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和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尼西亚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0月，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在印度尼西亚大选中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对改善和发展印尼与中国的关系表现出真诚和很高的热情。1999年12月1日至3日，瓦希德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同瓦希德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广泛共识和谅解。双方认为，发表平等、互利、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中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印（尼）两国关系正面临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会出现新的局面。
一
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的苏哈托执政后的印尼政府对中国的怀疑和疏离，由于印尼政府长期有意识地把华人当成政治案板上的替罪羔羊，还由于印尼政府长期实行禁锢政策，中国学者很难全面了解印尼的政治，以致于瓦希德出任总统出人意料；他出任总统后突破印尼原有的外交政策思路，如此明显而急切地对华表示友好更是出人意料。10月20日，瓦希德当选总统，24日就发表讲话表示他第一个出访（后修正为第一个正式出访）的国家将是中国；他还说了许多对中国友好的话，使人恍如隔世。至于日本舆论对此更是感到震惊和受到了打击。但是根据印尼社会和舆论近期对华态度的变化不难发现，瓦希德的决策反映了印尼社会对苏哈托政权30多年对华政策的反感和否定。1999年10月8日， 印尼发行量最大的《罗盘报》发表了印尼信息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姆胡尔·希达亚特的文章《重新建立雅加达—北京轴心》，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为瓦希德的对华政策作一些诠释。文章指出，“雅加达—北京轴心”曾是前总统——现任副总统梅加瓦蒂的父亲——苏加诺的外交思路，而现在重提“雅加达——北京轴心”是为了促进亚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当然文章也指出，“我们肯定不会仇视西方，但是，我们也肯定不会对西方的阴谋麻痹大意”；文章认为，中国和印尼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紧密，有助于增进东亚和东南亚的稳定，能够抵御西方经济力量对该地区的侵蚀；文章还认为，西方会重新控制亚洲，亚洲地区国家间的紧张也肯定会发生，东帝汶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所以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事情。发表对中国如此亲密的文章，在过去30多年中是不可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米安·赖斯多次表示支持瓦希德总统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据媒体报道，即便是专业集团也赞成瓦希德总统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与印尼自金融危机以来所处的内外交困的艰难环境不无关系。
据此，并据最近两年笔者对世界重要地区民族问题、东南亚热点问题的跟踪研究认为，消除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日本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加强中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终于有了一个极好的时机。经过经济危机和民族矛盾以及外来势力对这两个问题的干涉的重重磨难，这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终于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在了国家根本利益这个基础上。这一定位对中国是十分有利的。
建立良好的周边环境有两种选择，一是有原则地让出一些国家利益甚至是根本利益。然而这种以出让利益为基础建立的友好关系往往是不稳定的，同时也会留下许多遗憾。譬如，50年代，中国在特殊情况下让出白龙尾岛不仅未使某邻国与我们保持长久而牢固的友谊，反而使如今北部湾的划界问题困难重重。而现在，台湾问题是不可能让步的，南沙群岛可让步的余地也已经很小。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实际上，中国与东南亚本来就有着许多共同的国情和利益。同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和其他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宗教问题和西方大国以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任意插手这些问题的实际。特别是东南亚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多是殖民者为了有效统治，对殖民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留下的，所以更加尖锐、复杂和敏感。只要它们不服从某些大国的意志，就会有被干涉的危险。现阶段还包括不服从大国既定的不切合本国本地区实际的经济秩序。即便是对美国政府制定政策具有影响力的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也不无责怪地指出：美国“打着贸易自由和公开市场的旗帜推动美国公司的利益；从服务于美国公司出发，制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干预相对而言与它没有多少直接利害关系的地方性冲突；胁迫他国奉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注：塞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载〔美国〕《外交》杂志1998年5～6月号。）