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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提出到“知识经济”话题的议论形成热潮，引出了出版工作者多方面的思考。对“书与人”的关系和书文化的认识，看来也孕育了新的意义。
90年代初，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状况，作了一个定义：“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近几年，我国不少研究者发表了论著，讨论知识经济问题。有三点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一、“知识经济”将是21世纪在全球出现的主导型经济。它以高科技知识与信息为重要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以此特点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二、人们掌握和运用高科技知识与信息，直接投入、驱动现代化生产，使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或节约更多的物质资源，并且不断开发新的资源。知识与信息成为强有力的生产要素，成为现代化企业的“无形资产”。三、不断地充实、扩大的高科技知识与信息，可以反复使用，在持续发展的经济中不断增值，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
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已经在许多国家产生“震撼”性冲击，引起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变革。在我国，近些年“知识经济”也已初露端倪。成立10年的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有5657家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税金、利润、出口创汇等主要经济指标，分别以年均43.6%到50.8%的幅度高速增长，对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50%。开发区的用友软件集团，总裁王文京于1988年创办“软件服务社”时，唯一的资本是他过去所学到的财经知识和计算机技术，一台电脑和9平方米的工作室兼卧室是借债置办的。他凭这一点知识资本， 第一年就创利8万元，之后在6年中逐步滚大，现在建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生产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的企业。至于著名的联想集团的产品，1997年销售额就达到125亿多人民币，打算到2000年达到30亿美元，2005年达到100亿美元，进入世界信息产业前50名。又如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开发公司，原是一家实验小厂，1995年改制后成为上海一个科技成果转向产业化的基地。他们围绕高科技新工艺，制造新产品，形成知识产权。他们动态联合的产业群，正在促进和带动上海、全国相关行业的发展。上海的嘉士德—华海集团，拥有一条焊接钢管的生产线，经过改造，全部采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操作，质量、工艺达到国际水平，1997年，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创汇1.3亿美元，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20%。
二
在“知识经济”时代日益临近的新形势下，本来就以传播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为己任的出版事业，担当了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高科技知识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有人称之为“知识大爆炸”），新知识、新信息在全球的传播与交流，必须通过各种媒体的活动。其中，各类图书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将知识与信息集纳化、系统化，供读者反复阅读、思考，引发创造性思维活动并付之实践。其重要性，更在于它将现代知识与信息普及到全社会，传播给亿万读者，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全民族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的提高，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因此，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出版事业应该进一步开拓创新思路，调整出书结构，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营管理，把事业的发展纳入“知识经济”的发展轨道。其中，及时地策划、编辑、出版、发行大量为全社会各个层次读者需要的饱含最新知识与信息的各类图书，当然是中心的目标。
在“知识经济”大潮中，出版事业的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了书文化的内涵，必定会有更深刻的新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所要传播的是很不一般的知识与信息。迄今仍在发展中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也都含有大量的知识，它们都要向知识型的农业与工业转化，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但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所含知识的量更高、更丰富、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上面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知识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不但改造传统的产业，还将促使一批批现代化知识产业的崛起。于是，图书也就不仅因传播这种新型的知识与信息，而成为得力的传媒，并且由于显示了集纳化、系统化和可以持续地精细咀嚼、促发人的创造性思维的优势，愈来愈成为时代弄潮儿手中用以改造世界、发展经济的强大工具。
同时，又要看到，在知识经济新形势下，出版又面临了一个新的矛盾。主要是，在整体上，如果出版部门制作了足够数量与较高质量的新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出版事业一定能有创新发展。但就一部图书而言，它所吸纳的知识与信息再多再新，终是有局限的。它受到篇幅的限制，受到出版周期的限制，也受到书中的知识凝聚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变的限制。可是，在知识经济大潮中，知识的内涵在不断深化，知识的外延在不断扩展，深化与扩展千变万化，速度又很快，自然要求图书对知识与信息的含量更多、更丰富、更新鲜、更有用，传播的速度也要快上加快。在这情况下，一部图书的局限性就会更加突出，不利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出版部门责无旁贷地要为有效地解决这个矛盾而努力，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
