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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领域，这一认识活动是有意识、有创造性的活动，即使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使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去获取新的知识，达到新的认识阶段，这些手段和方式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科学方法不仅仅是一般认识方法，它受到科学研究过程特点的影响和制约。一般科学研究过程有如下几个特点：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自觉的继承性和创造性；极强的探索性。科学研究过程的这些特点明显地影响和制约着科学研究方法，而科学实践、社会实践的特点、方式、水平显然直接制约和决定着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因此，科学方法是一般的认识方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表现，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变革和认识对象的方法。
科学方法是科学理论自身得以发展的重要支点，科学理论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伴随着科学方法的进步。考察近代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它一直在自然科学的激励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正是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用历史——逻辑方法和抽象方法相结合，才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揭示出来，他的政治经济学从基本原理到表达方式也都有着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精确的定量表述。马克思不仅赋予社会科学以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他更致力於变革社会的实践，使他的学说成为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走向应用的范例。但在马克思以后，社会科学变革步伐变得很慢。到二次大战后，社会科学研究才大规模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D·贝尔指出：“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起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在过去30年左右，社会科学成了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这是社会科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这门科学的历史不长。”[1]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借鉴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方服务的，它的必然性表现在：(1)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人类文明最高成果的科学整体正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其主要标志是处於科学结构体系中的两大有机成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发生了结构性变化；(2)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规律，它必须经过大自然客观规律的直接检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这是社会科学比之不足的；(3)社会科学方法的缺陷：表现在知识结构的不适应，在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现代，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方法仍然处在多年前的注释、考据的书斋式的手工业方法。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又要根据本身的特点，探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普遍特征。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也就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特点。由此看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此，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在其所著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论述道：“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於自然科学之处在於：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2]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还受到政治因素和阶级关系的制约。贝尔纳指出：“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发现，尽管会被拖延时间，一般总是迟早会得到应用的；可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发现却仅仅被看做是学术研究。而且要是这些发现看上去意味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更好地管理世界的话，人们甚至可能给它们加上有倾向性的罪名而加以禁止。因此，我们无法脱离社会科学各学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预测社会科学的前途。只要目前这种制度存在下去，这些学科就注定要继续处於描写性，会诊性和学术性状态。”[3]
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综合性研究趋势增长，定量化研究方法加强，应用性研究比重增加的趋势。这些趋势，使得社会科学从整体结构、内在机制到研究对象、科学内涵、研究工具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必然要引起研究工作方法论变化的要求、发展的要求，老的方法需要改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需要移植、创造、探索，由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由状貌性质的描述到系统的分析综合，从宏观到微观的观察、测试、解析，以及“三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方法论方面的变化，都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产生了变化和新的需求。
二
从社会科学文献情报这一社会科学研究产品也能看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无论从那个侧面去研究，都会受研究对象——人类社会本质特征的制约，从而导致各种研究方法的互相渗透，使社会科学的总体研究对象——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宏观侧面和新的微观机制。这些特征在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具体表现是：除具有政治性、社会性、综合性、时效性外，还具有情报来源复杂、文献时滞长、形式多样化、自引率高等特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情报活动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从巨大的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流中选择可利用的情报源，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抱定的认识方法论以及资料收集手段和方法的掌握程度。因此，缺乏一致性和证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是某些个人的理论观点，由此而产生出许多学派、各种“商榷”文章，使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和模式往往很快就被推倒，但它们并不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常常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4]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也开始出现新气象，主要有科学思想、科学结构、方法论和科研管理四个层次的变革，社科研究文献情报不足症也发生了根本转机。