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春季的四平决战，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军仅有的一次战役决战，四平决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是构成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集中发表一批文章，探讨有关中共进军东北的过程与苏联的东北意图等问题。所谓东北问题，其实质在于国、共、苏三角格局的构成，以及这种三角格局下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充分认识东北问题之僵局所在，这种僵局，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一个成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注：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四平之役中共一方的兵力配置、战役指挥等等，做了甚为详尽的叙述，大约受“战史”体例所限，较少涉及政治。一般说，常规性质的军事战役，大多不具有直接的、具体的政治目的，然而四平之役不同，四平之役恰恰是在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要求下展开的，这种政治性质，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二个成因。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围绕上面两个问题展开。
东北问题的由来
抗战结束后，由于中共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打破了中苏条约对东北战后秩序的安排，这样，在东北出现了国、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而在战后中国政局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东北问题”。
所谓东北问题，一句话，就是在国、共、苏三个方面一并介入之下，东北的接收与交防问题。在这里，由于有中苏条约这样一个外交协议，国、苏之间的交接防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同时，由于中共的存在，国、共之间又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东北的交接防因此而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国共两方均有权、还是仅一方有权接收；苏军应向国共两方、还是一方交防。总括而论，三个方面的利益，通过外交与内政两条渠道，在一个地区展开争夺，东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就在这里。
东北问题的主导力量是苏军，苏军在东北的行动规范，本来是中苏条约，条约规定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并给予缔约方“道义”的支持，所谓道义支持，实际上就是拐了个弯的政治支持。然而维系道义支持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现实利益，道义支持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条约的形式而巩固的，因此，苏军将其道义支持几乎本能地给予了中共。
另一方面，苏联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国家关系，它的一些国家利益，如外交、经济利益等等，只能通过国民党政府而取得，因此也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无保留地将东北交给中共。
苏联国家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具体体现在东北苏军交防的立场上，必然表现为双重立场、双重政策，不过，对苏军的这种双重性，国共双方最初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日本投降后3个月撤离东北，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因此苏军的撤离应在12月初。国民党于9月初在重庆组建东北行营，但迟迟未获苏军准许其前往东北的通知。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于9月14日由国外回到重庆，当日即到外交部了解接收东北的具体安排，但张看到的仅为一般性换文，“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9月14日，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513页。以下所引张氏日记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详注。）张嘉璈大约是对东北接收最早产生不祥之兆的高层人士。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等，率东北行营飞抵长春，开始接收东北的行动，此时距中共向东北进军，已经晚了一个多月。此前，苏联外交部已明确表示，大连为商港，拒绝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等人的会谈中，仅允许国民党军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面对事态突变，蒋介石一开始便既无决心、又无办法，10月25日，蒋致函张嘉璈：“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吾人惟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31、532页。）
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改由营口、葫芦岛登陆。10月29日，熊式辉等就此事与苏军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锦州、山海关间已有大股十八路军，故不能保证安全”，“此系中国内部事，苏军不干预”（注：熊式辉致蒋介石电，1945年10月29日。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5册，台北，1996年，7374页。）。是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此次谈话，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注：蒋经国日记，1945年10月29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539页。）。
10月底和11月初，国民党军向葫芦岛、营口进兵，遭到中共阻击，担任运输的美国舰船不愿卷入冲突，故未靠岸强行登陆，国民党军只得转道秦皇岛登陆，海上运兵完全受阻。
显然，国民党已不可能于12月初按期接收东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1月中旬展开了一次战术反击，采取了3项行动。第一，令杜聿明由秦皇岛攻占山海关，打开东北的大门，将一只脚插进东北。第二，令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以示对苏军的不满。11月13日，蒋召集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等人磋商，“东北问题，蒋先生说出两案，一、将行营撤出，以表暴苏联野心于世界……二、与其妥协，留行营作傀儡。”（注：《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程潜、刘斐赞成第一案，其余态度不甚明确。翌日，蒋作出撤退行营的决定，15日，重庆外交部将此决定正式照会苏联大使馆。不难看出，杜聿明进，东北行营出，一进一出，留下进出两可的选择余地。
蒋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11月17日，蒋致电杜鲁门，介绍东北局势和撤退行营等情况，表示：“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一），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149页。）11月27日，杜鲁门宣布马歇尔使华，对此，王世杰的判断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派马歇尔将军为赴华特使。杜氏之此种决定，与蒋先生去电指述东北危机有关。”（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0年。）
这样，东北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危机。
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是中共。中共在东北的存在，当然处于中苏条约的安排之外，故不具“合法”地位，中共所依据的只能是既成事实，因此毛泽东规定了一条方针：“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74页。）
彭真将他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9个月期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战略布署分为4个阶段（注：见彭真著《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5-16页。），简言之，即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
