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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达里奥(1867-1916)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高代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鲁文·达里奥，就没有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中国是想象比喻的基本元素之一
现代主义诗人大都逃避社会现实，崇尚唯美主义，追求异国情趣，“神秘的东方”更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地方。在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小说和纪实散文中，中国主题是其想象、意境和比喻的基本元素之一。鲁文·达里奥在18岁(1885)创作的《艺术》一诗中写道：
至高无上的亚洲
有神圣的传统，
中国骄傲地耸立起
自己陶瓷的塔楼。
诗文集《蓝》的发表(1888)标志着现代主义的形成。其中有一首题为《维纳斯》的十四行诗。诗人是这样写的：
宁静的夜晚，痛苦的相思折磨着我的心灵。
我到花园来寻求平静，这里多么凉爽，万籁无声。
美丽的黄金果实在黑暗的天空闪烁
宛似一朵神圣的金色素馨镶嵌在紫檀木中。
对于我热恋的灵魂，她就像一位东方的女王
期盼着自己的情侣，在自己的卧房，
要么就像漫游在深邃的天空，光彩照人，
得意洋洋，斜倚在人们抬着的轿子上。
“啊，金发女王！”我对她讲，“我的灵魂
要脱壳而出去亲吻你火热的双唇，飞向你的身旁，
在苍白的光芒洒向你前额的光环里飘荡，
我在星的陶醉中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爱你的时刻。”
夜晚的空气，使热烈的氛围变得凉爽。
爱神啊，你从深渊中将我眺望，用惆怅的目光。
维纳斯即金星，她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诗中虽然没有出现“中国”的字样，但诗人的爱神不仅是一位“东方的女王”，而且“斜倚在人们抬着的轿子上”。从这样的描述中，人们不难想象中国元素在诗人的憧憬中所占的位置。在另一首题为《冬日》的十四行诗中，诗人这样表述了一位名叫卡罗琳的巴黎女性身旁的事物：
请看卡罗琳，在冬季里
像一个球体，在沙发上休息，
离大厅里闪光的俘获不远，
身上裹着紫貂的皮衣。
洁白的安哥拉猫与她为伴，
用嘴拱着她裙上阿朗松的花边，
近处是中国的大瓷瓶
被一座日本的丝绸屏风半遮半掩。
甜蜜的梦境使她如痴如迷；
我悄悄地进去；脱下灰色的大衣；
我要吻他的面颊，粉红而又讨人欢喜
宛似百合花又像红色的月季。
睁开眼吧，用你迷人的目光看看我，
这时天将大雪降在巴黎。
在1907年出版的《流浪之歌》里，又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意境：“他身穿精致的丝绸，坐在轿子上/漫游在中国的心脏。”
在《山鸡》和《小奏鸣曲》中也出现过相似的描述。如果说这些作品中出现的不过是“瓷瓶”、“轿子”、“丝绸”等典型的中国意象，在《神游》中则有一首完整地描写中国风情的诗。《神游》是一组情诗，抒发了诗人对不同国度的爱的憧憬，其中有一首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公主的爱慕与追求：
难道是异国的情意缠绵……
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
丝绸、锦缎、黄金令人心花怒放，
戈蒂耶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
啊，令人羡慕的美满姻缘：
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
茶盅、神龟、蟠龙，
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
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
用李太白的响亮语言。
我将向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
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
你的容貌胜过月中的婵娟；
即使作天上的厚禄高官
也不如去精心照看
那不时抚摩你的象牙团扇。
诗人以戈蒂耶自比。他心目中的“东方”指的首先是中国，然后才是日本、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他所列举的“丝绸、锦缎、黄金”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中国象征。第二节中的意象就更鲜明了：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罕见的“金莲”如果直译就是“不可能的脚”，显然是指中国妇女的缠足。“茶盅、神龟、蟠龙”是皇家特有的器物，“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则是一派江南春色。在诗的第三节中，作者要做“诗仙”，要用“李太白的语言”在公主的唇边吟唱。最后，诗人情愿放弃“天上的高官厚禄”，到人间做公主的侍从。“不爱高官爱美人”，这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达里奥的诗作绝非凭空想象，达里奥对唐诗和李白应该是不陌生的。
中国形象都是优美的高贵的理想化的
作为现代主义最杰出的诗人，神秘的东方是达里奥憧憬的梦境。他笔下的中国形象都是优美的、高贵的、理想化的。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中国元素虽也屡见不鲜，但一般都是为衬托环境、烘托气氛而设置的。例如，在《资产王》、《白鸽与褐草鹭》和《中国女皇之死》等作品里，都不乏对中国器物的描述。这三部作品都是诗文集《蓝》的组成部分。
