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五次年会暨第八次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纪要论文,研究会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五次年会暨第八次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9月13日至17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这次会议得到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淄博市委、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大力支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问题。
大会开幕式于13日上午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党校、淄博市委、淄博市政府、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山东省社科联等单位的负责同志。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卫兴华教授主持开幕式，副会长魏埙教授致开幕词，他希望在这次学术讨论中，要把《资本论》的理论同现实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思考，各抒己见，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翟泰丰同志向会议发来的贺信。贺信说，这次学会研讨的“两个根本转变”问题“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随后，中共淄博市委和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讲了话。会长宋涛教授作了题为《运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生产理论指导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商品生产》的学术报告（全文另发），他强调说，要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指导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商品生产。
与会代表97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以两个转变为中心，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体制转变的问题
1.经济体制的转变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
这种观点认为，违背价值规律的旧体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理论上必须阐明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经济只要求商品属于不同所有者，而不论生产该商品的生产要素是否属于商品所有者。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对接，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对接。第二，采用市场经济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成分的积极性，拾遗补缺，优化资源配置，从不同角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第三，健全市场体系。一般商品在让渡它的所有权的同时也就让渡其使用权。但资金、土地、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作为商品却只让渡使用权，不出卖所有权，其实质是它们的使用权表现为商品，其价格（利息、地租、工资）实际是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而这种分配关系不仅作为要素使用权的价格，还由此实现所有权。也就是说，如果要素市场不健全（旧体制漠视这市场），要素价格不合理（旧体制对资金与土地无偿调拨或低价出让，对劳动力实行大锅饭式低工资），社会主义公有制（资金国有、土地国有、劳动者按劳分配）就不能在经济上得到实现。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要通过新体制来巩固和增殖自己。根据《资本论》中级差地租理论，土地应该国有化。目前国家未能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国家土地资产大量流失，事实上废除了土地的国有制，这种体制当然非改不可。《资本论》第三卷还启示我们，由旧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健全市场体系，关键在优化价格体系，才能使社会主义资金与土地要素公有制得到实现。
2.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
这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1）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它决定等劳交换的原则；（2）劳动的异质性，它决定等劳交换必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3）生产结构的复杂性与需求性的多样性，它决定生产和消费决策必须是分散进行的。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仅仅是决定个人利益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国建国初期之所以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于：①实现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②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利益暂时被共同利益所掩盖；③社会分工和需求结构还比较简单。随着上述条件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市场经济必然会逐步取代计划经济。
3.两个转变需要有正确的统一的理论指导
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地和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因而存在了二、三百年之后才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概念，有关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是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思想、理论则先于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最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是自发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与改革，需要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和实现。目前进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有正确的统一的理论指导，需要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严肃性，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自觉性和理论指导的统一性与正确性所要求的。
4.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要克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这种观点认为，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中，出现了神化市场作用，迷信市场的偏向，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解决的途径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些学者指出，要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要认识到西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结合是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按客观规律进行体制改革的结果。西方国家的计划不能称其为计划，没有具体的计划指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则有计划指标。宏观调控中，计划调控也有一个力度的区别，我们的调控力度应该大。此外，还应做到计划具有科学性，决策必须科学化。
还有的学者提出，要把自觉的宏观调控和自发的市场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是两种对立的又相反相成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在真正认识和掌握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这两手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地无危机地发展。
5.实现经济体制转变要建立健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1）关于两种精髓和优势的结合
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构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精髓和优势可概括为“联合＋主人”。既要坚持公有、联合的方向，又要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者主人翁的积极性。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精髓和优势可以概括为“竞争+制衡”。把上述两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是振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由之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所有制关系是：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制经济为主导，从而具有实现“联合+主人”的可能；另方面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求建立“竞争+制衡”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也为我国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能采取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提供了现实根据。
（2）关于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形式
大家探讨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形式问题：有的学者主张，既不能延续传统的“国有国营”体制，也不能走“国有企营”的道路，必须尊重国有资产的整体性要求，建立国家宏观整体经营与企业微观经营相统一的规范的国有资产双层经营体制。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则提出，也可以实行混和所有制形式，即以国有资产为主导、多种财产所有者共同持有、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形式。
（3）关于全民企业与政府企业的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要区分国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份和一般国家意义上的公营经济。前者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后者为各国都存在的政府经济。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对政府经济的明确界定，而使其混同在全民性质的国有经济之中。改革以来，又在国有经济这一范畴下，借鉴国外的政府经济改革模式，导致了用同一模式改革不同经济成份的混乱。从而抹杀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区别全民企业与政府企业，实行企业分流，对全民企业采用创造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新体制，而对政府企业则可采用国际上一般的作法进行改革。