1945年10月2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东北军事部署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07页）。满洲门口即南满沿海地区。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共方针改变为“独霸”东北，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守住东北的大门”（注：《刘少奇年谱》上卷，517页。），这表明中共对于中苏条约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初，中共东北部队对企图在营口、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真：“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7页。）苏军“不与闻”的立场，使中共认为摸到了苏军的底，其行动亦更加放手。
此时距苏军撤离的时间日益临近，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苏军撤离后夺取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部署，并于当日上报延安。15日，中共中央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注：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7页。）。
然而如前所述，11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撤退东北行营的命令，张嘉璈当日在长春接到撤退命令后判断：“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5日。）既是反击，又是试探，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蒋介石此着立即见效，苏军的双重性自此完全表露出来。
11月17日，苏联大使馆照会王世杰，表示：“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认为苏军撤退区出现中共活动是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及时接防，表示可延期撤退，以协助接防（注：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月17日，台北，1990年。）。
苏军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限制中共。11月20日，东北局电告延安：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注：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7、8页。）当日，刘少奇复电：“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注：《刘少奇年谱》上卷，529页。）。
此后，国共双方态势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东北局撤出沈阳，中共东北方针再度改变为分散建立根据地，这个指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国民党方面于11月底与苏方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3日撤离东北。12月4日，张嘉璈、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
通过此番折冲，国共两方对苏军意图都有所了解。11月5日，张嘉璈致函蒋介石，对苏军的意图作出3点判断：其一，“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其二，“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其三，“使中国不能在关外植一雄厚之武力，以夹击关内之八路军。”（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41、542页。）
张嘉璈对苏军的看法为周恩来获悉，12月初，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张公权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周的结论是，苏联是要坚守中苏条约的，因而对中共的支持“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7页。张嘉璈曾于11月30日在重庆约见董必武，笔者推测，周恩来大约是从董必武给延安的报告中获悉了张嘉璈对苏军的看法。）。
综上所述，国共双方对于苏军的基本意图，认识基本相同。然而问题在于结果，经过此番波折，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确立起来。苏军的双重性是导致三角格局的根源，而三角格局则是全部东北问题的由来。
东北问题的僵局
三角格局的确立，构成了一部东北版的“三国志”，在这样的格局中，东北问题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复杂局面。
还在张嘉璈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之前，苏军已屡次向张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此事的潜词张嘉璈当即明白，苏军是“极求将经济问题解决，进而解决我方接收问题”（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6日。）。也就是以国民党同意经济合作，作为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条件。张返渝后曾力促解决此事，但宋子文、王世杰认为此事违反中苏条约，表示反对，最后采纳了王世杰的意见，俟苏军撤退之后再与之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双方条件恰恰相反。
12月4日，张嘉璈等重返长春，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苏方表示3点：同意行政接收，提出苏军再度延期撤退，以及经济合作问题。这3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至此，张嘉璈明白了苏军请回东北行营的意图，他在当晚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十五日，我方以行营撤退决定通知苏方，苏方即于十七日通告我方苏军缓撤，帮助我在东北建立政权。此通告含有两种作用：一以表示遵守中苏条约之精神，一则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其外交手段之敏捷，令人钦佩。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2月5日。）张再一次产生了不祥之感。
苏军既然将东北行营请了回来，当然要有所表示，允许东北行营所属官员开始对各省市进行行政接收。12月下旬起，东北行营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市，赵君迈于12月22日就任长春市长。但是，行政接收之际，苏军并不交防撤退，因此杜聿明部仍然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而问题便在于，没有军事接收做保障，行政接收实际上是无效的，所谓行政接收，其实就是挂出了几块行政机构的招牌。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再度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延期至1946年2月1日撤离东北。
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后，与苏军的主要交涉就是经济合作问题，由于双方条件相距甚远，几经折冲，毫无进展。12月20日，张嘉璈、蒋经国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此时蒋与王世杰正在南京迎候马歇尔，对此问题，王世杰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表示：“予仍力主对苏之经济合作，必须在东北接收完成后，始能有所协定。”（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2日。）此后，这个问题长期僵持，国民党的军事接收行动因之长期不能展开。
1946年2月1日，是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当日，马林诺夫斯基约张嘉璈谈话，就苏方坚持经济合作的意图做了彻底说明：“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1日。）这就是说，苏方是要通过经济合作这一形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保障其远东的国家安全。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时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4日。）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此次张返渝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当国、苏僵局形成之际，另一个僵局，国、共僵局也在形成。
