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汉政治话语腐败概念隐喻模式探究*
孙淑芳 孙福庆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近年来，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政治隐喻是政治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是隐喻思维对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透视文化独特性的棱镜，政治隐喻研究对了解政治家们的治国之道和文化理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政治话语与政治隐喻概念阐释为切入点，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支撑，以政治话语腐败概念隐喻模式为分析对象，选取2012—2014年度中俄两国媒体有关腐败主题的报道，自建小型语料库，同时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认知和文化视角阐释俄汉语腐败概念隐喻模式异同的深层原因，旨在揭示它们的共性与差异特征。
关键词： 政治话语；政治隐喻；腐败概念；隐喻模式；政治语言学
1政治话语与政治隐喻
1.1 政治话语概念界定
政治话语(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是政治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以政治交际为载体，研究政治交际中的言语行为。“政治话语与政治交际直接相关，政治话语是政治文本言语化的、作为政治交际事件的言语活动。”(孙玉华等 2015：4)“政治话语是政治交际中的语言运用，是言语化的、作为政治交际实践的言语交往行为，是与政治交际概念相适应的语言形式、意义和行为的统一体。”(彭文钊 2017:31)目前，学界对政治话语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阐释。持广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广义政治话语包括机构性话语与非机构性话语。俄罗斯学者Е.С. Шейгал认为：“凡是主体、受话人和交际内容三者中任何一个要素与政治相关，均属政治话语范畴”(Шейгал 2004:32)。“政治话语可以理解为某些体裁的聚合体，且具有场结构。其中，场中心是政治话语原型体裁，属机构性话语，包括政治家演讲、议会辩论和政治口号等；场边缘是过渡体裁，属非机构性话语，包括政治访谈、评论性文章、政治家回忆录和政治讽刺漫画等。”(同上：244-245)总之，持广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应将政治话语局限于领导人演讲和政党的相关言论。“政治话语不应局限于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对象之间的交际。”(蒋春丽 杨可 2013：11)
狭义政治话语仅限于机构性话语，指政治家演讲或政党辩论，即Шейгал所定义的政治话语原型体裁范畴，如总统咨文、就职宣言、政党纲领等。А.Н. Баранов认为，“政治话语由政治辩论中的所有言语行为、传统所认同的政治规则以及实践验证的公共政治规则等构成”(Баранов 1997：108)。陈丽江从狭义视角将政治话语界定为机构语境中的政治人物话语，即“政治话语是由政治活动参与者(如政党、政治家)利用语言如何达到其交际目的(如发布消息、维持秩序、表明态度、施加影响、调控舆论等)，是由政治家或者政治组织、社团、机构发起的与政治内容相关的各种语类的话语，包括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社论、政府新闻发布会、政治新闻报道、白皮书、政治专栏等，是一个包含各种类型的话语的集合”(陈丽江 2007：10)。
1.2 政治隐喻概念界定
政治隐喻(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етафора)是政治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政治交际中隐喻思维机制及隐喻功能。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隐喻研究始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引起政治隐喻研究热潮。1991年，莱考夫(G. Lakoff)的论文《隐喻与战争——隐喻为海湾战争辩护》(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the Gulf)被视为政治隐喻研究的标志。俄罗斯的政治隐喻研究几乎与世界同步，涌现出一批专注于政治隐喻研究的学者，如А.Н. Баранов, Ю.Н. Караулов, А.П. Чудинов, Э.В. Будаев, И.М. Кобозева等，并形成不同学派。根据各个学派所处的地域，有乌拉尔学派(уральская школа)、伏尔加格勒学派(волгоградская школа)、彼得堡学派(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школа)等。
