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武汉论文,民众论文,动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众动员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虽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动员的形式、深度和广度会不一样，但其实质均是反映政治主导（政权、政党或政团）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动员和参与的互动关系。这种动员和参与的有无以及动员的有力有效和参与的普遍持久与否，于政治目标的能否实现关系极大，在贫弱落后的国家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尤其如此。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本文拟围绕民众动员一事，对这一阶段政治主导合力的构成、动员和参与的互动特征、动员中的不足和磨擦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
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可说是有声有色、亦有相当成效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武汉事实上成了指挥抗战的中枢、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和抗战文化的汇合点，尤其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终于接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从事民众动员的政治主导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
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实际只有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办公班子先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以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邮政储金总局则移驻武汉办公。12月13日南京失守之前，司法部、监察部、行政院、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先后迁到武汉，当局的党政军要人亦云集于此。同时，主张抗战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政党政团的领导人亦纷纷来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南京撤出的八路军办事处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合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武汉十分活跃。1938年初又组建了新四军办事处。武汉于是成为抗战中枢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聚集之所。日本帝国主义对此亦认识得很清楚，1938年6月其决定的作战方针就说：“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因此，蒋政权始终指导着抗日民族斗争，事实上发挥着中央政权的威力”，“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注：[日本]《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转引自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史料长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498页。）。这一看法证实了当时武汉的抗战中枢地位。
同一时期，从东北、平津、沪宁等地转移出来的各派爱国分子、大中学生和流亡青年也云集武汉。1937年年底，有成员10000多人的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成立。1938年3月，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汉口召开预备会；同时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亦在汉口成立并召开大会，有16省的73个学生团体的一百余名代表出席。4月，原在华北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此外还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抗敌救国团、汉口蚁社等救亡团体。加上各种妇女运动组织、各种教育团体、武汉及湖北当地的各种群众救亡组织，总数不下百余个，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救亡大军。这正如中共中央此前预料的那样，“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与此同时，从东北、华北、华东各地转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作家、艺术家、文艺和文化工作者也到了武汉。各种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出版机构亦多数迁到武汉。1937年底，汇集武汉的各种文化团体已达二、三百个。从此时起，文艺界联合性的指导组织，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家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全国文艺界最高联合组织）迅速出现。各种诗社、剧团、演剧队、歌咏队、宣传队数以百计。当时武汉一地，就有200多种报纸和期刊，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救国会办的《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后合并为《全民抗战》，最多时发行量达30万份；商办的《大公报》（汉口版）每天亦发行10万份。国民党及其军队系统的《武汉日报》和《扫荡报》控制舆论大权，但也刊登了不少抗日言论和前线战况。中共在国统区首次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周刊）和报纸《新华日报》也是在武汉诞生的，这一刊一报以其光明磊落的立场和方针、精辟的形势分析和忠实平易的消息报道而引起社会重视。除上述报刊外，还有40多种综合性政治杂志，30多种文艺杂志。当时武汉有出版社50多家，其中生活书店影响最大，仅抗战通俗读物就出了500余万册。正如后人所说，平、津、沪、宁等地失陷之后，“武汉立刻变成了新的全国文化的中心城市”（注：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抗日救亡的主题淡化或消除了各种文化流派、团体的门户之见和思想分歧，文艺文化界空前团结，大家纷纷自动地投入动员民众、服务抗战的时代大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已经接受国共合作，对民众的救亡运动采取某种程度的开放态度。从历史上看，国民党也是一个富于宣传经验、相对重视民众动员的政党，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曾从民众运动中吸取政治资源和发展动力。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开始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从30年代初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开始，国民党对内为了扑灭工农革命，对外因为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仲裁、英美的援助和苏联的对日作战，因而对日本的侵略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对民众的抗日要求和救亡运动亦采取限制乃至压制的政策。直到1937年下半年，日本已经攻陷平津，接着南攻上海，北攻太原，蒋介石才在庐山谈话中表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将工农红军纳入抗战军队序列，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但直到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党的对日抵抗仍是单纯依靠军队和政府，不敢动员和武装民众。尽管在华北抗战中，战区工人农民自动捐物捐粮，各群众团体自发到前线慰问；淞沪抗战时上海各界也踊跃募捐、支前，但这些活动或是群众自发的，或是中共地下党暗中组织的，因而还处于零星的不深入不持久的状态，公开的、统一领导的、有计划的民众动员工作实际在武汉才开始。
