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中的思辨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1)01-0110-06
1879年冯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心理学从过去以思辨方法为主进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主的研究道路，从而脱离哲学的怀抱，成为独立的学科。自此以后，实证方法一直左右着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发展方向，而包括思辨、内省等在内的非实证方法的合法地位则受到排斥。思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于强调经验的实证方法，是通过概念形式进行思维活动去把握事物。它在此之前，曾经是许多哲学家研究心理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并在人类探索世界最艰深的问题——心理的奥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历了两种方法的此消彼长之后，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开始反思，实证方法是心理学研究唯一有效的方法吗？应如何认识思辨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在心理科学诞生之前，当思辨的方法还是研究心理问题的主要方式时，就已有一些学者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心理学研究，如费希纳研究物理刺激与心理现象的关系，赫尔姆霍茨关于反应时的测定。这一使心理学得以独立出去的实证研究方法，其实也离不开哲学，它来源于哲学的一个流派——实证主义(positivism)。
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创始人为孔德。实证主义强调经验事实。尽管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三代实证主义，也叫逻辑实证主义，但其关于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观点仍然是强调经验。它主张一切科学上有认识意义的关于世界的论说，必须是可直接或间接由经验检验的，这就是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实证主义把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分界标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只应该包含观察术语，即涉及可以直接观察的自然特性：颜色、长度、重量、时间持续等。另外，实证主义还强调操作，认为一个理论术语只有与观察术语联系起来予以“操作性界定”才有科学的意义。心理学家史蒂文斯(S.S.Stewens,1939)把操作性定义引进了心理学，认为在实证主义这种“科学统一”的架构里，心理学才能最终成为“一门无可争辩的自然科学”（注：托马斯·黎黑著，李维译：《心理学史》，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96年版，第558-560、566、561-576、822-823页。）。于是，心理学把其科学地位的稳固寄希望于实证方法。
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心理学应仅仅研究可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东西。情绪、思想等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的，故不是科学心理学合法的对象或课题。这一观点为行为主义提供了哲学的基础。以研究老鼠走迷津而著名的托尔曼(E.C.Tolman)，曾以实证主义的语言阐述了其行为主义的研究思路：行为被看作是因变量，它由环境和内部的（但不是心理的）自变量所决定。行为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去描述使因变量（行为）与自变量（刺激、遗传、训练以及诸如饥饿那样的生理状态）连接起来的函数形式”（注：托马斯·黎黑著，李维译：《心理学史》，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96年版，第558-560、566、561-576、822-823页。）。自诩为行为科学中的牛顿的赫尔(C.L.Hull)则试图使华生的行为主义沿着数学路线来加以改造而成为新的行为主义。他认为“这种行为主义要关注行为的量化法则的研究和它们的演绎体系”，去发现“可以用几个普通方程式加以量化表达的行为规律”。托尔曼和赫尔都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实证风格的创立者，逻辑实证主义被认为是1960年代之前心理学的官方科学哲学（注：托马斯·黎黑著，李维译：《心理学史》，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96年版，第558-560、566、561-576、822-823页。）。
但是，实证方法永远就有效吗？
首先，它在方法论上受到质疑。20世纪中期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开始认为，科学家所思所做的方式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思所做的方式并非截然不同。科学推理与一般意义上的推理基本是一致的。它们在类别上没有不同，只在程度上有不同。后实证主义还认为，完全的客观性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观察和测量都难免有错。另外所有的观察都是含有理论的(theory-laden)，研究者总是在其固有的文化经验、世界观等的基础上进行观察。提高客观性的最好方法是在广泛的争论中互相批评。
方法论的另一质疑来自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R.Popper)。波普尔反对实证主义关于科学分界问题的可证实性标准，因为像古代原子论这样的形而上学学说虽然不能经经验检验，但通常被认为对科学发展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实证主义“在急于消灭形而上学的同时消灭了自然科学。因为科学定律也不能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的经验陈述”而成为不可证实的、非科学的了（注：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波普尔提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是经验检验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因为一个全称命题，无论多少单称陈述也不能证实它，而只要一个单称陈述就足以否定它。
对实证方法的质疑还有来自行为主义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实证主义把论述对象、术语的可观察、测量作为科学方法的标准。但是，这样一种规定往往连行为主义者本身也难以完全做到。例如托尔曼，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其从老鼠走迷津实验中得出的学习理论，不得不借助于思辨引进作为“中介变量”的“认知地图”。这种做法最终受到了其以后的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F.Skinner)的拒斥。斯金纳由于认为“认知地图”是一种虚构的不可见的假设性实体而否定了他的学习理论。