乌拉尔学派以А.П. Чудинов为代表，主张运用隐喻模式化(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е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理论研究政治隐喻。该学派秉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话语分析为核心，承认人类活动与认知、人类及其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这些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不同，但大体均立足于传统修辞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话语分析。目前，关于政治隐喻概念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И.М. Кобозева从功能视角对政治隐喻进行界定，“说话人将非大众熟知的政治观点借助政治隐喻方式传递给受话人，而政治隐喻通常是以交际双方的共同知识为基础。
政治隐喻具有启发性功能(эврис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是思考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手段，同时还具有论证性功能(аргумент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是一种使受话人相信政治观点正确性的论证方式”(Кобозева 2001:135)。陈勇和刘肇云从政治隐喻思维运作机制的角度进行定义，“政治隐喻是隐喻思维对变化中的政治现实进行概念化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隐喻去理解抽象的政治概念与复杂的政治形势”(陈勇 刘肇云 2009：26)。我们认为，政治隐喻是针对受话人传播政治理念而施加的一种言语影响。广义政治隐喻形式丰富多样，无论是对比、夸张，还是熟语等，它们的深层结构中都存在相应的隐喻“形象”。
俄汉语腐败概念还有不同的隐喻模式。通过表1和表2可知，俄语报刊语料库中隐喻特性是高频使用“容器隐喻”模式，而汉语语料则高频使用“动物隐喻”模式。
2概念隐喻理论及隐喻类型
2.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由莱考夫和约翰逊(M. Johnson)提出。1980年，他们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将隐喻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话语修辞作用转到隐喻概念思维、认知作用等新的领域，开创隐喻研究的新阶段。“隐喻不仅是修辞问题，更关乎思维问题。人类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人类概念体系是通过隐喻方式建构的。”(Lakoff, Johnson 1980:6)该理论彻底颠覆隐喻的传统修辞观，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它更是一种认知活动。隐喻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活动，“隐喻本质是通过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是将一个概念域(始发域)结构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结构”(同上：5)。概念隐喻以借助相对简单、具体的概念来解读复杂、抽象的概念为基础，通过分析其隐喻机制来识别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真相。隐喻实质上是用具体事物认知模式来构造目标域事物认知模式，而且将整个认知模式的结构、内部关系转移到目标域事物上。
④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ужно наконец не лозунгами и плакатами, а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л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уголовными) бороться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 так давно пора. (Известия, 30.04.2014)∥这表明，早到了该通过实际行动(包括刑事侦查)与腐败做斗争 的时候了，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和标语形式上。
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直肠癌的诊治及预后也有了变化。医者对肿瘤的位置、浸润深度、淋巴结、远处转移及TNM临床分期等情况的判断更加精确，从而能更加有效地选择1个适当的方案延长患者寿命，提高生活质量[10-11]。近年，直肠癌的新辅助放化疗应用广泛，且获得一致好评，与传统放化疗比较，新辅助放化疗将重点放在术前，他们认为术前肿瘤组织的血供丰富，在供氧丰富情况下的肿瘤细胞对放化疗更为敏感，增强放化疗的治疗效果-缩小肿瘤直径大小，降低临床分期，缩小手术范围，提高保肛术率；此外，患者术前身体状况相对良好，更能耐受放化疗对身体本身的损伤，且对于已发生的不良反应患者在对症治疗后更易恢复[12-13]。
2.2 概念隐喻类型
莱考夫和约翰逊划分出3种概念隐喻类型：方位隐喻(orientional metaphor)、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和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同上：14-68)。“方位隐喻是以空间方位概念为始源域向其目标域映射从而获得引申意义的认知过程。空间方位概念涉及上下、前后、深浅、内外、中心和边缘等。方位隐喻与人的躯体结构和文化经验相关。”(同上：14)“人类最初认知客观世界抑或肇始于自身所处的空间位置和环境，通过身临其境感知自身与周围事物之间的各种空间关系，从而在脑海里产生各种空间概念，并借以描述社会关系、物质世界和心智等抽象概念。”(成汹涌 2017:49)可见，空间方位概念成为人类认知的原型，对空间方位的感知是人的基本能力，因此倾向使用空间概念来表征情感、社会地位等其他复杂概念。