平、津、沪、宁的相继失陷使国民党的统治面临危机。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威胁说，蒋介石政权如果此刻“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注：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除了国内的压力和中共的努力推动之外，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上和外交上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应该说是蒋介石此时在军事上组织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政治上调整政策、容许统一战线、实行民众动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8年2月1日，实际执行抗战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政治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包括“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等内容。4月，国民党又在武汉召开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战时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国民参政会条例》，7月举行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活跃气氛。早在1938年1月，由民主人士孔庚、马哲民任正副会长，中共党人担任秘书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就已成立并开展工作；2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安徽成立，叶剑英、董必武、安徽知名民主人士朱蕴山、章乃器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第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郭沫若出任厅长，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吸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参加，名流荟萃，通力合作，民众动员工作得以有组织领导且公开合法地进行。到8月初，第九战区民众总动员会亦在武汉成立。
民众动员的前提条件，既在民众有无参与的强烈要求或潜在愿望，又在政治主导有无放手动员的决心和能力。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绝大多民众早就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且已自发和初步组织起来，问题在于执政的国民党此前不愿也不敢真正动员民众，并且压制中共和其它政党政团的民众动员工作。从1938年初起，多种原因和条件促成国民党当局在民众运动方面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开放政策，抗日战争的民众动员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
二
民众动员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政治目标的正当合理并且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还需要有科学准确的形势分析及理论指导；其次也同动员的广泛深入和方法的灵活多样有关。而动员的效果也应当有明显的反应。
先谈第一点。当时民众动员使用最多的口号是“抗日救亡”，这是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群众的政治目标，而且这一口号本身就产生于人民群众和爱国的政党政团（国民党的官方提法多用“抗战建国”）。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表露出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狂妄野心，中国除了坚决抵抗别无生路。所以30年代初汪精卫等人实际反对抵抗的“低调”已经完全没有市场；蒋介石与日本人的秘密接触和讨价还价也不敢公开。只有“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别的目标诉求都不足以动员和激励民众，甚至会招致民众的反对。
那么，抗日救亡的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成为政党主导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时国民党、民主政党政团和中国共产党都对相关的形势和抗战前途有过分析，观点有时出现差异但基本上具有共识。如国民党内心仍然寄希望于英美援助和苏联对日作战，但该党由于早期为掩饰不抵抗主义而提出的“长程抗战”和消极的“以空间换时间”，也会被人们理解成“长期抗战”或“持久战”。虽然商办的《大公报》（汉口版）在台儿庄大战之后一度曾附和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宣传过“速胜”论，但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准确分析，尤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发表，回答了民众心中的各种疑问。民主政党政团中亦不乏擅长形势分析具有深刻见解的卓识之士，像发行多达30万份的《全民抗战》即与中共配合默契，在舆论界影响深远。
要而言之，武汉抗战时期的理论宣传，呈现出多家争鸣、互相补充、正确思想占绝对优势的状况。抗战是唯一生路、抗战通过长期努力定能获胜的信念，已相当深入人心。而且在动员过程中，政治主导和舆论工具紧扣主题，对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的胜利，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和8月3日等数次空战的成果大加宣传，明显收到消除畏敌心理、逐步树立必胜信心的效果。
“抗日救亡”是三四十年代民众动员的长期目标。而在这期间的某些阶段，当然也有必要根据形势和斗争实际提出具体的动员目标。从1938年初到10月初，国民党、民主政党政团及民众团体，还有中共在武汉的宣传机关和舆论工具，无一例外地以“保卫大武汉”作为工作的重心和动员民众的口号。近几年随着对武汉抗战研究的进展，出现了当时武汉是该“弃”还是该“守”的不同意见，于是对“保卫大武汉”这一口号也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说“蒋介石则是速胜论的代表”，“在‘保卫大武汉’的问题上，蒋介石由于速胜思想作怪，就是主张孤注一掷的，在他看来，孤注一掷也许就能获胜”，“在《新华日报》工作过的人后来说：跟着国民党喊‘保卫大武汉’，我们上了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注：韩辛茹：《新华日报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但是稍稍对这段历史加以研究后就会感到上述观点没有多少道理。
