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原人文精神传播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媒介论文,路径论文,人文精神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4)11-0095-07 人文精神是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区域长期生产生活形成的一种精神质素，这种精神质素的价值在于给社会个体提供精神依赖，同时又给社会生产和运作提供价值观、信仰及智力支持。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以其“背景”性存在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 就现实而言，《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昂扬向上的中原人文精神，大力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化，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强调：河南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塑造中原人文精神，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实现中原梦，一定要弘扬中原人文精神”。 中原人文精神与传播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弘扬中原人文精神需要以传播为载体，形成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合力。尤其在当下媒介融合发展趋势这一大背景下，弘扬中原人文精神亟须传播理念的再造和传播路径的创新。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影响 一般而言，媒介融合指的是由传播技术带来的涉及整个传播生态重构的一种趋势。由于传播已经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以媒介融合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引发社会的变革。 (一)媒介融合的内涵 在原初意义上，媒介融合指的是由媒介技术带来的介质融合。从传播历史上看，媒介融合其实并不新鲜。从媒介的角度考察，人类所经历过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及电子传播等，是一种共存状态，并且在致力于传播效果的运作上互为借鉴。富勒就此指出：“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它也会将这些强加在所携带的讯息上。新媒介通常并不会消灭旧媒介，它们只是将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2]这既是对“纸媒消亡论”的反驳，也指明了媒介融合的历史存在及其趋势性。 但是这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媒介融合现象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只是在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介的崛起所形成的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这一现实背景下，媒介融合才成为当下一个热门话题并得到广泛讨论。在传播技术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信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由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的新兴媒介所引进的“新的尺度”所带来的影响之巨，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上生存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化形式，它不仅造成了人们对以往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规范的反思和探讨，而且也极大地扩充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文化生活的深度和范围，并正在塑造出全新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4]。再加之“在信息技术领域中，速度就是一切”，“媒介融合”在当下几成显学也就不难理解了。 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关“媒介融合”，并不是一个清晰且广为认同的概念。“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普尔教授提出，意思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5]。这种说法比较宏观，严格来讲不算是概念，但却指出了媒介融合的“趋势性”，即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不断融合”的特征。 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则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6]。这里对“媒介融合”的界定比较全面，既强调了技术介质的融合，也强调了由技术引发的传播的变革。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未来传播技术中心主任迈克·麦金教授则比较宽泛地指出“媒介融合”的定义至少有三种线索：经济和运营目的，新闻报道方式，公众和媒介之间新的社会关系[7]。因此，总体上媒介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打造核心竞争力，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即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就前一种融合形式而言，基于传播致效目的而将各种媒介整合到一起或进行优势互补的做法并不鲜见。就后一种融合形式而言，由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媒介形态及造就的各种传播形式则影响深远。当下传统媒体及新兴媒体融合形成的传播形态极其丰富，并且其趋势难以预测。 (二)媒介融合的影响 由传播技术带来的媒介变革，要求以媒介融合的思想对现有媒体格局进行调整和重组，同时也意味着整个传播理念的变革、传播生产流程的再造及传播方式的创新，这是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来自媒介融合的转型挑战。 谈到新媒体带来的影响，加拿大学者伊尼斯指出，一种新的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8]。具体而微，就其对传播行为的影响而言，其最突出之处就在于对传播过程参与权的分散和解放，传统传播者的权威被无形消解，传播成为一种极其开放的互动和交流。 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下从传播角度对媒介融合的探讨，根本上仍局限在传统功能主义的框架和范畴内，即谋求传播行为的功能和效果。