全面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准确迅速地了解科学进展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但由研究人员独立承担全部文献情报收集、检索和整理加工工作越来越困难，甚至已不可能。因此，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使社科文献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社科研究者的文献情报需求更加扩大和深化，这些要求社科文献情报工作的对象更广泛，规模更宏大，内容更深入，方法更科学。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社科情报理论建设的关注，也必然给正在形成但还很不完善的社科情报理论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於上述变化及发展趋势，社科情报理论界的反应是缓慢的，多数文献情报部门意识到了文献情报需求的涨势，希望加强自身工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虽然近年来社科情报理论界学术研讨活动频繁，研究论文急增，许多研究涉及情报体制方面问题。但由於忽略基础理论研究，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逐步从本质上取得独立地位，但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落后；(2)研究成果数量丰富，质量有待提高；(3)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但深度有待进一步发掘[5]。
创建社科情报学的建议，虽在多年前就已提出。但对“社会科学情报学”的定义仍莫衷一是，主要有四种观点：(1)认为是研究社会科学情报的创造、转换、交流与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2)称其为系统地研究社科情报问题的活动及成果；(3)认为是揭示和研究社科情报工作的运动形式和活动规律的科学，或称其是对社科情报工作实践的总结，是揭示社科情报工作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4)认为是研究社科情报的构成与特性、社科情报活动的规律与特殊要求，以及搜集、加工、存贮、检索、提供社科情报，设计和管理社会科学情报系统的有关理论、方法、技术问题[6]。但这表明，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被提高到关系整个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的战略位置；也表明，社会科学文献情报部门，将在重视理论建设的同时深化现有的社会科学情报实践活动。
三
人们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发生兴趣始於六十年代初的英美，当时的研究热点主要是社科文献情报流。到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社会科学的许多专业团体，如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经济学协会、英国巴思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英国图书馆研究与发展部就对特定学科的社会科学交流问题及其社科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的情报需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7]。特别是英国，将大部分研究力量投入两个计划的调查中，一是“社会科学情报需求调查计划”(INFROSS)；一是“社会科学情报系统设计计划”(DISISS)。调查最初是分别进行的，一面针对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情报需求；另一面针对社会科学中二次情报服务提供的问题。参加DISISS计划的个别研究者在社科情报研究领域一直非常活跃。如英国学者布里顿研究了社会科学情报的国际传播和利用问题，主要论著有《情报及其用户》（1970年），《社会科学的情报服务和知识结构》（1979年）、《社会科学的国际性：情报传递的含义》（1981年）、《社会科学文献资料的提供与利用》（1982年），《论世界社会科学产品》（1986年）等。罗伯斯的有关社会科学图书馆和情报所的管理和发展问题调查影响也很大。但遗憾的是，在实施INFROSS计划和DISISS计划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现存情报服务和新项目服务的开发。
除这些外，还有一项研究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唐·斯维夫斯教授指导下的研究人员对社会科学主题索引语言的研究。该研究导致了新标引方法的产生（即多途径检索的索引，也就是可从几种不同途径检索一个主题）。较新的研究有荷兰德哈尔特撰写的系列文章，他认为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学家正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1)鉴别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献情报需求是极为困难的，因而评价任何情报服务也同样是比较复杂的；(2)由於每个不同学科专业在意义上不够精确和变化，因此，社会科学语言不容易经得起计算机查找的检验；(3)社会科学文献输入领域的潜力很大：学术刊物、报纸等出版物上的大量缺时效情报常常是属於确切的情报；即使在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散布规律也可能在社科专业性文献中起极大的作用；(4)主题重迭。许多研究的地方性以及可发挥效用的大众传播媒介，都要求人们进行大量的选择。目前用人工进行选择比用计算机进行选择更能取得效果，而且费用很低。实际上，缺乏社科机读文摘和索引工具，已阻碍了大规模计算机化的社科情报服务，并且很难设想这种服务在不久将来所能起的作用。这些研究显著地说明了两个特点：(1)社科情报研究者的注意力着重放在某一特定的社科群体上，或放在与此相关的广大领域上；(2)用社会科学的观点与方法考察情报的产生、传递和利用等问题。
四
建立社会科学情报学理论的条件是否成熟，我们认为应从实践需要、理论准备和研究力量等方面来加以考虑。东西方国家不应由於情报学理论已经建立，便可综合社科文献情报需求特点及社科情报系统特点，构建具有和科技情报学同样逻辑力量和社会功能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理论，我国的情况也一样。人们在从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时，更多的是依据那些对社会科学似是而非的认识。调查者选择的样本不同，研究者依据的材料不同，这些都会造成对社会科学交流特点判断的不同，从而造成社科情报理论的混乱。可以这样说，对社会科学内部问题的科学学研究的薄弱，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效益和判定准则，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积累方式、传播渠道及特征等问题研究的薄弱，却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情报学理论建设的最大障碍。
社科情报理论界提出“当前应注重理论研究，而不是急於提供情报”这种说法初看似乎不合逻辑，但它确实反映了研究人员对理论不足症的忧虑。所以，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社科情报事业，有必要从科学角度发展社科情报的理论体系。建立社会科学情报学，针对社科情报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社科情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社会科学情报的基本特点；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工作的服务内容与模式及客观规律；社会科学情报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学科结构及分支学科等等进行一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为最后完成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体系做准备。[8]
社会科学情报学的提出是学科综合和分化发展的产物。在情报科学体系中，情报学既是其中的独立分支，又体现着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处於双重地位。相对其它学科，情报学提供科学研究的保障，而对於情报学本身，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情报学五十多年的发展，准确地说，是科技情报学的发展史，它只反映了部分学科的横向联系，忽视它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社科交融区的作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特点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科学情报学这个急需开拓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信息爆炸使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献情报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社科情报许多不同於科技情报的特性说明，科技情报不能代替社科情报。社会科学情报学应运而生。社会科学情报学不是对情报学（广义情报学）的否定，而是在新的背景下解决它的学科非稳定性，使情报学领域得到开拓，把情报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