国共两党在战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但东北问题不在此列。如前所述，由于有中苏条约，东北问题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而国共谈判一般说只涉及内政问题。由于这个特殊性，在一个长时间内，东北问题的谈判，国共双方均未提出。一件偶然的事将谈判提了出来。
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的前一天，张向马林诺夫斯基话别，此时苏方已迅速做出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姿态，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谈话中也做出许多善意的表示，见谈话投机，张嘉璈乘机提出希望中共让出北宁路的要求，对此，马林诺夫斯基的答复含糊不清，但张获得的印象是：苏军“似亦不致帮助八路军久占铁路线”（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3日。）。
如同中共视国民党为美国走卒一样，国民党也视中共为苏联附庸，在从苏方获得这些并不可靠的印象后，张嘉璈把问题演绎为中共必然以苏军的意志为转移，从而让出北宁路。返渝后，未经上报蒋介石，张于11月30日私下约见董必武，“告以马元帅认为榆沈铁路打通，有其必要。苏军正待中央军到后，可自锦州向北撤退，请其劝八路军在沈阳锦州间，退出铁路线以外。”张嘉璈的设想是：“余觉苏方既已默许我方打通沈榆铁路，八路军闻之，自必变更态度，不致阻碍吾军前进，庶几中央军可早日开到”（注：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30日。榆指榆关，山海关旧称，沈榆铁路指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段。）。
此时也是苏军对中共甚至表示不惜以武力驱散之际，中共对于国、苏之间的合作究竟可到何种程度，一时间也难以把握，张嘉璈的出现使中共摸到了苏军的底，即苏军不会无保留地按中苏条约与国民党合作，事情很明白：如果国、苏全力合作，张便不会找董，张找董恰恰说明东北问题不能撇开中共。
张嘉璈此举后来最为引起争议的是，他于无意之中，将国共之间讳莫如深的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由于张具有东北行营二号人物的身份，中共遂将这次本来是私下性质的约见，演绎为政府方面有意谈判，故迅速做出反应。12月1日，周恩来由延安致电董必武，判断：“苏方在东北的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故张公权找董老商谈是必然结果。”判断张“必然”找董，也就是判断国民党“必然”与中共谈判，周恩来指示：“我方宜就此种时机，再开谈判之门……望复张公权并告王、邵，长春沈阳驻兵二万，以一万经北宁路开入沈阳，可以商量”，“代表五人及随员准备六、七号赴渝，望告邵于五号派大飞机来。”（注：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33页。王、邵即王世杰、邵力子。该电为周恩来起草，见《周恩来年谱》。）可见中共对于这个“时机”是相当重视的。12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7页。）。
然而张嘉璈此举并非政府行为，张自己也未料到中共会如此重视，因此，当中共急切地等候飞机赴渝谈判之际，张却离渝而去，12月2日张飞赴北平，4日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此事的由来中共方面始终未弄清楚，以至周恩来后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多次提及（注：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嘉璈曾来访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表示政府要商谈长春路的接收问题。董当即表示愿见政府接收沈阳，并愿商谈此事，不幸，次日张即离渝去东北”（《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59页）。）。
张嘉璈重返长春后，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告以在渝曾与董必武接洽一事。6日，董必武致电张，表示：“中央派遣沈阳队伍，拟经北宁路开去，已得延安复电，可以商量。”张随即复电董，请董“再电延安，即日通告锦州奉天线队伍移撤日期，以便电告中央”。至此，张嘉璈以为大功告成，这才于当日致电蒋，报告事情经过，表示：“职向不愿于政治有所论列，只以体念钧座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尚祈鉴宥。”（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一），567页。）
东北问题是一个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当国、苏之间不能做双边解决之际，就为中共介入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回蒋介石没有按一般的游戏规则就此与中共谈判，12月8日，蒋复电张，断然制止道：“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注：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86页。）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谈判，后来的政协会议也未涉及东北问题。
张嘉璈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从无办理国共交涉的经验，他偶然的一次“不惮出位”，在国共之间惹出了一连串是非，然而因他此次孟浪之举，把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从而使国共本来都不甚明朗的立场态度，骤然间明朗起来。
自联合政府提出以来，中共具有了相当的地位，迫使国民党在一系列较之东北问题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举行了谈判，甚至可以在政协会议上就政府改组、军队整编等等问题达成协议，只有东北问题是个例外，在苏军开始撤退之前，这是惟一被蒋介石断然拒绝谈判的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惟独在东北问题上坚拒谈判呢？问题仍然出自东北那个特殊的三角关系。中苏条约是国、苏之间的一项双边外交协议，外交问题使国民党具有了接收东北的惟一合法地位，而国共谈判一旦举行，等于承认东北问题也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据此，中共也可以取得一席合法地位，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中共一旦取得合法地位，苏军便可以从中苏条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合法地向国共两军交防。因此，为制止这个连锁反应，蒋介石必然要堵住问题的源头，蒋所以制止张嘉璈的活动，坚拒与中共谈判，就是要制止外交问题转移为内政问题。坚持外交问题，也就是坚持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从而将苏军套牢于中苏条约，以期从苏军的交防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综上所述，东北问题因国民党拒绝经济合作，从而与苏军构成了第一个僵局；又因拒绝谈判，从而与中共构成了第二个僵局。然而更为棘手的是，两个僵局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判断，国民党为两个僵局的解决设定了一个先后程序，首先解决外交问题，在从苏军那里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共谈判，解决内政问题。
1946年3月5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亦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刘判断蒋的意图是：“想在外交上利用苏联将东北更多城市移交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注：《刘少奇年谱》下卷，24页。）上述判断是准确的。
马歇尔使华后其调处活动颇见成效，但由于东北为苏军的势力范围，马歇尔不便插手东北，为此，中共一度设想由“苏联出来作东北之马歇尔”，但被苏方拒绝，因为苏联作为中苏条约的缔约方，是很难调处的。
这样，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东北问题不仅形成了两个互为牵制的僵局，而且处于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局面必然失控。
东北问题的演变
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全面达成协议，这样，东北问题成为国共之间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东北问题解决，全国问题便基本解决。解决东北问题，必须推动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拒谈，中共只能以武力迫使其接受谈判，中共的东北方针也因此再度变更为集中作战。
1946年1月27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在有理的条件下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要求前线部队“立下最后一次战功”（注：《刘少奇年谱》下卷，14页。）。历史新阶段即和平民主新阶段，估计这个阶段即将到来，故称此役为“最后一战”，要求“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也就是说，一切是以“最后一次”来打算的。
