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调适与联盟瓦解：分化联盟的实践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盟论文,路径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4-0053-27 一 引言 联盟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与深刻的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在联盟的形成、管理与属性之外，联盟瓦解研究在近期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联盟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问题，有关联盟瓦解的先行研究多强调联盟维持的价值与联盟管控、①联盟的属性②以及外部制衡力量等因素的作用。相较前两者的相对恒定，外部力量的作用更加富有操作性。然而在较早的研究中，由于联盟通常是为应对外部威胁而生，一些研究对外部力量的认识仅限定于外部威胁，特别是关注外部威胁变动的影响，而没有将外部力量对联盟施加的影响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考虑。③但是，外部力量有时并非为联盟所直接针对的威胁，如三十年战争时期法国一直处于天主教联盟的目标之外，直至其在最终阶段加入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美国处于两大阵营目标之外，却在战事末尾左右了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命运。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若外部力量将目标联盟视作威胁，其在寻求联盟、追随等行为之外还将采取何种行为?近期的联盟瓦解研究开始关注外部制衡因素特别是联盟分化战略(alliance dividing strategy)④的影响，对联盟分化战略的类型、⑤选择条件、⑥运用方式⑦等进行解读，但是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存在，如在英日同盟这类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瓦解案例中，外部分化者所采用的战略并非保持相对恒定，而是根据战略互动的效果以及外部条件的变化进行调适，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及其规律，如何判断相关战略变化带来的影响?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战略成功或失败的一系列条件，⑧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相对恒定的条件之外，国家的战略行为往往是动态的，如何解释这种动态的变化?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引入国际实践理论，通过建立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机制分析联盟分化战略的动态调适过程及其对联盟瓦解的影响。我们的核心假设在于国家的联盟分化战略不仅受到国家属性、目标联盟属性等相对恒定因素的影响，国家对战略的选择实际上来源于背景知识，并通过战略学习与调适机制发生变化。本文后面内容安排如下：首先介绍实践理论在解释国家对外行为变动中的作用，在综合认知心理学以及组织理论中有益知识的基础上，尝试对国家的联盟分化战略在实践中的变化过程进行解读。为此，我们借鉴了组织理论中的战略学习模型，并加入认知失调理论进行修改，从而将其应用于长时间段的联盟分化战略研究中，作为本文的主要解释机制。随后，我们通过变量控制选取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时期的法国分化反法同盟以及一战前后美国分化英日同盟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则根据分析结果对研究内容做出总结。 二 联盟分化战略的调适机制 为阐释主要的研究模型，我们首先对国际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做出简要回顾。实践理论的出现源自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所遭遇的生成性问题，由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静态视角、表象的偏见以及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使得其在面临实践时陷入解释困境，由此引发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⑨相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制度、文化规范等单一变量的核心影响，国际实践理论更多地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学习与适应，尝试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关系，这使其有助于克服三大理论结构分析的静态特性。在实践理论中，实践是有规律的行动实施，同时带有适当的绩效，这意味着实践中的行动会受到特定的标准加以识别认定，而实践活动在改变物理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个体以及群体的世界观。⑩实践理论遵循实践性逻辑，强调“实践活动本身是行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11)而共同体的日常实践会诱发认知演变。(12)由于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一项战略为何出现，而是国家为何选择战略A而非战略B，实践理论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考察国际行为体的具体行为时，能够将施动者置于实践互动中的核心位置，同时强调其自身施动性的影响。 此外，由于我们需要考察联盟分化战略的变动，一个仍需说明的问题是实践如何导致变化。实际上，从实践视角出发，如将实践视为解释因素，行为体的实践活动自身就会导致实践的变化，也即实践是变化的原因。(13)在我们的研究议程中，国家采用联盟分化战略要求战略决策者从战略设计到战略执行阶段对外部威胁、盟友关系等主客观条件做出有效的评估，而这些评估与其背景知识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背景知识因而对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在实践理论中，背景知识在实践中的重构是一项主要研究议程，对于实践理论而言，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将知识要素突显出来，使物质和理念因素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知识类型密切联系在一起。(14)在解释变化上，实践理论认为，“当新的问题出现开始挑战现存的知识以及/或者当共同体内部一些有影响的成员想要做得更好的时候，实践中的变革会据此发生”。(15)实践理论对国家行为变化的解释对实践中的知识积累提出了要求，这里的知识“不再停留在背景而是与实践的执行紧密相连”。(16)这便为我们理解国际行为体行动逻辑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思路。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最后的问题在于背景知识的积累方式。 对于实践理论而言，知识与行动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学习是串联其中的一项核心机制，在国际行为体身上“学习与实践紧密相连，并通过实践得到扩展”。(17)然而，相较对知识的重视，实践理论的先行研究对包括学习在内的实践机制仍然缺乏关注。不过，学习自身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作为认知演变的子集，自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开始借助这一概念进行政治学研究以来，(18)学习及其相关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国家的战略转变、危机管控、冷战终结等议题。(19)在联盟问题研究上，学习也被用于解释小国在联盟或是中立之间的选择行为，(20)其分析起点在于认为学习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学习则是在观察或者解释经验基础上，使得原有信念发生改变或新的信念、技术以及程序得到发展。(21)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学习分析的基础主要建立于认知心理学以及组织理论之上。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强调决策者的自身经历、早期经历、重大事件对决策者的知觉倾向产生的影响。(22)另一些研究则强调组织理论的作用，组织理论视角下的国家被视为组织，组织理论的核心在于组织如何学习并适应环境，对于组织而言，特定的组织目标、组织流程惯例、对历史经验的依赖是其基本准则。(23)以上两种研究的共同认识在于认为只有特定级别的事件才会导致学习，而学习并不是一个常规的现象，特别是个人或组织自身的经历才是获得新认知的关键。(24) 先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难以直接用于本文的分析。首先，这些研究过多地关注长期历史经验的作用，同时强调实践中学习过程的渐进性。然而国家战略的变动虽然并非连续，但是战略本身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调适，这就需要对这种短期变动进行解释。其次，尽管一些研究意识到实践中的学习过程并非线性而是散乱的动态交互过程，多数研究仍然仅仅关注决策者是否进行了学习而没有解释其具体的学习过程。(25)再次，尽管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国家在特定环境中的短期战略学习与适应，(26)但是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国家战略学习机制的合理解读，而实践理论实证研究的缺乏加剧了这一问题。最后是分析的层次问题，以认知心理作为基础的学习分析集中于个体决策者，而组织理论则多强调组织，解决分析层次的统一是一项重要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引入组织理论中探讨不连续战略变革的模型，并加入认知心理学知识作为修正以适应本文的分析。在众多模型中，桑田耕太郎(Kuwada Kotaro)的战略学习与战略变革模型更为适合分析不连续的战略变革。(27)桑田试图通过引入战略学习概念去解释组织的战略行为以及组织本身的长期动态变化，他认为企业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必须采取特定的战略以及必要的组织革新，而这些则依赖于以组织学习能力为基础的战略规划能力。桑田认为战略行为的核心是企业在战略设计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与诠释，而这些信息来自内部与外部信息、战略学习、业务层面知识以及公司层面知识。(28)然而，组织理论和社会心理研究均认识到组织结构的稳定与获取经验教训的迟缓，相对于企业而言，国家对外决策的标准化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显得更为复杂且更难改变。与此同时，由于桑田以及其他的组织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公司规模的组织结构，对于国家而言制定对外战略的组织架构远比公司复杂，其发生变动的频率也远远小于公司，为此，我们依据国家作为对外行为主体的结构以及前述的研究需要对桑田的模型进行调整，从而建立起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模型(见图1)。 首先，我们对背景知识的意涵进行重构。在将公司层面的知识转换为国家层面背景知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国家对外行为基础的具体构成。