教思想，归根到底是洪秀全为把自己和上帝融为一体，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洪秀全一向相信自己能够作一番事业，因而，他在经过多次失败的痛苦挣扎与煎熬中，找到宗教这个可以展现自己才略的出路，他在相信上帝为独一真神的同时，努力地使人们也相信他是“受命于天”的上帝的使者。这是洪秀全皈依上帝为唯一真神的先决条件。义和团的多神主义则是长时期流散于乡间巷陌的各种民间旧教的一次大碰撞、大汇演。清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大乘教、无为教、混元教、收圆教、八卦教、先天教、圆顿教、红阳会、天门真教等等，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流民、游勇、游方僧道、船夫水手、小贩、小工是这些宗教的主要传导者和信仰者。当民族矛盾迫在眉睫之时，这些宗教组织在反洋教斗争的共同目标下，不屈服于洋教的欺凌和压迫，彼此联合起来，这符合文化落后的中国民众那种急迫的反侵略心理。义和团运动是武装反抗侵略的农民暴动，这场运动来得之快，以至准备、酝酿十分仓促，造成了义和团宗支繁衍，各教派尊奉的神灵极为混乱，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无需要煞费心机地去统一思想，统一组织，只要是为了反侵略、反压迫，不管他（他们）信奉何种神仙，都可以加入义和团的洪流激水之中。
太平天国只信拜上帝教，独尊皇天上帝，坚决反对、摒弃任何邪神偶像，表明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领袖们，认识到要把深受封建经济和政治的沉重压榨、在思想上又受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束缚，特别是处于分散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的缺乏文化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确实是很艰难的事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卷入一个伟大的历史潮流中去，更为不易。因而，洪秀全等人承袭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斗争经验和宝贵的思想艺术，当机立断地抓住“受命于天”的宗教理论以迎合农民心理，而且他特别强调“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一切人世间所崇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从而把这个传统的思想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和巩固。太平天国鞭挞和扫荡了一切邪神，树立和强化“皇上帝”的权威，因而在根本上解除了农民的种种顾虑、杂念和异端思想，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实现反抗满清王朝这个总的革命目标而如百川归海一样汇集在洪秀全周围，中国农民阶级一改过去小农思想的狭隘意识，在思想认识上获得了极大的统一。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旗号下，遵循皇天上帝的意旨，奋力诛妖，戮力齐心，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以“一神主义”的名义，充满天真却很认真地争取世界各国的基督教教徒的支持。洪秀全明确指出：“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待；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11)洪秀全真切地希望共拜上帝的洋兄弟“彼此情同手足，谊切同胞”(12)，共抗满清王朝。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拿起“多神主义”为思想武器，最主要的是当时整个形势的发展逼迫出来的结果。“多神主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民众不需要经过细致而大量的布道和说教，便可自由成为团民，只要有人振臂一挥，就能自命为坛主。以自然经济和宗法家长制为根基的农民小生产者，在“扶清灭洋”的斗争环境中，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因循守旧所形成的卑怯心理，找到了精神的主宰和依托。过去在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下饱受压抑和歧视的人们，摇身一变而成为运动的主人。义和团的“多神主义”表明了它的广泛性，各阶层人们特别是下层群众包括农民、小商人、游僧、道士、拳棒之徒以及倍受屈辱的寡妇、妓女也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伟大运动。然而，义和团的“多神主义”从思想根源上，毕竟是反映了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分散、保守的落后特点，他们虽然杂拜各种各样的威武强悍、勇于杀伐的神灵圣哲，借以激起人们尚武、自卫和反抗的精神，但是，义和团却因此而造成教派庞杂、组织零散，有的派系之间因偶像的对立而水火不能相融，所以，义和团虽然发展迅速，人数众多，但是，终究如一盘散沙，没有一种凝聚力把它团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这在历代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极为罕见。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农民运动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如此就注定了它不可能给外国侵略者以更大的打击。声势浩荡的义和团农民反抗运动一直处于群龙无首、随起随灭、一呼而起、一轰而散的局面，较之于太平天国运动，就显得软弱无力得多了。
三、天堂王国的梦幻与魔法神力附体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抗斗争，因而，必然都摆脱不了迷信的深重洛印和神秘色彩，然而，由于义和团的宗教活动迷信成份更多、程度更深，就使得农民阶级和小农经济的愚昧与荒诞、穷困与守旧被暴露得更为彻底，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中，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和科技面前，表现得无可奈何，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这是它同太平天国运动相比，最为消极的东西。
