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政治学视角下国民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变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台湾论文,政治学论文,国民党论文,世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6-0029-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4.06.0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台湾地区亦由过去党国威权体系逐渐向以政党政治为特征的民主宪政体制转型，其所带来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使在时代急剧变化之中的年轻世代也深受洗礼。本文尝试运用政治世代理论，以台湾地区主要政党之一的中国国民党为例来分析政党与新世代互动形态的转型及其现实效果。 一、世代政治理论——一个合意的分析框架 (一)世代政治理论概述 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以年龄作为主要参照系的生命进程理论与世代政治学说，一直因其对青年政治行为研究与评价所具有的较强解释力而备受推崇。世代理论致力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群体的世代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以及代际关系性质、代际互动模式、世代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1]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区分了生物学意义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世代，他指出：“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得一代人有别于下一代，从而产生了一种可能，使得每一个新生的青年一代能发展其独特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而根据对“共有经验材料”的态度的不同可以将同一现实世代的人划进不同亚群体即“世代单位”(generation units)。理查德·布朗加特和玛格丽特·布朗加特进一步明确提出：世代(generation)不仅需要“在相同的时间间距内出生，并且共同成长”，同时需要“形成一种年龄群体意识，还带有鲜明的态度和行为，与社会中其他年龄群体之间有显著差别”。[2]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也就是指出生于同一时期，倾向于相近政治态度的群体。曼海姆认为政治世代可以通过生命周期效果(life-cycle effect)、同时代群效果(cohort effect)和时期效果(period effect)三个维度进行观察。生命周期效果即年龄效果，主要包括个人成长所经历的幼年、受教育、就业、成家、育儿、退休等一系列生命历程阶段特有的成长模式、社会情绪、需求、危机和角色对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代群效果则是指出生于相同时间间隔内的人，他们的人生历程相同，且经历相似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的共同成长群体效果；时期效果是指在特定时间里，社会上发生的特殊历史事件或社会文化趋势对人们生活及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它往往指向特定宏大的时代背景，例如“文化大革命”、“动员戡乱”、世界大战等对人的影响。社会变迁所形成的“成长环境、社会经验、意识形态、生活价值、政策诉求”等世代差异将直接影响选民的政治取向、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在曼海姆看来：社会文化变迁速度越快，一代人就越能产生一种共同的世代意识，即体验到一种“具体的联系”或“参与一种共同命运”的感觉，从而形成独特的世代风格。 在政治学家胡佛看来：“青年人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扮演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角色；因青年人是社会中坚知识分子，在任何政治社会变迁中，经常居于推动者的地位，他们的政治态度定向，无疑将会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前途。”[3]新世代作为政治系统的新参与者，其是否愿意参与政治体制内的各种政治活动，其政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度如何对于政治系统的存续及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在现代政党政治体系中，政党具有支持民主、管理冲突和促成冲突、改善权力的分配、监控“游戏规则”、增加选民、征募和训练候选人、增加竞选运动和通知投票人等职能[4]，政党的运作在客观上起到了世代之间联系与对话的桥梁纽带功能。因此，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因应新世代的族群特质变化，争取新世代的认同支持和政治参与，从新世代中选拔合意的“接班人”，并通过正规的竞选学习和非正规的经历来训练新世代候选人是政党精英再生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开启政治社会转型的我国台湾地区就是这样一个较为典型的观察样本。 (二)台湾政治社会转型与国民党转型的关系 国民党从建党到上世纪70年代初，如何同青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一直是其长期困扰并不断探索的一项议题。国民党也曾先后成立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知识青年党部”、“中国青年救国团”和“国民党青工总会”等青年组织以配合其控制青年运动的目的。这些青年组织及青年政策基于威权时代的特定时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民党统治的需要，然其中亦不乏一些后来被作为反面经验讨论的案例。