在《资产王》中，作者惊呼：“日本和中国的艺术精品！仅仅为了摆设的富丽豪华而已。”在故事结尾时，有这样的景物描写：“一天夜晚，高高的天空降下鹅毛大雪，王宫里举行盛宴。枝形吊灯的光芒欢快地荡漾在金器上，在大理石雕像上，在中国古瓷高官的长袍上。”《中国女皇之死》里，中国元素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短篇揭示了真与美、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故事内容是这样的：雕塑家莱卡莱多与新婚妻子苏塞特本来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然而在艺术家眼里，苏塞特只是一只物化的小鸟而并非活生生的人。小屋里的佳丽如同笼中的八哥一样，都是他的装饰品。苏塞特身上所具有的妻子与玩物的两重性使莱卡莱多感到迷惑不解。在这种情况下，他爱上了好友罗伯特从香港寄来的礼物：瓷制的中国女皇。直到苏塞特将“中国女皇”砸碎之后，他才又回到现实中，鸿沟被填平了。此后，苏塞特发出的小鸟般的声音已经是物我同一的纯艺术的声音，而这也正是达里奥心驰神往、孜孜以求的声音。
在小说中，莱卡莱多的朋友罗伯特的香港来信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莱卡莱多：
我来了，见到了，可还没有胜利(作者注：凯撒轻而易举地战胜本都王国的国王之后，在元老院说：“我来了，见到了，胜利了。”这句名言后来变成了成语)。
我在旧金山获悉你俩结婚的喜讯，深感高兴。我一跃就跳到了中国。我是作为一家丝绸、漆器、象牙等中国工艺品的进口商号的代理人来到此地的。随信寄去一件礼物。鉴于你酷爱这个黄种人国度的东西，我特意寄给你一件珍品。请代我向苏塞特致意。希望见到这件礼物能记起
你的罗伯特
1888年1月18日于香港
罗伯特寄来的这个礼物“原来是一尊精美绝伦的半身瓷像，一个白皙、迷人、笑容可掬的美妇。底座上有中、英、法三行文字，写着‘中国女皇’”。紧接着，作者对“中国女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亚洲艺人有双什么样的手，竟能塑出一个如此奇妙迷人的人儿？她头发紧挽在一起，脸上带有神秘的表情，天仙般神奇的双眼低垂着，露出斯芬克斯的微笑，挺秀的脖颈下那圆润的双肩上，披着一件秀龙的丝绸薄衫，这一切都给这尊洁白无瑕、蜡一般光滑的瓷像平添了魅力。中国女皇！
可以看出，达里奥对这件中国陶瓷工艺品的描述可谓形神兼备，是十分到位的。对达里奥而言，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不仅博览群书，阅读过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而且接触过上层社会，很可能亲眼见过类似的中国工艺品。19世纪，在西方的宫廷和贵族家里，中国的丝绸、陶瓷、漆器、牙雕等工艺品都堪称时尚。
达里奥曾长期做记者和外交官。在他撰写的纪实散文中，有大量对中国的描述。这其中有对中国诸如绘画、音乐、文物、印刷、烹饪等工艺的赞叹。例如，他指出：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日本绘画在某些方面是对中国的抄袭。此外，他认为中国艺术中早已存在着象征主义，如伞盖是荣誉的象征，荷花是菩萨的象征，鱼是富有的象征等。在设计古老的华夏文明时，这位现代主义大师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即使是他不喜欢或不欣赏的东西，也往往是从自身上找原因。在1902年出版的《旅行队经过》中就有一段对旅居古巴的华人乐师的评论：
中国乐师们，耳闻其在哈瓦那天朝戏台及其他的地方的演奏，并未激起我的热情。不过这要归咎于习惯和初次接触……否则，就不会有发生在孔夫子身上的事情。这位哲人曾为一段音乐而激动得三天不知肉味。
尽管作者将“三月不知肉味”记成了“三天不知肉味”，作为一位尼加拉瓜诗人，已属难能可贵了。在巴黎纪事中有一篇题为《中国厨艺》的文章，达里奥在其中提到中餐馆，见到丰盛的餐桌，他不禁惊呼：“美食啊，孔夫子！”“最后，是一杯绿茶，真正的，不放糖，在它面前，我们内心充满敬意，理当叩头。”作者在文中的“叩头”用的是拼音“kotow”。(联想到当我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版《红楼梦》中，将“叩头”音译成“koutou”并加注释时，心里还忐忑不安呢，不想早在近百年前，这位文学大师已经这样做了。)达里奥称中餐为“远东的团圆筵”，将中餐提升到了“神圣”的高度，将它和孔夫子相提并论，礼赞有加，这也是他“异国情调”的突出表现。为了逃避眼前龌龊的现实，现代主义诗人往往沉浸于对东方世界的憧憬，殊不知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正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呢。
对中国形象的纪实描述
作为一个外交官，达里奥不仅关注中国，而且有机会与中国同行接触。在他的纪实散文中，不乏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在对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埃米里奥·卡斯特拉尔葬礼的记述中，就有对中国外交官形象的描绘：“中国大使，身着绸衣，上面带着水晶纽扣和孔雀羽毛。”在一篇题为《巴黎的事件、人物、思想》的文章中，达里奥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清朝外交官奢华的家庭生活。他是一位姓于(俞或余，音译)的先生，时任大清朝驻法国公使：
