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正道”还是“步入歧途”？
——在霍凯特语法模型分类框架下重读《句法结构》
邓海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摘 要] 20世纪中期，霍凯特和乔姆斯基各自列举出三种语法描写模型。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以他列举的三种句法模型为基础进行论证，推出了转换生成语法。以霍凯特语法模型分类框架为参照重读《句法结构》有助于从生成语法发端之处反思乔姆斯基的语法研究路线。研究发现，《句法结构》在使用形式化手段和转换规则等具体方法上仍在霍凯特框架之内，但在语言本体和句法本质等根本认识上却已然不同。霍凯特所列语法模型强调从语言事实中归纳语法规律，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则以抽象假设和逻辑推演为主要方法，两者渐行渐远。
[关键词] 语法模型；乔姆斯基；霍凯特；《句法结构》
一、引言
乔姆斯基（Chomsky）1957年发表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在语言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正是由于这部正文仅仅117页的小书，乔姆斯基及其倡导的转换生成语法① 本文所提到的“生成语法”特指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本文不区分生成语言学和生成语法，因此“生成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生成语言学”在本文中可以互换。 开始在语言学界，甚至计算机、心理学、哲学等领域广为人知，几乎主导美国语言学界半个世纪，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今天。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当代语言学研究者都无法忽略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只有39项参考文献的小书中，乔姆斯基引用了霍凯特（Hockett）在1954年发表的 《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型》（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以下简称《两种模型》）和他本人在1956年发表的 《语言描写的三种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以下简称《三种模型》）。两篇论文的题目极其相似，都是列举不同的语言模型；发表的时间也很接近，仅相隔两年。一年后，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对自己提出的三种语法模型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论证自己的句法研究理论体系，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形态。《三种模型》比《句法结构》要更加晦涩难懂，侧重于理论演算和数学论证，这可能因为《三种模型》是信息理论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面向理工类研究人员。而《句法结构》的读者是语言学研究人员，其中虽然也有不少形式化标记，但该著作同时也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语言实例，要容易理解得多。作为继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之后语言学代表人物，霍凯特在《两种模型》中提出的语法描写模型分类体系基本概括了当时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整体面貌。大约三十年后，霍凯特在《现代语言学》的译本序里隐晦地指责乔姆斯基导致了语言学界的两极分化：多数人认为“1957年前的语言学没有多少值得传世的成果”，另外少数人则认为“这套新兴学说是误入歧途，引入大量中世纪的僧侣哲学，致使语言学工作者舍本逐末，劳而无功”，而霍凯特本人觉得，“真理介乎两者之间，但后者比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1］。也就是说，霍凯特认为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把语言研究引入了歧途。事实上，自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创立之初，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2］。如今，百余年语言理论发展，加上心理学和计算机等相邻学科的新近成果，为人们重新反思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研究路线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那么，作为结构主义与生成语法之间的转折点，《句法结构》的发表究竟是引导语言学“走上正道”还是“步入歧途”呢？具体而言，《句法结构》在哪些方面传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又在另外什么方面背离了先前的传统？这些不同观点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片面之言？
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并不鲜见［3］，但将霍凯特的语法模型分类框架与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并置论述，藉以剖析上述问题并反思生成语法的研究却尚未发现。有鉴于此，本文在简要回顾霍凯特《两种模型》以及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基本内容之后，将《句法结构》置于霍凯特语法模型分类框架内，探析早期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对前人研究的传承和背离，考察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之间的桥接和离析，并在当代语言学新近发展背景下，检视生成语法路线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二、霍凯特语法模型分类框架
