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优先战略选择——“零失误城镇化战略”的理想类型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战略论文,中国论文,理想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1-0049-07
“一个好的城镇化理论,不能替代一个城镇发展的好理论”。纵观人类社会的城镇化,在整体发展上存在共同规律的同时,区域性的个性化现象与影响因素也在发生。社会发展的本身即为社会问题:有限手段和无限需求的矛盾是社会进化、进步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城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多元化,必须以一定科学的方法尽量控制问题的发生和相关矛盾的激化,进而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几乎走完西方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在还没有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准备的时候就突然进入城市社会,以至于理论界、学术界和城市管理界,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从整体上看,以往的中国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用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为指导,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镇化理论,更没有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实践型城市发展战略和行动纲领。因此,重构和创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模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①我们认为:在繁杂的理论类型、实践类型和思想认知的多样分歧面前,必须厘清国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用分类指导的原则构建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践模式。通过物联技术和大数据等智慧产业技术的应用,推衍、抽绎出一个新型城镇化的科学主张与战略主线,建立一套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互补的新型城镇化管理战略与细则,完善城镇化从中央到地方城市的法规,使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始终处在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系统驾驭管控之中。
如果预先选择并提出一个能够具有优先性的战略,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思考:
一、“以县域空间为主体的多元复合型城乡一体化战略”:基于中国梯度社会形态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
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梯度形态:既有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这样接近于后现代社会的特大城市,还有原始落后的聚落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村庄,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长长的城镇类型阶梯②——包括偏远深山的散户、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落、上万个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小乡镇、两千多个县城以及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大中小城市……在这样一个类型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不能也不应该用一刀切的单一模式进行管理和规划,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禀赋、人才与人力条件、工农业区位结构和历史文化基础等因素,提出区域型城镇化分类指导政策,在可能的前提下建立区域城镇化的“规定要素和动作”,即要求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上的城镇化要有预设规划内容和必须设定规划要素项目,如城镇就业规划、城镇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规划等——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成功经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城镇发展能够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进而创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现实情况是,在全国范围内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城镇还存在发展动力“结构性缺失”的问题。如就城镇产业规划而言,全国曾“一窝蜂”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些偏远的小型乡镇盲目地跟进做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规划,还有些小城镇规划了所谓的城镇的“CBD”……对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来讲,盲目的产业高级化规划形成了典型的“城镇经济与文化的结构性空洞”,有了产业“高级化”设置却没有相关的高级就业和生产人才,形成产业无着落,就业无空间,生活无配套,城镇无发展的状态。此类“城镇产业结构性空洞”,使得一些城镇原有的优势产业、自然条件优势、传统产业和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文化特色产业丧失了机会。
