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戴高乐从北约“退群”内幕
◇边际
1966年3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收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封信。信很简短，只有寥寥数百字，也写得很有礼貌。但对约翰逊和他的北约盟友来说，它就像是“抽过来的一记耳光”。
戴高乐写道：“法国决心在其全境恢复充分行使其主权。”言下之意，他打算停止将法国军队置于北约的支配之下，并打算将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赶出法国土地。简而言之，戴高乐从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退群”了。他拔掉了北约关键部分的插头，做了“不可想象的事”。
2.2 器械准备 根据手术需要除一般手术必备器械外，还须另备术中放疗包(10块中单，1块大单)，术中放疗器械(放疗治疗系统，卡夹系统，反光镜，限光筒，均灭菌)，手术床(放疗专用)。
这封信和这段往事，如今被美国媒体挖出。戴高乐当年的行动，给北约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影响至今犹存。
戴高乐
“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约是1949年美英为对付苏联而牵头成立的政治军事组织，法国是创始国之一。上世纪50年代，北约建立了军事一体化机构，由美军司令官统一指挥北约军队。
戴高乐执政后，1959年法国地中海舰队退出北约，随后禁止美军将核武器运进法国。驻扎北非的法军撤回国内后，戴高乐也不再把部队交给北约指挥。他说：“法国的防御应该是法国人的事。”
范坚强突然打电话给一杭，约他去办公室谈《真相》的创作进度。一杭不太喜欢谈论正在写作的小说，他认为创作是很私密的事情，别人的意见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何况，还没成型的东西，说出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当然，这一次他准备去，就算范坚强不找他，他也要寻个机会去一趟一风公司。他需要确认，核桃脸记事本上提到的范总是不是范坚强。
戴高乐从北约“退群”也是一步步来的。1958年，他向艾森豪威尔和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提出，北约领导权应由美英法三国分享，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从那时起，他就下了“退群”的决心。
1960年，戴高乐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赫鲁晓夫带着夫人、儿子、女儿、女婿一起来了，显得兴高采烈。两人谈到了核裁军问题。戴高乐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总是在大声谴责原子弹这种恐怖的武器，但又不肯放弃。他建议销毁一切核武器，但反对进行监督。戴高乐说，法国主张无保留地禁止制造和储存核武器。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戴高乐对核裁军的看法与苏联一样，但此后也没了下文。
戴高乐不希望美国做世界警察
除了对美国不信任，戴高乐希望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另一原因是，他认为这时候苏联已经“不大可能真正进行征服西方国家的举动”，因为那样只会 “在原子弹的进攻下全部覆灭”。他说，苏联和美国获得了彼此毁灭对方的力量后，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打起来的，但“谁能制止他们在中间地带投炸弹呢？”既然北约已经没办法保障西欧人的安全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命运委托给保护者”？
让戴高乐耿耿于怀的是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出兵夺回。美苏都想拉拢阿拉伯国家，共同施压英法停火、撤军。戴高乐并不眷恋法国的殖民遗产，但他不满美国高高在上的态度，更不满法军还得听英军的。
也是这一年，戴高乐访美。他向艾森豪威尔介绍了自己如何“开导”赫鲁晓夫。当时，他提出在法国召开美英德苏四国首脑会议，得到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也很感兴趣。他说，自己的任期就要结束，如果最后能达成一个东西方协议，将是完美的结局。他也承认，美国不应该什么事都包揽，欧洲的事应该由欧洲人解决，并说法国要带个好头。戴高乐则说，他认为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国，但并不希望美国做全世界的警察。
戴高乐决定，法国要拥有自主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退出美国指挥棒下的北约，但还保持与美英的合作。同时，法国要与苏联、东欧国家乃至中国缓和关系，打开政治对话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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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劝肯尼迪停止反共
戴高乐也承认，面对苏联的“威胁”，法国需要美国的“保护”。但戴高乐又说，法国在加入北约的同时，就打算某一天退出北约，因为法国将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这是不可能 “归这个组织支配的”。他特别反感美国的指挥。他说：“如果旧世界的西欧人继续接受新世界的支配，欧洲就永远不会成为欧洲人的欧洲。”
1959年，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他对北约早已心存不满。他说，根据北约的规定，“我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会消失在一个外国人指挥的体系中，驻在凡尔赛附近的美军司令要代表新世界对旧世界行使军事权力”。
当美国出兵黎巴嫩和约旦时，戴高乐不派兵参加，只派了一条巡洋舰单独去贝鲁特刷了一下存在感。美国中断与古巴关系后，法国保留了驻哈瓦那的大使馆，也拒绝对古巴实行禁运。
目前烟气脱硫技术较多，主要有湿法、干法和半干法，其中湿法脱硫成为应用广泛的烟气脱硫技术[1]，但是不足的问题就是湿法脱硫工艺会导致烟囱出现冒白烟现象，并导致露点腐蚀[2]。有文献描述在采取更换脱硫剂等措施后，可将尾气SO2排放控制从调整前的870mg/m3 降至 50～130mg/m3[3]。
肯尼迪上台后，戴高乐发现美国对法国的态度变了，更加尊重巴黎，而不再把法国当作被保护者了。戴高乐也乐意为肯尼迪提供一些建议。比如，在越南问题上，肯尼迪说美国正在扶持吴庭艳独裁政权，并向南越派出军事顾问，目的是在印度支那半岛建起“反共的拦洪坝”。戴高乐认为：“您在那个地区插手干预是永远脱不了身的。民族觉醒后，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手段多么高明，都是站不住脚的。您越在那里做反共工作，共产党人越能够以民族独立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得到人们的协助。我们法国人是有经验教训的。”可惜，肯尼迪并没有听他的。
肯尼迪1963年被刺杀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1964年又在大选中正式当选。在内政上，约翰逊政绩不错，但外交上败笔很多，特别是积极升级越战，遭到外界强烈批评。戴高乐也更坚决地走自主外交道路，1964年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66年退出北约。据说，约翰逊私下承认，美国已经彻底无法控制戴高乐了。
不过，在走了43年特立独行道路之后，2009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保持核力量的独立性。此举被认为是在争夺北约的领导权。又过了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逼迫北约欧洲盟友增加所分担的防务支出，并以“退群”相威胁。戴高乐如果地下有知，听到这些新鲜事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