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岛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岛内看，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拥有一定地方参与空间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这些人作为“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革命的”，“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5]；从外部环境看，台湾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年轻民主派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党外运动，他们通过创办《美丽岛》《大学》《夏潮》等刊物、参加公职竞选以及后来尝试组织化运作等方式推动“新生代政治”，威权统治再也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终止“动员戡乱”、“国会”全面改选和“总统”直选的实现，国民党威权统治逐步瓦解，台湾政党生态由一党专政、一党独大、多党竞争并最终发展为以国民党、民进党为主的蓝绿两大阵营的竞争，这期间又经历了2000年和2008年两次政党轮替。在这个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国民党自身也由“传统革命政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三)政党互动与国民党青年工作转型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之间竞争、借鉴与合作等关系直接影响着其与新世代互动模式的变迁。根据世代政治理论，年长者的政治价值观相对稳定，而作为年轻人的新世代则具有较强的弹性和可塑性，“投票模式、政党倾向都不确定，世代的更替，使得大多数年轻人身上不再有过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没有固定或明确的政党好恶情况下，大批持中立立场的青年人便显出很强的可塑性、灵活性与游离性”、“比起‘蓝投蓝、绿投绿’的成熟选民，政党候选人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相对比较容易，如同一张白纸，谁都想先去画上一笔”[6]。根据台湾学者游清鑫的研究整理发现，每个世代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角色均是有区别的。(见表1)因此，新进入政治体系的新世代选民必然也就成为了各政党的“兵家必争之地”。
可以说，由街头政治模式的党外民主运动发展而来的民进党长期植根于基层与民间，头顶“民主、改革、清廉、进步”的光环，其在政党嬗变过程中摸索出了与青年群体互动的较为成熟的策略与技巧，而带有威权统治思维与体制惯性的国民党官僚作风、论资排辈等风气严重，是青年眼中的“老人党”，所谓选拔青年才俊也多局限于“太子党”“官二代”等政治世家二代，以致相较于民进党而言，长期以来国民党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并不高。正所谓“败选是政党变革之母”，2000年失败之后，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对败选原因进行深刻反思时发现“本党失去了对年轻族群的吸引力”，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也认识到“思想老化、认识老化，年轻人不认同”是引发败选的弊病之一。从那之后，国民党开始重视新世代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于加强同新世代互动的措施，并初见成效。 二、国民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变迁的现实呈现形态 (一)推动政党及外围青年组织形态变革，以适应青年需求形态的多元化 国民党原有青年组织在民主革新的过程中，因应内外气候变化而适时地进行了转型。以“救国团”为例，该组织在民主化之后，逐渐由党政军系统实际控制的政治色彩浓厚的青年组织转型为在内政部门登记的教育性、服务性与公益性社团。其核心业务也逐渐转型为组织与青少年成长发展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如开展假期休闲教育、青年旅游、青年国际交流等。同时，逐步完善适应于政党政治时代的政党青年组织体系，形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青年团以校园青年为工作重点，国民党青年部、青工会、卓越青工会以社会青年为工作重点的协同分工格局。原有的青工会在2000年国民党大选失利后的新一轮党内改造计划中，被改组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发会的青年部，以负责“服务40岁以下社会青年”联系服务工作。青年部的基层组织是县市以及乡镇区的青工会和青工承办人，通过举办青年联谊、教育训练、公益关怀等多元的服务形式服务青年党员。中华卓越青工总会则是国民党为了延揽年龄超过40岁的前青工会成员而于2013年3月成立的又一组织。校园青年方面，被称为国民党“中央党校”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主要负责党内青年精英以及认同国民党的在学优秀青年的培养工作。2006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后，青年工作得到了进一步重视，他推动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青年团，以“保障在学青年权益，举用在学青年干部，提供在学青年教育训练”。青年团团员要求为40岁以下在学学生，而总团长则要求应“兼具地方公共服务经验及讯息发布能力，即组织经营与文宣并重”的能力，迄今为止的八任团长大多数为二三十岁的在校学生。青年团不同于国民党过去僵硬的运作机制，其成立后与学校社团、青年学生密切联系、交流与互动，由青年人自己提出创意并主办类似于“民主R.P.G.政治实践营”、辩论赛、热舞大赛等形式灵活的活动及崭新的运作机制逐步改变了国民党“老人政治”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学生拥趸，起到了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的效果。 (二)推动新世代政治精英选拔培养与青年群众动员变迁，以适应政党世代更替需要 1.注重青年精英的选拔历练，建立合理的新陈代谢机制。年轻化体现在党务、行政、竞选组织、基层组织、青年组织等干部培养的各个层面。在制度设计中对于青年的代表权给予保障，例如根据其现行党章，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中青年代表均不得少于10%，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青年席位至少两名(青工总会会长、青年团团长)，要求各级党组织干部中40岁以下者不少于25%。