当时，中共的东北兵力并不占优势，中共中央为何敢于要求前线倾全力一战呢？2月5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说明道：“如果国民党向你们进攻，马歇尔将会立即要求双方停战……停战执行人将立即到达东北召集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因此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然被强迫停战。”为此，刘少奇强调：“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注：《刘少奇年谱》下卷，18页。）
显然，由于对马歇尔“强迫”停战的能量估计过高，故而认为无须顾虑；又由于认为是最后一战，故而可以不顾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这些无疑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
在做出军事部署的同时，中共也做出了相应的政治部署。2月13日，中共正式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4项主张，表示：“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1页。中共的4项主张是：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国民党开入东北的部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政协协议解决东北问题，也就是把东北问题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提了出来，以求将东北问题从外交问题的缠绕中剥离出来。这是中共就东北问题首次提出的谈判条件。
当中共力求从解决东北问题入手，从而解决全国问题之际，整个政局发生了严重的反复。政协会议之后，中国政治没有按中共预期的那样步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国民党以政协宪草原则违背国父遗教为名，向政协协议发动了政治反扑。与此同时，以东北问题为主因，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最后，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苏反共反政协的右翼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
也就在中国政局严重恶化之际，基于多种考虑，苏军于3月12日从沈阳撤离，开始了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撤军行动。
苏军的撤退，逐步改变着东北问题的性质，那层外交性质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外交与内政两种性质并存的局面，开始向单一的内政性质过渡，三角格局开始向两方对垒过渡，因中苏条约而造成的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合法”与“非法”地位，同样不复存在。
苏军撤退区为东北最重要的地区，能否进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贯穿其间的长春铁路（又称中东路），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共各自的地位。苏军于3月12日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这样，国共的下一个目标便集中于长春。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能否于苏军撤退时夺取长春，关键在于控制四平。3月18日，中共西满军区黄克诚部于苏军撤退后迅速进占四平，自此，东北问题形成了国共以争夺长春为中心的局面，而争夺长春的关键则在于争夺四平。
苏军开始撤退后，中共中央综合多方因素，对蒋的底线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蒋方“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注：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91页；并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26页，该电为刘少奇起草，发电时间为1946年3月13日。）。既然蒋没有大打久打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共在东北可以放手一搏，以求得有利的停战条件。3月19日，周恩来从美蒋关系的角度，就中共应取方针向延安提出自己的意见，周认为：“美国需要中国安定才能借大款，这是美蒋之矛盾所在，而最后蒋也非随着美国意旨走不可。”“估计目前蒋在马歇尔回美借款期间，必不敢表示破裂，而且怕将危机传之国外，故我实行反攻颇为有利”（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55、156页。）。判断蒋非随美国意旨走，也就是判断马歇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看法与前述刘少奇的看法是一致的。
3月24日，毛泽东就整个东北战略方针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为此，毛要求：“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63页。黄李指黄克诚、李富春。）。3月25日，刘少奇指示林彪、彭真等：“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注：《刘少奇年谱》下卷，31页。）
根据延安的指示，3月29日，东北局下达指示：我军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于苏方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请林彪、李富春、黄克诚注意。辽东（南满）军区部队为配合沈阳以北及长、哈、齐之争夺战，除集中主力坚决歼敌一部外，应分出适当兵力牵制大量敌人于南满（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55、156页注。）。也就是以四平为主要作战地区，南满为辅助作战地区，以为犄角之势。
3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张嘉璈，警告对方：“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将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惟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张的答复是：“必须由中央先接收各地政权，再谈政治协商。”（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30日。周恩来30日约见张一事，《周恩来年谱》未予记载。）有过一次“不惮出位”的经验后，张这一回出言颇为谨慎。
4月2日，周恩来报告延安：“据张公权谈，蒋不如在苏军撤兵前取经济合作与国内政治解决，其目的在接收长春全路及九省”，“蒋军于十五日接收长春后，中苏即谈经济合作，以换全路及省城。”（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89页。）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方针仍然是首先打开对苏僵局，为此，准备以经济合作作为对苏军的政治诱饵。
3月27日，国共曾达成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但因为谁有权接收东北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单纯的调处冲突事实上无法执行。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注：《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针对这个讲话，周恩来于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09页。）。
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猛烈抨击蒋在参政会的讲话，并于4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对此，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驳蒋介石》一文“甚至诋蒋先生为不抗日，中共态度之如此变化，似系暗受苏联之指使”（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7日。《新华日报》4月8日刊载“驳蒋介石”一文，但王世杰日记4月7日已记载此事，不知何故。）。4月9日，《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该文“编排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时局逐渐紧张起来。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说：“中苏条约中唯一的规定是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接收苏联撤退的城市，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因此不能除外，绝对有权参加接收工作。”（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45页。）把中共自己也包括到中苏条约之内，这是中共头一次对中苏条约做这样的解释。然而怎样解释并不重要，此时苏军即将撤离长春，周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中共即将发起的对长春的进占，做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东北问题正在彻底演变为内政问题。