而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由于传播权力的分散和便利，原来形式上大一统的受众出现了圈层化，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传播效果很难达成，并且新的传播效果具有“协商性”，这对通过传播达成认同的设想形成极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机遇，由于“协商性”传播效果更加纯粹，以媒介融合的思想加以谋求这种认同则成为必要。 传统经验主义传播学有很多经典传播理论，但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现实的解释力总显得力不从心，而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传播的层次性。其实，传播效果的达致有赖于本来分层的传播形式综合发力，偏重于任一层次都难以有效实现传播目的。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形式上截然分明的传播层次和区隔被消解，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之间出现了融合，从而使原来分属各个层次的传播理论和技术也融合在一起。 应当注意的是，媒介融合对传播转型和变革的要求不仅仅是简单地把各种媒介捆绑在一起进行传播，而是要以“融合”思想统领传播，进行整个传播理念、流程、生产、技术等环节的重组和再造，这应该是媒介融合的内在要求和实施媒介转型要把握的核心思想。 二、中原人文精神与传播的同一性 现有的弘扬中原人文精神的很多路径往往有失空泛，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传播这一维度在其中的角色和功能，或者说将传播这一指向淹没在了口号中，而没有认识到作为文化的中原人文精神与传播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一)传播是一种文化 传播是人类日常的普遍行为，也正因为其如此司空见惯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从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演变的角度看，传播是人们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人类经由传播才得以形成。对此，施拉姆写道：“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着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息渠道。”[9]由此可以看出传播之于人类的基础性意义。 人之所以要传播，其实质是要消除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这种对“确定性”的寻求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还包括对精神层面即意义的寻求，以获得心灵的庇护。库利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指出：“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1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传播是一种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同韦伯“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的观点，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1]。文化是人类的确定性存在，构成了人类栖居世界的“背景”。而这种“背景”的形成则有赖于传播，如果没有传播(人类生存日常的符号互动)及依凭传播进行传承，文化将难以形成。 从传播行为本身看，其进行需要一定的“载体”，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传播载体就是符号。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形式乃是人自身创造的真正的中介，借助于这些中介，人类才能使自身与世界分离开来，而正是由于这种分离，人类才能使得自身与世界紧密地联结起来。这种中介物的特性表征着人类全部知识的特性，它同时也是人类全部行为的典型特征”[12]。符号既是载体，又是意义，通过符号化的互动，人类才脱离野蛮的蒙昧状态，走向文明。 符号是载体和意义的结合体，其实质就是文化。就此，怀特写道：“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13]版而这正是传播的状态，因此传播是一种文化，反之亦然，二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也是传播与中原人文精神的内在同一性。 (二)中原人文精神是传播的产物 “人文精神”(humanism)是源于欧洲14世纪以来的一种哲学或社会思潮。英国哲学家布洛克归纳了人文主义的三个特点，“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对思想十分重视”[14]。在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是一面旗帜，张扬了人的理性，对中世纪黑暗统治进行了批判，是支撑西方文化的主脉。在一般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关注人性，重视人的理性，崇尚人的尊严，追求人的终极价值，思考人类的命运和痛苦，具有超越意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尽管从词源上讲，人文精神来自西方，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缺失，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同样可以追溯到人文精神的源头。在我国文化中具有“元文化”意义的典籍《易经》中就有关于“人文”的阐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将社会领域里的“人文”与自然界的“天文”相对比关联，涵括了自然和社会运行的规律，张扬着当时人类的理性和主体意识。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祖地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南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塑造了文明、健康、向上的中原人文精神。中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的精神正统，是华夏文明的文脉正根，既包含原创的中原文化，又包括创新了的外来文化，是集古今华夏文化之精华的根源性文化。有学者就此指出：“中原人文精神包含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具有中原特质、体现时代特征的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具有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机遇意识和创新意识，倡导敬岗诚信、劳动致富、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营造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中原人文精神是新时期河南发展的形象和精神面貌。”[15] 如前所述，文化是经由传播而形成的历史积淀，并且变动不居是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根源。