作为国家对外行为设计的组织标准化流程，相对于公司的标准流程而言更难改变，因此在假设中我们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背景知识中相对恒定的部分，而挑选出另外两个易于产生变化的内容，即战略理念以及战略相关的知识作为国家背景知识(A、B)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会影响决策者对战略的判断以及官僚政治博弈中的结果，据此我们简化了国内政治过程的考察，将重点集中于国家与战略目标之间的互动。A、B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家背景知识也即国家层面的认知基础，包括相对恒定的制定国家战略的标准化程序以及处于变化中的基本战略理念、战略相关知识。与背景知识相对的则是实践知识(practice knowledge)，其由负责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决策者以及外交实施人员从实际的战略效果中获取，是背景知识走向前台(foreground)的产物。 其次，我们借用了桑田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战略学习与业务学习。对于国家而言，国家的战略学习过程就是背景知识从A到B的转变过程。由于业务学习的概念适用于公司规模的组织，对于国家而言我们运用实践学习(practice learning)代替业务学习。同时，对于实践知识而言，我们将其视为联盟分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一具体问题领域中的知识，实践学习的过程是从联盟分化战略具体实践中获得知识并进行调适的过程。图1中的D代表联盟分化战略的设计过程，S代表具体的国家战略行为，数字序号代表实践过程的发展顺序。国家原先拥有背景知识A，在A的指导下产生了战略设计
，进而产生了具体的联盟分化战略行为
、
产生了战略效果反馈给参与外交决策与实施的一线人员，从而形成对战略行为有效性的判断，并且获得新的实践知识。新的实践知识对原有的背景知识形成冲击，但是这些内容对背景知识的影响是有限的，国家的战略基础并不易改变，这就使得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战略调适。战略的变革则来源于实践学习中的知识积累，逐渐对A中的战略理念、战略相关知识形成冲击，而当实践知识积累到能够推翻原有基本假设时，原有背景知识A则转变为新的背景知识B，进而在新的背景知识基础上产生新的战略设计与战略行为。我们将这一战略变革视为战略调适的第一种形态。如秦惠王在任用张仪分化合纵的过程中，最先通过提供人质和归还领土等利诱方式试图分化齐魏联盟，随着战略效果的不佳，秦国认识到强硬手段的作用，开始推动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对抗性战略，从而取得突破。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组织从过去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中学习是极为重要的，但组织理论与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假设认为人们更容易从失败而非成功中学习。(29)战略的失败会引发对现状的不满，使得组织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只有那些意料之外的失败才会引发组织的学习(30)进而推动战略变革。
图1 国家战略学习与调适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最后，本文在战略反馈过程中加入了认知失调的影响。桑田的模型虽然很好地解释了战略变革的过程，但是在战略学习与调适过程中国家对待信息反馈的态度往往存在差异，例如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应对反法同盟的后期，即使在对抗性战略受挫的情况下，其仍然延续了这一战略并试图自圆其说，并未做出合适的战略转变，最终导致联盟分化战略无法与背景条件相匹配。对于国家层面的背景知识(A、B)相对恒定条件下出现的战略反馈差异并非难以解释，实际上由于认知失调的存在，决策者在面对信息时通常倾向于接受与自身认知结构相一致的信息，而当遇到与自身信息不一致的信息时，会采取强化机制寻找原因证明这些信息正确。(31)例如，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非理性认知相符导致的问题在冷战前的美国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使得美国在分化英日同盟的初期在背景知识A上不断为错误的战略寻求支持。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领导者试图寻求心理上的和谐，却以牺牲各种利益间的矛盾作为代价，认知相符使得与自身认识不一致的信息被忽视，进而影响了战略调整，(32)导致了战略调适的第二种形态，我们称之为战略试错(trial and error)，即
所对应的过程。例如，俄罗斯在阻止北约吸纳格鲁吉亚的过程中先后采取经济利诱以及安全保障等合作性战略，而在其意识到军事手段的有效性之前这些战略均收效甚微。在战略试错与前述的战略变革之外，战略调适的第三种形态表现为战略的实际效果与战略目标相匹配，使得一些获得积极效果的战略受到更多的关注并在未来延续，我们称之为战略强化，即
所对应的过程。如美国在分化中苏同盟的过程中，通过选择性拉拢与施压加深了中苏之间的矛盾，而这一战略的强化与延续则推动了中苏同盟走向分裂。但是在联盟分化战略目标未实现的前提下，战略强化过程并非能够一直延续，当战略不再与目标匹配，则会出现新的战略试错，即
所对应的过程，进而产生新的循环。 这一模型为我们分析联盟分化战略的变化提供了基础，我们将据此对国家战略行为在具体实践中的变化进行探索，同时对这一过程中战略试错、战略变革与战略强化产生作用的机理进行初步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战略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33)我们将联盟分化战略视为诱使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在案例选择中我们侧重于考虑该战略发挥实际作用的案例，同时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对案例做出筛选。在随后的案例选择与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一模型做出进一步考察。 三 案例选择与分析 (一)案例选择 案例的选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案例研究与大样本研究的争论长期存在，在联盟问题领域以及更为具体的联盟瓦解研究中，案例与大样本分析互有启发。但是，二者之间在具体的研究中分别存在着问题与优势。总体而言，案例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容易错误地拒绝虚无假设(
)，即其特殊性只能在有限的路径上进行解释，不过，这却使得案例研究能够更有效地建立起因果关系。另一个问题则是除非样本可重复，否则小样本研究会难以对因果影响进行估计。(34)而基于大样本分析的问题在于难以解释因果机制，但其却能够解决“原因的影响(effects of causes)”这一问题。(35)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探讨联盟分化战略在具体实践中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案例分析对所建立的分析框架进行验证，同时根据案例比较对因果影响做出初步评估。 如前所述，先行研究对于影响联盟瓦解的诸因素已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36)根据既有研究成果，我们在案例选择中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应的控制，从而确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与英日同盟两个核心案例。我们在案例选取过程中所考虑的核心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背景性因素。背景因素的变化容易引起联盟的不稳定，刘丰与董柞壮将这一实证结果解释为对联盟存续价值的影响。(37)在案例控制上，由于结构影响在背景性因素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其作为主要控制变量。而为体现出结构差异，同时由于对联盟成员国属性的认识以1945年为界存在争议，我们将案例集中于变化更多的1945年之前。为此，我们挑选了两个体系结构处于变动期的案例，一战前后的美国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则是朝向维也纳体系转变中的案例。而基于以上考量，我们舍弃了二战后的美国与中苏同盟这一类型的案例。 第二，联盟及其成员国属性。由于前述考虑使得案例选取集中于1945年之前，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之前的民主国家界定存在争议，在案例选取中我们舍弃了民主制度这一变量而考虑国内政治的稳定，这一选择的逻辑与背景性因素相似，即考虑国内政治进程的转变会导致国家偏好与领导人行为预期的变更。(38)而在我们的案例中，尽管目标联盟成员出现多次政权更迭，但是没有出现如俄国因十月革命而迅速退出联盟的情况。基于这一思考，我们舍弃了一战前后的德国与协约国这样的案例。而对于已经被证明相关的地理因素，本文在两个案例的选取中均考虑了目标联盟地理上的区隔，美国案例中的英日同盟存在广阔的海洋之隔，而在法国案例中的英国与俄国则是抑制法国距离最远的国家。 第三，联盟目标。从形成原因思考的学者将联盟目标的实现以及目标的一致性视为影响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39)但是在实证检验中，目标实现说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我们主要考虑联盟目标的一致性。在案例中，尽管目标联盟内部存在矛盾，拿破仑所面对的反法同盟在抑制法国的基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在案例分析的多数时间美国所面对的英日同盟内部在维系远东利益的基本目标上存在一致性。这也使我们排除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波斯分化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一类型的案例。 第四，外部威胁。对于外部威胁作用的争论仍然存在，尽管布雷特·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人认为外部威胁降低不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刘丰与董柞壮在研究中发现威胁上升的影响，(40)而威胁的变动也会导致国家对联盟价值的重新审视从而引发联盟的不稳。(41)在案例中，美国、法国对于目标联盟的威胁虽然在演变过程中有所起伏，但总体而言，两国对目标联盟的外部威胁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呈上升趋势。对于反法同盟来说，一个拿破仑支配的法国不论何时都极具威胁。而在案例的多数时间，美国对于英日同盟的压力都是后者必须认真考虑的。为此，我们需要确保目标联盟的存在，这使我们舍弃了统一后的德国阻止法国结盟这一类的预阻案例。 除此以外，其他如联盟有效期内经历冲突等背景性因素，我们将其视为次要影响因素，并不做特别考虑。而在案例选择的具体原则上，本文主要考虑案例内以及两个案例间的正反对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从成功走向失败的案例，一战前后的美国则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随后，我们将对先前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验证。 (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 与初期就遭遇困境的美国不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在最初应对反法同盟过程中取得了数次成功，然而却在远征俄国后迅速走向失败。