新型城镇化必须建立合理的经济、文化和产业结构,必须创造择优战略选择机制,必须依据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差序化格局下的具体国情、区情、省情和县情,提出完整系统而有地域特色的“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战略”。针对以往的经验,为了避免“新型城镇化运动化”倾向的再发生,我们应该优先提出“零失误城镇化战略”的理念与理想类型模式,最大限度地避免新一轮城镇化出现大误差或走入误区,并用现代科技手段保证不留历史的遗憾。其要点是,强化法制“合规管控型”的城镇化,强调“不同地区多种城镇化道路并举”,以大城市为核心动力,以大区域都市圈地域结构整合为空间特点,大中小城镇形成地域产业分工的网状结构,创造大中小城镇区域性的差序格局。本文提出的“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战略”包括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以大城市高“首位度”为主导下的大中小城市城镇并举的发展模式,建构区域性和国际化区域“发展极核”城市,建设跨国、跨区域的具有空间整合功能的国际化大都市。二是建设多层次区域城市群(圈)空间结构整合发展体系,建构20个以上不同规模的都市圈地域体系,如大上海都市圈、大北京都市圈、大武汉都市圈、大香港都市圈等,而并非以往的“长三角”、“珠三角”的概念,亦如大纽约、大巴黎、大伦敦和大东京都市圈一样,以一个“发展极”城市为核心,打破地域界线和行政壁垒,强化推进区域型城镇群“发展极”的建设,创造形成中国式的一体化都市圈体系。三是以地方区域中心为主导的县域城市(镇)发展道路,形成县域城镇化一体化、全域城镇化的县域城镇“群”“带”化关系,让每一个县都能够形成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层次的城镇网络体系和网络城镇的可达性,进一步说,一个县域经济体应该是由两个以上紧密关系的典型城镇群构成。四是以霍华德“田园城市”理念为理论指导,建设以区域生态涵养区保护性开发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小城镇发展模式,建设省域、市域和县域城镇的文化特色产业和经济特色产业体系,以形成不同类型的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城镇就业体系,同时通过历史文化和“地点精神文化体系”的打造,让中国80%以上的城镇或有特色空间、或有特色工业、或有特色文化符号、或有特色旅游功能、或有特色生活方式等,并一律建立生态结构的最低建设标准体系。五是以自然空间关系为主导的、以区域“不开发规划”为主旨的自然生态区域城市(镇)化道路。这五种道路与模式可适合中国不同地区,形成多样化的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过程。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论断,时至今天,小城镇仍然是个大问题。相当多的小城镇主要问题是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功能不全,有的甚至无业可就,仅仅是一个“卧城”。除此而外,一些小城镇还是假冒伪劣商品的产出地、落后文化习俗的滋生地。还有些小城镇犹如一个完全封闭的大村庄,与大中城市的产业和文化分工在地域分工上严重分离。总而言之,中国的中小城镇在总体上是“一多一少”:缺乏就业机制的多,有经济和文化特色的少。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集中解决小城镇功能不全、没有特色和由此引发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问题。在全球50多万个城镇中,发达国家专业特色镇占其总数60%以上,中国专业特色镇目前尚不足15%。④也就是说,中国新型城镇化在空间地域结构的战略格局建设上,需要参考发达国家城镇网络化体系建设的经验,使城镇与村组、城镇与城镇、城镇与大中城市之间形成地域产业分工,为城镇的特色化发展创造市场环境,在这一点上,县域空间是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2006年中国建制镇有近2万个,乡1.54万个,⑤近年来因为土地流转和并镇等仍在进行中,城镇和城镇人口数量一直在变化之中,而多数城镇人口不足两万人,如江苏淮安市2014年的乡镇人口平均只有1.3万人左右,在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城镇人口偏少必然出现社会分工不充分、集聚功能弱化的现象。我们需要对县域城镇化进行重新审视,并把县域城镇化“全域城镇化”模式作为新型城镇“零失误城镇化”的“核心模块”。
新型城镇化在县城镇体系上的创新内容包括:1.县域城市化应该在市一级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县域城市化的顶层设计,即县一级城市应该和省市一级城市化形成系统性结构性规划,进一步说,县域城市化应该是省市一级城市化规划的战略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系统。2.县域城镇化应该有50%、70%、85%的人口城市化率的阶段性规划和战略布局,包括人口流动分流的引导性规划,关键是不同阶段人口集中的城镇设置,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和有科学依据的产业与人口增长流的推衍,特色镇的人口应该在3~5万人口为最佳结构,这样可以为区域城镇化整体性发展创造基础和前提。3.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一县一品”的发展格局,包括县以下设“一镇一品”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创造中国县域经济差序化的大战略格局。4.在乡镇规划层面上,必须强行推广地方性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保住和挖掘地方性文化的“集体记忆”,创造城镇的“地点精神”。进而使城镇的建筑文化、街区空间结构文化等具有地方性符号化的文化资本价值。5.对县域城镇化区域空间规划中的不开发区域进行设置与规划,形成县域经济的可持续状态和原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利用。6.县域规划的超前性还包括都市型农业、规模农业、高科技农业和生态村镇的规划,为形成县域经济独有就业体系创造条件。县域城市的规划,一定是典型的综合一体化规划,⑥以适应中国城市社会来临和“农民的终结”时代的到来。7.进一步完善县域城市化中的“中心镇建设模式”,强化中心镇的区域协调和与其他镇群的网状地域结构的建设,而且新旧镇所在地还应该从“特色经济、特色文化城镇”的视角进行再开发。