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西文化技术和经济实力相去甚远的情况下，由于物质武器的匮乏，中国人民只能更多地求助于精神武器，而且，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斗争，历来是封建社会农民运动的一大特点。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招牌，把它作为号召和组织群众的手段，竭力宣称“皇天上帝是真神”、“神天之外更无神”、“全能天父是为神”，并趁机将他自己的斗争意志转化为上帝的思想，确实有无穷的感染力。参加拜上帝会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文化水平低下，思想闭塞，对鬼神仙怪历来就是似信似疑，这是拜上帝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然而，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似急风骤雨，势如破竹，过关斩将，仅一年余就占领南京，夺取半壁江山。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洪秀全等人在反帝反清的实际战斗中，并不是一味盲目地依赖于上帝的默佑，而是尽可能地发挥了人的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洪秀全等领袖们组织调度、指挥部队的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将士血溅沙场，奋勇搏斗，临危不惧，没有人坐等天父天兄带天兵天将前来相助。尽管洪秀全一再声称：“那时战妖，爷（指上帝）在哥（指耶稣）后，哥在朕（洪秀全自称）后，三子爷亲统两旁天将天兵赶逐妖魔”(13)。这毕竟是以神话圣语来鼓舞士气、激励军心罢了。太平天国信奉上帝，却并不是消极地依恃于上帝，这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1860年，当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策划镇压农民运动的时候，太平天国领袖们便丢掉幻想，与手持洋枪洋炮的“洋兄弟”之间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太平天国毅然的反抗行动，似乎违背了同是上帝子民、兄弟和睦不相欺的戒律，但是，洪秀全却果断地打破拜上帝的固有原则，重新告示人们，同他共来反清才是兄弟姊妹。太天军将士不畏强暴，多次积极有效地打击英、法、俄、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驱动的干涉军、洋枪队以及反革命联军包括所谓中英混合军（又称定胜军）、中德混合军（又称常捷军），使中外反动势力闻风丧胆。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在给公使普鲁斯的信中说：上海当局因华尔阵亡感到一种绝望的苦恼。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13)
义和团运动中具有鲜明的神秘主义特征的便是义和拳与神拳。义和拳的活动方式是宣传灾劫，“传授咒语拳棒”(14)，拳众“学拳诵咒”，祈求“圣母降身”，诸神“护遮”，“刀枪不入”。混元教有一套“千手指”咒语《诸神疏》：“通天山上一颗椒，吾请师父把徒教，吾徒下身方遭难，不请师父无所靠。千手指，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者。”(15)义和团民多崇尚“护身法”，用念咒、藏符、背佛等方式，祈求四面八方的神佛“护身”，“可避枪箭”。热河反洋教的金丹道就带有十足的神拳习气。他们“传习符咒”，“执剑作法”，请神“附体”，“捏称能入教习术，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16)。义和团宣传神力，搞画符、扶乩、神明附体，这些宗教迷信活动，自然能够在各组织间程度不同地用来动员群众、鼓舞团民与洋人作战。“为首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作法，赴而赴斗，自谓无前。”(17)义和团的诸神下降，“神力借人力”这一套说教，将反抗列强的呐喊声变为神符谶语，对于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民众来说，没有比这样更具号召力了。换句话说，隐藏在宗教迷信背后，乃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滚烫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义和团将民间传统的颇有战斗力的拳棒竞技之术与宗教中的某些修养方法如服食（气功）、导引（保健操）、内功、外功等融合进去，这在与洋人的浴血奋战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力量。然而，最终说来，义和团在狂热的宗教迷信推动下，以五尺血肉之躯同洋人的代表先进科技和文明的火器铁炮相抗争，诚然是不高明的。因为西人的洋枪洋炮决不是什么“歪门”、“邪术”，所谓的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也只能是精神的鸦片剂。所以，当义和团众每遇西人的枪炮时，总是“空拳冒刃口喃喃，炮声一到骈头死”(18)，这个评价虽然失之偏颇，不过也多少反映出义和团没有足够的实战能力。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后期，烧香、敬神、贴符等迷信活动，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越来越不被人们相信了。团民与敌作战失败，首领便说，“大数未到”，或责怪团民“法术未精”，每临阵迎敌，总是在后督战，见前险倒葬，即反身逃避，因而，团民“多肖取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19)民心瓦解，士气松懈，导致一场风风火火的反帝战争成为过眼烟云，旋聚旋散。