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来看，都不能把“保卫大武汉”看成是“速胜”论思想指导的产物，这恐怕已成历史定论。至于说蒋介石是“速胜”论的代表，说他以为在保卫大武汉时“孤注一掷也许就能获胜”，也是没有作深入思考且不看已有研究就遽下结论。作者和“在《新华日报》工作过的人”（不知是所有人还是个别人，更不知具体是谁——笔者）认为宣传“保卫大武汉”错了，理论根据是1938年10月7日毛泽东对中共长江局的急电指示：“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中国抗战是艰苦持久战。”（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页。）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武汉失守前半个月作出的，只是说“现在不应该强调保卫武汉”，而并不意味着以前宣传保卫武汉是错误的。事实上《新华日报》在创刊第三天（1938年1月13日）发表的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即已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艰苦斗争；4月8日在《庆祝台儿庄胜利》的社论中也批评过“速胜”论，指出那场胜利不过是“局部的开端”，“大决战还在前面”。《新华日报》在长达10个月的宣传中，既谈到保卫武汉的军事协调部署、江防要塞防守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也更多地谈到发动群众、深入敌后等问题。说《新华日报》跟着国民党喊“保卫大武汉”是上了当，显然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自诬”。再从常识来说，在全面抗战开始阶段，如果没有大型会战（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牵制乃至消耗日军兵力，又如何能迂回敌侧敌后建立众多抗日根据地呢？
总之，“抗日救亡”是三、四十年代长期的动员目标，“保卫武汉”则是一个时段上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是围绕长期目标和形势提出的，当然也可以有改变，就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目标适时出现一样。具体目标往往有时限性，它可能实现或部分实现，也有可能因实际情况而作修改乃至放弃。武汉的最后放弃不等于前段的坚守保卫是错误或者没有意义的。
其次略谈当时民众动员的广泛深入和方法的灵活多样。在通常情况下，政府或政党政团的民众动员是通过党政层级结构，对基层民众作垂直的组织动员。但在当时的国统区，市、县以下的区、乡（街道）党政机构大多涣散无力，加上抗战期间人口流动量大，所以这种垂直的层级进行的动员，作用并不明显。而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的抗战中枢、救亡运动中心和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党派政团的各种机关众多的群众组织和文化文艺团体，爱国人士，青年学生，多才多艺的宣传家和文艺工作者。于是另一种途径的民众动员，即跨越基层党政组织，由各党派政团、机关组织通过各种形式，运用各界人士的力量直接进行的社会动员，就成为最普遍、直截、有效的途径。当时这种民众动员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阵容壮观，计划周详。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之前，各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的宣传动员就已纷纷开展起来。第三厅成立之后，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材，组建三处九科，国内国际宣传、文字编纂、印刷分发、音乐、戏剧、电影、美术等等，分工细致，且均由富有各种专业造诣的名人如胡愈之、田汉、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等人担任处长或科长，史东山、光未然、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担任科员。第三厅办公机关即有300人，可谓名流荟萃。还附设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总数达3500多人（注：欧阳植梁等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页。）。没有纳入第三厅编制的戏剧团体、救亡演剧队、歌咏队、歌唱团、诗会、文艺社、报纸、刊物、出版机关以及各种救亡团体，还分别聚集着数十乃致成百上千的文化文艺人和爱国男女青年。这些人对于政治主导来说也是动员对象，但对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又是动员者，他们带动了更多的民众投入抗战。
其二是高潮迭起，形式多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武汉掀起了多次宣传高潮。当时每逢“国耻”纪念日和节日，都有宣传活动。每次空战获胜，还有台儿庄大捷和“七七”抗战一周年，都举行了祝捷会或纪念会。此外还有“扩大宣传周”、“雪耻与兵役宣传周”、“抗战节约宣传周”的活动安排。各种团体游行、街头演剧和歌咏、文字图画、电影放映、电台广播、散发宣传材料等等，协同配合。还有各种义演、义卖、捐物、献金活动，以及赴火线慰问、下乡村宣传、到医院为伤兵服务等形式，无不时时激励着人们的斗志。
其三是宣传动员时把赞颂抗日英雄、殉国烈士与揭露日寇凶残、声讨汉奸的无耻相结合。当时武汉举行过多次为英雄祝捷、为烈士祭奠的群众大会。报刊杂志详尽地介绍火线上抗日军队的英勇战斗，报道日军的大肆烧杀、使用毒气、狂轰滥炸的种种暴行。当齐燮元、周作人、钱稻荪等投靠日本人的时候，武汉的报刊一致以文字加以谴责，一些团体还举行大会声讨。这类活动充满了民族正气和道德力量。
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无疑收到了巨大成效，仅举几例即可想见。如纪念抗战一周年时举行的“七七”献金活动，得到了民众的踊跃响应，献金人数意外地众多。除一般市民、工人、职员和学生之外，连人力车夫、码头苦力、工厂女工、乞丐、幼童、卖唱盲人、辛亥革命伤兵、沦陷区难民、抗战烈士遗属，都纷纷解囊。由于献金踊跃，筹办者不得不增设多处献金台，并把时间从3天延长为5天，献金总额共达百万元以上。故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说，“这次武汉三镇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少有”（注：关梦觉：《献金台上》，《新华日报》1938年7月11日。）
再如，动员者自己和广大民众不仅积极投入在武汉进行的各种抗日活动，还有不少人上了前线，或深入敌后，或者去了延安。他们包括青年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家、医生和科技专家。1938年至8月，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招生委员会去延安的青年就达800多名，当时居全国各地之冠。8月以后奔赴延安的人更多，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常以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集体行动。武汉失守前夕，武昌一地就有600多工人在张健的带领下前往陕北。
还有如武汉撤退的组织执行。1938年3月，军委会作出准备撤退的决定，7月开始执行。武汉及黄石大冶等地较大的国营民营厂矿，加上前不久从上海等地迁到武汉的工厂，一共二、三百家（占当时全国较大厂矿半数），数十万吨机器设备和物资，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陆续内迁，不留以资敌。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机关工作人员、大中学生和教师、商人和市民亦在武汉失守前基本完成了转移和疏散。武汉撤退时的规模之大和损失之小，也为抗战时期所仅见，这无疑也是民众动员比较有效的反映。