同时，柔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动员功能，增加了党员服务、党员联谊以及公益服务等更加人性化、生活化的项目，使其向着社团化、服务化、公益化的方向发展，并被赋予了建立与联系自治性青年组织的职能，以便于更加贴近民众而争取基层民众的支持。国民党近年来也开始推出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各类竞选以及参与竞选团队，把成长机会与选战一线舞台留给年轻人，帮助他们积累选战经验，并借此历练新世代政治精英，根据战功提拔年轻干部。2007年底和2011年底的两次立法机构选举中，国民党都特别推出了“10+2”青年连线和十位青年“立法委员”候选人的“青年赞线”，集中展现年轻化新形象。年轻的新闻发言人苏俊宾、“新闻局长”江启臣、美女主播陈以真、“完全非政治世家二代”的“K5”(注，K即KMT，KMT为国民党的威妥玛式拼音：Kuo Min Tang的缩写，而5则指5个人，他们在网络上分别穿黑、红、粉红、黄和蓝色服饰进行宣传)团队可以说是国民党推动年轻化、实现世代交替的集中体现。特别是2012年马英九竞选总部设立了新世代部、新媒体部和创意部等部门，并征集不超过35岁、有创意与活力的年轻人组成“K5”辅选团队，这是一支由清一色的“70后”“80后”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才30岁。之所以组成这样一支团队，目的就是“希望用新思维、新语言与年轻人对话，抢攻年轻选票”。这些措施的实施在党内使得重视青年的理念蔚然成风，无论各类公职选举抑或党内竞选，候选人都会表达出重视青年精英培养选拔、与青年公众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党务年轻化的主张，给民众一种“百年老店枯木逢春”的感觉。 2.走年轻化的政党营销路线，争取新世代选民认可。政党与候选人的个人形象等选举营销策略成功与否往往成为能否吸引新世代的决定性环节，国民党在很长时期内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与能力。直到2000年大选结束后，国民党才开始逐渐反思并尝试改变营销策略，具体做法包括：大量使用新世代作为竞选助理与党务义工，建立自己的竞选“青年军”，甚至动用美女团队来拉票站场；进行娱乐化、校园化和青春化的选举活动设计，加入各类创意元素，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竞选活动变得活泼鲜活起来；打偶像牌、明星牌，邀请深受青年喜爱的影视明星助阵；青春派风格包装候选人，例如制作候选人的卡通宣传片和卡通玩偶，安排候选人参加青年活动、校园演讲和会见网友，塑造候选人年轻、活力和开明的青年偶像风格形象，等等。可以说，近些年来，包括郝龙斌在内的一批国民党政治新秀的出现，以及明星化包装技术路线为国民党增分不少，一改国民党在青年中的刻板僵化印象。 (三)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青年政策主张，推动政府青年事务与时俱进 1.提出明确而富有吸引力的青年政策及相关政策主张，并通过多元渠道向青年传播。明确而富有吸引力的青年政策作为政党候选人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争取青年选民的关注与认同意义显著。相较于民进党重视青年因素却缺乏系统的青年政策目标而言，老牌的国民党在政策规划和叙述能力方面表现出了优势。在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竞选中，马英九竞选团队都提出了内容丰富的青年政策纲领，并在面对青年阐述其政策主张时也采取了新世代话语风格。2008年竞选期间，马英九提出了内容涵盖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就业创业、政治社会参与、乡土交流、业余学习进修、住房成家与青年旅游等一揽子青年政策主张；并于2012年提出了以“黄金十年，让青年领航改革”为主题的升级版青年政策，以回应新出现的青年利益诉求。在地方层面的选举中，国民党也十分注重运用鲜明的青年政见争取青年票仓，例如2010年台北市长竞选时，国民党籍候选人郝龙斌发布了题为《台北青年、希望起飞》的青年政策白皮书，详尽地阐述了其为打造“友善青年生活就业环境”而计划采取的免息留学贷款补助、免息创业贷款补助、4.5万户出租住宅、“助你好孕”生育补助等具体政策措施，以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实现“从青年人踏出学校，到进入职场、走进婚姻、组织家庭”成长全过程的贴心服务和照顾。在2012年大选中，青年团更是在校园中成立青年论述小组等团队，对选拔出的成员进行包括媒体观察、政治评论、政治基础背景、公关技巧、创意等选举技术的培训，以实现政策创意的有效传播。时任青年团总团长的黄执中表示“做青年论述小组不是要改变整个台湾、整个政党的论述，我只是希望同学在受训之后，可以知道怎样搜集资讯、接触媒体，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有一批同学可以站出来。” 2.通过政府青年工作机构与机制落实政党青年政策主张，以实现新世代对政党执政绩效的认同。通常情况下，政党获得执政权之后会按照政党价值观与施政理念将青年政策的落实与其它政策融会贯通，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网络。马英九当选后，青辅会根据台湾青年相较于政治更关注成长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特点，重点发展了志愿服务、青年旅游、就业创业、住房成家等更贴近青年需要的项目。例如，在发展青年旅游问题时，将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自由行进行了综合考量，使得大陆青年得以参与“青年壮游家”计划等各项青年旅游政策，实现了两岸政策与青年政策的相互衔接和相互促进。 (四)巧妙运用新媒体技术，以回应新世代的存在形态多元化 1.改造政党官方网站，通过便捷化和人性化的设计使青年感受到其革新和年轻的形象。为了更有效地吸纳青年入党，2012年国民党对其网站进行了改版，增加了在线入党与在线参加志工的功能，其中在线入党主要是因应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在青年中的广泛运用，以方便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入党需求，而“志工园地”的开辟从形式上看是方便志愿者可以较为便捷地获取由国民党提供的公益信息，但实际上亦构成了国民党发展青年党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据该党文传会的调查数据：通过这一渠道参与公益活动的非国民党员或非国民党青年团员的志工，在参与公益期间集体交流后多数都选择了加入国民党。 