二、“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适度紧缩型城镇化战略”: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国情特点的制度型设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流动,其规模与范围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这样短期内大规模人口迁徙的管理和控制在国际上几乎是没有参照系的,这也是中国城镇化一种特点——“制度投入型城镇化”模式。表现为:一是城镇化和城镇的发展与战略规划是由政府主持和审批的;二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由政府主导和管理的;三是城镇的发展战略、定位是由政府提出和制定的;四是城市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宏观控制的;五是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类型及发展模式是由政府决策的;六是城市建设资金投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是“城市建设的债务主体”等等。“制度投入型城镇化”虽然在现阶段优势大于劣势,但其问题也是十分明显:优点是速度快、效率高,公共建设强度大且效果显著;缺点是行政化干预过度,没有完整的管理模式与体系,更没有战略实施纲领与细则,在城市建设的矛盾冲突中缺乏法理依据,容易造成与群众需求矛盾的深化和无解状态。同时,政府在GDP的政绩管理引导下,容易出现急功近利的城镇建设负面效应。事实证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虽然成绩巨大,但市民文化认同度低、主动参与度低,容易出现典型的“合法化危机”和“合理性危机”⑦。另外,我们清楚地看到,新型城镇化在不同的区域展开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虽然可能与不同城市管理者的能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城镇化在总体上缺乏理论指导、缺乏法理支持、缺乏可操作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政策有关。如近年来出现的“空城”、“鬼城”和“超经济的债务城市”等现象,是“制度投入型城镇化”弊端的典型表现。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公共性和社会福利性,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主导型的管控和制度型投入的城镇化是一种必然,是一种中国特色,在这一体制结构下政府责无旁贷!
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低于世界平均线,是一个典型的耕地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多耕地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新型城镇化必须思考的前提因素之一。据有关机构预测,在2015年和2024年前后中国还有人口高峰出现,而中国仅有的18亿亩耕地要承载超过15亿以上的人口,不仅土地平均值会越来越低,而且不同地区的土地需求会产生更大的差异。在新一轮城镇化的发展中,必须创造性、预见性、科学性地提出制度性、法律性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法则:必须提高城市的容积率,让单位土地面积创造更大的价值。对城市中不同单位、不同功能的土地利用、相关投入等提出限制性的标准立法,特别是对城市周边的良田进一步提出强制性的保护规划,城市周围的耕地都是上千年精耕细作的上等好地,要学习发达国家在城镇化中的经验,对一些特殊区位的高价值良田、森林、湖泊和城市周边土地及其他类型的生态空间等,直接提出100年以上的保护性不开发法律规范,其实质是推行永久性的不开发规划,确保城市周边有相对丰富的良田作为发展的资源腹地。这一轮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功过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既使城镇化健康发展,又能使有限耕地得到真正的保护。其具体重点措施还包括通过制度型的整合与设置,以跨区域的方式对大中小城镇进行地域性结构网状一体化规划,针对中小城市、城镇和村落目前沿路、沿河、沿圩不集中建设的现状,进行集约型的发展规划,在集约使用土地的政策法规管控下,创造相对均衡性的城市化地域结构关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网状体系的结构性可持续成长。
我们强调:发展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2013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2%,但要完成城市化的发展,即城市化达到85%的水平的话,就会还有5亿以上的农业人口成为城市人,需要建设更多的公共生活配套设施,必然还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人口增多和良田的减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⑧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的资源都不可能是充分供给的,资源的结构性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才产生权力和市场配置力的双重动力。一个良性的城镇化,必须能够确保和预测城市资源利用的发展趋势和运用规律,必须解决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带来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问题。相关资料统计已经证明,农村与小城镇人均占用土地是大城市人均用地的5倍以上;2009年中国城市建城区的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35%,但容纳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和二分之一的GDP。⑨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不盲目占用土地的问题,就必须对城市发展区域空间进行适当的人口容量与资源承载能力的推衍与预测研究,提出一定预设前提和标准,这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追求“零失误”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的科学步骤。台湾宜兰在其进行发展规划时,第一思考的要素和主要解决的矛盾就是土地、资源与人口发展承载能力的设计问题,如果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保障性就会大大提升。在对人口、土地与资源承载力的城市管理中,需要通过产业规划引导,对人口流动进行制度投入型的规划与制度安排。换言之,如果能够从资源、承载力和流动人口分流的多重意义上对新型城市化进行规范和引导,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当然这也只是在物联技术应用和大数据时代才有可能实现的一种城镇化现代管理的“理想”管控模式。
三、“以充分就业为核心的区域网络型城镇化战略”:基于中国地域生产力结构空洞的产业规划和行动引导
