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俄关系史的两则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两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考订的是有关中俄关系中的两个问题：一是18世纪俄国留华学生的人数；二是《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时间。
一、18世纪俄国留华学生人数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著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七章记载：《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定期派遣学生随传教士团前来北京，到18世纪末为止，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24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虽然认为18世纪来华学生人数为24人，但在其附表中却列出了26人，这是由于该书作者将1743年由商务总管格拉西姆·列勃拉托夫带往北京并留下的一个他自己不知姓名的学生，以及1794年顶替生病的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的翻译瓦西里·诺沃肖洛夫除外的结果。其实，应该认可这2人的学生资格。这样，18世纪俄国留华学生人数即为26人。
另外，据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注：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5页。）记载，1746年，俄国的商务总管列勃拉托夫斯基向我国理藩院提出请求，“准许两名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和伊万·贝科夫随他一道返国，而他们留下的缺额，其中之一由随他一道到京的学生叶菲姆·萨赫诺夫斯基替补”，这一要求“得到了理藩院的允准”。
1754年9月，俄国“枢密院又命令从中国召回上次派到中国学习蒙汉语文的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伊万·贝科夫、伊万·希哈列夫和尼基塔·切卡诺夫，另从莫斯科神学院选派4名学生前来接替他们的遗缺。这4名学生是：瓦维拉·叶尔莫拉耶夫、斯捷潘·索科洛夫、斯捷潘·雅基莫夫和伊万·奥泽罗夫”（注：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93页。）。虽然当时中俄关系由于商务及准噶尔领土等问题出现裂痕（注：参见苏全有：《十七八世纪中俄逃人问题述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因而导致中国理藩院与俄国枢密院在留学生问题上相互对垒，但到了1757年清政府还是“答应接受俄国学生在北京学习满汉语，并按以往规定供给他们生活费用”（注：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11页。）。从上可知，18世纪俄国来华学生不是24人，而是31人。他们是：
1727年，卢卡·沃耶伊科夫、伊万·普霍尔特、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失；1729年，格拉西莫·舒利金、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伊拉里昂·罗索欣；1732年，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伊万·贝科夫、阿列克谢·弗拉迪金；1736年，伊万·希罗夫；1743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安德列·卡尼亚耶夫、尼基塔·切卡诺夫；1746年；叶菲姆·萨赫诺夫斯基；1757年，瓦维拉·叶尔莫拉耶夫、斯捷潘·索科洛夫、斯捷潘·亚基莫夫、伊万·奥泽罗夫；1769年，雅科夫·科尔金、阿列克谢·帕雷洛夫、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1781年，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伊万·菲洛诺夫、安东·弗拉迪金、阿列克谢·波波夫；1794年，帕维尔·卡缅斯基、瓦西里·诺沃肖洛夫、斯捷潘·利波夫佐夫、伊万·马雷舍夫、卡尔普·克鲁格格波列夫。
维谢洛夫斯基的上述观点为国内史学界所普遍认同，许多著述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著的《沙俄侵华史》第1卷（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5页。）等也以讹传讹，因此从严谨的治史态度出发，搞清18世纪俄国来华学生人数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时间
关于《恰克图条约》签订的具体时间，有关记载不尽相同，互有出入。大致来说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阳历1727年10月21日，或阴历1727年九月初七日，《辞海·中国古代史》、《雍正条约》、王铁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等著作持这种看法；二是阳历1727年11月2日，或俄历1727年10月21日，持这种看法的是陈复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葛斯顿·加恩著《早期中俄关系史》、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中俄边界条约集》等；三是阳历1728年6月25日，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一些当代著作，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等。其它著作也有笼统地简称为1727年的，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要》及《中国外交年鉴》等。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以上几种看法，以弄清《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时间。
1727年阴历三月，俄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于北京同清政府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就为以后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4月，俄使起程到中俄边界附近的波尔河畔，等待与清政府代表谈判条约。条约是在阳历10月或11月签订的，第一种看法与第二种看法都认为是在这一时期。该约经雍正帝批准后于1727年11月24日从北京把它送达边境。由于萨瓦指责其内容有所出入，故而延迟到阳历1728年6月，他才接到了中国再次送达的《恰克图条约》的拉丁文草案，即1727年签订的条约。6月25日，他“接受了这份条约，加以签署，并与中国互换约本，这就是《恰克图条约》”（注：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可见，阳历1728年6月25日，只是中俄双方互换条约文本批准书的时间，而不是条约本身的签订时间。因此，第三种看法不对。
关于条约签订的时间，《辞海·中国古代史》（注：辞书编委会：《辞海·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记载：“1727年（雍正五年）10月，清政府与沙俄政府在恰克图签约。”这与王铁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上的看法相同。王铁崖依据《雍正条约》签订的时间是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但在附注中王铁崖又说：“本界约日期系按照汉文本所称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而定。俄文本所称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如为公历，适为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页。）从该书的记述上可以发现，王铁崖确定条约签订的时间，主要依据的是《雍正条约》上的《恰克图条约》汉文本。但是，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注：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81页。）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著的《沙俄侵华史》第1卷（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251页。）等论著的记述，《恰克图条约》只有满文、拉丁文、俄文三种文本，却没有汉文本。故《雍正条约》上的汉文本系翻译过来的，其出处是俄国外交部编的《俄中条约集》中的俄文本，而该约本上记载的时间：1727年10月21日却是俄历。据西方人的著述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早期中俄关系史》（注：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8页。）、《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8页。）等书也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恰克图条约》签订的时间为俄历1727年10月21日，他们的主要依据就是《恰克图条约》俄文本，该约本上的记载：1727年10月21日系俄历无疑。我国中俄关系史研究先驱——陈复光在参考了中外许多文献资料后也得出同样结论（注：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1947年版，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中俄边界条约集》上也明确指出，俄文本上1727年10月21日为俄历。因此，《雍正条约》在翻译时不严肃地将俄历1727年10月21日误作为公历，从而换算成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按俄历在17世纪比阳历晚10天，18世纪晚11天，19世纪晚12天的规律来推算，俄历1727年10月21日应为阳历1727年11月2日。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恰克图条约》签订的时间应该是阳历1727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