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和中共“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思想论文,五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一方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另方面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左”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片面认识，提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是国民革命的唯一保证，以及对革命发展趋势的过左估计等，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五卅”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左”倾思想
1925年5月，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和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为导火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和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这次运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五卅”运动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各个阶级的力量、政治态度，以及革命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是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的。但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的检验，这些理论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如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这些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则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历次罢工运动，而且在革命运动中，各个阶级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进行着不同的表演，各自显露出自己的真实形象。这就使得党的理论工作者能够一方面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另方面对各个阶级进行现实的考察和理论上的总结。这些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总结，无论从正面或者负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纯理论的探索所无法比拟的。
“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刘少奇等人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对“五卅”运动进行多方面的总结，其中以瞿秋白的文章数量最大。这些总结的主导方面的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结论带着偏激的情绪，具有明显的“左”倾色彩，与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
右倾机会主义的盛行是大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公认的、不容怀疑的正确结论。但也正是这一人所皆知的并已成为常识的结论，使人们的思维形成了定势：把大革命中中共所犯的错误皆理所当然地归结在右的旗帜下。其实，事实远不是如此简单。在大革命中，当右倾的理论形成并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左”的盲动主义也悄然兴起，并呈加速运动的趋势。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及时纠正和批判右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无可厚非的。但因此忽视已露端倪的“左”的错误，并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这就给“左”的错误的滋生壮大提供了契机，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尊重历史事实，认真研究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掩护下的“左”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对“五卅”运动的负面总结，标志着中共“左”倾思想的开始形成。这些“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族资产阶级片面、错误的估计
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的英勇表现呈鲜明对照的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产阶级站在反帝的、却又明显妥协的立场上，企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并限制运动的规模，不允许运动转变为人民的反帝革命。资产阶级当没有达到目的时，便离开了运动。这种表现自然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加之，在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态度消极，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丁文江等人主张“走低调”，戴季陶提出“单独对英”。这一切，使得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产生情感上的厌恶，并由此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
陈独秀1925年11月在《问导》上发表的《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突出地代表了这种愤激的情绪和片面的认识。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级，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都已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①
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中指出：“上海在‘五卅’事后，中国大商家也同有罢市的举动，但非其本意，完全是受工人、学生之包围而罢市的。在此即可见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不充分，并有很多事实，可证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②
中共领导人中发表文章最多，对资产阶级批评得最严厉的是瞿秋白。他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份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瞿秋白认为，商业总局提出的十三个条件是“妥协的”，其目的在于“遏制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革命运动的进行。”③瞿秋白在《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一文中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提出更严厉的批评。他说：“军阀的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罪恶，在这次已经彻底的暴露。商阀的只顾少数人利益，剥削压迫民众，种种狡猾狠辣的手段，已经现出他们的原身，对于劳动民众下全力的实行阶级压迫，对于帝国主义者却甘心妥协误国。”因此，要求中国的真正解放，“必须要施行反对军阀商阀的阶级斗争”，“要推翻军阀和商阀”④。可见，瞿秋白已把资产阶级与反动的军阀相提并论，并形象地称之为“商阀”。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中，瞿秋白得出五卅运动的第四个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⑤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很少再提及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一再强调其妥协性和反动性。如果我们克制住愤激的情绪，用一种冷静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承认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准确的。事实上，尽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带有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妥协性，但从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阶级一直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阵营中。把这个阶级当作反动的阶级、当作革命的的敌人是错误的（1927年到“九·一八”事变这段时期情况特殊，当时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集团的面目尚未认清）。
在“五卅”运动中，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确实有妥协的现象，中共对其进行适当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这种批评也应顾及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应带有过多主观的愤激情绪和偏见。事实上，商人罢市的停止，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拒绝参加反帝斗争。此后资产阶级仍继续资助外国企业工人罢工，利用这种罢工作为对帝国主义列强施加压力的工具。而且，上海总商会援助工人的款项都是在23天后支付的。因此，23天后罢市的停止，并不意味着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反动。
那么，为什么党的理论工作者从“五卅”运动中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呢？除了愤激的情绪和对剥削者一贯的厌恶之外，至少还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未将带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不带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当时党的理论工作者使用的概念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大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就把政治态度差别极大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在民主革命中，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同盟军，上海总商会事实上包含了这两种政治势力，而领导权则操纵在大资产阶级（现在的含义）手里。因此，仅从上海总商会的表现判断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不全面的。
第二，对“三罢”斗争寄以过高的期望。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共在“五卅”运动初期所提的口号上，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要求作为宣传口号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也的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志；但作为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全国的武装斗争，通过胜利的战争才能实现。而“五卅”运动的斗争方式是罢工、罢市和罢课，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中共视为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十三个条件似乎更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是较切实际的目标。到运动后期，中共不得不从盲目进攻转变为有组织的总退却，也从反面证明的“三罢”斗争所达到的目的是有限的，中国革命的方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卅”运动所寄予的希望与对资产阶级的希望是成正比的。但希望越大，失望必然也越大。