与此相联系，不能将现实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改变为虚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全民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这一点绝不容许改变。不能用股份制来解决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国家不能只掌握股权，而放弃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股份制只能用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层次。
（4）关于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共性和特性的区分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体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共性的市场经济体制部分，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特性的部分，前者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后者则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创造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当前，就社会管理职能的体制转变来讲，重点抓好两个方面：（1）积极设法启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由综合部门统一负责的体制创造条件；（2）尽快地使国债成为宏观经济经常性微调的焦点，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与会学者依据《资本论》中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增殖理论等探讨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以及相关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等。大家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有不同看法。
1.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
第一种看法，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其实现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属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属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第二种看法，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按一定的指标（通常是国民生产总值）确定的经济产出量的扩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
第三种看法，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和使用方式。
第四种看法，将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四组：（1）外延型和内含型的；（2）内向型和外向型的；（3）资源转换型或资金、技术转换型的；（4）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各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可以相互交叉，同时并存。
2.关于对外延型和内含型、粗放型和集约型几个概念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把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和外延型、集约型和内含型等同起来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外延的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同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这两对概念，在原意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是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后者是用于分析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展到用于划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内含扩大再生产是在不增加生产要素的条件下进行的，而集约经营却要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如果把外延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等同于粗放的和集约的经营方式，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误解及混乱。持这种见解的另一位学者根据“外延”和“内含”与“粗放”和“集约”这两对词的英文构词及词意指出，这两对词虽然分别都有“广大”和“狭小”的意思，但“外延”和“内含”分别是指某事物扩展的数量和范围，和某物所包含的属性；而“粗放”和“集约”分别是指空间或时间的广度和浓度（或强度）。因此，这两对词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将它们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一对概念本身用在解释经济增长方式上是不妥的。他认为，《资本论》对“外延”和“内含”这对概念的解释，与现代增长经济学中使用的“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这对概念的界定是一致的。因此，如果采用马克思的“外延”和“内含”或“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这样的概念，也许会避免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种观点认为，“粗放”与“外延”、“集约”与“内含”在概念和内容上是一致的，可以通用。换言之，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粗放”就是“外延”，“集约”就是“内含”，它们不过是同一对英文单词的不同汉译而已。持同一见解的另一位学者进一步论证说，马克思是以追加资本的不同方式来区分“粗放（外延）”和“集约（内含）”的。马克思关于“粗放”和“集约”概念的界定相通，而且和现实生活中生产当事人的实践相一致；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意义。这一界定较之于现有的许多界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外延的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粗放的和集约的经验，虽然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但严格说来，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用粗放型和集约型表示更为恰当。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内容应是生产性资源的投入方式和使用方式。而外延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是对扩大再生产本身的形式划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才是指在扩大再生产基础上所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对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式。
3.关于“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界定与评价
第一种观点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来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的方式，它同数量型、速度型相联系，容易忽视技术革新和经济管理改进。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的方式，它同质量型、效益型相关联，高度重视技术革新和经济管理改进。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搞基本建设、铺新摊子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而把技术改造、增强原有企业生产能力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这种理解并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但不全面。因为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技术改造，所涉及的只是固定资产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仅此还不等于就有经济的增长。只有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即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都已具备时，才能实现现实的经济增长。所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基本建设，“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技术改造，其间不能划上等号。
第三种观点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部门和企业均严重缺乏讲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而缺乏追求集约经营的压力与动力。有的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看作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令人难以理解。
尽管对粗放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种种不同的界定，但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在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其论证又有不同的角度。（1）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看，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决不能理解为只要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不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2）从两种增长方式的相互关系看，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彼此包容的。粗放型增长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和前提，集约型增长又是粗放型增长的提高和发展。在粗放的外延的增长中，必然伴随有技术进步、内含的增长；在集约的内含增长中，也必然有一定的外延发展。它们之间是一个量和质的关系，经济增长既包括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也包括质量和效益的提高。（3）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历史条件看，一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既有合理的成分也确实带动了经济增长，对我国建成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工业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国情特点所决定，粗放型增长仍会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4）根据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是一种“原动力”，它不会因技术条件不同而改变。在技术条件、资源配置和销售等条件既定情况下，资本积累以“外延”的形式来扩大生产能力，就是它的量的作用；资本积累质的作用是通过“内含”的形式来扩大生产能力，包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和组织方式（包括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和合理的资源配置等等。因此，外延扩大型与内含提高型增长，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量和质的不同，不是好与坏的区别。我们没有理由取其质而否其量。
4.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