四平、长春与中国政治
四平战役是根据事态的逐步发展，尤其是根据政治要求的逐步强化，而渐次演化为决战的。大体上讲，3月中旬至4月中旬为初战阶段，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战役意图是控制四平以取得对长春的控制权；4月中旬至5月22日为决战阶段，在中共进占长春的背景下，战役性质演化为决定两党地位的决战。
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因患肾结核，于2月中旬赴北平治疗。4月上旬，在熊式辉指挥下，国民党军对四平和本溪发起南北两线进攻，结果，南线的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在本溪被击溃，北线的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在昌图被击溃，南北两线均遭重挫。4月16日，熊式辉致电蒋，对中共战斗力做如下评估：“共军前在昌图附近与我新一军对抗时，火力与我相较，并无逊色，又在本溪湖附近与我二十师（按：应为二十五师）对抗时，夜间照明弹甚多，是其装备已较前为优。”（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二），345页。）
上述两仗的胜利对中共是很大的鼓舞，4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真等：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67页注③。）。同日，刘少奇致电在军调部工作的饶潄石等：我军在本溪、四平已获大胜……顽方兵力不够，困难增加，决无力在最近打到长、哈……如美国不助蒋介石在东北大打，蒋的态度可能软下来（注：《刘少奇年谱》下卷，35页。）。
以上即四平战役初战阶段主要两仗。
夺取四平，意味着长春已成为中共的囊中之物，从3月18日夺取四平到4月18日夺取长春，在整整一个月内，中共几位决策者就是否夺取长春反复磋商，林彪在东北掌握军事，周恩来在重庆掌握谈判，毛泽东在延安掌握全局，三人、三地、从三个角度提出对问题的看法，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决策方式。
进占长春将使中共取得有力的谈判地位，同时也将构成严重的军事态势，两者能否统一？此即全部考虑的核心。具体而论，4月中旬将发生两件事：第一，苏军将于4月14日撤离长春，长春问题已无拖延余地；第二，马歇尔将于4月18日返华，国共将在其主持下进行新一轮谈判；这两件事即中共决策的基点。
4月11日，林彪致电延安并东北局，就和战大局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作战方针提出自己的意见，林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向四平前进，求得我四平作战兵力之集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64页注②。）。
林电的要点是，认为固守四平的可能性不大，故主张不打长春，只要不打长春，四平作战便是主动的，可守可撤。林电所涉及的那些军事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问题是林电是从怎样有利于作战提出问题的，而不是从怎样有利于谈判提出问题的，因此未被完全接受。
4月1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并林彪，一方面表示：“同意林真子电，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另一方面又表示：“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63页。）显然，毛的考虑有两点，从军事原则上讲，同意不固守城市，而从“以利谈判”考虑，并未完全放弃进占长春的打算，问题在于，一旦拿下长春，便必然导致守城，因此毛的两点考虑并未真正统一起来。
4月11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就长春问题提出意见，周说：陈诚“忽改口赞成先停战维持现状，然后谈整军及政治。我估计部队可能由于四平街打不过去，十五日前不能到长春，始赞成先停战以保长、哈现态势”。“但为防止中间派主张维持现状，停止冲突，请中央速令东北在两三日内抢先开兵入长”。周说：蒋“如受些打击被阻四平街，或进入长春已受打击，还可能与我谈判。”“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40、241页。）
周电中的15日，指苏军于14日撤离后，国民党军因受阻于四平，不可能于15日抢先进入长春，故陈诚提出维持现状，即国共都不入长。如前所述，东北行营于1945年12月重返长春后，对长春、哈尔滨等地已做行政接收，国民党在名义上已据有长春等地，因此维持现状对中共不利。周电提议抢先入长的另一原因是，民盟于4月10日提出一个调停方案，要求中共退出长春路，“使中央军可以顺利到长春”，“在中央军接收长春以后，双方再进行政治谈判。”（注：民盟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55页。）该方案中共肯定不能接受，但如民盟也提出维持现状，中共便难以正面拒绝，故周建议抢先入长。周是从怎样有利于谈判提出问题的，并把东北问题与关内一揽子谈判联系起来。周认为蒋不遭打击不会同意谈判，此言甚是，但东北的军力能否支撑起如此分量的谈判需求，似乎不是周考虑的主要问题。
显然，林、周的意见各有其据，那么能否既占长春，增强谈判地位，又不至于因守城而陷入军事被动？此即毛泽东主要考虑的问题。4月12日，也就是毛复电林彪同意“不以固守城市为主”的当日，延安又指示东北局：按周电办（注：《周恩来年谱》，657页。），明确下达进占长春的指令。显然，中共找到了问题的平衡点，此即马歇尔的归来。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美为蒋介石游说贷款，预定4月中旬返华，他的归来与长春问题有何关系呢？4月1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马歇尔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要求“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65页。）。4月16日，毛进一步明确指示东北局并林彪：“马歇尔到华后，可能迅速停战，马、周、陈诚之三人会议可能在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间到沈阳。长、哈问题必须争取于停战前解决。”（注：《毛泽东年谱》下卷，68-69页。）
毛的意思是，判断马歇尔返华后可能迅速停战，故要求林彪于其返华前进占长春，这样，随着马歇尔返华后停战令的下达，中共既据有长春，又避免因守城而陷入军事被动。毛对马歇尔的这一估计，与前述刘少奇、周恩来的估计是一致的。这个估计也有其据，1月10日的停战令正是马歇尔来华后迅速下达的。
当中共为长春问题反复磋商之际，蒋介石的目光同样聚集于长春。4月3日，苏方将撤离长春、哈尔滨等地的具体时间，正式通知留守长春担任联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自此，蒋加快了行动，不过其选择余地小得多，蒋打出的牌，是导致国、苏关系陷入僵局的经济合作问题。
4月4日中午，蒋召集王世杰、张群、张嘉璈等磋商东北问题，“蒋主席意，因据董副参谋长电，苏方已规定撤退日期，马元帅于六日离长，似应即向苏方表示愿意商谈经济合作问题。”也就是以经济合作换取苏方长春的交防。董彦平4月3日来电称，苏军表示撤离后苏联民航飞机仍留长春使用，民航问题是经济合作讨论事项之一，据此，张嘉璈判断：“就民航一节，可知苏方仍希望经济合作达成协议，亦可推测苏方仍准备吾方控制哈尔滨以南区域。”（注：张嘉璈日记，1646年4月4日。）
在蒋的要求下，对经济合作向持强硬立场的王世杰只得遵令而行，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与蒋先生及张公权商议后，约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来外交部面谈。予告以中苏（实即东北若干敌产问题）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我政府准备与该使商谈，俟主管部准备就绪即开始。但予同时声明，非俟至苏军全撤与东北各省市行政经我接收以后，不能成立正式的最后协议。”王对此事并不积极，“予原意拟于苏军全撤后始与讨论东北敌产问题，惟公权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先生亦然，遂有今日之决定。”（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日。）
在打出经济合作牌的同时，蒋也把目光投向了马歇尔。4月8日，马歇尔电告蒋将于4月中旬返华，当日，蒋复电道：“务望阁下能于十五日前后回华，使我政府接收东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三），110页。）蒋要求马歇尔15日前后返华，也就是指望马歇尔在苏军14日撤离长春时，阻止中共进占长春。
4月8日，张嘉璈拟就中苏经济合作对案，尔后，“往王外长处，交其研究。渠仍坚持候苏方覆到，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再行开谈。”（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8日。）王仍态度消极。4月9日，蒋再度召集吴鼎昌、王世杰、张群、蒋梦麟、张嘉璈会商此事，“蒋主席主张早日与苏方开谈，俾中长沿线早日接防。”当日，蒋令外交、经济两部各派一名次长，在张嘉璈协助下与苏方开始谈判（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9日。）。