对拿破仑分化联盟失败的考量通常与其战争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而在众多的原因中，个人因素、(42)外部制衡、(43)拿破仑战争的局限性(44)以及政策的失败(45)等一再成为论争的焦点。而我们则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考察拿破仑在应对反法同盟中的成功与失败，重思这一时期法国的具体实践及其影响。 1.法国的早期胜利与拿破仑时期的战略形成 相较经济联系紧密的英日同盟而言，反法同盟虽然拥有抑制法国的共同目标，却难以解决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个弱点也一再为法国所利用，加上法国“拥有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强国都要多的战争资源”(46)以及从旧政府中继承的比其他政府部门更加高效的外交部，这使得法国在面对反法同盟的初期，通常能够更为有效地整合自身的战略。 反法同盟的成立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先于拿破仑执政，1793年英国开始纠集全欧力量组织起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国则充分借助反法同盟的内部矛盾，开始通过威逼、颠覆、利诱等战略分化目标联盟。法国首先利用俄、普、奥三国在瓜分波兰中的矛盾，成功分化了被孤立的普鲁士。随后，法国征服了荷兰并与拥有传统友谊的西班牙签订合约，进一步削弱了反法同盟的力量。而为了彻底击败反法同盟，法国开始对英国大陆的主要盟友奥地利实施打击，成功通过军事手段迫使其退出反法同盟，致使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在分化反法同盟的初期胜利中，法国的战略仍然存在问题，作为利诱的补偿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也导致了未得到合适补偿的英、奥在这期间对法国持续发难。不仅如此，虽然普、奥两国在同俄国瓜分波兰时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普鲁士却在与法国的妥协中被迫割让了莱茵河左岸，奥地利也在战争中失去了比利时省份，而如果这时的法国能够“给予足够的补偿以及满足于已获得的‘天然边界’”，那么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此后的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47) 督政府时期的分化经验为拿破仑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其中的问题也成为随后拿破仑失败的重要诱因。1799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开始执政，其对外所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第二次反法同盟带来的危机。此时的俄国已经由于战事不利萌生退意，拿破仑则通过向俄国交还大量俘虏，确保了俄国态度的转变。随后拿破仑利用英、俄在地中海利益上的矛盾挑起两国冲突，使俄国与法国接近。另一方面，拿破仑则继续运用其擅长的军事手段集中打击奥地利，迫使其于1801年接受了内容极为苛刻的《吕内维尔合约》(Treaty of Lunéville)而退出同盟。拿破仑的另一项工作是阻止普鲁士加入反法同盟，为此拿破仑通过利诱使普鲁士从德意志版图修正中获益，使其成为德意志诸邦中最大的赢家。(48)这一时期的拿破仑充分运用缓和战略，在反法同盟缔结之初就向英、俄、奥提出停战建议。而在英国主导的同盟出现崩溃时，拿破仑则试图与英国休战，从而促成《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的缔结。虽然《亚眠和约》旨在缓和法国与反法同盟最坚定的主导国英国的矛盾，但是合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于反法同盟的胜利，实际上即使仅从军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要使英国不受法国的进犯，是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的”。(49)由于英国从法国的胜利中几乎没有得到补偿，补偿与制度安排的缺失使反法同盟随后卷土重来。除却进攻英国受阻的插曲，拿破仑分化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过程延续了此前的战略思路，对于普鲁士，拿破仑将汉诺威作为利诱使其坚守中立。对于俄、奥等主要威胁，拿破仑通过军事对抗将其消除。在奥地利再次战败后，拿破仑迫使其签订了条件苛刻的《普莱斯堡和约》(Peace of Pressburg)，使之丧失对意大利以及德意志事务的控制。 拿破仑在应对反法同盟威胁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分化战略，其核心延续了督政府时期合作与对抗战略的交替，从高度对抗性的征服到提供安全保证这样的合作。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合作性战略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仅被作为暂时利诱的工具，用于利诱的承诺很多，实质性的补偿却很少。相反，对于拿破仑而言最直接的成功却来自对抗性战略的作用，直接有效的军事对抗逐渐成为拿破仑帝国对抗反法同盟的支柱，这使得法国的战略逐渐失衡。但是拿破仑却坚持认为“只要抛出足够引人的诱饵，他便会勾引任何一个强国(英国除外)回到自己一边来”，(50)尽管这些诱饵逐渐失去吸引力。 2.战略转变与失衡 前述法国战略中的问题成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组建的缘由，不合适或者说很少得到有效执行的补偿引发了保持中立的普鲁士的不满，而此前普鲁士在与法国的利益交换中使法国势力深入德意志，法国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在莱茵同盟成立后不断增长，开始对普鲁士构成威胁。1806年，当得知拿破仑将已经对其承诺过的汉诺威交予英国作为谈判筹码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极为震怒，开始寻求英、俄等国的支持，第四次反法同盟由此形成。虽然普鲁士旋即战败，拿破仑却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1807年年初，法国与俄国在柯尼斯堡(K
nigsberg)陷入激战，一时难分胜负，此时的拿破仑仍想借助利诱战略寻求支持，他向奥地利提供西里西亚，向普鲁士提出重建普鲁士王国等筹码以期获取援助。但是已经认识到拿破仑利诱局限的两国拒绝了看似优厚的条件，因为没有人能确保拿破仑的保证有效，而此时的俄国仍有在军事上战胜法国的可能，拿破仑则因此陷入孤立作战的不利境地。此后，虽然拿破仑凭借军事优势艰难地赢得了战争，并通过在普鲁士、土耳其等问题上的让步使俄国成为自身的同盟，《提尔西特合约》(Treaty of Tilsit)的签订却使得俄国原本担心的波兰问题越发严重。更为严重的是，合作性战略在实践中的逐渐失效使拿破仑的战略发生转变，从而加深了对于对抗性战略的依赖。 在欧陆不断打击英国盟友的同时，拿破仑开始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采取大陆封锁的原因很多，从拿破仑的前期实践来看，法国已经在战略调适中逐渐认识到合作性战略的局限，尤其在《亚眠和约》签订后，拿破仑逐渐发现即使与英国达成缓和，“要英国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是办不到的”。(51)尽管拿破仑试图通过强化对抗的方式迫使英国陷入危机，但是如同在经济上法国无法为失去英国后的欧洲大陆提供足够的商品一样，在安全上这一体系自身的缺陷使其不仅不能替代已经破裂的反法同盟，更无法解决困扰欧洲的势力均衡问题。而为了胁迫大陆国家对抗英国，拿破仑试图将征服对象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随即陷入“半岛战争”的困境。但是，严重依赖对抗性战略的拿破仑已经难以对其战略进行有效调整，而此时他的对手英国已经开始调集力量支持并组建了第五次反法同盟。 与之前数次反法同盟的结局一样，英国大陆上主要盟友的军事失败使同盟再次瓦解。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其战略已经开始彻底偏离方向。在征讨西班牙之前，拿破仑试图取得其盟友的支持，但是在埃尔福特(Erfurt)，拿破仑并没有得到俄国确定的承诺，盟友态度的摇摆进一步加深了拿破仑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最终使其朝向远征俄国的道路上发展。拿破仑本有可能避免失败，但是他在实践中采用的不同战略在效果上存在差异，这使得拿破仑的战略隐藏着失衡的风险，随着原先有效的战略逐渐成为一种阻碍，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无法做出有效的战略转变。即使拿破仑又一次击败了反法同盟，他的失败仅仅是时间问题。 3.分化目标联盟的失败 拿破仑帝国在1810年前后到达顶峰，但是从“半岛战争”开始法国与反法力量的对比便发生变化，被其击败的奥地利与普鲁士作为传统大国正在积蓄力量。拿破仑虽然通过胁迫使奥地利与普鲁士提供军事力量支持其远征，但是这一政策的基础并不稳固。(52)而在争取盟友时，法国皇帝却仍然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他相信“无论瑞典人或是土耳其人必然会自动投向他这一边来”，谈判被置于次要位置。(53)然而失衡的战略使拿破仑再一次失去了争取盟友的重要机会，即使他向土耳其提出条件优厚的盟约，苏丹却对“法国曾坐视不顾亚历山大进犯土耳其”之事记忆犹新。(54)而俄国则同土耳其签订合约并与瑞典结盟，开始全力备战。随着在俄国广袤土地上军事冒险的失败，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开始失去选择合作性战略分化对手联盟的意愿与能力，普鲁士与奥地利也就顺理成章地重新成为法国的敌人。1813年第六次反法同盟组建，尽管奥地利仍为法国的盟友且存在联姻关系，但此时，拿破仑能够确保其不加入反法同盟的手段仅剩下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这一手段也并不可靠，因为“如果奥地利帮助拿破仑粉碎了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此后将完全听从拿破仑的摆布”。(55)另一方面，俄国却很快为希望得到补偿的普鲁士提供帮助其恢复失地的保证，从而在英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反法力量的整合。 1813年5月的胜利为拿破仑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是他却拒绝了奥地利合理的调停，选择继续相信他的军事力量与反法同盟进行对抗。这时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已经有了重大变化。普鲁士在卡尔·施泰因(Karl Friedrich Franciscus von Steinmetz)及其继任者治下得到连续的改革，不仅废除了农奴制，对军队的改革也突破了拿破仑所施加的限制，“速成兵制度”更使得普鲁士能够保持约15万人的后备军。(56)俄国在亚历山大的主导下也完成了行政机构改革，在1810年设立参议院，并通过选拔制度建立官僚机构。(57)奥地利则强化了旧制度，在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发行了新的纸币。而法国却因为“半岛战争”与入侵俄国的失败陷入困境，不仅盟国的离心倾向加剧，自身财政问题也因为长期战争以及大陆封锁的失败而恶化。 但是，由于知觉过程中强化机制(58)的存在，拿破仑忽视了这些转变及其带来的影响，“因为他相信，他能比敌人更快地集结军队，充实兵力”。(59)也因为直到这时，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人可以打败他，而且正可以像1807年一样，在奥地利还来不及发言以前，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足以打得俄军和普鲁士军溃不成军，退出战争”。(60)过多的成功反而影响了拿破仑再一次进行战略转变的机会，面对反法同盟的胁迫以及奥地利的调停，拿破仑最终选择了他更为熟悉也更为信赖的对抗性战略，希望通过他巧妙的军事手段赢得最终胜利。