虽然《两种模型》的标题为“两种”，但霍凯特实际上列出了“三种”语法描写模型，分别是“词与范式”（word and paradigm，以下简称 WP），“辞项与过程”（item and process，以下简称 IP）和“辞项与排列”（item and arrangement，以下简称 IA）① 这三个模型名称的汉语翻译借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2017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历史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讲稿《从辞类划分看汉语文法的传统模型——从〈文心雕龙〉到〈汉文经纬〉和〈马氏文通〉》。 。霍凯特的三种语法描写模型分类框架在国内文献中并不多见② 笔者在2019年3月20日，以“霍凯特”或者“Hockett”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文献库中进行检索查找，未见相关文献。 ，在此提供简略介绍。
WP以词为语法分析单位，分析其词形变化。IP以词根（root）为基础，研究变换和派生规则。IA以形位（morpheme，通常译为“语素”）为构件，研究其通过排列组合形成构造（construction）。构造可解析为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s）和标记（marker）。WP比IA模型更古老，用于讨论拉丁文、希腊语、梵文以及大量现代语言［4］。霍凯特虽然认为WP模型和其他两种模型具有同样地位，但是由于时间所限，WP模型仅在文中稍有提及，未加详述③ 笔者未找到霍凯特后来就WP模型进行讨论的相关文献，但发现有其他个别学者撰文讨论，参见：ROBINS R.In Defense of WP[J].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9(1)：116-144. 。《两种模型》主要描述了IA和IP模型，本文也将主要探讨这两种模型。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宝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宝马出行服务有限公司今年在成都成立。宝马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网约车牌照的外国汽车制造商。
根据霍凯特的理论［5］，IA模型主要见于布龙菲尔德、哈瑞斯（Harris）等学者的论述，而IP模型源于博厄斯（Boas）、萨丕尔（Sapir）等学者的研究④ 对于IP模型的源头，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认为霍凯特有误，应该是古印度文法学家班尼尼（Panini）最早采用IP模型。 。霍凯特用数理系统（mathematical system）来类比IA和IP模型。有些数理系统由元素集合以及定义在它们之上的关系（relation）构成，关系用来刻画元素之间的某种联系。例如，（3，2）、（5，1）以及（2，1）等数字组合都存在“大于”关系，因为在每对括号里面，前一个数字都大于后一个 （即3大于2，5大于1以及2大于1）。相反，（1，3）或者（1，1）等数字组合却不存在“大于”关系。在IA框架内，数学上的“关系”就是语言学中的“构造”（construction）。例如，black dog 与 white cat两对词语组合存在形名修饰关系，我们可以使用形名修饰关系来对这些构造进行描述与概括。另一种数理系统则由元素集合以及定义在它们之上的运算(operation)构成。运算是针对单个或多个元素的某种操作。例如，对2和3进行加法运算，得到5。运算有两个优点：一是元素经过运算后，其结果还是同种类型的元素，这与语言结构的组合类似；二是运算可以针对单一对象进行。这样的话，waited就可以看作是针对wait进行某种运算之后进行的产物。如果将“构造”比作数理逻辑中的“关系”（relation），那么“过程”（process）就可类比为“运算”（operation）。基于这种对比关系形成的语法模型就是IP模型。不难发现，运算在对原有对象进行某种操作后得到新的对象，呈现出新旧交替变化，从而比关系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因此，IP模型比IA模型体现了更多的动态特征。
金融创新从宏观层面讲，就是将金融创新与金融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等同起来，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金融业的每项重大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创新。从这个角度看，农业银行服务“三农”使命的确立，契合了金融创新的理念，“三农”的根本在于农业，农业的根本在于水利，服务水利即是服务“三农”。在这方面《意见》对农业银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中国农业银行要加强和水利、农业等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水利项目储备和安排的特点，积极参与对水利改革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转换语法在短语结构语法的基础上添加了转换规则，最初的句子用短语结构规则生成，而转换规则负责给生成的结构作进一步改造，这样既简化了语法规则，也使某些句子之间（如：主动句与被动句）的语义联系得到解释，增强了语法的解释力。乔姆斯基将转换规则分为强制转换（obligatory transformation）和可选转换（optional transformation），由强制转换而成的一般是核心句（kernelsentence），而由可选转换而成的则是非核心句。
三、《句法结构》中的语言模型及语言观
《句法结构》主要论述了语法独立性以及句法语义关系，并提出了三个语言模型，以此讨论语言理论的目标及解释力。
图1 显示的是由于长期在不同的压力及温度下而导致的开裂，从开裂的断面可以看出脆性破坏比例已超过33.33%，为虚焊现象。
（一）语法独立性以及语法语义关系
乔姆斯基在讨论何以判断句子是否合乎语法（grammatical）时编造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例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据此认为是否合乎语法和句子是否有意义并非直接关联，“我们不得不认为语法是自主的和独立于意义的”［7］。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太过关注语义，就无法深刻认识和把握语言结构的本质，但是语义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可忽视，只是需要在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8］。
（二）三种不同语法模型的描述
乔姆斯基在《三种模型》以及《句法结构》中列举了三种语法模型，他认为前两种存在一些缺陷，主张最后一种转换语法模型。