2.积极研究以及适应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与青年群体互动的方式。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极大地改变了台湾新世代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使得人际传播、口碑传播作用凸显。2008年，受美国大选启发，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提出应效法“奥巴马模式”，增设“网络部”以经营青年聚集的新兴社交网络。其目的是一方面可以帮助了解青年的声音，另一方面可以培育自己的网军，在网络空间发声，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扩大自己在青年中的支持率。2009年3月，国民党网络部正式成立，其职务由国民党青年团干部兼任。2012年大选期间，马英九将多种新媒体工具运用发挥到了极致，“社交网站、勇脚马2.0内部短信系统和智能手机APP应用”被称为马英九胜选的三大利器。国民党选择了“facebook”等社交网络作为“理念传播、舆情搜集及意见交流”的主要沟通平台，马英九本人也开辟了账号，具体由其竞选总部“台湾加油赞”经营。竞选办公室的所有成员也都在社交网络上展示个性、广交朋友，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为马英九宣传政见、争取支持。国民党青年团积极与校园BBS版主等网络意见领袖建立联系，从网络讨论、网络舆情中搜集青年人的意见，为国民党提供决策参考。2012年大选后，国民党进一步成立了隶属于文宣会下的新媒体部，以强化与网络族群和青年族群的沟通，争取认同和支持。新媒体平台的综合运用更及时、亲和地与青年互动，使青年具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同时在客观上对国民党的工作作风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国民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嬗变的效果评价 (一)与新世代互动模式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政治社会变迁与政党转型需要 国民党与新世代互动模式的变革，在客观上对于革新党内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得世代交替、改革创新、公平民主的认知逐渐成为了党内的共识，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和运作模式的与时俱进。有调查显示，自2003年之后，国民党在新世代中的认同度逐渐回升，从前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到2006年，40岁以下的年轻党员占到了党员总数的约55%。另有研究发现：在统独议题、族群认同及政党认同等社会分歧上，民进党虽在过去受到新世代民众的支持，但这种优势在2005年后出现变化，国民党反而在该群体中声势大涨，新选民在统独议题和族群认同上也逐渐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和双重认同。[7]109-151当然，也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年轻化力度还不够，尚有很多工作多停留在表面，全面、系统的年轻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联系与培养新世代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二)新世代政治冷漠的愈发凸显折射出台湾地区民主体制建设的任重道远 对于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状况以及政党与新世代互动效果评价最直观的检验，就是各级各类公职选举中新世代的投票行为。2008年台湾地区大选中，20～23岁的首投族投票率仅有18.2%，24～29岁青年投票率也仅为48.4%。2012年参加选民登记的“首投族”仅占全部“首投族”的64%，再加上投票当日因各种原因选择“窝票”者，使得实际参加投票者就更有限了。当然，青年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各地区均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就台湾而言，有人认为这与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尚不成熟，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有关。尽管新创意、新媒体在工具层面解决了与新世代对话的话语风格与交流渠道问题，但对于选票等短期利益的追逐使得各政党很难深入了解青年人的真正需求，因此也就很难拿出真正切合青年人诉求的政策，即使能提出符合青年人期待的政策主张，但在后来的政策实践中往往大打折扣，这些都使得青年人政治效能感、信任感普遍较低。纷乱的台湾民主能否尽快地成熟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政党能否担当起更多政治与社会责任，以加强新世代的公民权利义务的教育以及对于其选举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的辅导和训练。 (三)国民党与台湾新世代互动模式变迁亦产生了一定的两岸关系效应 国民党能够吸引一批持中立立场青年的支持，源于其和平发展的两岸政策的成功实践所带来的外部收益，而反过来政党青年组织以及外围青年组织在配合其两岸政策以及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方面亦逐渐扮演起重要角色。国民党青年团等政党青年组织和亲蓝的青年社会组织积极策划以及承办两岸青年与青年领袖互访交流、青年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加深两岸青年人的相互了解与认同。这些都使得“和平发展”与“九二共识”等政治常识进入到新世代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去，这一方面扩大了国民党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使得两岸未来的和平发展前景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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