然而，尽管拿破仑做了尽可能的战争动员，并将他的军事天赋在莱比锡战役中发挥到极致，他也无法避免1813年10月的大溃败。失败使拿破仑意识到缓和的重要性，但他已经失去与反法同盟讨价还价的能力，同盟内部开始商讨对法国、萨克森、波兰等国的战后处置，拿破仑归还失地的要求也并没有足够的信用做支撑。当次年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将反对法国的所有敌人联合在一起后，再没有国家能够与法国单独媾和，拿破仑的帝国也随之崩溃，即使他从厄尔巴岛归来，也难以阻止他国的猜疑以及滑铁卢战役的失败。 检视拿破仑的失败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本有数次机会巩固既有成果，但是他既没有提供足够的补偿，也没有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对既有成果进行保障。最为致命的是拿破仑军事上决定性的失败出现得太晚，而失败却最有可能导致认知基础的改变进而引发战略变革。当他终于在失败中意识到这一问题时，由于拿破仑时期法国长期的违约记录，(61)合作性战略已经显得无效。长期的实践使拿破仑对法国的战略形成了一种认识，用于对抗的军事手段单一有效，用于合作的外交手段复杂却通常失效。同样，在他的对手看来，与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合作通常是无效的、受压迫的、屈辱且不确定的。拿破仑军事上的成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作战原则应用极为灵活，这使得“没有两次拿破仑战役或战斗是相同的”，(62)然而正是这种灵活的军事手段的一次次成功阻碍了战略上的灵活，使得拿破仑无法在背景条件改变的情况下认识到新的战略设计的重要性，他所依赖的对抗性战略在强化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战略试错，从而引发最终的失败。 (三)一战前后的美国与英日同盟 相较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美国所面对的英日同盟尽管存在内部矛盾却相对稳固，这使得美国的早期战略容易为先行研究所忽视。正因为如此，对英日同盟终止的研究多考虑体系结构的变化、(63)联盟内部诱因(64)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了美国在英日同盟瓦解中发挥的作用，(65)但是这类研究多从第三次英日同盟末期进行考察，同时缺乏对相关战略行为的关注。我们则希望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重新审视美国的战略调适过程及其影响。 1.美国早期的战略形成与试错 英日同盟成立前，美国在处理英、日两国事务上的实践使它在最初面对英日结盟时保持观望。对于复杂的美英关系而言，经过一系列调整，到19世纪末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双方在抑制德国、维护远东商业利益等方面存在广泛共识。而在远东的另一边，美日关系在摩擦中保持相对稳定，双方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及美西战争等问题上相互谅解。随着1900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入侵，美国逐渐将俄国视为“威胁亚洲市场正常运转的最大危险”，(66)而英、日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尊重，则让它对两国的接近保持了观望。1902年英日同盟正式缔结，这一事件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同时也为中国和朝鲜的独立与安全提供了保证。(67)实际上，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以及前期的外交实践，此时的美国并未认识到自身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华贸易不仅受到俄国的威胁，同样也与日本存在竞争，而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之间又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威胁认知上的偏差使美国早期的战略形成充满曲折。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束解除了俄国对美国远东商业利益的威胁，尽管美国在战争中为日本提供了经济与外交上的支持，它却没有获得日本方面对“门户开放”政策的保证。与此同时，在日俄战事尾声，英日同盟通过续约扩展了适用范围与影响，成为相互提供军事支持的攻守同盟，(68)而同盟的强化实际暗含着“日俄战争后日美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担忧因素”。(69)然而，知觉过程中的强化机制使美国再次产生误判，作为日俄战事的调停者，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产生警觉，反而认为它通过协调日俄关系保证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国观望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开始对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形成挑战，此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军管，在此影响下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它所倚重的牛庄港也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而言，英日同盟续约时的观望使它错过了规制潜在威胁的机会。随着美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冲突加剧，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期望的远东均势开始失衡，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则逐渐受到日本以及英日同盟的影响。(70)对英日同盟认识的变化使美国开始通过联盟分化战略去应对这一联盟带来的威胁。 虽然意识到英日同盟带来的问题，美国的早期战略却陷入长期试错。由于同英国的良好关系以及与日本在移民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美国初期的战略主要集中于日本方面。1905年末美国试图通过远东铁路开发实现美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但是美国与日本缓和的尝试因为后者的消极态度而搁浅，而在这次争端中，英国由于联盟条约的规定支持日本的主张，“从而极其有力地帮助了日本巩固它在满洲的地位”。(71)不仅如此，在1907年英、日分别同俄国进行外交调整后，日本成为既与英国保持联盟关系又同俄国拥有协约的国家，美国则逐渐被孤立于远东的利益协调之外。合作性战略的失效使美国开始转向对抗性战略的尝试，1907年末罗斯福派遣“大白色舰队(Great White Fleet)”对日本进行威逼。迫于压力，日本与美国签订《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根据这一协定双方重申了在华机会均等与“门户开放”原则，(72)但是这一协定中对维护现状的规定实际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尽管罗斯福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此时的美国却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对日本进行规制，如果将对抗性战略延续，那么美国就需要加深对军事力量的依赖，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在远东拥有“和英国一样强大的舰队，加上和德国一样强大的陆军”。(73)这一悖论意味着以威逼为基础的对抗性战略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不可持续。 由于军事威逼的缺陷，1909年，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开始将“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应用于亚洲，这一政策除了试图挽救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同时也希望通过经济手段争取到更多支持。美国的努力在湖广铁路问题上获得英国的谅解，但是在日俄势力盘踞的中国东北，美国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遭到日、俄的强烈抵制。不仅如此，作为日俄双方的盟国，英国对这一建议同样表示冷漠，美国的要求在它看来“完全无视日本与俄国的利益，至少在当时看来是笨拙且不合时宜的”。(74)与塔夫脱的设想相悖，美国的利诱战略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速了日俄两国的进一步接近。1910年第二次《日俄协约》缔结，新约在进一步协调双方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同时，抛弃了第一次《日俄协约》中尊重中国独立的规定，从而破坏了美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则以英日同盟为核心，同时以日俄关系为辅助开始维护其远东利益。(75)至此，美国的远东政策被封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美国不仅没有为门户开放政策赢得支持，反而使自身的远东政策受限于日本及其背后的英日同盟。不过，战略失败带来的冲击使美国的战略基础开始发生改变，背景知识的变化为新的战略设计形成提供了条件。 2.战略的转变与发展 虽然美国在战略试错中不断陷入困境，它却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英日同盟对美国的威胁是整体性的，单独与一方的合作或施压难以解决美国所担忧的经济与安全问题。对于美国而言，如果无法争取到英国的支持，英日同盟的威胁便难以消除，因为即使英国的自治领与日本发生冲突，英国也会倾向于日本而将这些冲突与英日同盟区分开。(76)与此同时，英国态度的变化则为美国的战略实施创造了条件，这时的英国由于同德国的矛盾，逐渐希望避免因为与日本的联盟义务而卷入和美国的冲突，而美英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则使得英国不仅需要考虑“在美日之间重新选择”，同时“难以在美日之间的任何冲突中支持日本”。(77)这意味着对于美国的远东政策而言，“如果英国加入游戏，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都能避免”。(78)为此，美国希望通过与英国签订能够保障双方和平的仲裁条约，在英日同盟之外建立新的替代性机制，(79)以解决美国与英日之间的矛盾关系。 1910年3月塔夫脱即开始为签订仲裁条约进行宣传，同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美国向英国方面表达了签订仲裁条约的意见。此时的英国由于对抗德国的需要仍然无法在美日之间做出抉择，同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向日本方面透露了将与美国签订仲裁条约的信息，同时暗示日本方面可以加入仲裁条约或者通过与美方签订新的条约从而避免冲突。(80)虽然日本对英国的建议表示担忧，但是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日本不得不与美国进行协调。仲裁条约事件不仅使美国争取到英国的支持，同时也使日本开始思考提前修改《英日同盟条约》的必要。1911年年初，日本拒绝成为仲裁条约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Komoura Ziyutarou)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的态度会使英国将两国的联盟视作英美签订仲裁条约的阻碍，这会危及英日同盟在1915年到期时的续订，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方案则是同英国提前修改联盟条约，在新约中将美国排除在联盟的针对之外。