在蒋的严督下，王世杰行动起来，王氏日记4月13日载：“今日午前，蒋先生坚嘱务将所拟中苏经济合作对案，答复苏联大使。盖东北军事紧急，蒋先生欲藉以稍减苏方之阻挠与操纵也。”（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13日。）当日为星期六，王世杰特意通知苏方下星期一即15日开始谈判，但一切为时已晚。
4月14日，苏军最后撤离长春，当日，张嘉璈日记载：“晨十一时，蒋主席来寓闲谈。渠意：‘东北问题，对于共方不能再让，共方必须让出铁路线两旁各三十公里，再行停战。否则政府将为傀儡之傀儡。’”张嘉璈看到：“在言语间，可观其忧心如捣。”关于东北问题的处理，张对蒋的评价是：“其对于东北问题之见解，较之政府任何主管当局为深切。奈外交方面，只知刻板文章，不善运用，致酿成今日共方占上风之局面。”（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4日。）张所指即经济合作问题。
4月18日，中共进占长春，长春市长赵君迈等被俘。2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庆长春），表示：“只有当东北人民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才会有自己的地位，才会迫得反动派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放弃其不承认主义。”（注：《新华日报》1946年4月20日。）也就是以既成事实迫使蒋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尔后，随着苏军继续撤离，中共于4月23、28日相继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至此，蒋介石试图依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的计划完全失败。
四平决战与重庆调停
长春易手，改变了一切，四平之役由此而进入决战阶段。4月1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真、林彪，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要求彭、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71、172页。）。当日，东北局复电延安，表示：“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注：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19日。）。
与长春的军事行动相配合，中共在政治谈判上也做出了“决战”部署。4月14日，刘少奇致电周恩来，要求：向即将来华的马歇尔表示中共再不能让步的立场，对东北问题应“强调停战、停运，承认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及地方民选政府，并改组中央接收机构”（注：《刘少奇年谱》下卷，35页。）。16日，周恩来致电延安，表示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决提高价求全盘解决”，“全盘解决，中心在人权、宪草、东北、停战、整军五个问题”（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48页。）。20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谈判中，“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毛提出了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7个问题，要求“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注：《毛泽东年谱》下卷，71页。）。
要求“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此即四平之役的政治内容，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正是由这种政治要求决定的。
与中共高昂的状态相反，国民党内则是一片沮丧。4月18日，王世杰在与张嘉璈的谈话中表示，不愿与苏方商谈东北问题，“宁愿与中共商谈”。张的反应是：“余闻之深为诧异。今日而与中共谈东北问题，何不早日与谈。中共知苏联已拒我而助彼，焉肯让步。”（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8日。）4月19日，张嘉璈焦急地守候长春消息，其日记载：“竟日长春无电来，必已沦陷无疑。询之军令部刘为章次长，答云：‘吾军尚未越过四平街，恐在此尚有一场恶战。’”21日，张又向刚由沈阳归来的秦德纯打听情况，“据其观察，国军不易越四平”（注：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9、21日。）。
4月20日，王世杰、陈立夫、邵力子、孙科、张厉生、张群、雷震等，在吴铁城处商讨今后政策。在中共进占长春的背景下，王世杰一方面感到“政府与中共间之妥协几不可能”，另一方面仍“力主现时必须继续以忍耐之态度，与中共妥协”，王并同邵力子“力责陈立夫过去数月鼓励党中同志倡异论”（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0日。）。这次高层聚会显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
时至今日，一直被王世杰视为一张牌而捏在手中的经济合作问题结果如何呢？王在日记中黯然写道：“苏联方面近日未来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苏方政策似已决定放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而以支援中共为基干。”（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2日。）总之，这张牌过期作废了。
在中共进占长春的同一天，马歇尔回到重庆，这样，从4月18日起，中国政局形成两个中心：四平的战局中心和重庆的谈判中心，这是互为条件、互为作用的两个中心。
马歇尔返渝后立即着手调停，此时国、共、美三人会议已经停顿，国共已不做直接谈判，双方均通过马歇尔进行谈判。此次调停，三方面均提出内容广泛的谈判议题，然而问题是谈判必须在停战的前提下进行，因此看似复杂的调停活动，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此即停战的先决条件，具体讲，就是长春的归属。
蒋介石的要求是，中共退出并由国民党军接收长春，然后停战再谈其他；周恩来的要求是无条件停战，当然，“无条件”本身就是条件，也就是不让长春；马歇尔作为调停人，只能是要求立即发布停战令，然后解决其他问题。而问题便在于，立即发布停战令，事实上还是无条件停战，因此不能为蒋所接受。鉴于停战的障碍来自国民党，马歇尔对其施加了压力。
4月23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替陈诚，出任三人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并于当日拜会马歇尔，徐记载，交谈中“马歇尔历述谈判以来，我方每不遵守协商条件，予共方以口实，因之以小失大，即我方小失信，而共据以行大的报复，尤其我方常认不利为有利，结果招致今日东北之不利形势。”（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3日。）同一天马歇尔又在与王世杰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国民党“希冀以武力解决东北共军为错误”（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3日。）。当日，马歇尔还会晤了蒋，蒋氏日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三），116页。）。
由于马歇尔主张立即发布停战令，并对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根据中共对美蒋关系的通常看法，周恩来估计问题已接近解决。4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渝周四月二十四日电称：目前政治形势，随马歇尔之来，尤其是长春胜利，可能逼近于解决”（注：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4月25日。）。
如前所述，中共对于马歇尔迅速制止战争的估计是很高的，4月18日马歇尔返渝当日，刘少奇即指示重庆中共代表团：哈尔滨苏军于24日才能撤退完毕，我军可于其撤退当日或次日进占，“马歇尔来后东北可能迅速停战，望推迟时间至少到二十五日以后签字停战，才于我有利。”（注：《刘少奇年谱》下卷，37页。）担心过早停战不能进占哈尔滨，足见对马歇尔能量估计之高。根据这个估计，中共在四平战局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迭令坚持。
4月18日，李富春、黄克诚致电延安，电称：“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20日，毛复电李、黄：“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注：《毛泽东年谱》下卷，72页。）周恩来估计调停“可能逼近于解决”后，毛于26日电令南满军区程世才、萧华，要求“死守本溪”，“停战时机已不在远”。同日，毛又电令林彪、彭真：“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争取时间。”（注：《毛泽东年谱》下卷，73页。）
然而这一回中共低估了蒋介石，蒋并未“非随着美国意旨走”。4月24日王世杰见蒋，转告马歇尔不能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意见，“并谓目前东北问题仍当向和平方面努力，蒋先生亦以为然。但对中共要求东北方面无条件停战之议，认为不能接受。”（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4日。）拒绝中共无条件停战方案，等于拒绝了马歇尔立即发布停战令的方案。