本体隐喻以人对自然物体，包括人体的经验为基础，将事件、活动和情感作为物质和实体来理解，由此对这些抽象的事件、活动和情感进行指称、分类和量化(Lakoff, Johnson 1980：25)。本体隐喻充分体现人类由简入繁，从实体到非实体的思维特点，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思想契合，在人类思维世界中最早认知的是物体和人体，这些朴素的认识为将抽象概念理解为“实体”奠定基础。本体隐喻主要包括物质、容器和拟人隐喻。
结构隐喻是指隐喻中源域概念结构可系统性地转移到目标域概念结构上，源域概念具有高度结构化、表述清晰等特点。结构隐喻可对目标域事物进行详细阐释，这不同于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仅使用特定的、简单的术语对目标域概念进行指称、量化和分类(同上:61)。结构隐喻主要指以抽象概念为源域的隐喻类型，包括战争隐喻、家庭隐喻等。
在中国的东、中、西部3个地区，随机抽取5个省份12家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中的5714名就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样本患者的抽取分别根据门诊患者的就诊号和住院患者的住院号进行随机抽样。其中，门诊患者占42.00%，住院患者占58.00%；东部地区受调查者占63.5%，中部占23.9%，西部占12.6%；小于等于25岁的占17.2%，26～35岁的占30.9%，36～45岁的占19.4%，46岁至55岁的占13.3%，55岁以上的占19.2%；98.3%的受调查者为汉族，1.7%为少数民族；80.8%为本地人(本县/区人)，19.2%为外地人。
3俄汉语腐败概念政治隐喻小型语料库建立及量化统计
在俄语国家语料库(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我们选取2012-2014年间的报纸库(газетный корпус)，通过设置相关参数建立自用报纸子库。俄语报纸语料源于 
Известия
(《消息报》)和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共青团真理报》)。以коррупция(腐败)和антикоррупция(反腐败)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得到2，053个语句。从中选取271个隐喻，自建小型语料库，见表1和表1a. 汉语以2012—2014年间《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腐败”和“反腐败”语料为主，自建小型语料库，从中选取272个隐喻。
同时，为了实现对高品质肉品的追求，今年汪记又筹建了一支农产品质检队伍，招录检疫检验人员10名，严格检疫检验操作，严把肉品质量关；建全追溯体系，投资20余万元建立了肉品检测室，配备药残检测仪、二维码追溯等配套设备，通过手机APP软件，依托《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将每一批猪肉生产信息生成电子二维码，随货进入流通，便于消费者即时查询。
根据对俄汉语报纸语料库数据的统计分析(如表1和表2所示)，我们发现腐败概念隐喻相似模式有5个：腐败是人、腐败是疾病、腐败是障碍物、腐败是蔓延性物质和腐败是植物。根据表1a和表2a数据，“反腐败是战争”为高频隐喻相似模式，俄语为78例，汉语为57例。与俄语不同，汉语“反腐败是打虎拍蝇”概念隐喻为高频模式，有75例，这是汉语语料库里使用最多的隐喻模式类型。本文将在该语料库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探究俄汉腐败概念隐喻的模式异同之处。
表1俄语коррупция隐喻分布
表1a 俄语антикоррупция隐喻分布
表2汉语“腐败”隐喻分布
表2a 汉语“反腐败”隐喻分布
4俄汉语腐败概念相同隐喻模式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类型划分，表1和表2中腐败概念隐喻模式均为本体隐喻，分别是拟人隐喻，喻体为疾病和生理特征(人体器官)及物质隐喻，喻体为障碍物。表1a和表2a反腐败概念均为结构隐喻，喻体为战争和游戏。同时，在俄汉语报纸语料库中，腐败概念拟人隐喻模式和以战争为喻体的反腐败模式所占比例较高，属高频隐喻模式，具有较高的典型性。
4.1 拟人隐喻模式
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是最典型的实体隐喻之一。“腐败是容器”这一概念隐喻归属实体隐喻中的容器隐喻。“就人的物理属性而言，皮肤将人与外部世界分开，人成为具有内外界限的整体，据此特征可以将人想象为一个有内外之分的容器。”(Lakoff, Johnson 1980：29)这表明在人类认知观念中，人体被想象为一个有上下、前后、左右方向的3维容器。容器隐喻是将人体的内外方向投射到其他物体上或进入某种状态、行为、情感等。容器隐喻，尤其是具有“在容器内”语义的政治隐喻强调“事件在进行中、持续的状态”，而“在容器外”则凸显事件结束，或者脱离某种状态。同时容器隐喻具有将抽象事件量化，使其具有可感知特性的功能。