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受前人影响，有着明显的结构主义印记。在语法分析上，他所采用的基本思路并没有完全跳出霍凯特所列举的语法模型框架。基本上，当时的生成语法还是以辞项（item）为基础，进行各种排列组合，加上一些转换过程（process）。
乔姆斯基认为，特定语言的语法模型必须能够运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而且只有该语言的合法句子。显然，任何一种语言的合法句子都是无限的，这就要求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可观察的有限句子，从而降低了田野语言学做法的重要性。生成语言学之后的发展表明，既然可观察的外部语言行为不足以充分反映语言规律，自然就要转向大脑内部寻求依据。霍凯特也考虑到了合法句子的无限性，他提出语法描写模型必须做到能够包容没有观察到的数据和生成所有合格句子［29］。不同的是，乔姆斯基强调从模型出发，先建立假设，再用数据验证；霍凯特倾向于从语言事实出发来构建模型，然后验证模型。不论IA或IP模型，主要还是运用归纳研究方法，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分类和概括。
有限状态语法以有限状态机为句子构造装置。句子生成由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出发，经过一系列转换到终结状态（final state）。有限状态机在数学上即为有限状态马尔科夫过程。乔姆斯基认为，有限状态语法十分强大（powerful），也具有通用性（general），容易推广应用［9］。不过遗憾的是，它无法用来描述自然语言。乔姆斯基断定，英语并不是一种有限状态语言［10］。因为语言具有递归性（recursiveness），有限状态语法很难处理，会使语法变得极其庞杂［11］。对于现代高速计算机，仅仅数量庞大倒也不是问题，有限状态语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只能处理相邻关系，无法照顾远距离依存关系［12］。
2.短语结构语法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模型
3.句法中心地位
3.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模型
缺粒与秃尖病害的防治措施可以根据其病害出现的原因逐一防治。从玉米拔节到玉米开花的整个时期，应该保证玉米充足的肥水供应，同时在玉米抽穗前半个月左右要着重施加氮肥，促使植株增长生长的同时也可以增加玉米的籽粒数量；在种植玉米的过程中，要注意根据当地耕地情況及玉米品种的差别合理安排玉米种植密度，同时在玉米生长过程中要注意中耕培土、除草、除虫等措施的实施，如在玉米拔节后进行中耕培土，可以为玉米根部发育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为了避免天气因素对玉米授粉的影响，可以采用人工授粉的方式，保证玉米正常的授粉受精。
图1为Cloumn-Bot实物，底层为机器人行走系统，由驱动单元、遥控单元和红外测距传感器组成；下层为机器人的数据采集系统、信息远端通信系统及语音识别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由传感器单元组成，信息远端通信系统由蓝牙模块与Wifi模块组成，语音识别系统由语音识别单元与Arduino uno单片机组成；中部为机器人智能抓取系统，由机械臂及舵机驱动单元组成；顶层为机器人人机交互系统与主控系统，人机交互系统由UART触控屏与舵机单元(用于控制屏幕位置与朝向)组成，主控系统由Aruino mega 2560及各系统总线与组成；主控与各系统间通信使得机器人得以实现其功能.
（三）语言理论目标以及理论解释力
关于语言理论目标，乔姆斯基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实际上是关于该语言的理论”［15］，并基于语言理论与语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类目标，分别是为语法提供发现程序 （a discovery procedure）的语言理论、为语法提供决策程序（a decision theory）的语言理论和为语法提供评价程序（an evaluation theory）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倾向于最后一种语言理论。
就语言理论的解释力，乔姆斯基指出，传统语法的句子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无法解释陈述句、一般和特殊疑问句的内在区别，根据不同“转换”进行句子划分，则具有很好的解释力［16］。因此，语言描写必须是分层次的，这样才能解释语言结构中的歧义。例如，/əneim/可以理解为a name或者an aim，仅从语音层次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如果从形态学层次（morphological level）就可以把这个歧义看得很清楚；同样，针对短语结构歧义如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只有到转换层面才能解释［17］。
四、反思《句法结构》
以霍凯特语法分类框架为参照，《句法结构》与当时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偏离关系就呈现出了相对直观而清晰的脉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霍凯特与乔姆斯基划分的句法模型有所不同。霍凯特将不同语法描写分为三种主要模型（包括WP模型）是为了把握当时语法描写的主要类型。因此，霍凯特的语法模型旨在覆盖当时语法描写的各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参照框架。理论上，任何一种语法描写都应该能够在霍凯特的框架内找到归属类型，否则就是对该框架的突破与创新。与此不同，乔姆斯基显然并没有认为他提出的三种语法模型可以将所有已知语法描写方法囊括在内。他列举出三种语法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其在生成合法句子能力上的不同，进而推出他所认可的转换生成语法。因此，乔姆斯基的三个语法模型在生成能力上具有递进关系，即更高层次的语法模型能够处理更低层次的语法模型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更低层次的语法模型却不一定能够处理更高层次的语法模型可以解决的问题。霍凯特的两个语法模型则主要为互补关系，体现出语法学家的不同主张，有各自的侧重点，在语法描写上呈现出各自的优势和缺点。根据霍凯特的观点，“语法模型”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意思是指任何一种语法描写都可自成模型，有多少部语法书，就可能有多少种语法模型；另一种意思是指将相近语法模型聚集为几个大类语法模型［18］。乔姆斯基的三个模型是具体的语法描述模型，直接面向语言描写；而霍凯特的语法模型是概括性模型，不同类型下包括各种具体语法描述模型。可见，霍凯特的语法模型属于后一种意思，而乔姆斯基的语法模型当属前一种意思。
