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路线的演变与邓小平的贡献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论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路线的演变与邓小平的贡献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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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五条政治路线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了它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全面论述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为正确路线的制定、贯彻和对错误路线的抵制、纠正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起了决定性作用,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从1957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后的38年里,我国走过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经历了不断成熟的过程。其中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行动指南,是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研究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发展的历史,从而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党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至今,共制定过五条政治路线,中间经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第一条是八大路线。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大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历史经验,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方案;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法制,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历史证明,八大所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二条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大”之后,党和全国人民沿着“八大”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八大”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和国际共运中出现的一些曲折,以及1957年国内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党的领导开始出现了对形势的错误认识,滋长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八大”路线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正确与错误交叉的情况下,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强调了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提出了实行继续革命和文化革命。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这条总路线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蕴含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其内容来说,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正确的方面。正确方面的贯彻,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社会主义建设在某些领域某些项目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正确方面的贯彻,造成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对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否定和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使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又有发展。

第三条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1960年以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方针,也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的论战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这种种严重困难,才使党逐步清醒过来,决定调整政策,纠正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 月党中央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和七千人大会以后的两年调整,使国民经济的形势发生了好转。但是,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在党的领导人中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存在的分歧并未得到统一。后来随着调整的深入和中苏关系的激化,这种分歧更加严重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来了。

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 阶级斗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基本路线,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是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就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以后“文革”“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作了理论准备。

第四条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路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就使得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发展,错误的实践又导致了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党内争论作了错误的判断,从而提出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例如“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性”,“重点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文化领域封、资、修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解决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必须发动一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其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革命的最重要方式。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十年“文革”是一个全局性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第五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曲折和“文革”十年的左倾错误,惊醒了我们党。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与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全会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为基本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全力清除“左”的影响,正确解决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开放方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党、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是我国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综观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演变的历史,鲜明地告诉我们:

第一,一条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这种曲折和反复过程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的过程;是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甚至要经过胜利与失败多次反复比较才能达到的。

第二,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所制定的“八大”路线,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际,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造成了从1957年开始长达20年的曲折。这个曲折是对八大正确路线的否定。20年曲折的经验教训,才使得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这又是在新的基础上,新的高度上对八大正确路线的肯定和发展。这个肯定和发展,反映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发展轨迹。正因为我们党有了20年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才使我们党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尤其象我国实际上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很少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也必然会象领导民主革命事业一样,要经过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处在不成熟阶段,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达到成熟的阶段,其标志就是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

第四,无论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或是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党的成熟程度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党的领袖人物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领袖人物的理论修养、实践经验、思想品格等方面无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贡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期间;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期间。

邓小平在第一阶段的主要贡献:

第一,参与“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1956年召开“八大”,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担负起“八大”筹备工作的重任。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草拟的“八大”文件起草班子名单。1956年8、9月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邓小平在全会上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大会发言等问题作了说明。八大开会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总结了建国后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根据国际共运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他指出,首先,是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其次,是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坚持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第三,要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其四,要加强党的团结,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是八大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为贯彻“八大”路线,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强调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按“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办事。他指出:“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我们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任务”。〔1〕

第二,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的积极探索。从1957年开始的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一个是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并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错误的政策思想和在此指导下的错误的实践,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生产遭到破坏。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提出和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1960年以后5 年调整过程中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可喜成果。

首先,邓小平在纠正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全面调整中,坚决贯彻调整的八字方针,为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努力工作。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为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企业的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其次,在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必须从实际出发。指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其三,在政治思想方面,小平同志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给予甄别平反,生活上给予照顾。其四,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力和遭到破坏,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

第三,1975年的全面整顿,抵制“文革”错误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空前的大动乱,加上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郑重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于是,邓小平从1975年开始,以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的魄力和领导才能,对全国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为消除“文革”动乱,纠正“左”倾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果断决策和措施。他明确提出要全面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以势如破竹之势,从铁路整顿开始到整个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的整顿,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全面整顿的文件,如《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等。召开了全国整顿农业的会议,调整了教育科学文化政策。军队在整顿中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落实了干部政策。

1975年邓小平领导和主持的各方面的整顿,其中心任务是通过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的结果,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全国的生产、工作、社会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的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政治形势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和整顿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及其实践,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文革”的错误路线,是邓小平力图用毛泽东的正确方面来纠正他的“文革”左倾错误的一次成功实践,是日后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导和全面改革的有益试验。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3〕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 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4〕这一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 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的杰出贡献: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卓越的理论创造,为党确立科学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第一,邓小平坚持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深刻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年时间内,我们党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而导致政治路线错误的教训,紧紧抓住思想路线这一关键,全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领导我们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根本转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6〕正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指引下,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就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邓小平正确分析和把握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深刻总结并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形势判断的一些失误和国际战略方针的一些失误,领导我们党实现了对国际形势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和国际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果断地调整并发展了我国对外关系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使我国更加走向世界,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潮流相结合,从而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第三,邓小平提出并发展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国情依据。他深刻总结了以往我党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模糊不清而导致政治路线失误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反对和克服在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机械论和空想论,即反对那种认为我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右倾错误和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错误。

第四,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往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都与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与错误有关。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过去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破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摒弃了党对社会主义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特别精辟地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生产力标准的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改革与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而正确解决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这就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赋予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上所述的邓小平的探索和贡献,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可以说是邓小平思想和理论的结晶和集中体现。邓小平为全党正确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同样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邓小平郑重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基本路线之所以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是因为它是关系全局, 决定全局的关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此为根本任务,才能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两个基本点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基本路线。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与造就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正确的组织路线是正确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要把我们党搞好,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好,如果我们的国家要出问题的话,就出在党内。因此,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手中,要特别警惕和防止那些搞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人物及各种形形色色的腐化堕落分子占据领导岗位,把国家引向歪道。邓小平特别倡导提拔和任用干部要坚持“四化”标准,真正做到选贤任能;指出要教育好干部,教育好党员,使他们真正恪守马克思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党和国家的命运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只有有了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富强的国家,才会有可靠的保证。

其三,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排除各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这是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无论是“左”或是“右”,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其特征的,其中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都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1989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共运中相继发生了东欧演变和苏联解体这样严重的事件,邓小平在此关键时刻,强调一定要立足于把国内事情办好,特别立足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最根本措施。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曾多次说过,反对错误倾向,旗帜要鲜明,态度要坚决,但是方法要得当。

由上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集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整套理论、路线和发展战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1、323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81、370~371页。

〔4〕《求是》1992年第21期第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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