有的学者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三层含义：首先，经济一定要有增长，使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只是增长的方式不同；其次，原来的增长方式有缺陷，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校正偏差”，使经济增长得更好；最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标志着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用。
有的学者认为，学术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多种表述，既不矛盾，也不重复，都有实践根据和实际意义，不应急于求得一致。应当深入研究这些表述的含义、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全面掌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丰富内容，可归纳为：（1）从粗放型到集约型，是从内容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揭示转变的基本含义；（2）从外延型到内含型，是从现象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揭示转变的表现形式；（3）从资源型到技术型，是从要素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揭示转变的发展阶段；（4）从数量型到质量型是从成果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揭示转变的经济效益。这四种提法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共同揭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步，其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从浪费到节约。
有的学者指出，确切地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是由粗放增长为主向集约增长为主的转变，其实质就是提高经济效益。也有的学者认为，“粗放”和“外延”，“集约”和“内含”，就其本质内容来说是一样的，即指科技进步和技术含量的状况，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包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包含扩大再生产从“外延”型向“内含”型的转变。
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意义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们是在贫困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比较注意速度，忽视效益；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是很多，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今天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唯一选择。
有的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虽以不同词语表达方式，再三再四地提出来。但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三高三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和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而且增长质量的低劣有增无已。他认为中国的高速度是靠高投入支撑的，没有高效益，其后果严重：一是人民收入不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相应的增长；二是综合国力不可能得到夯实；三是高消耗会引起高需求，低产出会出现低供给，供需严重不平衡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四是高消耗、低产出会造成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所以，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把国民经济转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和社会生活某种程度的改观。这将会显著提高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和社会生活某种程度的改观。这将会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保证我国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保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因而这次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转变经济体制、同宏观战略目标的实现紧密结合一并提出，而且提出的时机也比以往更成熟，决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三、关于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紧密相联的。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根本转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体制转变是前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手段，没有前者转变，后者转变就要缺乏强有力的依托；没有后者的转变，前者转变就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
持这一类观点的一些学者论证说，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原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失灵，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竞争机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均没有或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就给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个滋生和蔓延的空隙和条件。所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必须同时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建立和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从体制上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我国“九五”计划开始时期，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在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这一转变的全面实现，还要依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否则是难以适应国内外市场要求的。所以，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组织生产要素，迅速提高生产能力，也是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
第二种观点指出，脱离市场需要的经济增长是注定要失败的。强化市场实现意识，把市场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联结两个根本转变的枢纽，既具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又具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第三种观点指出，两个转变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目的，通过转变使整个经济向低耗高效的方向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基础，是决定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应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中心，加快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深化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尽快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新的体制能够真正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体制转变主要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价值规律分配社会总劳动，来配置资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解决如何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其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何节约劳动时间的问题。但是，两个转变有着相互紧密的联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前一个转变是主要的，是前提，为后一个转变提供动力。国有企业不转变经营机制，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推进两个根本转变的社会系统工程中，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价值规律的实际作用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商品生产者只有首先了解市场的需求，尽可能按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结构和规模及其变化趋势来安排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并力求率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使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使自己的产品顺利卖掉，并达到超常的获利率。在市场发育、竞争正常的情况下，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单个商品的市场价值，是在部门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形成的；而一个部门商品市场价值（或其转化形态——生产价格）总量，是在部门内部之间的竞争中形成的，其客观基础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既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又发挥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才能有效地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可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建立“市场+计划”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四、关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需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赶超”战略的关系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在客观上就有一个“赶超”问题。“赶超战略”的提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赶超”的认识存在偏差，一讲到“赶超”，总把它理解为经济总量的“赶超”，总认为是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任务，因而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而列宁说的“赶上和超过”的含义：一是指水平而不是数量；二是指劳动生产率的“赶上和超过”而不是经济总量；三是说“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正确地认识“赶超战略”的真正要义，是要在生产技术水平、在劳动生产率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积极推进“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