(81)1911年7月英日同盟修约，其中加入了日本的建议：“如果缔约任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一项一般的仲裁条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应不使该缔约一方承担对缔结已经生效的仲裁条约的国家进行战争的义务。”(82)这一规定实际将与英国有仲裁条约的美国排除在了英日同盟所针对的范围外，尽管此时的美国尚未建立起一个替代英日同盟的完整机制，通过仲裁条约以及英日同盟更新的补充，它已经能够削弱目标联盟对于自身的威胁。 在建立替代性机制之外，美国也在针对英日双方采取不同的战略尝试。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影响，美国先是试图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在1917年调停失败后，美国则适时为英国提供了相应的安全保证。另一方面，与英国的经济合作则成为美国战略的另一个支点，美国不仅通过中立贸易向英国及其盟国输送物资，同时通过贷款对英国进行支持，这使得英国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83)而对于日本，美国的战略显得更为复杂。塔夫脱的失败使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在继任后旋即结束了金元外交的对抗，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径，威尔逊首先选择了利诱与缓和，1915年3月美国向日本发出照会承认“日本与其主张的(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等地由于临近而存在着特殊关系”。(84)这一意见在1917年美日两国缔结的《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中保留，这使得美国再一次试图通过牺牲“门户开放”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样保留了对日本的威逼，借助1918年救援捷克军团的契机，美国出兵西伯利亚对日本的单边行动进行牵制，力图阻止日本对远东以及西伯利亚的独占。(85)虽然战时的美国无法阻止“门户开放”政策受到日本的侵蚀，它却通过联盟分化战略使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需要认真考虑美国的反应”。(86) 在长期的实践中，美国逐渐通过战略调适寻找到相对合适的战略去应对英日同盟的威胁。一方面，由于美国同英国的良好关系，同英国的合作不仅使美国摆脱孤立，同时也能够削弱英日同盟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违约倾向，合作与对抗战略虽然各自拥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可靠，而一个合作与对抗交替的复合型战略更适合应对日本的反复无常。随着大战的结束，美国的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 3.美国的战略强化与联盟瓦解 一战结束后一系列背景条件的改变为美国提供了分化英日同盟的基础，但是英日同盟却不会随着背景条件的改变而简单结束。因为直到此时，英帝国内部仍然存在续约联盟的意见，而日本方面也因为避免孤立的需要希望保留这一联盟。对于美国而言，借助战后机遇规制这一威胁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因为一旦英日同盟在1921年到期后续约，“美国就必须增加海军力量以便能够同时应对英国和日本的海上威胁”，从而像“1914年之前的英德海军竞赛一样给世界和平带来危险”。(87)实际上，战争结束前美国已经开始思考对世界秩序的重塑，由于威尔逊倡导杜绝秘密外交，英日同盟的命运实际也包含在体现这一构想的“十四点原则(Fourteen Points)”以及随后的《国际联盟盟约》中。(88)随着英、日相继加入国联，英日同盟也必须根据《国际联盟盟约》中的公开外交原则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美国根据先前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对前述战略做出进一步强化。 鉴于国联成立后英日同盟可能出现的调整，美国方面首先试图明确英国在英日同盟问题上的态度究竟是“想扩大或是限制日本在东亚的利益”。(89)当认识到英国内部的分歧后，1920年5月美国就英日同盟的修约问题向英方表示：英日同盟的修订需要尊重对华的“门户开放”原则以及1911年英日同盟修约时将有仲裁协定的国家排除在外的规定，这一意见不久得到了英国方面会认真考虑的许诺。(90)此外，大战结束后远东的海军竞赛加剧了英国的负担，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引发了英国及其自治领的担忧，美国则根据需要提出召开裁军会议，希望通过制度约束协调三国的利益以解决远东的紧张问题，裁军则与英日同盟问题紧密相连。美国的努力逐渐赢得了英国态度的转变，1921年6月在英日同盟续约问题上，美英两国再次确认了双方在远东的共同利益，同时表示这一共同利益对日本而言是有益而非敌对性的。当美国方面意识到英国内部仍然存在希望联盟续约的力量时，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向英国进一步施加了压力，他不仅反对英日同盟的更新，同时希望通过三边协定协调美、英、日三国关系。(91)作为结果，英国最终在1921年7月初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时希望通过多边协定的形式保持与日本的关系。(92) 在处理日本问题上，战后初期美国即表达了它对日本扩张行径的担忧，希望日本做出协调以适应新的形势。借助与日本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兰辛将日本战时的既得利益做筹码，希望日本尊重美国的建议。(93)随着对德属岛屿归属争夺的加剧，1921年4月美国方面甚至威胁“《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ies)并不能保证日本在德国海外领土上的权益”。(94)美国的威逼加重了日本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俄国十月革命已使日本失去了远东的重要盟友，英国也不愿为它牺牲同美国的关系，这使得日本与英国一样需要考虑远东的安排以及英日同盟的未来。1921年6月，美国得到了日本方面的许诺，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向美国方面透露：“英日同盟的任何修订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也不会成为抵御美国的工具。”(95)与此同时，美国逐渐发现，日本国内在对待英日同盟问题上实际存在分歧，尽管官方仍然希望联盟延续，民间却认为“英日同盟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而联盟续约只会使英国受益更多而非日本”，随着双方物质利益的削弱，它的实际价值也仅剩下“获得西方一个大国支持的名誉”。(96)同为西方大国的美国自然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建立替代性机制则是美国提供的方案。作为结果，尽管仍对美国怀有疑虑，当1921年7月日本得到华盛顿会议的非正式咨询后，日本政治家认为这次会议是转变此前对外政策的机会，同时有助于确立远东和平以及防止日、英、美之间的战争。(97)在提出了一些保留建议后，日本随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而这意味着英日同盟问题将和海军军备问题等一同成为会议的讨论内容。 1921年末华盛顿会议召开，通过之前的战略部署，美国已经掌握了决定英日同盟走向的主导权，对英日同盟命运的安排在《四国条约》(Four-Power Pact)中得到了规定。作为英日同盟的替代品，《四国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其同《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五国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共同组成了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内容。美国既通过这些决议建立替代性机制约束了目标联盟的威胁，也使得自己所关注的“‘门户开放’政策变成了一项多边政策”，从而让“那些在对华贸易方面兴趣颇大的国家以及中国自己都要保证拥护这一政策”。(98) 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不同，早期战略中遭遇的问题与失败使美国在战略调适的过程中积累了更为充分的实践经验，由此引发背景知识的转变。在背景知识转变的基础上，美国逐步意识到处理英日同盟问题的关键，开始针对英日两国分别采用不同的战略手段。对于同己方拥有共同利益的英国，美国适时的安全保证以及有效的利诱使英国在英日同盟问题上逐渐倾向于美国。而对于主要威胁日本，适度的威逼是美国合作性战略发挥作用的关键。借助一战带来的背景条件变化，美国对其战略进行了有效强化，从而为最终分化目标联盟创造了条件。此外，建立替代性机制则是针对英日同盟双方的有效战略手段，美国通过这一战略最终实现分化联盟的战略目标，而美国的这一举措在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看来，是为了“应对权力失衡，将相关国家约束在基于规则的普遍联盟中”。(99) (四)案例讨论 我们通过变量控制选择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以及一战前后的美国与英日同盟两个最终结果相异的案例进行分析。在不同案例中，法国与美国均经历了背景条件与背景知识的变化，并存在战略调适过程。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案例中，拿破仑初期的战略成功使得法国的战略逐渐转向对抗性，从而在强化对抗性战略的基础上形成了路径依赖。同时由于拿破仑军事上的失败出现过晚，在背景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影响战略变革的背景知识却没有得到更新，这引发了战略试错的出现，从而导致拿破仑最终的失败。而美国案例中，初期的失败导致了美国迅速走出战略试错的影响，在战略变革后强化既有的有效战略，进而取得成功。尽管实践知识的积累会引发战略变革，认知偏差的存在会使得战略变革后国家继续在错误的战略上不断试错，而即使有效的战略强化也无法保证战略长期有效，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则提供了一个教训。对于联盟分化战略而言，有效的战略强化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同时需要基于对客观条件的有效认知而形成的背景知识做支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联盟分化战略的成功可以仅通过战略试错发展而来的战略强化做支撑。而当认知基础出现偏差，战略强化演变为战略试错时，通过战略变革寻求新的战略设计则成为必须。 不过，由于影响联盟瓦解的因素众多，联盟瓦解战略的有效性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做支撑。本文虽然有效地检验了联盟分化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却不能够充分揭示这一原因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大样本分析的探索。在持续时间更长且更为复杂的案例中，战略调适的不同阶段还会反复出现，这也会增加分析的复杂性，但是对这一国家行为认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诸如“目标联盟关系”等一些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家的战略却在不断发生改变。而这也会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人所指出的“理性不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中，同时也依赖于背景知识的积累”。