第三，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略与策略的失误。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略一直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个目标作为整个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但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策略，就不合实际了。帝国主义在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各自利益这一点上又充满了矛盾。中国人民能够而且应该利用敌人的矛盾，首先把斗争的目标集中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从这个角度讲，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倡导的“单独对英”或“单独对日”更符合斗争的实际，但这是坚决的而又不够成熟的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的。从道义上讲，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的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而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只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而放过其他的帝国主义。但作为一种斗争策略，这么做却是盲目的，错误的。事实上，1935年瓦窑堡会议以后，党放弃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策略，带来的结果，却是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对资产阶级的片面认识，造成了党对联合战线的短暂性的估计，也使得党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列入革命对象，从而人为地减少了革命阵线的力量。
二、错误地提出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
既然把资产阶级归入敌对的阵营，很自然地，党的理论工作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了日程上来，并认为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
在1925年9月8日发表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⑥一文中，瞿秋白指出，资本家和其他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他肯定了华厂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肯定这种斗争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不仅是解放自己的斗争，也是解放民族的斗争。他断言，工人阶级自己阶级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便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他明确肯定：外国人的剥削和压迫要反对，中国人的剥削和压迫同样也要反对。瞿秋白把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提得非常之高。他认为，“现实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瞿秋白再次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拥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⑦。单纯地从道义上谈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民主革命阶段，无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将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双重属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异常强大敌人──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当然，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斗争，纵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斗争是必要的。但其目的是保证联合的长久，是以斗争促联合。瞿秋白把“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的变相提法，是“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对革命发展趋势的过左的估计及过早提出建立平民政权的口号
“五卅”运动未能取得直接的结果，但这次运动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卅”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志；另一方面也使得幼稚而有些急躁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发展趋势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过低地估计了革命进程的艰难曲折。
早在1925年6月，瞿秋白便认为：“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西北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主国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⑧在发表于1926年3月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中，瞿秋白再次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这种认识明显地带着浓重的主观色彩。
对革命进程的“左”的估计，加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使得建立“平民政权”的口号过早地被提出。
1925年8月18日，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最早提出“平民政权”的口号。他认为，“五卅”运动两个月来，工人困苦的斗争至今还不能胜利的原因在于：“一资产阶级只顾私利而被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所以他认为中共的策略应该是“必须先使各界一致致力于全国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
同月23日，陈独秀在《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一文中说，今后反帝斗争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⑨
1926年1月，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中指出：“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地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⑩
邓中夏在《1926年之广州工潮》中谈到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时说：“革命的胜利，必能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一方面消灭一切封建残余，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11)
平民政权的口号，继续肯定了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但这一联合战线已经不同于“五卅”运动前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已经被彻底排除出去，划入了敌对的阵营。而且，这种认识已经不是部分理论工作者个人的见解，而是党内多数人的共同看法。“平民政权”的口号已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
中共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明确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11)
在五大《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中央提出了工人运动的新方针，要求：
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企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
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并要求，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之能加速的实现。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纲领是纯粹“左”倾的产物。在中央“左”的纲领指导下，工人运动向“左”的方向走得就更远了。
刘少奇在1937年写的《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2)里曾谈到大革命时期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严重程度：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历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贷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益加重起来。
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大革命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以及很久以前，并不是没有“左”倾的错误，这种“左”倾的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
应该指出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平民政权”问题上的“左”倾思想也是相当严重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是革命队伍中的“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这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势力的联盟。”(13)这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武汉国民政府中不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军阀、官僚在内。基于这一错误的判断，陈独秀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就是平民性质的政权，并对其寄予无限的信任与希望。他们称道“武汉政府是一次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政权”，“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14)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共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味迁就武汉政府的上层领袖，以致发展为投降式的让步，致使武汉政府最终蜕变为反革命政权。也就是说，即使在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头脑中的政权目标依然是“左”倾的、不切实际的“平民政权”，右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左”的错误。
综上所述，对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五卅”运动的总结，我们既要肯定它的正确方面，又要注意到其错误和消极的方面，给历史以公允的评价。事实上，正是从“五卅”运动开始，党内“左”倾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步泛滥。这些错误在大革命时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更严重的后果则留给土地革命战争。
注释：
①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120页，第77页。
②⑧《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3页，第100页。
③《向导》，第1079页，第1097-1098页。
④《向导》，第1079页，第1251页。
⑤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29页，第430页。
⑥⑦《瞿秋白选集》，第223页，第253页。
(11)《邓中夏文集》，第373页。
(12)《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313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9页。
(14)陈独秀《在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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