在反腐败政治隐喻中，拟人隐喻源域主要包括人体组成部分(器官)、生理行为、疾病、性和家庭。人们根据政治现实和人体间的某种相似性进行隐喻，使用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即人对自身的朴素认识来构建政治世界图景。如“国家是人”(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это человек)。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迅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了农业迅速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不过，在快速的社会转型中，农业发展逐渐与社会主义大市场不相适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越来越严重；“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乡村社会陷入了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这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直接原因。
4.11 疾病隐喻
疾病隐喻是一种普遍的隐喻思维方式，人类将社会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用疾病命名，同时带有否定评价。疾病隐喻是将疾病概念投射到其他概念上的隐喻类型，源域为“疾病”，目标域多由情感或社会现象构成，本文的目标域为腐败概念域。在疾病隐喻映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基于疾病的价值取向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架构使疾病作为源域投射到情感，社会现象等目标域上”(张薇 汪少华 2011：93)。疾病隐喻研究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正因如此，身体疾病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隐喻(宋杰 崔文苑 2009：51)。毋庸置疑，身体疾病隐喻作为一种政治隐喻思维方式历史悠久，充分反映人类思维的普遍性特征。
在俄汉语腐败概念隐喻中，大量使用以疾病为源域的隐喻模式。例如：
① Я рада,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взял курс на борьбу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это самая важ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раковая опухоль. (Известия, 10.05.2013)∥我很高兴总统制定了与腐败作斗争的方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癌瘤 。
② 腐败是社会毒瘤 。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3-01-22)
首先，在中俄两国人民的意识中，腐败是一种疾病，腐败作为目标域(本体)，其源域(喻体)是疾病(毒瘤，раковая опухоль/болезнь)，这是中俄两个民族对腐败概念的共同认知。在汉语语料库中，疾病隐喻共44例，有15例喻体为“毒瘤”，俄语疾病隐喻有12例，两例喻体为опухоль(毒瘤)。这说明中俄两国媒体强调腐败的消极性和破坏力等语义，具有消极评价意义。同时意在号召人们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消除其负面影响。例②是“反腐败”政治隐喻，如果说“腐败”是毒瘤，那么“反腐败”就是铲除毒瘤、治愈病症的过程，采用的“治疗方案”是“标本兼治”。
4.12 生理特征隐喻
例⑤本体为反腐败，喻体为战争，“抓住牛鼻子”“扎紧篱笆”“标本兼治”体现出反腐败战争的具体策略，“零容忍”是反腐败主题政治话语高频词汇，突出对腐败的态度和立场，意在鼓舞全民与“腐败”这一“敌人”进行斗争的士气，同时也表明战争隐喻模式隶属拟人隐喻范畴，“打好……硬仗”结构更加强化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目标。该语句的特殊性在于，多种隐喻模式交叉使用，疾病隐喻(标本兼治)与植物隐喻(土壤)也贯穿其中。
③ Сломать хребет коррупции можно быстро.(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3.09.2012)∥应该迅速清除腐败的脊柱 。
例③包含一个概念隐喻：腐败是人，源域为人体脊柱，目标域为腐败。源域事物为拟人隐喻生理认知框架，脊柱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体重要的支撑部位，没有脊柱人就无法站立和正常行走，将失去行动力，陷入瘫痪境地，这一隐喻模式表明彻底摧毁腐败的决心。
记p=[p1,p2,…,pn]T，q=[q1,q2,…,qn]T，将脉冲控制协议式 (2) 代入系统式 (1) 得
第一个方面，投放时要关注幼儿的实际操作，及时调整，保证趣味性。在进行益智区游戏材料投放时，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会赢得幼儿的喜欢，引起幼儿的兴趣，教师应该时刻关注幼儿在进行游戏时的状态，一旦出现幼儿失去对游戏材料兴致的情况，教师应该及时调整游戏材料，调整成幼儿感兴趣的模式。幼儿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容易分心，而益智游戏相对较为安静，如不能保证趣味性，很容易导致幼儿注意力的转移，难以保证幼儿较长时间进行游戏。因此，益智游戏材料的投放一定要内容丰富、生动、多样、新颖，这样才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引导幼儿的智力开发。
4.2 战争隐喻模式