(100) 与此同时，在案例检验中，我们发现现有的联盟分化战略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如替代性机制战略所要考虑的不仅在于提供更广泛的安全保证，同时还有经济利益需要，(101)这便与联盟重组这一分化联盟的战略目标存在关联。而如果以经济维度思考，经济援助或制裁也同样存在，对战略类型进行更为细致的补充则是后续研究中需要完善的工作。对其进行补充的一种方案是在单一的维度外增加变量，进行新的变量组合，如凌胜利指出，“对外政策工具分为语言、经济、政治和军事四个层次”。(102)以语言为例，战争中的宣传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宣传最有利的作用是动员社会成员仇视敌人，维持中立国及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使中立国转而反对敌国”。(103)其次则是参考其他有关国家战略以及对外政策工具中的成熟研究，如威逼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称的讹诈(blackmail)在战略意涵上相近，都是威胁使用武力而非实际的武力使用。但是米尔斯海默还指出了一种胁迫(coercion)战略，则是实际使用武力强迫对手改变行为，迫使对手在征服前退出战争，这一战略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案例中会出现适用，虽然这一概念与征服相近，但是需要考虑如何区分征服国家与运用武力迫使对手屈服。(104) 最后则是案例的适用性问题。由于小样本研究对因果影响的评估很难精确，(105)本文无意在有限的篇幅中将结论的适用性扩展至所有的国家战略分析，进而因为“忽视了背景因素而形成过度代表性的问题”。(106)我们将结论限定在有限的框架内，仅讨论这一调适机制对联盟分化战略行为的影响，对外部有效性的考察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而根据案例验证的结果，除了阐述战略调适的作用机制外，我们仍然需要对这一分析框架的应用加上限定条件，以完善本文的逻辑。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联盟分化战略的存在，这有赖于第二个限定也即存在至少一个被分化者视为威胁的联盟或者预阻的目标，否则就会出现英日同盟案例初期美国的观望，而这一观望在实际分析中又与观望战略存在差别。 四 结论 我们以实践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外部力量在联盟瓦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对外部制衡作用的认识。此外，我们将学习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国家的短期实践中，改变了以往学习分析主要关注国家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学习的局限。在重新审视学习机制的同时，我们对联盟分化战略在实践中的变动性做出了解释。对于联盟瓦解问题，我们加入联盟分化战略作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手段进行思考，这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联盟分化战略不仅受到背景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会在与目标的互动中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根源于国家的战略学习与调适过程。其次，国家会从联盟分化战略的实践效果中进行学习，通过学习调适并优化战略，这是影响联盟瓦解的重要因素。最后，联盟分化战略调适的有效性受到背景知识的影响，认知相符与诱发定势使国家通常很难在战略执行的初期就收到合适的效果。当战略效果与背景知识一致时，国家通过战略试错寻找出有效的战略并进行强化，战略通常更容易获得成功。而当实际的战略效果与背景知识之间存在矛盾时，国家需要从实践学习中不断获取新信息，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背景知识改变原有的战略假设，这成为继续寻求合适战略的关键。 本文只是尝试运用实践理论解释国家战略行为变动的初步研究，由于我们控制了目标联盟属性等变化相对缓慢的变量，同时简化了系统效应的作用，进而限制了结论的外延性。而由于案例研究的限制，我们没有对结果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论述。为弥补这些缺陷，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通过加入大样本分析，对外部力量的作用及其影响做出更为一般性的探讨。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延续实践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组织理论的转换与运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时曾借助经济学理论，指出在没有公司理论(还原理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非常容易地建构起市场理论(体系理论)。(107)在此后体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市场研究的借鉴要远多于对公司研究的借鉴，这也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容易忽视组织理论的一些成熟的研究内容，而这些内容同比较政治一样，是研究层次回落过程中不应被遗忘的部分，对其中有益经验的汲取不仅是实践理论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跨越学科的需要来源于学科边界对研究人员认识世界的阻碍，而只有超越这一限制，才能使我们“发现更为合适的路径去推动建立丰富的理论和有效的研究设计”。(108) *笔者感谢陈拯、管传林、黄琪轩、黄宗吴、韩真、李金玲、刘畅、刘丰、刘慕蓉、王琪、王坤、张春满、朱多刚、曾嘉斌、左希迎给予的建议与帮助。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由笔者承担。 注释： ①Alastair Smith,"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4,1995,pp.405-425;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2007,pp.1118-1132; 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20页；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第67-92页；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②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04-933; 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01-827；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31页；吴泽林、李玉杰：《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更持久吗?》，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第129-154页；杨泽斐：《兴盛与崩溃：关于联盟生命周期因子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年硕士论文。 ③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1118-1132;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④国家为分化既有的目标联盟成员、削弱目标联盟或阻止有威胁的联盟形成而采用的战略，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称为“分化战略(strategy of division)”或者“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参见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53页；钟振明：《楔子战略理论及国际政治中的制衡效能》，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76-84页；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0-73页。本文根据这一战略分化目标联盟的特征将其称为联盟分化战略。 ⑤刘丰在总结了古典经验以及格伦·施耐德(Glenn Snyder)、泉川康弘(Izimikawa Yasuthiro)、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Crawford)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联盟分化战略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刘丰将先前的研究成果根据战略效果的差异划分为阻止新的结盟者加入目标同盟以及促使目标同盟的其他成员改变立场，具体包括合作性战略、对抗性战略以及观望战略。相关战略手段进行细分后可划分为安全保证、缓和、利诱、威逼、颠覆、征服、观望等七种子战略，而战略的应用是根据目标联盟及其成员的属性、与目标国的利害关系决定。参见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48-65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7-9页。本文沿用了这一归纳与分类。 ⑥Izumikawa Yasuhiro,"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Vol.22,No.3,2013,pp.498-531，转引自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50-51页。 ⑦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55-189；凌胜利：《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同盟的分裂》，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第68-105页；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68-89页。 ⑧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78-202页。 ⑨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98-115页。这一趋势实际受到社会理论实践转向的影响，参见Theodore R.Schatzki,Karin Knorr-Cetina and Eike Von Savigny,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⑩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8,p.16. (11)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6-198页。 (12)Emanuel Adler,"The Spread of Security Communities:Communities of Practice,Self-Restraint,and NATO's Post-Cold War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2,2008,pp.195-230. (13)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18. (14)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7页。 (15)Janice Gross Stein,"Background Knowledge in the Foreground:Conversations About Competent Practice in 'Sacred Space',"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89. (16)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15. (17)Janice Gross Stein,"Background Knowledge in the Foreground:Conversations About Competent Practice in 'Sacred Space'," p.90. (18)Karl 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19)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p.279-312; Joseph S.Nye,"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3,1987,pp.371-402; Geor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 Robert Powell,"Crisis Bargaining,Escalation,and MA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3,1987,pp.717-735; Ayse Zarakol,After Defeat: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0)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Dan Reiter,"Learning,Realism,and Alliances: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World Politics,Vol.46,No.4,1994,pp.490-526. (21)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pp.282-283. (22)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217-287. (23)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p.19,p.31. (24)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p.35. (25)Janice Gross Stein,"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173,p.180. (26)Benjamin S.Lambeth,"Israel's War in Gaza:A Paradigm of Effective Military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2,2012,pp.81-118. (27)桑田耕太郎：《ストラテジツク·ラ一ンニングと組織の長期適応》，载《組織科学》，1991年第1期，第22-35頁；Kuwada Kotaro,"Strategic Learning:The Continuous Side of Discontinuous Strategic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Vol.9,No.6,1998,pp.719-736. (28)Kuwada Kotaro,"Strategic Learning:The Continuous Side of Discontinuous Strategic Change," p.719. (29)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p.304. (30)Janice Gross Stein,"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p.172. (31)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p.128. (32)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p.137,p.139,p.144. (33)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79页。 (34)John Gerring,Case Study Research:Principles and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1,p.43,p.47. (35)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载《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46页。 (36)相关研究述评可参见Stephen M.Walt,"Why Alliance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Vol.39,No.1,1997,pp.156-179；周建仁：《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第49-55页。 (37)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1页。 (38)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917; Randolph M.Slverson and Harvey Starr," 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1,1994,p.158. (39)George F.Liska,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112; William H.R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p.132-176；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1页。 (40)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on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p.1118-1132；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2页。 (41)Stephen M.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pp.158-159. (42)讨论拿破仑失败的个人原因包括自身个性、个人欲望的膨胀、用人失误等。代表性成果参见王养冲：《拿破仑研究的演进(上)》，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第70-75页；王养冲：《拿破仑研究的演进(中)》，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72-77页；王养冲：《拿破仑研究的演进(下)》，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第70-75页。 (43)外部力量的干预以及长期的制衡压力同样对拿破仑的失败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侧翼大国，英国对反法同盟的组织及其与俄国的“决定性奋战”成为决定拿破仑命运的重要因素。参见Rory Muir,Britain and the Defeat of Napoleon,1807-181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Philip G.Dwyer,Napoleon and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p.189-201,pp.243-263；时殷弘：《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国际政治的变更》，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5-10页；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如克劳利认为，拿破仑虽然借助民族热情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他“迫使整个西欧统一于拿破仑王朝之下而做出的努力，却与欧洲主要的民族感情和愿望背道而驰”。参见C.W.克劳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列宁则指出拿破仑战争从法兰西民族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事实，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1-743页。 (45)拿破仑的扩张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后果，大陆封锁等不适当的政策削弱了法国的霸权正当性，参见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21页。更详细的内容可参考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而即使拿破仑在战争中继续获得成功，其政策在经济上也不可持续，参见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政策使得普鲁士、奥地利等国家意识到只有击败法国才能赢得和平，参见Michael V.Leggiere,Napoleon and Berlin:The Franco-Prussian War in North Germany,Oklahoma: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2002,p.X。 (46)C.W.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331页。 (47)C.W.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340页。 (48)Alexander Grab,Napole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88. (49)叶·维·塔尔列著，任田升、陈国雄译：《拿破仑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9页。 (50)C.W.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331页。 (51)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第113页。 (52)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第237-239页。 (53)乔治·勒费弗尔著，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拿破仑时代》(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1页。 (54)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十卷)：拿破仑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3页。 (55)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第316页。 (56)科佩尔·S.平森著，范德一译：《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页。 (57)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第264页。 (58)心理学中的认知相符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接受与自己原有认识相符的信息，规避掉与之不相符的内容。