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1]2003年在《“日本型”外交决策的类型特征》文中认为决策研究(study of decision-making)在近年来一直是政治学中的“显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决策活动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所有政治行为的源泉和结果”。本文拟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外交决策研究和各国外交决策特点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的双重视角，对日本外交决策的类型特征进行分析和概括，并通过着重分析“日本型”外交决策的类型特征来试图构建一种“不同前人”的外交决策分析框架。 本文充分注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理论界的“把对外决策研究同国内政治研究更为谨慎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行文时，贯穿全篇的分析方法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及文化理论(如文化模式理论)的有机结合。同时，本文在分析影响外交决策的“国内层次”时，尝试对政治学中的“政治决策分析方法”(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approach)进行有选择地借用。该方法立足于从一国“政治决策”入手进而揭示该国“政治体制”的运转规律，它的基本视角就是立足于分析“决策的过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及其内容。 本文的基本架构由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两大部分组成。笔者认为，“日本型”外交决策的类型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它既具有区别于“欧美型”的“东方型”类型特征，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日本型”决策类型特征，突出地表现为集团主义、自下而上的决定方式以及“无责任中枢”的特点；第二，它在决策类型上最接近于“组织过程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体现为“官主导”和“政治主导”之间的紧张互动，而且这两种特征的相互关系和不同特点在不同决策课题、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和转变；第叁，这一决策类型的基本特征，在参与这一决策过程的各主要行为体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方式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第四，战后日本的一些重大外交决策课题的提出、决定、实施的过程都具体论证着上述几方面的类型特征。
叶晓林[2]2005年在《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研究》文中提出外交是主权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对外活动的总称。外交决策是外交行动之前,对行动目标和手段进行探索、判断和抉择的过程。“敏感性相互信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现状对外交决策的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外交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使外交决策更为科学、规范、有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提出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结构构想——建设基于国家级和部门级两个层次的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部门级外交决策支持系统选择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类型,国家级外交决策支持系统在部门级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建成,选择群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类型)并论述了系统的设计目标、设计原则、特点及总体技术路线; 2.从业务功能和系统功能两个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将计算机模拟概念和预警概念引入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 3.论证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的技术方案应选择一个集成方案; 4.分析了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的模块结构(人机交互模块、文电传送模块、数据仓库模块、决策分析模块、系统维护模块),分析了系统的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和知识库。 5.提出成立综合协调机构来组织实施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的设想,并对实施策略、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对策等进行分析; 6.鉴于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涉及国家核心机密,论述了系统的安全保密方案,即建设融“外围控制层”、“内部控制层”和“核心控制层”叁位于一体的综合安全管理体系; 7.通过对政党外交辅助决策系统的分析,为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在业务功能、系统功能、安全保密方案等方面提供借鉴。
宋志艳[3]2017年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是理解其外交政策和行为动机的一把钥匙,在快速崛起并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制定外交战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进轨迹来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与构建,深受内外环境和观念认知的影响,组织机构、决策模式及身份定位也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完善,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机理,从学理角度探讨其优长与不足,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发展完善,以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挑战,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借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通过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一方面分析国际环境变迁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性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国内政治环境、组织机构、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构建分析框架,探究其主要特征与运作模式。本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第一章系统梳理外交政策分析的总体发展状况。本章集中介绍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历程、主要贡献、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目的是通过详细分析当前外交政策分析在理论与决策模式研究方面的进展,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为开展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国内外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外交决策,在具体阐释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权力架构与外交决策关系的同时,也注重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旨在从理论上阐释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构建外交决策机制分析框架。第叁章综合分析中国外交决策的组织机构及运作机制。在梳理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所承担的枢纽功能。