战争(war, война)是伴随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事件。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痛恨战争却又无法避免它，战争思维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趋向，人们对战争的认知程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中都不乏战争经历，人类基于对战争的体验来认识周围的其他事物。”(贾玉娟 2015：150)战争通常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分为敌我双方，战争中涉及武器、战略部署、战斗形式和战争目的等。战争隐喻属于结构隐喻范畴，将源域“战争”概念结构系统性地映射到另一个抽象的概念域上，用战争概念建构另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在表1a和表2a中，以战争为喻体的隐喻模式使用频率为28.8%和20.9%，占比位居第一和第二，这表明俄汉语战争隐喻模式表达反腐败概念具有普遍性。在反腐败斗争中，“反腐”与“腐败”作为敌我双方，战争武器是“法律”，以铲除腐败为战争目的。由此可见，战争概念域与反腐败概念域具有高度相似性，形成隐喻映射。例如：
概念隐喻理论强调，隐喻是基于人类经验的认知方式，隐喻过程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系统性映射，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特征。概念隐喻系统性是指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与概念隐喻之间的系统性，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是就语言层面而言的，是指“由一个概念隐喻派生的多个隐喻表达式之间是成系统的”(文旭 叶狂 2003:3)。“这是由人类经验的完型感知能力决定的多维结构。”(Lakoff, Johnson 1980:81)“概念之间的系统性是指不同隐喻概念又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孙岚 2015:120)“理解同一目标域概念时可使用不同的源域概念，这是基于不同使用目的，这些概念隐喻凸显目标域概念的不同侧面，这些概念隐喻之间不一定完全重合，而其重合部分表明两个概念隐喻之间存在共同的隐喻蕴含。”(Lakoff, Johnson 1980:92)概念隐喻之间也是通过蕴含关系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
2.1 两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变化 患者在用药1周后实验组的发热、盗汗、咳嗽、气短等症状的缓解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验组患者发热、盗汗、咳嗽、气短缓解所需要的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⑤ 总之，抓住“牛鼻子”，扎紧惩防篱笆，抓好惩防体系建设，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坚决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场硬仗。(《人民日报》， 2014-01-21)
俄罗斯媒体大量使用война, бороться等隐喻关键词，本体均为антикоррупция，喻体为война. 例⑤强调反腐败应付诸行动，不能仅限于口头。
认知语言学强调隐喻产生的基础是经验，“正是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形成意象图式，获得基本概念。简言之，隐喻是在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王寅 2006：61)。由源域的“生理”特征不难理解隐喻的“涉身性”特点，这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一人类原始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人类思维的普遍性特点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继而认识其他事物，在认知新事物时则潜意识地借助于人对自身的认知经验，即用人的身体、器官、生理行为等来喻指新事物，这表明，隐喻具有人类中心论特点。政治隐喻作为认知政治世界的棱镜，可以窥探政治世界的奥秘，人创造的政治隐喻世界图景同样具有人类中心论特点。在俄汉语反腐政治隐喻中均将腐败现象喻为身体器官或其他组成成分。例如：
汉语战争隐喻模式大量使用“亮剑”“利剑”“攥紧拳头”“组合拳”等关键词。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对待腐败现象都是坚决与其斗争，将腐败概念与战争概念联系在一起，用战争概念构建反腐败概念。
以1GJ为例：天然气供热系统运行成本价格为33.49元/m2，折合87.7元/GJ；煤粉炉供热系统运行成本价格为30.6元/m2，折合80.2元/GJ。
5俄汉语腐败概念不同隐喻模式
政治隐喻作为隐喻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其本体始终离不开政治交际，因而政治隐喻的喻体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政治领域概念具有复杂且高度抽象化特点，人们倾向使用已知域概念来思考复杂的新事物。隐喻无疑是政治家传播政治理念的最佳方式。因此，隐喻成为政治话语中一种常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喻体的选择是任意的，而是具有认知和文化倾向性特点。政治隐喻喻体通常集中在以下概念域：身体部位、医学与疾病、动植物、战争与军事、戏剧、宗教、自然灾害等。