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社交名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是体育爱好者。他在巴黎的同事也不逊色，如果不是在聪明才智上，至少也是在独出心裁上。这位高贵的黄种人家里具有路易十五的节日氛围，他的官邸是一座巴黎时尚和附庸风雅的殿堂。我们很多人都见过他及其两个不大不小的儿子，(他)穿着满清的官服，在树林里漫步。他的太太是英国人，(他的)秘书是意大利人。于先生极不寻常。当北京发生使馆区被围困的恐怖时，他却宣布中国使团要庆祝节日，当然，没有办成。他的女儿们漂亮而且与众不同，混血，手持扇子的娇小模样，完全欧化了。一位刚刚在于先生家里出席招待会的人士讲了自己的印象：一个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台阶，公使、公使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一位颇具慈父风范的管家，站在台阶的最高处。作为天朝当之无愧的代表，公使阁下已上了年纪，为了在必要时搀扶一把，在他身后有一位小伙子，并非传统的佣人，出于娱乐的想象，完全是英国王室侍童的装束：鲜红的长裤，白色的丝袜，绣着金线的礼服，化妆得像优美的郁金香。那容光焕发的少年有一个超凡脱俗的头脑，人们会说那是一位远东艺术家画出来的。随后，在招待会进行中，他引领着主人，摇摇晃晃地出入各个大厅，寸步不离，后者扶着他的胳膊，像个硕大的傀儡。据说这个侍童非常聪明，精通法语、英语、汉语和日语。于先生一声令下，他会飞快地跑，突然全身趴在地上，再一跃而起，笔直而又有弹性，好似橡胶做的一样。
还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达里奥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他便是赫赫有名的李鸿章。达里奥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三次提到了这位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在谈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巴黎世博会德国展区时，达里奥记录了一则轶事：
听说在将李鸿章引见给德国皇帝时，翻译开始历数这位天朝显贵的头衔和功勋。李鸿章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并训示道：“告诉他，我会赋诗。”众所周知，在中国赋诗是一件崇高的品德。居心叵测的威廉，立即满不在乎地反驳道：“告诉他，我也赋诗。”对此，李鸿章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见《散记》第二卷P163)
达里奥的纪实散文中，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外交官的奢华，也向我们讲述了一般华侨的苦难。他多次提到生活在古巴、秘鲁等地的华人，指出“他们是苦力的后代”，“中国和日本向美国和其他地方输出黄色的肉体(妓女)”。
达里奥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时代。作为记者和外交官，达里奥一直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新闻社》的诗中，他惊呼“中国人剪了自己的辫子”，这应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达里奥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多次指出那些“文明的士兵奸污美丽的中国少女”，“……军队在老子的故土表现我们文明的温柔”，“野蛮地奸淫他们的妇女，烧毁他们的宫殿和房屋，抢掠他们的国宝，杀害他们的孩子”。在西方传媒将中国妖魔化的时候，达里奥挺身而出，为中国人鸣不平。在《旅行队经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当瓦德西[(Alfred Waldersee，1832-1904)，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任联军统帅——作者注]从北京回柏林时，我有机会在巴黎和伦敦看到许多马戏团用哑剧表演中国的战争。有漂亮的中国女子和滑稽而又丑陋的中国男人，英俊勇武的欧洲军官从中国人手里抢走他们的姑娘，不仅如此，还殴打他们：战斗中边奏乐边开火，胆怯的中国人四处逃窜，法国士兵唱着马赛曲攻克堡垒；英国士兵穿着红色上装，俄国海军身躯高大；美国军官头戴牛仔帽，挎着巨大的手枪；意大利人戴着鸡尾帽，而矮小的日本人，鱼和肉都未能把他们变成高加索人，依然是蒙古利亚人。结果在所有这些人中，天朝人成了野蛮而又不幸的；之所以要肢解它，是为了我们光荣的西方的利益。
作者的立场一目了然。他完全是站在受欺侮的中国人民一边。这不是用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所能解释的，完全是出于诗人的良知。在达里奥的心目中，中国一向是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在一篇文章中，他向世界发出这样的质问：“这被炮声惊醒的高尚而又富有诗意的国家难道不是一个和平的梦幻般的地方吗？”在“文明”和“武力”这二者中间，他坚定地支持前者：
众所周知，中国人藐视行伍，尊重文人。上帝愿这样的思维持续下去，你们可以想象，倘若如此庞大的人民很好地武装起来，变成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就像吉卜林[(Kipling，Rudyard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以颂扬英帝国主义，创作描述驻扎在印度的英军士兵的故事和诗歌而闻名，被普遍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那样，高唱征服和消灭西方蛮族的战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对达里奥笔下的中国形象作的一个大致的梳理，虽不至于挂一漏万，也难免以偏概全。作为拉丁美洲的诗人，达里奥如此关注中国的文化与现实，不仅出于他的异国情趣，也因为拉丁美洲的命运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此外，在他生活的年代，美洲印第安人是蒙古利亚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说法已得到广泛的认同，这可能也是他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