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坚实、深厚、成熟的基础理论，就不能指导实践问题的研究，更不能建立起完善的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基础的概念方面，毫无疑问，社科情报移植科技情报的概念最多，诸如情报意识、情报环境、情报源、情报保障、情报用户、情报需求、情报交流的评介等。这些概念在科技情报学中有其特定含义。然而，社科情报与科技情报的区别源於社科与科技的区别，但在情报层次有着某些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应在社科情报学内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那是词形同而义不全同。
学科概念的移植是手段，建立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才是目的。移植的概念以最初的模糊逐渐获得清晰，随着社会科学情报实践的发展，必然再一次模糊。另一方面，需通过社会科学情报实践提炼出新的概念，这是通过对事物表象加以概括和理论抽象而实现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的建立又表现在它对相关学科的借鉴，主要是图书馆学、社会科学，各自提供不同的借鉴点：图书馆学提供有关文献加工的方法、过程，如收集、分类、编目、书目服务等技能；社会科学中具体的学科知识对情报人员素质的改进和提高，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和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工作内容的充实都是不可忽视的。
五
社科情报理论与科技情报理论一样，都处於理论指导实践的最前沿，作为应用情报学的组成部份，它接受着来自理论情报学的指导。就整个科学情报研究领域来说，社科情报是其中一个独立的，拥有广阔研究领域的方面军。我们应关注理论情报学的新进展，不断改进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实践。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应用情报学的上层——一般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不断地促进一般原则和方法在社科情报工作中的应用。这就是社科情报理论在整个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地位决定了它应有下属三方面的内容：(1)应用理论情报学的成果研究整个社会科学情报系统过程及诸构成要素的特性，即社会科学情报结构与系统理论研究；(2)研究一般原则和方法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如社科二、三次文献的生产，社科文献的检索，各种社科情报系统的设计，即社会科学情报产品生产与利用的方法论研究；(3)研究社会科学情报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各种问题，如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社会科学情报教育等。
从上述三点引申出来，社科情报理论体系大约应有四个纵深点：(1)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源。包括情报源概念、结构类型及其特点、发展趁势、开发和如何掌握社会科学情报产品的类别、效益、价值评定标准；(2)社会科学情报用户及其需求。即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的类型、用户行为、用户调查、需求特点、需求变化、不同性质的情报需求；(3)社会科学情报系统和传递的机制与技术。主要是社会科学情报系统机制的特点、交流方式、交流障碍、交流效果、各种新技术在社会科学情报传递中的应用；(4)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它包括对事业的组织管理、事业的整体功能和效应、体制和政策、中外社会科学情报体制比较、网络建设、协调模式、地方社会科学情报机构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现代化。
深化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关键所在，首先应选择好研究的制高点。制高点不仅能在更高层次上指导指导社科情报实践问题的研究，而且能带动社科情报基础理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彭斐章等学者认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制高点是社科情报用户研究。一方面，选择社科情报用户研究为制高点符合情报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情报学理论研究重心转移是由主要研究情报源到主要研究情报情报系统，再到主要研究情报用户。另一方面，由於社科情报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因此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成果可指导并带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其他方面。[9]
另外，当前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界最需急於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稳步、高速发展，尽管其途径和方法可多种多样，但有一种途径是必须的，即将社会科学情报系统直接作为信息产业的一个子产业，并对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加以指导发展。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工作应属信息服务业的一部分，将其划为社会科学情报产业，主要是从目前社会科学情报系统与其它信息系统间存在强烈“产业反差”的现状出发的，这将有利於社会科学情报系统的崛起。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树立“大情报”观，在“大情报”观指导下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应用化、“大科学”化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主要对社科学术情报工作原理与方法的研究扩展到对各类社科情报工作，尤其是对政务、商务、法律、金融、人才等情报工作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0]。
社会科学情报系统实行产业化，可使该系统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市场交换、用户需求的满足和情报价值的实现等经济手段，建立一种将理论研究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介机制，使社会科学情报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f正发挥导行、清污、增殖功能，这对缓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实际相脱节、学术研究“趋洋化”、理论思潮易偏离、学术成果价值不易转换等矛盾，引导和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更积极、更健康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D·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中国社科院情报所，1982年，第2页及第23-24页。
[2][3]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芬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58-459页。
[4][8]范并思：《社科情报学理论建设的问题和思路》，《图书馆学通讯》1987年第1期
[5][9][10]彭斐章等：《新世纪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走向》，《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4期。
[6]宋晓辉：《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综述》，《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3期。
[7]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