而作为恢复认知平衡的特定机制，强化机制的出现使得行为体如果认为信息与自身认知出现矛盾，会采取加强自身观点的行为，去寻求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与解释方式。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12-120,p.294。 (59)C.W.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360页。 (60)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第318页。 (61)国家违约记录对联盟问题的影响可参考Dan Reiter,"Learning,Realism,and Alliances: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p.526。 (62)C.W.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411页。 (63)战后格局的变化对英日同盟的瓦解有着重要影响，英日同盟虽然反映英日双方的国家利益，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联盟逐渐难以适应英国发展与美关系的需要，参见Ian H.Nis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23,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2,pp.392-397。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体系结构的转变会引发联盟目标的变化以及联盟成员国对威胁认识的改变，从而影响英日同盟的走向，参见宮原靖郁：《日本はなぜ日英同盟を持続させたのか：国際政治学の仮説を援用して》，载《戦史研究年報》，2014年第17号，第1-27頁；Phillips O'Brien,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02-1922,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267-284。 (64)一些研究认为英国与日本的自身考量是诱发英日同盟走向终结的关键，参见祝曙光：《也谈日英同盟的终止》，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68-73页；王蓉霞：《再谈英日同盟及其解体》，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4-139页；Antony Best,"The 'Ghost'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An Examination into Historical Myth-Making," Historical Journal,Vol.49,No.3,2006,pp.811-831。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国自治领在英日同盟瓦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Brebner J.Bartlet,"Canada,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50,No.1,1935,pp.45-58；山本慎吾：《ワシントン会議と日本》，载《国際政治》，1963年第23卷，第66-70頁。 (65)早期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作为外部力量的影响，参见张忠绂：《英日同盟》，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58-167、212-218页；G.Z.Wood,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21,pp.11-24。其他从第三次英日同盟末期考察外部影响的研究主要有：黒羽茂：《日英同盟の研究》，仙台：東北教育図書1968年版，第327-329、527-581頁；严赛：《论美国与英日同盟的关系(1902-192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Ira Klein,"Whitehall,Washington,a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19-192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4,1972,pp.460-483。 (66)Walter LaFe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1865-19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72. (67)FRUS,1902,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3,p.513. (6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69)黒野耐：《第二次日英同盟と国防方針》，载《防衛研究所紀要》，2003年第3号，第68-69頁。 (70)Howard Johns,Crucible of Power: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897,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8,pp.49-50. (71)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10页。 (72)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436页。 (73)Howard Johns,Crucible of Power: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897,p.53. (74)Ian H.Nis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23,p.30. (7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3巻第1冊，東京：日本外務省1962年版，第144頁。 (76)Ian H.Nis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23,pp.22-23. (77)Ian H.Nis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23,p.27. (78)Alfred W.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152. (79)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加入了替代性机制战略作为补充，该战略在于通过替代性的制度设计抑制目标联盟威胁，不同于安全保证子战略仅为联盟中的次要对手提供安全保证，这一战略同样可以为目标联盟成员整体提供的安全保证。此外，一些学者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慎用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一翻译，而使用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作为替代，但是在新的惯例形成之前，本文仍然对机制这一翻译进行沿用。参见唐世平、王明国、毛维准：《国际制度需要准确的翻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8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1冊，東京：日本外務省1962年版，第391-392頁。 (8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1冊，第333頁。 (82)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464页。 (83)Iriye Akir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1913-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5-26. (84)FRUS,1915,p.108. (85)大畑篤四郎：《ワシントン会議開催と日米関係》，载《国際政治》，1962年第17巻，第94頁。 (86)Iriye Akir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1913-1945,p.33. (87)Iriye Akir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1913-1945,p.76. (88)参见FRUS,1918,Supplement,Vol.1,p.15。 (89)FRUS,1920,p.679. (90)FRUS,1920,pp.680-682. (91)FRUS,1921,Vol.2,p.315. (92)Ira Klein,"Whitehall,Washington,a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19-1921," p.469. (93)FRUS,1919,Vol.1,p.719. (94)FRUS,1921,Vol.2,p.280. (95)FRUS,1921,Vol.2,pp.316-318. (96)FRUS,1920,pp.682-683. (97)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ワシントン会議(上巻)，東京：日本外務省1977年版，第6-7頁。 (98)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54. (99)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00)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p.24. (101)Christina L.Davis,"Linkage Diplomacy:Economic and Security Bargaining i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02-23,"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3,2009,pp.143-179；杨毅：《联盟的经济后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第51-58页。 (102)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3页。 (103)哈罗德·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04)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105)John Gerring,Case Study Research:Principles and Practices,p.47. (106)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98. (107)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108)Harvey Starr,Approaches,Levels,and Methods of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rossing Boundari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1.
标签：拿破仑·波拿巴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联盟标准论文; 同盟论文; 组织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