5.1 容器隐喻模式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 антроморфная метафора)被视为最普遍的本体隐喻。“拟人隐喻是将物质实体具体化为人，这样就可以从人的动机、特征以及活动方面阐释物质实体的经历。”(Lakoff, Johnson 1980：33)在拟人隐喻中，“源域(喻体)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考能力的具体人；目标域(本体)大致分为3类：动植物、无生命物体和抽象概念”(文秋芳 2017：2)。“从事件域认知模型来看，拟人可以把人这一源域中的行为要素映射到非人实体的目标域上，也可以把人这一源域中的事体要素映射到非人实体的目标域上。这种映射是单向的，即只能由人的源域向非人实体的目标域映射。在由人的源域向非人实体的目标域映射的过程中，被映射的行为要素或实体要素得到凸显。”(张晓 2010：68)
在俄语报刊语料库中，与腐败概念相关的容器隐喻共22例，占8.1%。容器隐喻通过动词погрязнуть в...(陷入)，名词лазейка(孔洞)和静词性谓语быть запредельной(超出范围)等手段表达。погрязнуть в коррупции强调动作，коррупция与表空间前置词в连用体现容器隐喻的内外模式，в коррупции表达完全处于容器内，呈现沉迷于腐败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使抽象的腐败概念实体化，因为容器内承载的物体具有可量化、能感知、可直观化的特点。例如：
⑥ Сотрудники МВД не являются экспертами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и могут не знать специфики отрасли, зато получат лазейку для коррупции.(Известия, 03.06.2014) ∥尽管内务部工作人员不是动力学领域专家，可能不了解该领域特点，但他们一定会找到腐败漏洞 。
在严重的干旱面前，要把确保城乡居民的用水安全放在首位。对可能出现供水短缺的地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提早筹划解决方案，分类制定切实可行的供水计划，及时组织抗旱服务队发挥抗旱设施设备作用，通过打井找水、应急送水等方式，确保每个人都有水喝，避免因干旱或不安全饮水引发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故，同时还要下大力气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公众节水意识，多措并举战胜旱魃。
在例⑥中，隐喻关键词为лазейка，词典释义为“(可穿过的)孔洞，狭口，狭窄通道；暗道，秘密通道”(Ожегов, Шведова 2006：318)。该释义表明，лазейка有可进出的通道和里外之分的语义。“容器往往有口、洞、门或窗等，这些词语是容器的标志，它们有一定的功能。通过口、洞、门或窗等，人们可以窥探容器内部，也可以从那里出去。”(赵秀杰 曹忠芹 2008：7)例⑥的认知语用意义在于，突显腐败是有孔洞和出口的容器，可自由进出，强调腐败处在形成阶段，同时使抽象的腐败概念变得可直观感知、可量化。
5.2 动物隐喻模式
根据概念隐喻类型，动物隐喻属于实体隐喻，指用描写动物实体的词语(动物名称)来理解另一个范畴的事物或概念。就动物名称而言，重要的不是其能指，而是其所指，即动物名称的区分性特征，它们往往具有文化差异性。动物隐喻多用动物名称指称人，表达“动物是人”的隐喻概念，这是动物隐喻的思维方式。德国学者Zoltan Kö-vecses指出：“人类的许多行为可以从动物行为来理解”(Kövecses 2002：152)。动物隐喻理解可借助存在巨链或称存在大连环(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理论，“存在巨链”是一种文化模式，指人、动物、植物、复杂物体、自然物理事物等各种存在形式及其特征之间的层级关系，人是最高级的存在，依次类推，自然物理事物是最低级的存在，“高一级的存在拥有低一级存在的所有特征，但低一级的存在不能拥有高一级存在的区别特征”(束定芳 2000：216)。这表明，“人的特征与行为可以通过人类熟知的动物、植物和非生命物体的特征和行为来理解”(Lakoff, Turner 1989：172)。
根据统计数据，汉语动物隐喻“反腐败是打虎拍蝇”使用频率为27.6%，而俄语动物隐喻仅占0.7%，喻体分别为страшнный зверь(怪兽)和муха(苍蝇)。同时，汉语“(拍)苍蝇”模式使用频次明显高于“(打)老虎”模式。
“老虎苍蝇一起打”简称为“打虎拍蝇”，是一个标志性隐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老虎”和“苍蝇”为源域，目标域分别为“高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打老虎”喻指查处存在腐败问题的领导干部，“拍苍蝇”喻指“解决身边的不正之风”。同时，习主席将“虎”和“苍蝇”作为反腐败政治隐喻喻体具有重要的文化认知理据性。依据“存在巨链”理论，人和动物处于不同的存在层级上，但人是高一级存在，动物是低一级存在，人具有动物的所有特征和属性，因此可以用动物的行为或特征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和特征。
“打虎拍蝇”反映党中央在惩治腐败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政策措施。如今，中国媒体随处可见“打虎拍蝇”的隐喻性表达，近乎达到熟语化程度，这表明“打虎拍蝇”反腐败观念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在俄语反腐败隐喻中动物隐喻模式使用较少，不具有典型性特征，无法进行定性分析。