最后，质疑还来自西方心理学者对实验心理学的全面反思。英国学者保罗·凯林在其《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一书中指出，实验心理学研究的问题琐碎，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无关；其实证方法是人为构想出来的，不适用于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实验心理学与其说是科学的，倒不如说更像卖弄学问（注：汪凤炎：《述评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新动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刻薄，但它确实表达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实证方法永远地有效吗？
二
当我们怀疑实证方法永远地有效时，便涉及到一个问题：科学方法与有效方法是否等义。
这恐怕得跳出汉语关于“科学”的日常含义而从其本身的界定说起。人类最初对世界的研究，是没有分化地融合在一起的。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总汇而出现。哲学采用思辨的方法。到了亚里士多德时，知识被区分为研究自然的自然哲学，研究社会的伦理学和研究思维的逻辑学。现代含义上的科学包含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思维科学。这与上述区分有着一定的对应。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类别的名词的出现并非同时的。最先是有科学(Science)，与它相对应的是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人文科学泛指对一般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伦理学、艺术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在西方文化里，人文学科是与科学相对应的领域。科学史家呼吁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就是居于把这两者作为对应面看待。在英文里，Science既然是与Humanities相对应的，那么Science——“科学”，当然指自然科学。对此的另一明证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史”条目中，介绍的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到了19世纪，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才出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部分交叉）（注：冯契主编：《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页。）。显然，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17、18世纪，人们所关注的和讨论的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只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可能是人文学科的方法（从英文词义看不可能），也不可能是还未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自然科学领域所盛行的实证方法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科学方法。自然科学依靠实证方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于是，人们的心目中，科学方法成为了有效方法的同义了。但是，方法的有效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如果我们把自然科学中有效的实证方法推广到人文学科领域，并断言其必然有效，那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于是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如果是前者的话，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心理学的科学方法、有效的方法是实证方法。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今天我们大多数心理学者都承认，心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我们可以理解当年心理学为了加快发展，提高其影响力，想法进入Science领域，摆脱Humanities领域的追求。不可否认，这种追求确实也给心理学带来了迅速的发展。但作为边缘学科的心理学的有效方法如果局限于实证，那就局限了自己在更广阔领域上的作为。
正是基于对传统的“科学心理学”在自然科学取向上造成的局限的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一种称为“非科学心理学”(unscientific psychology)的思潮于90年代在西方渐兴。这“非科学”就是与“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科学的取向。非科学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理进程是以生活、文化、历史的结构为基础的，而实验方法排除了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这些关键特征，从而使得科学心理学在生态学意义上是没有效度的。它主张以辩证法作为研究范式去考察人的心理，从唯一实证方法变为“多元化”方法，在现实的总体性联系中探讨心理现象，揭示发展着的个体和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非科学心理学”的出现本身就否定了“科学方法”与“有效方法”之间的等义。
三
既然实证方法并非永远有效，那么在它无效的地方，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必然相应地有某些有效的方法。现象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与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并存的另一种方法——现象学方法。现象学方法适用于人文科学，与实证方法同被视为现代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在研究对象上，现象学把直接经验而不是观察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它针对实证主义排斥意识，漠视人及人的主体性之偏差，指出心理学要以整体的人为对象，不仅研究人的经验，而且要研究更能触及人性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现象学强调反思分析，强调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和主动性，强调对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与描述。
