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课程”的性别社会学探讨——由日本和韩国经验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日本论文,社会学论文,性别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女性课程”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时尚亮点。2004年10月，由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女性课程体系创新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这对“女性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进一步普及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女性课程”浪潮的孕育期，我们有必要沉静下来对“女性课程”的内涵以及它的合理性范围作一理性的思考。笔者以为，“女性课程”从内容上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女学生为对象的课程”（以下简称为“女生课程”），其二“以女性问题为内容的课程”（以下简称为“女性学课程”），其三“以女学生为对象的女性学课程”（以下简称为“女生女性学课程”），无论就哪类课程而言，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过分强调“女性课程”似乎都是有欠妥当的。本文取性别社会学的视角，并借鉴日韩等国的经验，从“女生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女性学课程”体系化的方向以及女子院校的存在价值等三个方面对“女性课程”的合理性范围作一探讨。
一、“女生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下面拟以日本的事例来说明“女生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日本男女同学的学校、尤其是国立和公立的大学，是没有专为女学生开设的课程的，因为会有“性别歧视”（至少是“性别偏见”）之嫌。但是直至上个世纪末，日本的高中正式课程体系中还有专为女学生开设的课程，其中最典型的是家庭科课程。
日本传统社会认为女性必须具备礼典礼仪、家政家务、茶道花道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由这些内容构成的家庭科课程在战前一直作为“女生必修课”在学校的正式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位置。二战结束后不久，在驻日美军强制推行民主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教育界一度试图取消家庭科课程或把它改为“男女生同修课程”，以体现男女平等。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设想未及实施便失去了社会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日本经济渐次进入高速增长期，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每日早出晚归在公司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司人”，这就要求家庭成为能使他们在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下班后享受充分休息以迅速恢复体力的场所。换句话说，当时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居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适应这一社会需求，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日本文部省几次对“学习指导要领”中有关家庭科课程学习对象的规定进行修改，1956年规定为“希望女生必修”，1963年改为“原则上女生必修”，1973年进而修订为“家庭科2学分为女生必修；此2学分男生加修体育”，最终在教育制度层面上把家庭科课程确定为“女生课程”。[1](P22-23)
但是，日本教育界中一直有人对文部省的做法持不同意见，有的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抵制。在文部省把家庭科课程定为“女生必修课”的第二年，即1974年，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正式成立了“推进家庭科课程男女同修会”。他们主张学校不应该设置“女生课程”，并指出家庭科课程不应该只面向女生。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而在国立和公立的学校中设置“女生课程”等于承认男女不平等的合法性，这是有悖于日本立国方针的；二是“女生必修家庭科课程，男生不修家庭科课程”的教育制度会使“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习俗及观念得以延续和强化，而这个传统性别分工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基础。经过“推进家庭科男女同修会”以及各界相关人士的长期努力，终于迫使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在1987年同意“考虑修改”关于女生必修、男生不修家庭科课程的决定，又在1994年通过决议案，使家庭科课程在高中正式课程体系中成为“男女生同修”的课程。[2](P33-35)[1](P23)
不可忽视的是，这个结果的达成，除了“推进家庭科类男女同修会”和各界人士的长期努力之外，还有以下要素的共同推动：首先，联合国在把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之后，继而又把1976年-1985年定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在这十余年中，联合国的各成员国都根据本国的国情，在废除性别歧视和传统性别分工习俗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个国际背景对日本文部省形成的压力是不可低估的。其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90年代初期，由人口老龄化引致的社会问题日渐凸现，其中如单身女性老人的贫困、单身男性老人的生活自理、高龄老人的护理等问题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习俗直接有关。为此，支持女性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并以法律保障女性能够在工作场所和社会领域享受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同时要求男性必须和女性共同承担家务，以法的力量推进家庭生活领域的男女平等，成为老龄化社会老人问题对策重要内容。再则，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全面滑坡，造成男性就业人口收入减少或就业不稳定，从而使许多已婚妇女需要参加有偿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家庭科课程在日本高中课程体系中由“女生课程”转变为“男女生同修课程”，或者说“女生课程”在日本高中课程体系中的消失，正是上述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