三
但是，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和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重视城市工作而相对轻视乡村工作。尽管《新华日报》在1938年4月8日的文章《怎样进行第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曾经指出，应该扩大宣传动员的范围和对象，“要到工厂农村去”；中共湖北工委和民主人士联合组织的乡村工作促进会也在计划战时的乡村工作，培养训练乡村工作干部，但乡村工作依然显得薄弱。5月22日，中共中央曾对华中的工作作出指示，其中重点是“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和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材大批的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41-575页。）。但除了一些共产党人能扎根农村工作之外，其他人下乡村的始终不多，少数人即使去过也是蜻蜓点水或浮于表面。
其次是动员工作形式上热烈、频繁，而一些扎实必要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当时报刊上登载了一些防空袭、防毒气、扑救火灾、救助受伤者的知识性文字，但即使在城市也没有普遍进行这类训练和演习。当地民众并未真正组织起来。更没有武装民众，显然这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害怕民众掌握武装的缘故。
其三是当局没有改善和工农民众的关系。一个政权或政党政团的民众动员能力，根本上取决于两者的关系状况。前者关心爱护后者，后者自然拥护服从前者。国民党当局与工农民众的关系显然是不好的，而且当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在报刊上指出应该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时，秉承当局意图的报纸竟攻击这种正确的意见为“汉奸言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01页。）。但国民党无论在武汉抗战时期及以后都无法做到。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当局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力图加紧对民众运动和社会舆论的控制，错误地强迫解散救亡团体，查禁进步书报。
1938年春，蒋介石曾以“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非常时期应该统一宣传，以谋统一意志”为由，要求解散国民党以外的各政党。这一企图落空之后，国民党在4-8月陆续组织了“中统”、“军统”和“三青团”，极力加强社会控制。对民众的自主组织和救亡团体则加以扼杀。同年3月，中共长江局工委和朱学范合作，筹备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准备在4月15日召开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但当局执意不允，致使代表大会未能召开，筹委会也被迫宣告解散。4月，《三青团组织要旨》出台后，湖北警察局威逼青年救国团负责人加入三青团，未遂。8月上旬，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公布所谓《关于武汉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和《民众高级组织办法》，20日终于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等14个抗日救亡团体。尽管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一再抗议，各界人士为之声援，《新华日报》也载文批评这种“违背政府抗战国策，违背民族团结，违背抗战利益，违背民族利益的举动”（注：社论：《抗议解散三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新华日报》1938年8月21日。），但国民党当局仍然没有收回成命。
在言论和文字方面，国民党当局也坚持加紧控制。1938年初，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根据其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对报刊开始有针对性的“检查”。3月，当局颁布了《（修订）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成立了由党政军各方面联合组成的检查出版委员会，对宣传抗战的报刊书籍乃至书店进行查禁。从4月开始，“查禁风”在武汉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刮起，不计其数的书店被查抄或封闭。被查扣查禁的报刊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抗战》、《全民周刊》、《战时教育》、《抗战漫画》、《七月》、《风雨》等。书籍则有《新华日报社论集》、《毛泽东自传》、《朱德将军抗日言论集》、《周恩来邓颖超抗日言论集》、《列宁传》、《抗日救国指南》、《中国必胜论》、《民主政治与救亡运动》等等。宋庆龄写的《中国不会亡》，冯玉祥、何香凝等人的抗战讲演，还有《李宗仁将军传》、《白崇禧将军传》也在查禁之列。总数共达百十种之多。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新华日报》先是策略地引用蒋介石的谈话“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既已确定其范围并加以保障，自今以后，惟当本此方针，共相策勉”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申论出版抗日报刊书籍的合理合法和查禁查扣的于法无据（注：社论：《查禁书报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5月14日。）。稍后又连续刊出读者来信、专论和社论，谴责“查禁风”，严正表示“要求抗战言论的宣传自由！要求目前混乱状态的查禁书报迅速停止”（注：社论：《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但是国民党当局依旧企图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控制和包办民众动员，在7月底又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只是由于战火渐向武汉逼近，围绕着上述解散救亡团体、查禁抗日报刊书籍的磨擦才被各方暂时搁置下来。
武汉抗战时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之始，也被后人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密月”。但尽管当时外侮日亟，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肯放弃其专制独裁的一贯立场，不惜在民众动员上制造磨擦，形成内耗。因此在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当局进一步强化控制，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应该说不应完全使人感到意外。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武汉南京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武汉发展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武汉市论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