黄酮是刺玫果最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以芦丁为对照品，测得刺玫果水提物冻干粉的黄酮含量为96.4mg·g-1，醇提物冻干粉的黄酮含量为 220.6mg·g-1。以VC为阳性对照，测定刺玫果水提物和醇提物对DPPH自由基清除速率，结果的到阳性对照VC的IC50为0.041，刺玫果水提物自由基清除率IC50为1.323，醇提物IC50为0.078，醇提物含有大量黄酮成分，而黄酮不易溶于水，水提物中含量少，因此，醇提物自由基清除速率要明显高于水提物，且差距较大。
6结束语
俄汉语腐败政治隐喻具有很大相似性，体现在拟人隐喻和战争隐喻方面。在中俄媒体中，战争隐喻为高频使用模式，俄语以“反腐败”等为隐喻关键词，汉语以“重拳出击、亮剑、打好硬仗”为关键词。俄汉语中拟人隐喻模式具有共性特点，主要体现为以疾病和生理特征为源域的隐喻模式。同时，俄汉语反腐败隐喻也有较大的差异性，汉语反腐败政治隐喻高频使用模式为“反腐败是打虎拍蝇”，是一个标志性语言符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俄语容器隐喻模式独具特色，旨在表明腐败可感知、可量化的特点。这些都表明中俄两国人民认知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注释
①“改革牌”这一表述由习近平主席提出，媒体使用频率非常高。如打好反腐“改革牌”，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人民日报》， 2014-01-23)
这一阶段的活动和游戏都很吸引人，给予学习者时间有意识地思考并且使用他们学习系统中的一些规则。[3]例如,在学习字母K的过程中，学习者会看到带有K字母的一些常见单词，配有可爱动图和走迷宫之类的互动活动。（见图5）在学完每个字母之后，都听到一首关于这个字母和字母发音的有趣的歌曲，而且支持重复收听。这个过程能够帮助学生不仅有意识地学习目标语言而且能够潜意识地习得目标语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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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Conceptual Metaphor Models of Corrup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un Shu-fang Sun Fu-qing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 China)
In recent years, Political Linguistic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Political metaphor i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Political Lingu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metaphorical thinking to conceptualize and categorize political re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prism for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uniqueness. The study of political metaphor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ians’ ideas and cultural concepts. Beginning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metaphor, and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nceptual metaphor models of corrup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We select reports on corruption from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media in 2012-2014, build a small corpus, use the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try to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conceptual metaphor models of corruption from cognitive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political discourse；political metaphor；the concept of corruption；metaphor models；Political Linguistics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对俄问题研究专项项目“中俄政治话语比较研究”(DEZ1804)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sunsf888@yeah.net(孙淑芳)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 2019) 02-0056-8
DOI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2.009
定稿日期： 2019-02-16
【责任编辑 王松鹤】
标签：政治话语论文; 政治隐喻论文; 腐败概念论文; 隐喻模式论文; 政治语言学论文;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