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架构的根本特点在于集中统一,外交决策权属于少数高层决策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部门和组织参与到外交决策中来,赋予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制以民主化色彩,逐渐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态势,基本形成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及影响外交决策的格局。第四章集中阐释观念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产生的潜在影响。围绕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的变迁,深入解读观念认知如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进不断实现转型,并主导和形塑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以期从中探寻中国外交决策的深层动机。中国决策层的观念认知与外交行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中蕴涵着外交传统、历史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因此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发挥了行动向导和决策基准的作用。第五章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与主要特征。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形成了以高层决策者为核心的“同心圆”决策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征——“政党主导型”、“精英决策型”、“共识决策型”、“渐进调试决策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延续性与变化性、民主化与分权化、多元化与分散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等显着特点,同时也应该增强协调性、提升战略预判力、改革外交权力配置等,尽可能地改革体制机制中不尽合理的部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为: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局限于外交决策模式或组织机制的单—研究范式,将外交决策机制视为一个既关涉实体机构组成,也涵盖行为模式、政治思维和观念认知等的政治系统,并对之开展综合研究。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的“同心圆”模式,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围绕决策核心,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外交决策的多元化格局,且越是无限接近决策核心的阶层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深入剖析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指出其具有决策、协调、咨询等多种功能,是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的枢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认知理论阐释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成为影响决策环境与政策行为之间的媒介,外在环境的变化首先通过决策者的观念认知反映出来,然后推动具体外交政策的形成,充分表明观念认知对政策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力。
樱井秀成[4]2011年在《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文中指出鉴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对日本外交政策本身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冷战后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的重要意义,对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以冷战后至今的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模式化与其案例分析,阐明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本文共分为叁大部分：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论。在绪论部分,笔者主要是界定研究对象,阐述研究意义,评估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交代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以及介绍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重难点。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探讨。笔者先对研究日本外交决策过程所需要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定义；然后,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外交决策的论述做出概括,并指出论述的主要成就和不足；接着探讨适合研究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框架,提出本课题建立叁种模式来进行研究；最后阐述模式的基本形象、相关变量及重要概念。第二章至第四章详细论述了叁种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案例分析。在第二章中笔者详细陈述了“官僚先例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官僚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占中心位置,依照先例进行的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分析包括对海湾战争的经济援助、中国与印度的核试验问题。在第叁章中,,笔者详细陈述了“政治收拢决策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多个行为体的不同意见,通过政治过程收拢到平衡点的外交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分析包括联合国和平协力法案与PKO法案、发动暂时进口限制措施的决策过程。在第四章中,详细陈述了“首相官邸支配模式”的理论概念及其历史渊源,并进行其具体的案例分析。本章试图阐明首相官邸有效控制决策过程,基本按照首相官邸的意向进行的决策过程。此章案例包括反恐特措法、伊拉克特措法的决策过程。在第五章中,笔者讨论各个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探讨了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各个模式,其次讨论了可能出现的混合模式、子类模式,最后阐述了叁种模式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第叁部分是结论部分,首先将各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讨论,并对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变化趋势阐述一引起笔者的意见,其次提出一些政策启示,最后指出本课题后续研究的方向与意义。
张键[5]2011年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认为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叁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周源[6]2013年在《战后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及其国内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4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民主现代化的进程，由战前天皇统治下的叁权分立制度改变为彻底的现代资本主义叁权分立制度，天皇只是虚位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多党制议会内阁制，议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多党制的特点使得日本国内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政党，议会的形式使得国内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逐渐高涨。此外，日本还有着积极有效的官僚组织结构和成熟的地方自治制度，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对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在良好的政治基础上向世人展示出闪亮点和高明之处，反而成为日本在实现政治目标道路上的绊脚石。