解释学(hermeneutics)是对于本文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这里的“本文”也叫主题，它包括古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等。解释学既是一门边缘学科和一种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解释学强调通过人的自我理解去解释主体与客体。被视为解释学奠基人的狄尔泰力图把解释学确立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方法论基础。他认为精神科学所研究的意识事实可以采用“自我反思”的方法去理解和解释。理解就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并在自己身上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这种理解是基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本质，包括了同样的外部世界、同样的运算系统、空间关系、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与他人对话，与历史对话，实现精神与精神的对话和生命对生命的理解。狄尔泰认为只要人文科学坚持这一方法，就可以使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每一步都像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严密。
现象学和解释学作为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渊源联系：现象学要解释的是意向经验结构，而解释学要把人的直接经验作为解释的主题。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许多共性。我们可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处处看到它们的影子，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他采用了这一方法。这种方法造就了心理学的著名学派：精神分析主义和人本主义。
弗洛伊德在创立无意识理论、性动力说以及治疗精神病方法的过程中，采用了分析患者的自由联想、婴幼年经历和梦这一独特方法。他把自我分析当作一件了解自己和他的病人的好方法，并把此方法应用对梦的分析。他发现梦常常包含着作为某种障碍的根本原因的有价值的线索，梦一定由个人无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引起。每天早上，他记录了自己夜里的梦，然后对此进行自由联想和进一步分析。经过两年的分析，他写出了《释梦》一书。从弗洛伊德看来，梦的表面内容的背后有其隐藏的内容，它蕴含着梦的真正含义。治疗者要透过表面内容的象征形式去了解做梦者的的经验和被压抑或禁止的欲望。弗洛伊德是以梦作为解释主题来描述、探究人的主观意识经验。尽管弗洛伊德的学说受到众多的批评并令许多人难以接受，但其富有成就的研究为后人窥探潜意识的奥秘投下了智慧之光束。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路是以人的主动性、整体性为着眼点。马斯洛认为，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对于人的理解是狭隘的相对无效的，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巧妙完成的、精细的和第一流的实验，但这些实验中至少有一半与长期存在的人类问题没有关系。人比机器、狗、老鼠复杂得多，不能使他客观化、数量化、并还原为刺激—反应单元。人类有爱、恨、怕、希望、责任、愉快、幽默、责任感、生活意义等，它们不是操作的定义、精确的数理化和实验室的操作所能决定的。基于这种批判，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拓起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全面地描述：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所选择的课题是对人类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是否适合实验研究和数量化而作选择；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人的主观内部经验，而不放在外部要素上。这样一种取向，使得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自我反思、理解成为了方法上的主角。马斯洛认为，研究人不像研究物那样取“非关切性客观”，而要取身心投入的“关切性客观”，就像母亲对孩子的了解和热恋者对恋人的了解一样。这样的了解才能消除与对象的分隔和距离，真正使对象成为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构成，并在心灵上融为一体。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强调通过辅导者和患者设身处地的理解、积极的关怀和耐心的引导，立足于患者的自我理解和自身彻悟，使他真正认识自我，战胜自我，从而达到消除障碍、恢复健康的目的。
尽管精神分析主义和人本主义学说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在采用现象学、解释学的思辨所取得的成功方面却是共同的。其共同的成功最突出的是探讨人的心灵的意义、价值，促使人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这种对价值论取向的强调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立场，要靠内省、体悟等思辨方法（强调认识论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更多地靠实证方法）。在人们更加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今天，人文主义心理学愈加引起人们重视，而思辨方法也显示出了其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史家黎黑曾评价道，“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心理学家的工作是弄懂在某时某地人类生活的意义，而不是预测、控制和科学地解释它”。解释学在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规定下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但它在关注人类生活、关注是非善恶、爱和恨方面毫不比科学逊色⑦。黎黑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心理学研究中的思辨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作了肯定的回答。
四