“让农民进城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是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建设目的和内容之一。⑩城市与乡村比较的本质差异就是社会分工的深化程度不同和“异质性”群体的存在,社会分工的深化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只有在复杂社会分工体系内,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全面的社会依赖关系,(11)进而找到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创造自己谋生的手段,社会分工越细化,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选择机会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把减少贫困人口作为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一些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较大问题,包括所谓的“拉美陷阱”,就是因为一方面城市化获得了高速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却因为城市化的管理控制失效而出现了城市贫困群体。为了避免中国新型城镇化重走西方城镇化从工业化分离出来并必然产生城市贫困的老路,我们必须把解决城镇就业问题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第一要务提出。目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外在形式是城镇化发展滞后,而深层次的问题是城镇就业不充分。究其原因,很多地方把城镇化和城市就业简单寄希望于单一的工业发展上,似乎没有了工业就没有了就业,忘记了城镇本身存在的特色价值,而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国的很多小城镇建设,不仅没有工业,而且恰恰就是在对传统文化维系与创新中发展的。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没有相对充分就业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而充分就业来源于对城镇独特资源的挖掘和城市地域生产力产业分工的创新。这里强调的充分就业不仅仅是指政府能够为弱势群体“就业买单”,而是要创造广泛就业和创业的土壤与机制。其重要的手段之一是降低创业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以最低成本从事创业,在这一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的“非登记企业制度”经验,在社会信誉体系基本形成的环境下,让更多市民可以“无本经营”、“零资本创业”。事实上,发达地区城镇经济繁荣的本质不是比较好找到工作,而是更容易自我创业。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镇也好,其繁荣的动力来自兴旺发展的创业人和创业型企业,让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才有可能形成充分的就业体系。创造城镇创业的土壤是政府的责任,城镇的管理体系要“以客户服务型为主”(12),最终的目的之一是创造城镇居民创业的土壤,为更多的人就业创造可选择性的机会与空间。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城镇化在推进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也在建构新的地域生产力结构。之所以很多后发地区的城镇依然处在“经济回波振动辐射效应”的典型阶段,是因为后发地区的小城镇多是以“孤立存在”,具有某种封闭性,既没有能力参与大城市和国际的产业分工,也没有能力参与区域经济的竞争和产业分工,使得经济发展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消费市场。充分就业机制的建构必然引申出充分就业城镇的社会环境体系问题。一些就业不充的城镇,多数处在地域分工不合理的县域经济体内,县域经济是以乡镇“节点”构成管理体系的,不难发现,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县域城镇间经济联系越少。相反,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城镇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地域城镇群地区,彼此间商业、产业和社会联系相对充分,并能够通过社会互通和资源互补的方式得以形成区域经济的共振效应。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小康社会”在中国发达地区如江苏苏南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使命,城镇与城镇之间构成不同层次的产业联系与地域产业分工。可见,在区域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县域城镇化不仅决定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而且还决定新型城镇化“化镇为市”的道路与方式。
城镇的充分就业体系建设,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城市同为主体,三位一体共同参与才能成功,也是一个全民整体性行动逻辑的结果,当然也是创造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13)的核心之一,至少需要从四个层次上加以建构:第一层次,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需要提前对城镇就业体系进行人为的规划设计,特别是在县域、省域和国家及国际范围内寻找到城市和城镇的产业分工,城市发展战略和城镇规划必须包括城镇就业体系的发展规划,而其主要的内涵是不同城镇的差异化特色产业定位,这也需要在不同层面通过大数据进行科学引导与建设。第二层次,城镇化的就业体系必须摆脱守旧的、单纯的工业产业领域的就业认知局限和窠臼,从特色文化城镇建设的视角上创造独有的城镇就业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城镇间网络化的就业体系,形成多样化的特色城镇是城镇化的一种创新战术。如多种多样的创意产为城镇、多种多样农业科技城镇、多种多样旅游产业城镇以及“工程师城镇”、“白领城镇”、“画家城镇”等等,在这一方面国际经验已经非常丰厚。集而言之,城镇就业不仅仅局限在工业生产领域,包括所有的领域,(14)如休闲产业就是横跨、覆盖一、二、三次产业的产业模式。第三层次,新型城镇化需要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协调性规划,必须从创造居民幸福指数的角度设置城市产业模式和类型,让更多的城镇市民不仅仅是就业者,更重要的也是城镇的创新者,形成良性的城镇就业体系。其中包括大中小“城镇就业圈层”的设计、城镇“就业区域核”的设计等,即城镇的规划是以就业为核心的规划,形成就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一体化的生活空间,避免如以往那样一些城镇陷入仅仅是“卧城”的悲剧之中。第四层次,建立新型城镇化的新兴工业、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和旅游产业四重发展的结构关系,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推进城镇社会职业结构转型。像新加坡和伦敦那样等提出以文化创意产业立市,形成白领阶层、创意阶层、高级蓝领、农业工人等融合性职业群体,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其特有的文化吸引不同类型的创业人,为创造特色主题化城镇提供创业空间。在经济功能上和普遍意义上让不同的城镇形成各有特殊产业类型的服务经济共同体。