（一）传承发展
1.有限状态语法（Finite State Grammar）模型
用10倍物镜找到被检物像，调小聚光器虹彩光圈至可在视野中看到视场光阑的轮廓，再上下缓慢调整聚光器，这样会使视场光阑的影像变得清晰，如视场光阑不在场中央，利用聚光器外侧的两个调节钮进行调整，当亮光点被调至场中央后，再将其开大，即可进行观察[6]。
1.转换规则的运用
经过对比三种模型，乔姆斯基认为转换语法非常简洁，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采用转换规则是生成语法的特色之一，但它却并非乔姆斯基首创，而是由他的导师哈里斯较早提出的。从霍凯特的语法分类框架来看，转换生成语法属于IP模型。当时盛行IA模型，但霍凯特本人觉得IP模型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研究现状报告》（The State of Art）中，尽管霍凯特总体上并不认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但对转换规则却持肯定态度，认为“可以得到保留”［19］。结构转换与IP中的过程（process）类似，因此，转换规则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创新，它仍在霍凯特语法模型的分类体系之中。
2.形式化方法
转换生成语法通常被认为与众不同，显得比较“科学”和“严谨”，主要原因是它应用了大量形式化的方法进行推演，追求明晰准确。《三种模型》以及《句法结构》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特点。不管是有限状态语法、短语结构语法，还是转换生成语法，无一不是采用数理模型进行严格精确描述的。然而，平心而论，这一点也非乔姆斯基独有，同样是来自他导师的影响。哈里斯参照公理化形式系统标准，像数学演算一样进行语言分析［20］。在《两种模型》中，霍凯特设想尝试将IP进行形式化描写，还在第5节中专门讨论了数理逻辑与语言模型之间的关系，他这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了奎因（Quine）的《数理逻辑》等数学论著。由此可以看出，乔姆斯基的严格形式化描写也与霍凯特语言分类模型框架一脉相承。
3.语言理论目标
如前文所述，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理论不是为语法提供发现程序，而是为语法提供评价程序。语法是如何得来的并不重要，如何评估才是关键。发现语言规律并不是乔姆斯基最关心的重点，验证和评估才是。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结构理论必须有别于一本提供语法发现程序的手册。”［21］
实际上，乔姆斯基在论述语言理论目标时，给出了一个注释［22］，提及霍凯特在《两种模型》中的元标准（metacriteria）。霍凯特对语法描写也提出了评价标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23］：通用（general），即适用于所有语言，而不仅是某一特别类型的语言；具体（specific），针对特定语言，所给出的描写具体，而不是模棱两可；包容（inclusive），针对特定语言，语法描写结果必须能够包容全部已观察到的和绝大多数尚未观察的数据；能产（productive），针对特定语言，语法描写结果必须能够用于创造出无限的合格句子；高效（efficient），对任何语言，其语法机制应该在满足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做到尽量精简。
（二）另辟蹊径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必然包含许多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本文仅以霍凯特的语法模型分类框架为基准，考察 《句法结构》中的独创之处。
1.语言本体认识
虽然生成语法后来非常关注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与认知相关的讨论却并未见于《句法结构》。不过，莱特福特（Lightfoot）指出，《句法结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语言认知的相关内容，但是其中的观点很容易转化为关于人类认知的说法，而其中关于语言理论目标的探讨，也很容易逐点地转化为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24］。在《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中，乔姆斯基则直接将语言学家的语法构建过程类比为儿童语言学习过程［25］。
《句法结构》在述及语法的外部条件充分性（external conditions of adequacy）时，指出所有生成的句子必须“能为本族语人所接受”［26］。“为本族语人所接受”就是在诉诸语言直觉以及说话人的语言知识，为导向心智解释打下了基础。另外，《句法结构》还暗示：“说话人仅仅基于有限的和偶发的语言经验，就能够产出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新句子。”［27］这无疑是“刺激贫乏论”（poverty of stimulus）的前奏。
如阳平声字“悬”的唱调记·乔醋》【太师引】“蓦地如悬磬”，724）。由于阳平声字腔的基本音势是平后略升，其中符合这个音势的音调只有由此可认为这个音调，即运用依字行腔法、依据字声创作而来的“悬”的字腔。此后的四个乐音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字声，而源自于本唱调音阶的级音，故应属过腔。其是以级音为音乐材料，运用过腔法创作而来。
2.语法研究方法
《两种模型》发表时，IA模型占据主导。霍凯特认为其原因并非由于IA具有更多优点，而是因为当时的语言学家喜欢将语法尽量形式化［6］。IA模型已经形式化了，但IP模型还没有。不过，霍凯特在文中证明了IP也是能够形式化的。
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多次把语法描述为某种装置（device），能够而且仅能够生产出一种语言中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28］，而在霍凯特《两种模型》中，“装置”（device）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也没有用来表示语法。乔姆斯基把语法看作“装置”应该是受到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他设想一个装置从“S”开始，经过运行各种改写符号和一系列转换后，所得到的终结语符序列都是合乎语法的英语句子，这种假设和验证体现了演绎研究方法。