本文从战后日本民主进程的角度入手，展现出日本外交决策坚实的基础；力求清晰的描述出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程序，展现出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稳固的结构；详细探讨影响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影响因素，展现出影响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结构的重要内部构成。本文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在探讨中结合一些事件、表格，着重剖析影响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重要因素。通过对日本外交决策的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战后日本的民主进程非常成功，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主体是内阁首相和内阁。影响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主要国内因素为：执政党、官僚集团和财界团体；影响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次要国内因素为：在野党和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和大众舆论。在国内影响因素中，官僚集团和政党是主导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两个最直接的因素，探索出一条战后日本外交决策中执政党和官僚集团积极合作的道路，对战后日本外交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旗[7]2012年在《战略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外交转型》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外交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表现为中国从主流国际社会的对抗者和反对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合作者；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主要表现为中国由国际社会的消极、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修正者和建设者。解析当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机制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现有的体系、单元、政府、社会和个体等层次的解释模型都难以令人信服,本文提出并验证一种从战略文化变迁视角解读中国外交转型的理论模型。论文的第一章是理论建构部分,阐明战略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群体内化的一套观念体系和行为偏好。战略文化能够建构外交行为,这通过两个层次来实现,首先,战略决策群体内化的观念体系定位国家身份、界定国家利益并继而明确外交政策选项；其次,观念体系经长期内化而成为战略决策群体的行为偏好,而行为偏好最终指向特定的外交行为。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战略文化是受战略决策群体、思想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际国内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建构而成的。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形成并处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其形成与内化主要是受外力胁迫的结果,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是其核心导因。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前,中国形成并处于合作型战略文化,其形成与内化主要是受利益驱使的结果,国内政治生态变动是其核心导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逐步形成并处于修正型战略文化,其形成与内化主要是自主塑造的结果,国家实力上升是其核心导因。第叁章通过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证考察,论证正是由于战略文化的两次重大变迁导致了中国外交的两次转型。冲突型战略文化转向合作型战略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战略决策群体的观念体系和行为偏好发生了转变,中国的外交行为因此发生了从倾向冲突对抗到偏好合作的第一次重大转型,表现在中国与大国关系形态、领土争端解决方式、国际制度参与度的变化。从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向修正型战略文化,引发了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表现在地区层面,中国以多边合作体系积极修正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并主动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在全球层面,中国显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建,展现出金融危机中的改革者、治理新机制的创建者和气候议题中的博弈者的外交新形象。由此验证了从战略文化变迁视角解读当代中国外交转型这一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马冉冉[8]2015年在《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重修教科书、参拜经过神社,企图修正历史,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向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和防卫大纲,建设“强日本”。这些已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潮流兴起并趋向高涨的标志。当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领土争端时有发生,研究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日本外交政策的动向和发展趋势,理性对待中日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与矛盾,从而制定合理的对日方针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借鉴与指导。鉴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本文首先对民族主义相关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以期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另外,本文针对民族主义不同变量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组合,将民族主义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形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将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因素和环境性因素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层次分析框架相结合,分别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社会层次、个人层次对其进行阐释,为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动因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因素来看,民族主义与国家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先后在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国家目标导向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别经历了内向-依附-自强、外向-依附-防守、外向-依附-进取叁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形态。从民族主义兴起的环境性因素来看,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由国际新格局的不平衡性、国家地缘环境的特殊性、国内矛盾和社会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精英和财界的动员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在国际体系层面,全球化进程带来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近距离“他者”的迅速崛起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外部动因；在国家层次,日本地缘环境的封闭性和脆弱性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间接动因；在社会层次,日本政治领域弊端丛生、经济增长缺少活力、学界和媒体绑架民意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内部动因；在个人层次,政治文化精英的悉心引导和财界精英的推波助澜是新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通过多种途径对日本外交产生影响。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分别通过政治精英、公众舆论、外交决策机制影响日本外交理念、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其发展与高涨不仅会增强东亚国家政治安全的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格局的平衡性面临潜在威胁。