与马歇尔同样居于调停地位的是民盟。民盟最初的方案是：中共退出长春，国民党军也不进长春，由无党派人士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梁潄溟说：“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梁又说：“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同情。”（注：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潄溟全集》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09、910、912页。）张澜为民盟主席，梁为秘书长，张、梁的意见基本代表了民盟的意见。
此次代表民盟出面斡旋的主要是张君劢和罗隆基，张、罗后来又提出一个5点方案，张嘉璈日记4月28日载：“今日马歇尔将军复约君劢家兄及罗隆基谈话。彼二人建议设一三人委员会，前往东北实地考察，并提出下列数点：1.从速停止冲突，2.国共两军撤离至距离若干公里，3.恢复交通，4.恢复各市之中央政权，5.改组东北政治机构。马听后，深以为然。”该方案不涉及长春归属而主张从速停战，这与中共及马歇尔的方案事实上是一致的，故亦不能被蒋接受。
在调停不得结果的情况下，马歇尔采取了一项出乎预料的行动，即退出调停。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提出口头声明：“现在提出这个声明，即表示我实际上已经不经手调解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我再进行调解，能有什么更多的成就”。马歇尔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我认为，我退出调解地位，可以对双方施加压力，使它们在各自的立场上作出让步。”（注：《马歇尔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1年，121、123页。）
4月30日，周恩来就近日重庆谈判情况报告延安：蒋于4月28日回重庆，“马当日自十七时与蒋谈至夜半，不得结果。如我所料，蒋非接收长春不能停战不谈其他。蒋自认为除长春外其他各点可留待停战后谈，惟长春中共不让出即武力接收”。“蒋仍在说中苏条约是他负责签的，不能不让政府派兵接收。”周报告了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决定，周说：“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最后，周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281、282页。）
此时正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际，4月30日，马歇尔离渝赴宁，徐永昌为其送行，“在机场中谈约半小时，渠谓长春问题如不能解决，即将退避不问云云。”也就是将退出调停的决定通知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随后立即去见蒋，“蒋先生仍述共党如不退出长春交国军接防，则一切问题皆可不谈。”（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30日。）
马歇尔的调停所以不得结果，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四平的战局尚不明朗，从而决定了谈判态势也不明朗，反过来，谈判愈是不明朗，便愈是要求战局明朗起来，这样，延安对四平的督导，逐渐完全被谈判走势所左右，四平守军的行动，完全根据谈判进程而决定。
5月1日，毛泽东电令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95页。）这种将前线作战直接从属于谈判的要求，事实上必然导致置前线于不顾。
就军力而论，中共本来并不具有与对方精锐之师决战的实力，中共所以敢于坚持决战之策，很大程度上是判断马歇尔能够迅速制止战争，而当马歇尔未能做到这一点时，四平守军必然陷入苦战，终于，出现了林彪所担心的、既不能守城又不能歼敌的被迫作战局面。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中共于4月18日进占长春后，21日，蒋介石召集军令部开作战会议。军令部次长刘斐的方案是：“拟一举攻占四平街，如攻占顺利，并追占长春，然后转移有力一部南下，消灭张学诗〔思〕部”。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先北后南。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反对继续北进，认为：“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再进”。徐的意见是：“政府即可在现阶段停止接收，择有利逐渐剿共。”最后，蒋介石综合双方意见，于当日给熊式辉、杜聿明下达手令：“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克把握，则全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蒋未提及长春，但作战重心显然放在北线四平方向。
杜聿明于4月中旬回到东北，杜研究了东北战局长期胶着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未能集中兵力击溃中共主力，因此杜并未按蒋对四平“全力图之”的手令执行，而是采取先南后北，首先攻击南线本溪，尔后抽兵北上会攻四平。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做出自己的战略判断。4月2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判断：“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180页。）。当日，彭真致电南满军区程世才、萧华，指示：“你们是林总直接指挥的，而四平以南之战则是决定全局的，有决定的战略意义的……务望兼程赶到清原，搭车北进。”（注：彭真致程世才、萧华电，1946年4月21日。）按照上级要求，程世才率南满三纵北上增援四平，本溪守军受到削弱。
中共的判断从战略上讲是正确的，然而从战术上讲，则与杜聿明先南后北的方针正好相反，本溪守军必然陷入不利的处境。
4月29日，杜聿明调集新六军和五十二军会攻本溪，5月1日，萧华致电延安表示决心保卫本溪，5月3日，毛泽东复电表示：“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200页。）然而就在毛复电的当日，本溪陷落。毛在本溪获胜之际曾预言：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反过来，本溪的陷落必然引起不利的变化，本溪失守，成为四平之役的转折点。
不知是巧合还是一种相关反应，本溪易手之后数日，苏联大使馆武官向蒋经国转达了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的意向。对此，王世杰的看法是：“予一再考虑后觉史氏目前正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之武力为对我挟持之工具，蒋先生此时前往，如接受苏联之要挟，则必须承认中共之东北地位……如不接受其要挟，局势或将更僵。因主张暂不拒绝亦暂不应允即往……蒋先生以为然。”（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5月9日。）蒋介石对此事的看法与王世杰有所不同，蒋在5月11日的反省录中写道：“史达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注：《蒋总统秘录》14册，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年，58页。）总之，王、蒋对苏都采取了极力回避的态度。
本溪易手之后，马歇尔开始策划第二次出面调停。5月10日，马歇尔向蒋递交一份备忘录，他避开直接讨论停战条件，主要陈述国民党应做怎样的战略选择。马歇尔认为，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部署应建立在两点考虑上，第一，中共的行动和苏联的反应；第二，后勤接济；结论是：“以上两项考虑，似已指出国军力量之集中应在东北之南部”。据此，马歇尔建议：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执行部（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三），120-124页。）。
如前所述，长春的归属是停战的关键，马歇尔的意思是，从战略上指出国民党军应集中控制南满，从而说服蒋不必北上拿下长春，以军调部执行部进驻长春的方式解决长春问题，由此实现东北停战。这个备忘录实际上是马歇尔为其第二次出面调停所做的一个铺垫。
5月11日，马歇尔开始第二次调停，提出一个4点方案，主要是中共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政府军在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内占领长春（注：《马歇尔使华》，125页。）。显然，在本溪易手的背景下，马歇尔的调处天平开始倾斜。
5月12日，蒋答复马歇尔大致同意其方案，13日，马歇尔就该方案与周恩来重开会谈。中共的要求本来是无条件停战，面对这个有条件的停战方案，周恩来表示要报告延安。当日周致电延安，判断：“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周认为：“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328页。）利用马歇尔的可能性变窄，无条件停战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然而此时的问题是，谈判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本溪得手后，杜聿明迅速抽调廖耀湘的新六军北上加入四平作战序列，5月13日，杜聿明完成了对四平的攻击部署。由于四平战局长期胶着，最后时刻，重庆统帅部已经呈现动摇迹象，5月13日，在蒋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原力主攻占四平的刘斐转而主张“东北不可再攻”。但杜聿明不为所动，14日，在蒋召集的又一会议上，“杜聿明派来参谋称：一月来攻四平街无进展，近调新六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加入我右翼，希望一举攻下四平街，结束对北之攻势”（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13、14日。新六军为3个师，加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共为4个师，徐永昌所记不甚准确。）。当日，杜聿明下达了对四平的总攻击令。