2.2.1 保证术后正确体位:术后患者卧床体位,头部应当偏向一侧,以防止患者将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在患者全麻未清醒前,应通过持续吸氧改善微循环,并注意保暖。
短语结构语法建立在传统语法分析手段 “直接成分分析”（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的基础之上。乔姆斯基使用高度形式化的方式对短语结构语法进行描述，涉及词库Vp、初始字符串∑和重写规则F三个部分。特定的[∑,F]构成了某种短语结构语法［13］。短语结构语法能够有效解决自然语言的递归问题，但是短语结构规则数量很容易膨胀，变得极其繁杂，失去应有的简明性［14］。另外，短语结构语法还不能揭示诸如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伤逝》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全局充满着诗意。《一抹夕阳》是《伤逝》中“夏”的歌曲，描写的是新婚后，丈夫涓生工作还未回家，妻子子君站在窗前，看着夕阳西下的场景，抒发出自己的内心复杂情感，虽然这个时候的子君已经走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与自己的爱人生活在一块，虽然周围的社会还对她的抗争行为做出敌对的状态，她的精神被被周围的社会所压抑，但是她对爱情还是充满了憧憬，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有期待，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都让她有着坚定的信心。这一首歌曲把子君的天真、烂漫、坚韧都一一的表现出来。
《句法结构》把句法置于语法研究的核心地位，而不是音位、词法等层面。虽然乔姆斯基也是以形位（morpheme）为基础单位，但重心转移到了句法结构层面。从霍凯特在《两个模型》中使用的大量语言实例可以看出，IA和IP模型的重心都还是在形态学层面。与此不同的是，《句法结构》中则包含大量句子层面的语言实例。
移取一定量钛标准溶液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1.0mL酒石酸钾钠溶液、3.0mL百里香酚蓝乙醇溶液、2.0mL 2mol/L硫酸、1.0mL阿拉伯树胶溶液，加水定容至刻度线，摇匀。静置10min，在波长590nm处，用0.5cm比色皿，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测定其吸光度A。
五、“正道”还是“歧途”？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并非一成不变，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从标准理论、原则和参数理论、管辖和约束理论直到最简方案。本文讨论的 《句法结构》只是生成语法的雏形。但是，《句法结构》在生成语法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版通常被认为是“乔姆斯基革命”的起点［30］。莱特福特在《句法结构》第二版导言中把《句法结构》的出版比作雪球，引发了现代“认知革命”的雪崩。虽然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追随者不少，但反对者也从不间断。即使在乔姆斯基阵营内部，也存在大量不同见解。霍凯特认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大部分是错误的［31］。曾经盛赞乔姆斯基的塞尔（Searle）也断言乔姆斯基革命以失败结束了［32］。
《句法结构》没有明确包含认知观，但是隐含着语言内在性的认知倾向。如果仅仅从语言与认知关联的角度而言，乔姆斯基应该是正确的。大量认知和语言相结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还在持续得到广泛关注。然而，从之后的发展可以看到，乔姆斯基的语言自治观与认知语言学有着根本差异。认知语言学甚至被看作“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33］。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和普遍语法建立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刺激贫乏论”之上。但是，有研究表明，“刺激”实际上是丰富的［34］［35］。来自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和统计模拟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刺激贫乏论”［36］［37］。
通过假定语法是某种能够生成合法句子的装置，《句法结构》把演绎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语言学达到了几乎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地步。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背后隐藏着一种语言观，即语言能够被视为一种与具体“运用”无关的抽象结构系统。霍凯特［38］反对乔姆斯基把语言看作 “得到良好界定的系统”（well-defined system）① 霍凯特区别了界定良好的系统和非界定良好系统（well-defined system and ill-defined system）。简单来说，对界定良好的系统，每一个状态都是可计算和可求解的，若达不到这个要求，则该系统就是非界定良好的。 ，这种语言观还遭到了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建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对［39］，也和语言涌现论［40］以及复杂系统论［41］视角下的语言本质观并不一致。
《句法结构》认为句子合乎语法（grammatical）与有意义（meaningful）之间存在严格区别。句法自治性是生成语法一直坚持的主张［42］，这种形式与意义分离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构式语法理论［43］的质疑。词汇与句法等各个语言层次的关系也并非如乔姆斯基声称的那么泾渭分明［44］。
我相机包里的装备是一个佳能5D Mark IV机身和几支镜头（70—200mm、16—35mm和85mm镜头）。我认为包括摄影灯在内的大件设备会阻碍被摄对象的自然表现，这样我也无法捕捉到饱满的情绪，所以我会避免使用这些装备。