。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中不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改革方案所经历的政治危机和难堪说明了这点。为了双方的利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更需要理解和支持。为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双方也需共同认识、建立和维护相互之间的利益。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让人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它在东半球的赤道上横亘了40多个纬度，拥有13000（还有统计说是17000）多个岛屿，南濒印度洋，北临太平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早在14世纪，殖民者就在这里疯狂地寻找和掠夺极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实际上他也是个殖民主义者）就死在寻找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途中与菲律宾土著的战斗中。而今天，蕴藏量丰富而且珍贵的自然资源，使得美、日、德、英在这里的直接投资就超过千亿美元。1997年8月， 美国前驻印尼大使爱德华·马斯特斯因担心美国国会指责印尼的人权问题影响美国和印尼的关系，发表了《美国经不起对印尼保持疏远的态度》的文章，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印尼对遏制中国、对保证美国在亚太安全的重要作用。现在，瓦希德总统主动接近中国，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并借此机会使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二
为了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笔者建议：
第一，重新认识对中印（尼）关系造成破坏的“9.30”事件，重申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立场。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对印尼输出革命引发了1965年的“9.30”事件，在中国与印尼关系恶化问题上，这一认识影响至深。在这次事件中，苏哈托屠杀了5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30多万人被捕，苏加诺被逼退位，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建于1920年，是一个对印尼民族民主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党，它没有必要从中国输入革命。关于“9.30”事件真相，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因为主要当事人都已死亡，法庭记录没有公布，至今仍众说纷纭（注：参见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第401页注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可美国与印尼军队的良好关系，以及美国对发生这次事件的离间作用。认识这一点，并在适当的场合说明事实，对转变印尼人对中国认识的偏颇，解脱苏加诺总统，解脱印尼华人，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过去由于苏哈托当权，我们无法作这样的说明，现在该是卸下中国、印尼华人以及苏加诺总统身上的十字架的时候了。
第二，走一步看三步，制定科学的、由近至远的对印尼关系的战略部署。如前所述，印尼在亚洲、在东南亚的地位和作用，非其他东南亚国家可比，但是苏哈托政府30多年的疏离政策使我们对印尼不甚了解，所以在对印尼关系方面，我们应用足够的力量去研究和制定对印尼关系的战略部署。
1.制定完整的“后东帝汶”问题的战略。虽然当年东帝汶并入印尼是苏哈托的武力和大国的纵容所致，虽然联合国从来没有承认过印尼对东帝汶的占领，虽然东帝汶对印尼尤如一块鸡肋，虽然印尼新政府批准了东帝汶的独立并从那里撤出了全部军队，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东帝汶是印尼统一的防线中最脆弱的部分，而且20多年来为了其归属所经历的腥风血雨之于印尼人民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并非东帝汶问题不能解决，但应解决得其时。然而大国的傲慢与干涉和前政府的腐败无能交织在一起，在一个极敏感的时期，即继科索沃战争后分离主义大行其道的印尼国情和专业集团即将失去对印尼的控制的时候，印尼失去了东帝汶。东帝汶在此时独立给印尼人民带来了深深的隐痛。所以如前所述，印尼学者把它当成一块“试金石”。我国对东帝汶问题的宽容态度，赢得了印尼的信任。当然，我们不可能挽回东帝汶独立的事实，而且东帝汶脱离印尼这一事件对减轻印尼的负担本身未必不是好事。但是东帝汶独立后，印尼已经开始遭遇极其麻烦的亚齐以及伊里安查亚、苏拉威西、马鲁古等等分离主义问题和宗教冲突。尤其是印尼转向亚洲、转向中国的行为，很可能会引起大国以另一种方式去插手和干涉。譬如， 早在1998年苏哈托刚刚下台时就有西方人评论，“如果说东帝汶、 伊里安查亚和亚齐特区是分离主义的焦点，那么苏拉威西、苏门答腊也被看作是有可能提出分离主义的地区。”他们认为，“丛林居民伊里安查亚人同雅加达的爪哇电脑迷或者同北苏门答腊严谨保守的穆斯林有何共同之处，一个民主的印度尼西亚能否有理由用暴力把具有强大独立运动的地区保持在一个国家之内？”“从长远来看，重新划定某些边界对于一个民主的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不可回避的。”（注：参见奥拉夫·雅恩：《印度尼西亚——东南亚未来的巴尔干？》，载〔德国〕《世界报》 1998年5月30日。）又譬如，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访问印尼时说，“华盛顿强烈反对一些印尼官员提出的在亚齐实行戒严法的建议。”（注：拉斐尔·普伦：《印尼亚齐省可能引发地区危机》，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9年11月22日。）