有的学者在探讨《资本论》再生产理论时指出，“内含”这个词较之“集约”更切近于实际，比较合理，但是它还不够完善，仅局限于生产力，未涉及生产力的源泉（环境与人口），未涉及我国基本国策（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型实际上是人口不断膨胀，素质继续下降，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难持续发展的不健康型。因此转变的根本就在于下狠心贯彻基本国策，转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型。
有的学者指出，为了解决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问题，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里不应该局限于从传统意义上去理解粗放型和集约型。现在，将过去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归结为“粗放型”，因而“集约型”实际上是要求讲究“科学、质量、效率和效益”相协调的增长方式。现在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结为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走一条使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贫困问题，还有资源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搞掠夺式发展，等于变相自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十分注意人口的控制，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真正实现计划生育；应该注意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通过价格杠杆来控制过度消耗，寻找替代品，加强资源回收利用；应该注意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当作一个产业来办，从而提高社会宏观经济效益。
有的学者认为，从可持续发展观产生和形成过程来看，它是作为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一系列难题诸如人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的反应而出现的，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粗放式增长的沉重反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目的。许多国家经验证明，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甚至是由片面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因此，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到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
有的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人本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佳组合。这种意见一是强调经济增长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强调“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更新人的价值观念和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的供给量随着人口绝对量的增多而绝对增多；同时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这是不可回避的严重矛盾。
有的代表从社会主义本质、我国国情和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增加就业这对矛盾是能够解决的。解决的途径是从宏观政策上正确把握矛盾，做到以下四个结合：即梯度式推进与超常式跃进相结合；科研与生产、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社会生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与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质量和增加数量相结合。在微观上解决的具体问题有：建立健全以生产设备为主要调剂对象的生产资料调剂市场；健全科技市场；拓宽国内外消费市场；提高于部职工素质。
有的代表指出，大规模劳动力就业，属于外延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要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资本和技术的投入，这是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首先，我国最多的资源是劳动力，最短缺的资源是资本。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粗放型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仍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由于要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达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即提高经济效益。其次，由于使用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能够降低投入成本，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更多吸收劳动力就业。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矛盾。因为劳动密集型并不一定是粗放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并不一定是集约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可以实现集约经营。
有的代表从保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分析，认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标志着资金有机构成提高，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愈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者下岗的人数会增加。社会上待业人数就会大幅度增加。在我国社会生产力还不高人口又多的情况下，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发展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社会生产力既能快速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
有的代表指出，人口的增加和就业人口的供给增加，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障碍。为此，（1）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加，同时广开就业门路；（2）充分挖掘农业生产的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乡镇企业，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3）在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切实注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4.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概括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诸方面的关系
除了前文已经述及的，还有：（1）不同地区增长方式的关系。我国东南部发达地区，应多强调集约内含型经济增长；中西部粗放外延型增长还是不可避免的。（2）不同部门之间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大多数部门和产业，特别是大量轻纺工业和一般机构加工工业应该以内含增长为主；而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新兴支柱产业，外延增长还是需要的。（3）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调整时期，应以内含增长为主；在经济高涨阶段，外延的扩大会多一些。（4）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和微观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在微观领域，宏观领域也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5）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与西方经济学为借鉴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合理成份。
与会学者还围绕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问题，提出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深化企业改革”、“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城市土地使用集约化”、“及时地调整投资建设性质结构，提高更新改造资本在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建立企业家机制”、“构筑协调的经济运行动力结构与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实现集约持续农业”、“协调和缩小地区和部门间的生产力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以抑制通货膨胀”、“要在规模效益、技术进步、科学管理这三个集约型增长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上下功夫”等一系列对策和措施，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此外，与会学者还分别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价值决定论、生产力、地租、工资、物价、通货膨胀、经济效益等，联系我国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代表们还听取了淄博市经委主任和中共桓台县委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情况的介绍，参观考察了淄博华辰集团万杰集团公司。
9月15日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五次年会，在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了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新的理事会由180名理事组成，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了由33名同志组成的常务理事会。宋涛同志继续当选为会长，卫兴华、王成稼、刘诗白、张薰华、杨国昌、陈征、洪远朋、胡代光、翟泰丰、魏埙（以姓氏笔画为序）为副会长，王成稼为秘书长（兼）。理事会继续聘请以下8位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为本研究会的顾问：于光远、刘国光、朱绍文、陈岱孙、骆耕漠、龚士其、陶大镛、薛暮桥。常务理事会还确定由秘书长王成稼和副秘书长弓孟谦、王辅民、成保良、李成勋、严法善、张彤玉、杨志、郭铁民、顾海良（以姓氏笔画为序）组成日常工作班子。
会议于17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在闭幕式上，宋涛会长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号召与会代表和研究会全体会员要以献身精神，学习、研究、宣传《资本论》，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陈征副会长致闭幕辞。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运用《资本论》的原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的学术会议。学者们交流了意见，开阔了视野，形成了把《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工作深入开展下去的共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使《资本论》在实际中进一步得到运用和发展。
（成保良教授主持，钟亚平、白丽健、陈英整理，王成稼教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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