反观霍凯特列举的IA和IP模型，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对真实语言现象给出具体描写，做了很多踏实细致的工作，这些实际成果及其工作方法对当今甚至未来的语言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最重要的是，IA和IP模型对暂时无法回答的语言本质问题采取了一种审慎的态度，避免了走向极端，并在尊重语言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积极可行的努力。人类语言极其复杂，即使到了今天，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此，IA和IP模型在当时所采取的务实做法是合理的。乔姆斯基把结构主义推向了极端，试图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采用简化主义（reductionism），把研究对象（语言）当作可分析的客体看待，这显然极大地低估了语言的复杂性，这种隐含的“本质最简主义”自然科学观［45］昭然体现于生成语法发展之初，也就是《句法结构》之中，这一观点确实吸引了不少满怀梦想的语言学者，成就了生成语法几十年的辉煌，但最终也许难免成为作茧自缚的桎梏。
六、结语
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的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内部矛盾重重，很多语言问题无法解决。人们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也使生成语法得到了广泛认同。从历史现实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乔姆斯基及转换生成语法对于语言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生成语法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主张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对深化语言研究、提高语言学科地位、扩大语言理论影响都起到过积极作用。乔姆斯基还引领了语言学研究的第一次认知转向。生成语法研究对语言本质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即使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乔姆斯基对严谨方法的追求和对科学精神的推崇，仍然值得当前许多语言研究者学习。同样，霍凯特列举的IA和IP模型中的语言描写方案对国内语言学也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其中包含的强调语言事实、注重田野调查的务实研究态度，更为今人所缺，尤其难能可贵。
那么，《句法结构》的发表究竟是“走上正道”还是“步入歧途”？笔者认为，现在要得出最终结论恐怕仍然为时过早，还是留待未来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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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mising Path or a Dead-End Road?——Reviewing Syntactic Structures against Hockett’s Taxonomic Framework of Grammatical Models
Deng Hailo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Hockett and Chomsky presented three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1950s.Chomsky’s three models were integrated into his well-known masterpiece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developed into the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with which Chomsky blazed a new trail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In light of Hockett’s taxonomic framework of grammatical models,Syntactic Structures has been reviewed to reflect on the Chomskyan approach to languag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development.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 Syntactic Structures,the tactics employed,such as formalizing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and applying transformation rules,are still in Hockett’s taxonomic framework while some underlying views of language and grammar are not.The grammatical models presented in Hockett’s taxonomic framework value highly the way of generalizing grammatical patterns from observable linguistic facts,but Chomskyan generative linguistics puts much more emphasis on hypothesis construction and logic inference,which distances itself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realistic language use.
Key words: grammatical models；Chomsky；Hockett；Syntactic Structures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9)03-0060-06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邓海龙(1979-)，男，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标签：语法模型论文; 乔姆斯基论文; 霍凯特论文; 《句法结构》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