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文化自觉型城镇化战略”:基于中国根柢文化丧失的系统反思和秩序再造
全球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参与全球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在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和相关资源被消耗并逐渐匮乏的发展背景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换,(15)当代经济理性使人们更多地或者是单纯地关注货币资本、财富资本、土地资本和权力资本,而后工业社会的“中轴理论”告诉我们,智慧、政策、技术和文化在城镇化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在特色经济城镇、特色文化城镇的建设上,更主要地是依赖于城镇“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16)把城镇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是特色城镇经济与文化的创新形式。“城市文化资本”是地域生产力构成的结晶,具有公共财富性等六个特性(17)。在“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再生产的特殊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特色城镇建设可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思考:
1.让城镇充满选择机会,让城镇全员福祉成为可能
这曾是伦敦的一种发展定位,也适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逻辑。关键是如何通过新型“第三次土地革命”,进行合理、科学和可控的土地流转和土地私有化进程,让“死”的即不能流通的耕地及相关土地资本,成为真正可以流通、流转的活的资本。同时,在每一个城镇不仅要积极推行“合理的产业与就业系统规划”,还要推行“紧缩型土地优化利用系统规划”,并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规定型动作”,让城镇形成“区域就业核”的发展模式。一个城镇就是一个“就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休闲”的生活圈,在一定区域和空间内创造城镇的经济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垄断性、民族性和集体记忆性的城镇经济和文化发展要素,使城镇形成经济、文化和多种产业构成的多重价值和特色。结合现代科技农业、规模农业和都市农业及城镇农业,形成全新的“城镇人农业”,朝着工业化、科技化、数字化、生态化、立体化和智能化的农场经济模式发展,让城镇全员的福祉成为可能。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需要进行公共福祉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规划,让社会主义的公共性福利原则在新型城镇化中获得一定体现,让人们充分地、公平地、合理地获得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创造城镇发展的市民社会“文化场域”,提升城镇的人本主义文化,让城镇成为市民化社会的舞台和文化容器。(18)创造去阶层化的城镇公共空间体系,创造从“社区如家”到“城镇如家”的发展理念,对城镇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就业要有制度型的规划和安排。
2.挖掘和再造城镇集体记忆,创造“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城镇体系(19)
推进城镇历史和乡土文化保护系统规划的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任何既定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20),而象征资本可以通过“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形成特有的城镇资本性功能。创造城镇外部化的符号价值即独有的特色,为人民对每个城市进行重新定位(21)是新型城镇化的必要选择。创造新型的城镇空间特色价值,在表现中国特有城镇文化与空间肌理的同时,城镇整体与经济文化形成联动发展模式,亦如欧洲一些小城镇那样,一个温馨而艺术化的街巷、一个有人情味的广场、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小吃,一个有地域人格的文化风俗活动……就可以成为一个小镇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新的城镇化一定要创造中国式城镇空间体系,形成适合人体工学的、饱含人性尺度和中国人文精神的街巷与空间肌理,使城镇具有“历史的有机秩序性”。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方向之一,是提前进入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体系,每一城镇都应该是一个“循环社会型城市体”,这里强调的不是以往的“循环经济”而是“循环社会”,既包括循环社会型政策的提出,也包括工业生产流程的清洁生产,还包括生活系统的循环社会再造。芒福德称赞中国传统社会《清明上河图》(22)那样的城市,强调有机秩序和生活的有机性,强调在城市社会的发展结构中重构与自然和谐的城镇体系。
3.创造城镇特色空间的正义与公平,创造“现代人”-城镇人-市民社会