上述日本高中课程体系中“女生课程”地位的变化表明，在现代学校课程体系中原则上不应该设有“女性课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以选修课或讲座的形式适当地开设一些“女性课程”。譬如同济大学为女学生开设的舞蹈选修课就受到很多女生的欢迎和一些有识之士的肯定，它有助于女大学生审美意识的培养和体形的训练。当然，舞蹈课本身不应该是“女生课程”，学校也应该为男生提供选修舞蹈的机会。
二、“女性学课程”体系化的方向
下面再以韩国的事例来论证“女性学课程”体系化的方向。（注：本节内容参照［韩］郑菜基：《韩国的“男性学”和“女性学”》；［日］富士谷ぁつ子等：《ジエンダ－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年版，第75-89页。）
20世纪60年代，世界妇女运动掀起第二次浪潮。在这次妇女运动中，妇女研究形成热潮，并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课程体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圣地亚哥大学在1970年提出的女性学教学大纲一般被作为“女性学课程”的起点。“女性学课程”传到韩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梨花女子大学于1977年开设的女性学讲座，成为“女性学课程”进入韩国大学课程体系的开端。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的大多数大学都已经把“女性学课程”列入本科教养课程（类似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而韩国的“女性学课程”本身也作为系列课程渐成体系，当时仅由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学教材就超过20种。但是，从1993年11月起，“男性学课程”开始出现在韩国的部分大学，不过最初只是以临时讲座或特别讲座的形式。1998年春，釜山大学在社会学本科专业正式开设“男性与社会(Men and Society)”课程。1999年秋，新罗大学成为韩国第一所把“男性学”列入本科教养课程体系的大学。现在，在韩国大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养课程体系中，“女性学课程”和“男性学课程”占有大致相等的比例。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大学里，“女性学课程”不是“女生课程”，“男性学课程”也不是“男生课程”，无论“女性学课程”还是“男性学课程”，都是男女生同堂上课的“男女生同修课程”。
分析“男性学课程”继“女性学课程”之后进入韩国的大学课程体系的背景，下面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韩国社会中有不少人对大学只开设“女性学课程”而不开设“男性学课程”持否定意见，他们尤其反对增加“女性学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的比重。这些意见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四类：第一，认为“女性学课程”从单门课程扩展为系列课程，实际只是科目数量的增加而已，内容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批评“女性学课程”的这种系列化只会导致学生因重复接受同样内容而浪费时间；第二，认为在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学系列课程在总课时中占的比重越高，对学生专业课学习的挤占越多，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第三，认为为了使学生具备现代人的教养，应该在教养课程体系中设置“女性学课程”，但是更有必要让学生在学习“女性学课程”之前，先掌握包括基本礼貌礼仪在内的基本教养；第四，认为开设“女性学课程”的本意在于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但是只开设“女性学课程”，而不开设“男性学课程”的话，反而会助长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
其次，韩国学术界对只是从女性问题角度研究和解决性别问题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方面，韩国男性学研究会会长郑菜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郑菜基认为，韩国女性学研究以及反映这一研究成果的女性学课程的教材都重复着一个基调，即是韩国的男人们造成了韩国的男女不平等。所有的韩国男人似乎都成了欺压女性的惯犯，这让韩国的男人无地自容。他说，从逻辑上来讲，假如女性问题是男性造成的话，那么男性问题就是女性造成的，所以如果把女性受到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原因归结为男性的话，就应该进一步探究男性为什么会对女性采取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如果只是一味地控诉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而不追究造成男性歧视和压迫女性的社会原因，就只能激起女性对男性的憎恨，而不可能促使男女平等有丝毫的进步。郑氏认为，围绕性别歧视和妇女解放的问题，女性学在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都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单靠女性学的“孤军奋战”，不仅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且容易发生简单化、直线化和过于偏激的倾向。为此，他主张女性学应该和男性学携手进行性别学研究，并把“女性学课程”和“男性学课程”组合为“性别学系列课程”纳入大学课程体系。他指出，只有在这种性别学教育的基础上才可能造就一代具有真正的男女平等观念的新人，创建真正的男女平等社会。