如果说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反映了思辨在心理学价值论研究取向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构想、模型方法则显示了思辨在认识论研究取向中建构心理学理论或学说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心理学研究常常提出一个基本机制(mechanisms)用以考虑所研究的心理现象。关于这基本机制的思想是研究人员想象出来的，但它可以帮助他更广泛深入地思考所研究的对象。这种对机制的想象被称为“构想”(constructs)。像记忆、智力、动机等方面，都可以通过构想来建立有关的理论。构想是抽象的，它用以说明那些并非真实的对象或现象。没有构想，几乎不可能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术语来讨论行为
各心理学流派在建立其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时都离不开构想。格式塔学派的代表人物勒温(Kurt Lewin)借用物理学的场论来解释人类行为。他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是在一种心理场或“生活空间”发生的。生活空间包括着可能影响个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件。它们能决定个人在任何情境下的行为。勒温还在拓补学的启发下创立了“矢量空间”概念，以矢量表示走向目标的运动方向。勒温为了完成他的体系的图示表象，又从化学中引进了原子价概念，借以表示生活空间中的某些客体的正的或负的价值。勒温所建立的这一理论体系，引起了大量重要的和有影响的研究。
即使是贬斥思辨的行为主义者，在其理论建构中，也还是无法离开构想。如前所述，托尔曼构想的“认知地图”和赫尔考构想的“部分期待目标反应”曾受到行为主义的非议。但4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所考虑到的这种作为中介变量的“内部原因”日益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开始逐渐意识到，人们具有“符号处理”的能力，即一种内部表征世界的能力。人类的反应受制于这些符号，而非直接受制于外部刺激。显然，旧行为主义无法接受和解释这“内部原因”。被称为新赫尔派的心理学者为了回答对解释人类思想的这一挑战，不得不调动思辨的力量构想一个创造性的概念——“中介反应”。他们把人类的符号处理构想为刺激—反应联结的内部连续：
S→｛r→s｝→R
该式中大写字母表示外部的刺激—反应联结，小写字母表示内部的刺激—反应联结。式子的含义是：一个刺激引发一个内部的中介反应，该中介反应具有内部刺激的特性，它又引发外现的行为。于是，“内部原因”被解释为内部的刺激—反应联结。这一构想使认知过程被允许进入行为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以刺激—反应的行为键来加以解释。于是，行为主义者就有了一种语言来讨论意义、语言、记忆、问题解决等一些激进派行为主义显然无能探究的行为。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中介反应观点成为了20世纪30-40年代的行为主义与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之间的桥梁。
对于“内部原因”，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借用了信息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成果开展深入研究。它以信息加工的观点来构想人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认知过程。它认为人的心理过程是一个主动地寻找信息、接受信息并在一定的心理结构中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从最新科技成果中吸取的营养，使得认知心理学获得迅速的发展。作为认知心理学重要部分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则引进了生物学、数理逻辑、物理学等学科的概念，诸如“同化”、“顺应”、“调节”、“平衡”、“运算”、“守恒”等，对认知过程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理论构想，揭示儿童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和发展的基本过程。
此外，像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和“超我”概念来构想人格结构和动机结构；马斯洛构想人的需要层次结构等都是一些例子。构想无一歧视地为各学派研究者提供了清晰地思考所研究问题，登攀理论之峰的拐杖。
如果说构想是对无法观察的事物的抽象表征。那么模型则是对事物或现象的具体表征。模型是借助直观手段突出系统的变量和主要思想或一个过程的方法。模型的概括性体现在它提出的变量以及表达的变量间的关系是从许多具体情景中概括抽象出来的，从而使人们获得事物的一般和整体的图景。模型的直观性体现在它采用直观手段，主要是以图示和一定的文字说明来展示所研究的事物。模型包括复现模型和符号模型。在理论建构中使用的往往是符号模型。模型不是理论，但它常常是理论产生前的一个思维阶段，有较强的思辨性。
在心理学研究中往往以模型概括而直观地描述事物的变量及其关系。像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模型、阜南的智力层次结构模型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智力结构模型勾画了智力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中还常常以模型表达事物的过程。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梅耶1987年提出的学习过程模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图1）。该模型显示，学习活动始于学习者的注意；通过注意，学习者选择了有关的信息材料；与新的信息材料有关的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原有知识被激活并进入工作（短时）记忆系统；新旧知识相互作用并建立联系；新知识进入长时记忆中储存起来。
思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可以说是高度的思辨与新技术结合的产物。人的解决某一问题的思维过程被编成计算机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如果能正常工作，研究者便得知其在逻辑上是可靠的。如果人和计算机在解决同一问题中操作相符，就表明计算机的操作与人的思维过程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思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既有助于对人的认知过程的深入了解，又促进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
此外，思辨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先导作用、理论概括作用、学说培植作用、学科统一作用等等，无法在本文穷尽。总的说来，心理学者现在已越来越意识到以往过分强调实证方法、轻视思辨方法所造成的困境与危机。如何使两种方法结合互补，促进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将是心理学界在新世纪里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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