洪秀全接受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劝世良言》中的部分教义和思想观念，在此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触摸并领悟到不少西方的近代科技与物质文明。洪秀全的家乡花县距离广州只有几十里，广州是进出口的主要商埠，洪秀全多次到广州应试，接识到一些新鲜事物，所有这些极深刻地冲撞着洪秀全的封建传统思想。这在其他太平天国领袖身上也反映了出来。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提出了要求向西方学习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编》。洪仁玕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科技交流。他指出：“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惟许牧司等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20)洪仁玕的这种思想堪称近代农民运动乃至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楷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
不客气地说，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疾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成果面前，义和团的思想武器中国旧式民间宗教乃是集迷信、愚昧、落后之大成。义和团运动的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团众在民族危急的时刻，无法冷静下来去欣赏和领略西方的科技文明，一方面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水平产生了很大差距，更主要的原因是反帝斗争的迫切任务和严峻形势，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暂时超越不了感性阶段。义和团灭洋，对洋人、洋物、洋货、洋机器、洋枪炮、洋科技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完全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现实认识之上。义和团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得不顾羞涩地拿出长期流传于民间宗教中的所谓枪炮不入、刀箭不伤的法术与西人的“旁门左道”相抗衡了。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太平天国的义和团一样，毕竟同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代的环境中，这就决定了它们都不能超越宗教的束缚和窠臼。1856年间的天京事变，天父的几个“儿子”之间发生内讧，大动干戈，几万名太平军将士惨遭杀戮，天父的代言人、第四子杨秀清在这次事变中首先被戕害，对于上帝教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情的讽刺和嘲弄。人们的信仰从此开始动摇。而当天京即将沦陷前夕，洪秀全仍然执拗地抱着教义不放，诳称“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没有兵援，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与水，何具（惧）曾妖？”域内粮草缺乏，他则下令“合城俱食咁”(21)。他幻想在已经是山穷水尽的时候继续用皇天上帝的旗号来拯救危在旦夕的天国命运。拜上帝教的悲剧就在于此，中国年代农民运动的不幸也在于此。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初期，在当时国内外矛盾达到最火热化程度的时候，受压迫的民众正焦急地期待着上帝和神灵的下凡，宗教的出现确实能够起到点燃革命火焰，推动革命斗争的作用。但是，当宗教的虚伪性、反动性逐渐暴露出来，民众的一个又一个热烈的愿望没能兑现，相反却平白无辜地付出惨痛的牺牲和损害，他们便开始用理智思索问题，这个时候，宗教的推行与强化只能收到负效应。宗教毒害人们的心灵和智慧，与科学文化是背道而驰的。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继以悲壮的结局告别历史舞台，中国农民阶级在相隔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两次肩负起反帝反封建历史重任，沉重地打击中外反动势力，震撼着世界各国。它们的失败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索和启迪。
注释：
①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第一册，第87-91页。
②洪秀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41页。
③洪秀全《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文选》，第19页。
④《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⑤《反洋教书揭帖选》，第26-27页。
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第4、5页。
⑦《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90页。
⑧⑨《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49-50页。
(10)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4页。
(11)《侯裕田致巴克照复》，《太平天国史料》，第142页。
(12)《王长次兄弟亲自亲耳共征福音书》，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第511页。
(13)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9，第34页。
(14)《录副档》，乾隆三十九年署理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折。
(15)《录副档》，乾隆四十年安徽巡抚裴宗锡折。
(16)《朱批档》，嘉庆二十二年直隶总督方受畴折。
(17)《山东巡抚袁世凯》，《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3、94页。
(1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19卷，第34页。
(19)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53页。
（20)洪仁玕《资政新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33、534页。
(21)《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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