在韩国，“男性学课程”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成为“女性学课程”得以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学课程”与“男性学课程”的这种关系表明，“女性学课程”体系化的方向在于与“男性学课程”携手共建“性别学课程体系”。另外，笔者在性别学教学实践中还发现，现在的女大学生在个性上已经相当地“中性化”或“双性化”，单纯从女性学的角度讲述女性问题已经不能解释她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三、女子院校的存在价值
论及“女性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就很难绕开女子院校有无存在价值的问题。现代学校课程体系中原则上不应该有“女生课程”，那么，女子院校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海外的女子大学经历了由荣至衰、又经衰返荣的曲折过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约拥有300所女子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这些大学大多开始招收男生，转型为男女同学的大学，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女子大学只剩下100余所左右。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女子大学出现振兴趋势，不仅许多家长希望把女儿送入女子大学，许多优秀的女高中生也向往成为女子大学的学生。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日本现有女子大学约80所，其中国立2所，公立5所，其余为私立。曾经被看做是落伍的、被认为是应该予以废除的女子大学为什么会重新获得人气？海外的女子大学按其培养目标大致可分为三类：贤妻良母型、女性自立型以及两者兼备型。重新受到肯定的，主要是后两类，据说与男女同学的大学相比，它们培养了更多的杰出女性。
那么，为什么女子大学在女性人才培养方面能够比男女同学的大学取得更多的成功？是否因为它的课程体系中有男女同学的大学所没有的课程？笔者曾先后就学于两所日本一流的国立大学，其中一所是女子大学。据笔者所知，女子大学与男女同学的大学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无甚差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女子大学从三个方面为女性人才成长提供了男女同学的大学所不具备的条件：第一，女子大学的教学方法是按照女性心理特性设计的，因而有利于女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而男女同学的大学的教学方法是以男生为中心，按照男性心理特性设计的。最近，吕型伟先生在谈到“为什么恢复女子中学”的问题时也指出，虽然男女在智商发展方面无甚差异，但女生从15岁左右开始在情商发展方面显现不同于男生的许多特征，因此学校教学方法如果以男生为中心，不考虑女生的心理特性，就会影响女生的发展。吕先生认为，男女同学的学校在教学方法上很难周全地顾及女生，所以有必要恢复女子中学。[3]在学校教学方法是否符合女生心理特性对女性人才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上，吕先生的见解与国外学者是基本一致的。第二，在女子大学所有的活动牛，女生都必须独立地承担各种角色，包揽一切事务，这就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发展和展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在男女同学的大学里，女生或者成为男生的配角，或者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男生，借助男生的帮助。第三，女子大学的学生至少在学校里可以较少受到“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从而更容易集中精力于学习。笔者曾对数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毕业于女子大学的日本女性进行过访谈调查，她们列举的女子大学的优点几乎都集中在上述三点。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大学开始设立女子学院，但是这些女子学院大多是“开放式”的：学生与男女同学的其他学院的学生生活在同一个校区，她们的主要课程也都是与男女同学的其他学院的学生一起上的。比照海外女子大学以及国内女子中学的成功经验，这种“开放式”的女子学院不仅欠缺作为女子院校可能具备的3个有利于女性人才成长的关键要素，反而从消极意义上强化性别意识，并且由于女子学院在整个学校中的特殊性，还可能使学生受到更多的“性骚扰”。但是，从笔者所了解的同济大学女子学院首届学生的情况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该届50余名学生大多认可这种“开方式”的女子学院。她们在谈到作为女子学院学生的最大收获时，几乎都提到“自力更生”的能力。三年半的时间里，从搬教材、搬宿舍到组装电脑、做课题，她们品尝到没有男同学可以求助的“艰辛”和女同学互相合作、自立自强的成功喜悦，她们觉得自己比其它学院的女生自立得多。现在，当听到别人说“这个工作一个女生做比较困难，找个男生帮帮你吧”，她们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做不了？为什么女生一定要靠男生帮忙？”同时，她们又认为由于教学活动和生活区域没有和男生隔绝开来，使她们虽然身为女子学院学生，仍然拥有与其它学院的女生同样多的接触和了解男生的机会，为今后进入男女共存、甚至以男子为中心的职业社会打下基础。
四、结语
学校是一个传授被社会认定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场所。学校的这一特殊地位使被列入学校（尤其是国立和公立的学校）课程体系的课程具有一种“特权”，即它代表一种导向，有着不容怀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以男女平等为原则的现代社会，学校课程体系中原则上不应该有“女生课程”，也不宜过分强调“女性课程”，与其局限于“女性课程”范围内讨论“女性课程体系创新”，不如探讨如何构建由“女性学课程”和“男性学课程”组成的“性别学课程体系”。另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为培养更多的女性精英人才，有条件的大学可以设立女子学院。其中可以有相对独立的女子学院，为女生提供“性骚扰”相对较少的环境，并以符合女性心理特性的教学方法对女生施以“以女学生为对象”的专门教育；也可以有“开放式”的女子学院，为女生提供与男生“隔离而不隔绝”的环境，使她们既具有较强的“自力更生”能力，又具有日后在职业社会中与男性沟通、协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