开发“去阶层化”的城镇文化空间的经济文化体系。把城镇的整体开发与旅游经济、工业经济、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在道路、区域、节点、线界、标志物、网天、建筑结构、景观艺术、城市色彩和“城市家具”等方面再创中国式的城镇文艺复兴模式,并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城市文化资本”。特别要强调个性化、区域化的城镇元素与符号,让城镇具有中国元素意向的同时,更具有区域性的文化特质,如徽派城镇、苏派城镇、齐鲁派城镇、岭南派城镇等,这也是特色城镇发展的必须择优的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中国化的城镇符号识别系统,并直接应用于城镇化和城镇空间的建设过程中,让每一个小城镇成为一个艺术品,这既是一种理想,也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在新型城镇化中需要提出城镇人现代化及现代文化生活的行动纲领规划。与乡村比较,城镇化本身提供了个人价值增长的特殊环境,城镇化具有文化自觉的功能,在城乡人口的大流动中,城镇的“扎根”功能变得十分重要,城镇能不能留住人口,能不能让人们扎根是城镇化成功的标杆。人们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每个人都一直在试想‘扎根’,但现实是必须应对如潮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被‘扎根’,且一次又一次地又被‘拔根’——离开家乡、离开原单位、离开原来的行业、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让更多的人在城镇‘扎根’,需要生活品质、荣誉和职业发展等条件”。(23)“扎根”还需要创造“灵魂的各种需要”(24),这些需要包括“秩序”、“平等”、“荣誉”、“安全”和“私有财产”等。“扎根”城镇需要给每一个人以嵌入性的生活体系,城镇要嵌入自然,市民要能够嵌入现实的生活体系,需要亲性、地方理念和个体尊严和可以实现的价值理想文化。(25)
中国新一轮城镇化面临全球的挑战,需要具有国际竞争意识,参与国际竞争也是发展的一种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城镇都应该有介入全球城镇经济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意识和能力。城镇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体,既要寻求“全球化指数”(26),又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与文化的产业分工,并努力寻求中国式城镇的五维竞争力和七个层次创新(27)。上述所强调的是“城镇化文化自觉”和“城镇文化自为”(28)是内在自我优化所必需的,也是一种优先战略选择模式。
①张鸿雁等:《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③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④王廉:《城市经营的规划与策划》,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⑧⑨牛凤瑞、潘家华等:《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⑥张鸿雁主持设计了湖北蕲春的《蕲春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湖北医药产链发展战略规划》、《湖北蕲春县域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战略规划》和《湖北蕲春城市与区域空间及产业布局规划》,具有县域城市整体规划的价值与意义。
⑦哈贝马斯认为:“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成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危机被看成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由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要求(system-imperative)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美]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⑩《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二版。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02-103页。
(12)张鸿雁、谢静:《“制度主导型”城市化论》,《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3)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由作者主持策划、设计的南京高淳的“桠溪国际慢城”,就是在生态特色前提下形成的全就业体系。大山村仅两年多里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就业本地化,而且直接实现社会转型,与国际接轨形成典型的富民产业和发展模式。
(1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16)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社会视角的城市形象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20)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张鸿雁等:《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张鸿雁、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可持续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芒福德认为,《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那种(城市)质量: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的无穷的组合,排列变化”“是充满生气的城市”。[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23)张鸿雁:《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24)[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5)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资源依赖型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6)《香港超越新加坡“全球化指数”排名居首》,《文汇报》2011年1月28日。
(27)张鸿雁:《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28)邵颖萍:《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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