此时，四平守军的情况已十分严峻，5月12日，黄克诚直接致电延安，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注：《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347页。）黄克诚毫无遮掩地把问题提了出来。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当日，毛指示周恩来：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注：《毛泽东年谱》下卷，81页。）。自此，中共由无条件改为有条件停战。5月17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就军调部进驻长春问题会谈，此即长春双方暂不驻军方案，然而此时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六军加入四平作战序列后，廖耀湘研究了七十一军和新一军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该两军正面攻击过于狭小，中共在一个狭小的正面做有力抵抗，便能阻止其前进。有鉴于此，廖将所属4个师编为2个纵队，实施宽正面的攻击前进。5月14日发起攻击后，廖部于18日迅速推进到四平以东的塔子山地区，形成封闭四平守军退路的态势，当晚林彪下令撤守，19日，新一军进占四平。
四平易手，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长春，东北问题进入最后时刻。
5月21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就中共撤出长春后，长春的行政安排进行会谈，周要求实行三三制，中立人士任市长。当晚，周致电延安，认为：“如我决心停战，让出长春，则必须在坚守公主岭并决心给蒋军以有力打击条件下，方能争取较有利条件，否则，蒋军连续突破公主岭直达长春，便无此条件可言。”周还认为：“在今天东北问题上无条件停战只是宣传口号，而无解决问题可能，故对中间分子乃至民主派，已不易完全接受”（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352页。）。
5月21日，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潄溟5人，联名分别致电蒋与毛，表示东北如再不停战，“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今日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民盟提出3点意见：“（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注：黄炎培日记，1946年5月2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5辑，中华书局，1979年，101页。）。与最初方案基本相同。
5月22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23日，毛直接复电张君励等5人，对其主张“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注：《毛泽东年谱》下卷，85页。）但此时战局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
蒋介石本来并无攻占长春的信心，他对马歇尔说的那些话不过是谈判上的一种要价，由于顾虑杜聿明攻占四平后继续北上时再度遭遇中共阻击，蒋曾于5月17日派白崇禧前往节制杜聿明。在对战局重新评估后，蒋于5月20日下决心攻占长春。当日，“主席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协商已告无效，如果中共不退出长春，彼此无谈判可言。”（注：唐纵日记，1946年5月2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619页。）当日，蒋致电三人会议和北平军调部，实际上是通知周恩来和马歇尔，称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本已为政府接收，中共“只要将其共产军队自动退出长春等我政府前所业已接收之各地……则我军极愿竭诚接受其调处”（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七编（三），126页。）。在长春即将得手之际，蒋提出了新的要价，要求接收哈尔滨等地。
中共让出长春能否成为一个谈判条件，关键取决能否据有长春，为此，毛泽东于5月19日电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过，毛在另一电令中授权道：“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3卷，226、225页注③。）将前线决定权交给了林彪。5月20日，林彪就此事提出意见，林说：“我们估计敌人攻长春时，则可能放弃四平的方法而改为一般的攻城方法，即先围城尔后攻城。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一点，则可能既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较好”（注：林彪致中央、东北局的报告，1946年5月20日。）。最后，中共决定撤出长春。
中共的撤退行动基本上被国民党掌握，徐永昌记载：“据东北空军王司令叔铭报称：（一）公主岭一带共军两万余分两路退却……（二）长春有颇多物资车辆向永吉退去”（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1日。）。5月22日，蒋在官邱召集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刘斐、俞大维等研究东北战况，据徐记载：“饭后白健生到，渠午后归自东北，述攻克四平街时，林彪之作战科长王瘦芳来降”，王瘦芳的供词有：“因畏美关系，队伍中无苏联人”，“如追的快长春可下”，并称仅黄克诚、林彪所部战斗力较强，“今日作战全凭黄、林关内来之十一、二万而已。”（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2日。国民党长期怀疑苏联红军直接帮助中共作战，白崇禧回忆，攻占四平后，蒋介石对是否进攻长春一度犹豫，蒋对白说：“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样？”（《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339页）王瘦芳证实中共队伍中“无苏联人”，这对国民党决心进攻长春无疑是个重要情报。王瘦芳于5月25日在《中央日报》发表“投诚自述书”。）显然，王瘦芳的叛降及其供词，对杜聿明快速向长春推进起到一定作用。
5月23日，廖耀湘部进占长春，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最坏”的情况。长春的再度易手，再一次改变了一切。
结束语
四平决战是国共战争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例，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而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这种特殊的战役性质构成，是由中国政治特殊的内容构成决定的。
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治中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问题，独立性指它处于苏军的控制下，特殊性指它具有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质，这种独立性和特殊性，造成东北问题未能同步地被纳入战后中国政治的一般进程，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又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军撤离后，东北问题必然失控。
政协会议是战后中国政治中又一特殊事物，孙科曾将政协会议称做“和平革命”，国共两党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较量，却在谈判桌上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以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
东北问题的失控，决定国共两军必然发生局部性的军事对抗，国民党掀起的政治反复，决定国共两党必然发生全局性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的意图注入到军事对抗之中，从而使本来只是一次常规意义上的四平攻防战，反常规地演变为局部性两军决战，由此而决定了四平之役特殊的战役性质。
四平决战的后果，与其战役性质基本相等，也就是在军事上反映为局部性后果，而在政治上则反映为全局性后果，至于这两个后果的具体体现，要另做专论才能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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