何新华[9]2004年在《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2—1856年)对西方的外交，是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经历了叁个阶段的演变和发展。清政府对西方的外交包括了外交政策和外交体制两部分，其性质是中国传统朝贡外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延续。论文以清政府对西方外交政策和制度设置为主线，对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对西方外交作了全方位论述。按照内容，论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叙述，它包括第一、二、叁章。它既是1842-1856年中西关系演变的基础和背景，也是评述这一时期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国际、国内参照物。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中心部分，包括第四、五、六、七、八、九各章。这一部分的各章分别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方外交从过程、格局、政策、制度、外交人员各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剖析。第叁部分是论文结尾部分，由第十章的内容构成。该章阐释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外交的性质和中国的国家地位问题，修正了史学界认定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论点。同时对指导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研究的“半殖民地”理论范式的局限性作了探索。
赵师苇[10]2018年在《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底再次上台执政的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特征,在增加援助资金量的同时降低了资金的非束缚率,造成援助质量的降低。援助资金也开始呈现出向湄公河流域国家集中的特征。在援助项目选择上,海上安全保障项目以越南与菲律宾两国为重点援助对象,政治社会类项目向湄公河流域国家倾斜,经济项目重点打造以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为支点的“东西·南部”和“海洋·ASEAN”两条经济走廊。援助的执行,在官方层面呈现出一元体系结构下多元职能部门合作并存的体系特征,同时官民合作的援助执行体系成为趋势。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利己主义援助动机特征。海上安全保障援助项目的支点国家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扩展到越南和菲律宾,援助形态从技术支援突破到军备输出与海外派兵,安全动机在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与自由的基础上,扩展到增强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援助动机的“安全化”趋势凸显。强化援助政策与双边政府、民间关系的联动,追求一流国家地位,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援助动机的“政治化”趋势加强。利用援助政策改善受援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拉动日本的出口与对外投资,援助动机的“重商主义”回归。援助的动机特征体现了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在援助类型中突破开发合作型的框架,转为开发合作与政治战略并举型援助。日本国内政治进程支撑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安保体制转型推进了援助的“安全化”,“普世价值观”与“俯瞰地球仪”两大外交理念推动了援助的“政治化”,国内经济恶化催生了对“重商主义”援助的需求,援助政策成为实施“安倍经济学”的补充性手段,援助政策决策体制的变化则是整体战略型政策出现的基础,为援助战略化升级铺平了道路。美、中两国作为外部因素驱动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催化安倍政府的援助政策战略化升级,日本利用援助政策与美国在地区安全战略、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分工合作。中国经济崛起、军力提升,引发安倍政府利用战略升级版的援助政策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五年来,安倍政府通过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在安全层面,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在政治层面,双边政府间关系强化程度有限,价值观输出道路不平坦,但在塑造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取得成效;在经济层面,提升了日本企业在湄公河国家的数量与直接投资额,但无法扭转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整体下滑的趋势。安倍政府对东南亚的战略化援助政策的实施还面临叁大困境: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制约援助资金的来源;决策体制的权力变化,制约战略化援助政策持续执行;美国因素制约日本援助政策实施的方向与进程。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对中国有两大影响,双方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其援助政策还对中国维护南海地区海洋权益造成阻碍。中国应该与日本在竞争中求合作,同时利用东海与南海联动维权之策维护中国南海权益。借鉴日本利用援助政策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的经验,未来中国应在援助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利用软硬援助手段加大对东南亚民生工程的关注;采用政府、企业、NGO多元主体合作并举的方式,推进环保项目的实施;利用公私合作的手段,通过多渠道开展民间交流活动,解决在实现“民心相通”目标上所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日本型”外交决策的类型特征[D]. 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中国外交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研究[D]. 叶晓林. 武汉大学. 2005
[3].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D]. 宋志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4]. 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D]. 樱井秀成. 复旦大学. 2011
[5]. 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
[6]. 战后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及其国内影响因素研究[D]. 周源. 湘潭大学. 2013
[7]. 战略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外交转型[D]. 张旗. 山东大学. 2012
[8]. 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对外交政策的影响[D]. 马冉冉. 山东大学. 2015
[9]. 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D]. 何新华. 暨南大学. 2004
[10]. 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D]. 赵师苇. 吉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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