因此，中原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形成及传承有赖于传播的持续进行。在此意义上，中原人文精神是传播的产物。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背景，中原人文精神同样渗透在各个层次的传播活动之中。 (三)传播是形成中原人文精神认同的机制 人类生存对文化或意义的诉求，实际上是在谋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获得“确定性”并实现自我。而弘扬中原人文精神的意义也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认同，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为认同诉求的中原人文精神，其认同形成同样依托传播这一重要机制。 “认同”(identity)意味着“身份”“同一”等含义，其指向“个体”及社会对某种意义的寻求和归属。“认同”意味着社会个体的自我定位和存在意义的确证，是对“我是谁”的诘问和索解。泰勒在描述认同的意义时写道：“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16]吉登斯指出，“认同”是人寻求自身本体性安全的产物。在他看来，所谓“本体性安全”是指“对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表面反映了它们的内在性质这一点的信心或信任，包括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17]，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在社会中顺利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们只有确定了惯常的物质环境和意义情境，才能获得这种“本体性安全”。一旦这种确定性被打破，人们所依赖的这种“本体性安全”就会丧失，人们也就随之陷入本体性焦虑状态，个体的无意义感和人生的失重感就会随之产生。 “认同”是一种身份、一种意义或一种文化，为人们提供心灵的庇护，保证社会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同时，“认同”也是寻求身份、追逐意义以获得自我确定性存在的行为和过程。认同总体上可以分为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即“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个体认同”而言，认同主体在谋求认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寻求自身历史的前后一贯和统一，以获求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灵状态；同时也在自我归类、自我定位中追寻横向的“类的确定性”。在这一层面上，“个体认同”实际上就是个体的自我形成。而较高层面的“社会认同”实际上是特定社会群体追寻一个共享的意义世界或文化背景，在这一文化背景的对照或衬托下获得群体的认同身份。 就此而言，中原人文精神作为认同诉求的对象，对个体的河南人而言意味着一种身份的寻求；同时，作为一种集聚中原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原人文精神也是河南人追寻意义确定的过程，是河南实现中原梦的文化背景。 而要使中原人文精神成为一种认同诉求，必须以传播为支撑，正是有赖于传播，人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才得以实现。自我认同强调主体的能动建构，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主体展开与他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就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对此，泰勒指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18]社会认同亦然。 综上所述，弘扬中原人文精神需要从传播的角度切入，以传播为其重要机制，以认同为视角，谋求有效传播路径，才能够实现对中原人文精神现状的超越。 三、中原人文精神传播路径分析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理念、实现路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意见》还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这些都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探求中原人文精神传播的路径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一)传播理念再造 面对媒介融合的趋势，媒体融合发展是必然路径，而就中原人文精神传播而言，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下，也需要用媒介融合的思路加以引领。对此，首先要解决理念问题，即树立新的传播理念。笔者认为，新的传播理念的树立，可从以下诸方面入手： 首先，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网络是一种技术或者一种媒介，一种承载、集纳和扩散信息的平台。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手段，它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或颠覆性的。有学者就此指出，网络传播的特性就在于：“系统的开放性与全球性，信息的广容性与继承性，传递方式的交互性，信息表现方式的多媒体综合性，媒介使用的富选择性和平台性。”[19]互联网思维的形成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给传播带来的观念变革，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互动性、平等性、共享性、即时性等都会对传统的传播方式、模式和行为带来挑战。 其次，要充分重视受众在信息传受中的重要作用。互联网传播使得信息的接触和接受变得更加便利，从而更加强化了信息接受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传统传播者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传播接受者的选择权利得到凸显。同时，互联网传播业带来了受众的分化，通过网络受众集聚成更加分散的群体，从而打破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建构和想象。就此，喻国明指出：“当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参与到新闻产业价值链的上游，而不再只是单纯地阅听大众时，也就意味着媒体生态和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正在酝酿和发生之中。”[20]传播者要想谋求好的传播效果，就不能不考虑受众的阶层、心理、趣味等个人化特征。充分重视和发挥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谋求传授之间的和谐共振，应该是重塑传播理念亟须解决的问题。 再次，要具有开放和包容的视野和胸怀。网络的精神之一就是分散、无主体化，这为信息的流动创造了契机，使原来为少数人拥有的信息走向了大众，信息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很多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使得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成了信息源，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传播自己想要传播的信息，又加之网络的超文本组织结构，网络使用者可以尽情而随意地在各个网页之间跳跃和转换。