在解决上述矛盾的过程中，首要的关键是图书的质量要有很大的提高，出版部门一定要坚持抓好高质量图书的编辑、出版。这一趋势为书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内涵。
三
那么，广大读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万千门类的知识既不绝地繁衍而又走向交叉综合，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加上社会上各种信息的交流遍及全球，速度很快。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即使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对于各个学科及其分支多达万千门类的知识成果，也要广为吸纳，才能触类旁通，有利于本专业的攻关；何况是迫切需要大量输入新知识、掌握新信息的一般知识层和广大劳动者！从这点讲，新形势下图书的质量将是出版事业能否赢得读者，继续兴旺发达的关键。另一方面，广大读者要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更新，跟上日新月异的知识衍变，将会更加注意对图书的选择，他们将根据图书所含知识量、信息量以及创新程度，来挑选阅读自己所需要的最佳图书。那些质量不能满足读者优选要求的图书，即使数量万千也只能被排斥或淘汰。
客观形势和亿万读者的需求，都使出版工作者非下大力气抓好高质量图书不可！
高质量，当然意味着是比以往我们所执行的图书质量标准更高的质量。它突出地反映在四个方面。
图书要有特强的真实性。真实性，既指图书内容的学术水平，也指图书要充分反映十分活跃的知识与信息的真实情况，向广大读者提供切实有用的智力资源。
图书要有鲜明的创新性，即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最大限度地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并且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启发读者举一反三地进行思考，挖掘图书的潜在价值。
图书又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正确（开展学术争鸣也应言之有理），科学技术的概念、数据以及标点符号都要做到准确无误。在科学技术昌明的现代，“差之毫厘”结果往往是“失之千里”，千万疏忽不得。
图书还应力求最佳的时效性。形势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演变）常常出乎人们预料；科学技术愈发展，从宏观到微观，愈益显得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图书的出版就非讲究时效性不可。如果出版周期不能缩短，或者传播不及时，饱含新知识、新信息的出版物，也会丧失掉价值与作用。
真实、创新、准确、时效，成为新形势下编辑出版高质量图书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读者为了获得丰富的新知识、新信息而选择最佳图书的标尺。一部图书是否高质量？能否成为最佳的优秀读物？恐怕都要从这四点来加以测定、评估。这样，书文化的内涵自然也就提到了更高的思想境界。
四
“知识经济”大潮引起出版事业的另一个突破是，必须同时抓好提高与普及两个方面图书的编辑出版，力求避免畸重畸轻。从目前情况看，普及型图书的出版远远比不上提高型图书的蜂拥而出。这种现象亟待扭转。这里，特别需要指出，过去我们习惯地把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归入提高的范畴，固然不错。高科技发展确实需要专业性较强的著作来积累、交流和传播，但在新形势下，高科技知识与信息同样迫切需要输入到非专业人员的广大读者中去，对于一般读者，还是先要作好普及的工作，即大量编辑出版普及高科技知识的读物，奠定了知识基础之后再步步提高。这样做，并不妨碍提高型专业图书的继续编辑出版。相比之下，由于编辑出版普及型图书，关系到多少亿人的素质培养，面广量大，任务复杂繁重，非得化大力气抓好不可！
为此，出版部门一定要深化自己的认识，转变一个观念。要摒弃过去那种“要不要由你，出不出在我”的被动姿态，在高起点上主动考虑，如何尽量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应该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全社会对普及型、提高型图书的需求情况，分别轻重缓急，精心策划，及时编辑出版切合实际需要的各类图书。对普及型图书，同样要做到内容创新、印制精良、发行普遍，加上售价低廉，以全面的高质量切实发挥作用。
抓好普及型图书还应十分重视知识与信息传播的连续性。既然一部图书总有它的局限性，知识与信息的演变又很快，我们就要分别各类主题，承前启后，有衔接地出好连续性的新书，来突破这一局限性，好比一支细流水量有限，众多细流汇聚到一处就能成为长河大江一样。这是新形势下普及型图书能否在广大读者中生根立足起到实效的又一个关键。
对于新形势下广大读者读书求知的志向、心态，也应作新的分析。知识与信息异常活跃，迅猛发展，必将促进读书人更自觉更持续地投入读书活动。很明白，不读书不能获取最新的知识与信息，不能获得从事创新实践的才干；即使成了才，还要长期坚持读书，讲究精研细读。从“通才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角度看，人们必须不停地努力从新书中获取新知识、新信息。把读书学习作为工作的一个必要部分，而且终身以赴，以求立足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此，只要善于引导，群众性读书活动必定会走向持久深入。
五
“知识经济”给出版工作带来许多改革的话题。像出版社编辑工作使用电脑等新设备、新技术以后，必然引起机构、体制、工作程序和方法等一系列变化，这方面应作专题研究。这里，略谈一下加强图书评介工作的问题。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图书评介工作也被推到更为重要的位置。
出版部门要通过图书评介对社会、对读者的读书活动作出正确的引导，而不仅仅是为了推销本版图书；同时，要组织有识之士，对重点图书、高质量图书以及应该予以批评的劣质图书，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介，帮助亿万读者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好书。要争取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增加图书评介的容量。当然，也应采取更多的方式方法，如新书中附有读者意见表，广泛动员读者发表对图书的评论，通过适当形式，及时发表这些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既改进编辑出版工作，又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发展。
这些年来，图书评论量少而质差，与出版事业的繁荣，与读书热潮的兴起不相匹配。真正起到引导指向作用的高水平书评不多，有些评论文章，旨在吹捧，评不到点子上，甚至出现了哄抬、炒作某些图书的不正之风。对诸如此类的泡沫出版现象，连同盗版、剽窃等非法活动的猖獗，都有必要通过严肃认真的批评来扶正祛邪。
仅从以上几方面的观察，可知“知识经济”时代出版工作的新变化，带动了图书的质量提高再提高；普及新知识的任务十分繁重；人们的读书活动走向持久深入；加强图书评介，引导读书活动显得十分突出，等等，都是书文化内涵深化与扩展的表现。而当我们的社会完全进入成熟的“知识经济”时代后，更为繁荣的出版事业和全社会亿万读书人向高层次知识的追求，当然还将带来书文化的新境界，这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预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