我们应该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历史地分析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切实遵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及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及时周到地支持印尼政府的民主进程和领土完整。而这种相互间的支持对中国而言也是非常需要的， 江泽民主席在1999年9月以后的出访活动中，经常批评“新干涉主义”、“新人权主义”，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广泛理解和支持。江泽民主席在瓦希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表示“支持瓦希德阁下领导的印尼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注：《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日。）。 瓦希德总统也重申印尼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加强对东南亚穆斯林特点的研究，充分了解伊斯兰教对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西亚虽然拥有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但它们只是在伦理道德上推行伊斯兰的精神，不赞成穆斯林极端主义，在政治上它们奉行的是比较世俗的政治路线，以致于这些国家可以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存，但是与华人发生对抗也有穆斯林的因素。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之所以在东南亚盛行，有着比较浓厚的中国因素。它是满剌加王国为了摆脱强大的暹罗王朝的控制，脱离佛教的选择。满剌加王国的这一选择不仅受到了中国穆斯林包括郑和、马欢的影响，还得到了中国明王朝的支持。而建立满剌7 加王国的迷苏拉就是来自苏门答腊的王子（注：参见庄礼伟：《亚洲的高度》第25～59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值得注意的是，瓦希德是印尼伊斯兰政党的领袖，而他本人称自己有华人血统。或许瓦西德这句话是脱口而出，但是，加强我国对伊斯兰教影响外交关系现状的研究不能不是当务之急。
3.在与印度尼西亚交往过程中，注意尊重这一地区的“水文化”特征，不可忽视梅加瓦蒂对印尼政治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有着十分突出的“水文化”特征，即尊重母亲、尊重妇女。譬如，当年阿基诺夫人与马科斯在竞选菲律宾总统时，他们两人之间还应有一场辩论，但马科斯未敢应战，因为“菲律宾人传统上给予妇女高度的尊重，而且批评一位妇女对他来说有失身份。”（注：〔美〕贝·丝戴·罗慕洛：《菲律宾政坛回忆》第183页。李延凌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在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不仅保留着双系亲属制的传统习俗，还保留着米南加保式的母系社会，而且米南加保人是印尼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之一（注：参见孙福生等：《印度尼西亚》第9～15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汪慕恒：《当代印度尼西亚》第44～46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所以在东南亚地区，人们是十分看重对妇女的尊重的。根据笔者研究，东南亚妇女参政不同于西方妇女参政，也不同于南亚妇女参政。特别是像阿基诺、梅加瓦蒂这样的优秀妇女，她们被当地人民当作改变专制和腐败统治、实现和平民主的象征。梅加瓦蒂在印尼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对于梅加瓦蒂当选副总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1 ）梅加瓦蒂与瓦希德出任副总统和总统对于印尼政坛来说是最佳搭配。印尼的形势非常复杂，一位资深东南亚问题专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苏哈托不是马科斯”。梅加瓦蒂与前统治集团的国恨家仇需要有瓦希德的缓冲。（2）作为第一大党领导人的梅加瓦蒂出任副总统， 想必会有她应有的作为。另外瓦希德的身体欠佳，梅加瓦蒂作为民选副总统，加上她与瓦希德的良好关系以及东南亚妇女特有的宽容和温文尔雅，还有她父亲从政的经验教训，她能随时承担起总统的重任。
第三，以发展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为契机，摆脱“远交近攻”策略阴影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周边环境。在东南亚十国中，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的比较坚定的同盟国，它与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的渊源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割断的。还有个别国家对我国的领土要求太多，要想真正改善关系也不容易。而中国与印尼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只有曾母暗沙之争，其余均来自苏哈托政府30多年对中国的敌视和怀疑，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一敌视和怀疑的基础——印尼社会对少数民族华人认识的偏颇。我们须认清和珍惜瓦希德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大转变，其中包括苏加诺对中国的友谊，积极改善中国与印尼的关系，真正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依存的周边关系。根据印尼在东南亚的影响，与印尼改善关系将对建立更加良好的周边环境起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