面对“分散化”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太可能有效地控制信息的流动，从而为每个人“介入政治”提供了可能，“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21]。同时，网络空间是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任何信息都可以跨越国界、种族进而自由流动，这种无边界化使信息的控制也几无可能。网络传播的平等化和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权力控制的垂直模式，渐趋向交互式的互动型模式转变。 其实，上述传播理念与中原人文精神的平等、民主、包容、开放等内核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弘扬中原人文精神首先强调要再造传播理念的必要性所在。 (二)构建融合传播体系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必须构建融合传播体系以形成传播效果的合力。 首先，要构建互联网信息传播空间和平台。以互联网技术形成的网络空间形式上是虚拟的，其实质却仍然和现实空间一样是社会和实践的。并且，正是由于其形式上的虚拟性，才使得网络空间这一信息传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现实的传播空间，这也是网络传播的影响力日益强大而具有主导性的根源之一。有学者就此指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既无所不在也无所在的世界，但绝不是我们的肉体所生存的世界。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能进入的，没有种族、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或出身带来特权与傲慢的世界。”[22] 就此而言，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传统的大众传媒及作为组织传播的主体和社会个体，都要充分重视网络在现代社会的潜在可能性和现实影响力。同样，中原人文精神的传播也要充分重视网络传播平台，充分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化传播手段，构建互联网信息传播空间、平台和体系，并结合这些新媒体技术的传播特征，在传播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 其次，要凭借融合之势形成传播合力。媒介融合的实质或目的，不外乎是对好的传播效果有所诉求，而之所以力推媒介融合，其原因就在于不同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恰恰可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或者说，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媒介融合就是充分利用既有的各种媒介的传播优势以形成传播效果的合力。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融合不是简单地将各种媒介机械地同时利用以形成对传播内容和主题的信息或舆论强势，这只是媒介融合客观上实现的一个效果。真正的媒介融合是要以互联网思维为观念指导，以新媒体为平台重新建构传媒格局和生态，从而对传播进行优化。因此，对体现中原人文精神的人物、行为进行多重介质的集中传播可以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互联网传播的思维和规则进行传播，以实现传播效果的合力。 再次，要融合多层次传播。这里说的多层次传播，是指在中原人文精神传播中要以媒介融合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优势，而这正是传统传播所忽视的。当下，在媒介融合趋势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就一个传播行为而言，已经很难分清和界定其属于哪个单一层次的传播类型，而往往具有融合特征。 人际传播以其形式上的“非制度化”传播显得较为人性，组织传播以其组织的权力和资源优势显得较为有力，大众传播则以其形式上的公共性而具有高度权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弘扬中原人文精神，要对多层次传播形式进行整合。作为大众传媒要主动与网络实现互补和融合，作为组织的政府要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新媒体，而每个组织中的人和作为中原人文精神代表的每个河南人都要学会并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和互动，并注意规避可能的有损中原人文精神的信息和言论。 (三)谋求中原人文精神认同 如前所述，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其目的就在于要实现人们对中原人文精神的认同，以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集智聚力。但是认同并不意味着思想或精神的“一统”，而是要在多元中实现对中原人文精神的认可和心理归附。并且，媒介融合的基本精神或理念之一也是对多元的尊重和诉求。这是因为，网络空间形式上一般是虚拟的，这恰是“无实体交流的混乱所在。这是一种借技术而存在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身份景观。它没有性别、种族之差，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建构。在网上，使用者脱离了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而自由飘荡”[23]。这种形式上的虚拟性为意见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在意见的交流和碰撞中，一定程度的认同才可能实现。 认同危机的核心是价值观上的危机，而中原人文精神就是特定的价值观，它作为整合社会的一种精神支撑起着基础架构性的作用。谋求中原人文精神的价值认同，其实“就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24]。在媒介融合趋势下实现中原人文精神认同，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注重媒介仪式激发的认同的力量。宽泛而言，日常各个层次的传播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仪式的展演。柯尔迪在谈到媒介仪式时指出：“一般说来，媒介仪式包括三种主要的类型，分别是媒介所报道的仪式性内容，媒介报道该内容时的仪式化方式，以及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25]布朗认为，仪式能够加深人们对某种社会价值的认知，并且能够让人们产生对社会的依赖情绪，从而实现社会的巩固[26]。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多元化的新兴媒体对传统仪式情境进行了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增强了仪式要素激发人们情感的力量，对中原文化传播认同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功能。 二是要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功能。尽管新媒体极大地激发了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但在新媒体空间“意见领袖”的存在仍显必要。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个性张扬，权威消解，但人们也遭受着价值迷失的无力之痛。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往往会寻求自己心目中的明星或名人，将自己的希冀和选择寄托在他们身上，实现自身不满足的替代式幻想，以使迷茫的心灵获得安定。而“意见领袖”恰恰获得了这种名人地位，从而对所属领域的大众群体产生影响。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意见领袖在信息、地位等诸多方面都优于一般民众，其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大众的关注和追随。在网络上，“意见领袖”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家、学者、艺术家；第二类是传统媒体记者、编辑、评论员，这两类网友可归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范畴；第三类是其他行业的业余观察家和自由撰稿人，比如维权律师等；第四类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游民。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关心公益，同情弱者，疾恶如仇，勇于表达，也不惮在网下付诸行动——此时他们更像社会活动家[27]。 就谋求中原人文精神认同而言，发挥“意见领袖”的功能，就是要善于设置议程进行引导；同时要充分挖掘河南名人资源，积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通过他们传播中原人文精神。中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些“名人”以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彰显着中原人文精神的特质，在国内和国际上为中原人文精神的传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做好中原人文精神的危机传播 中原人文精神尽管是中原文化的精粹，代表着中原文化的核心质素，但由于河南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妖魔化河南人的现象，再加之媒介融合背景下相对虚拟而自由的传播空间，中原人文精神极易遭遇污名化。因此，大力弘扬中原人文精神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危机传播。 首先要及时应对。危机传播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及时。面临危机，不能置若罔闻。要注意首因效应的负面影响，采取积极姿态及时应对。因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已成现实，传统的信息控制几乎失效。就此，吉登斯指出，互联网“这类技术进步‘重新安排’了空间，使我们无须离开椅子就可与任何人互动。它改变了我们的时间体验，因为交流几乎是即时性的”[28]。美国学者桑斯坦指出了网络舆论主体所可能导致的倾向：“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9]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危机传播的应对和处理难度加大，一旦错失应对危机的“第一时间”，由于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共振，后期纠正将困难重重。 其次要树立传播即是沟通的理念。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及观点表达的便利和自由，使得在网络舆论场里不太可能形成大一统的声音，这种多元意见共鸣的状态更加接近言论呈现的本质。波斯特认为：“新的传播系统往往被呈现为一把钥匙，有望打开通往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或更平等的社会的大门。”[30]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传播功利和控制化色彩，而要采取平等的姿态进行信息传受之间理性的沟通和交流，以谋求最大程度的共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传统传播观念所导致的受众逆反和对信息的逆向阐释及抵抗式解读。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以化解中原人文精神所遭遇的危机。 再次要致力于打通“两个舆论场”。一般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空间是虚拟的，其实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所谓的虚拟性只是其形式上的特征。网络传播实际上也镶嵌在社会整体结构之中，网络空间发生的行为，其后果仍然是由现实中的社会个体去承担。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实际上对应着生动的现实，是社会现实通过网络的一种特殊反映。与现实的舆论场相对，基于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而形成了网络舆论场。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互联网不仅日益成为我国新闻舆论的独立源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社会舆论的基本走向。”[31] 喻国明以微博为例指出：“微博使我国政治生态的版图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为政府议程设置和公共决策等引入新的主体，比如议程设置，在过去几乎95%以上都是由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来制定，政府是议程设置的主体。根据人民网、人大舆论研究所的监测，近年来中国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议题中有34%是由草根、网络加以推动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网络的聚集效益来形成一种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而成为一种议程设置的新主体。”[32]就中原人文精神的危机传播而言，要注重打通“两个舆论场”，以避免二者产生冲突和撕裂，实现二者的和谐共振。 综上所述，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对推动“四个河南”建设、加速实现中原梦意义重大。而媒介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其引发变革的潜力无限。在此意义上，上述对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原人文精神传播路径的探讨仅具有当下意义。更好地以传播观照中原人文精神的弘扬，尚需更多扎实而细致的工作。标签：媒介融合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中原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传播效果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