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思想主导论”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论文,陶渊明论文,思想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关于陶渊明思想的探索，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有主玄家说、有主老子说、有主庄子说、有主儒道佛合一说。本文从陶诗陶文中举出荦荦大者数端，进行诠释与疏理，得出了自己坚信的结论。
[关键词]陶渊明 思想 主导论
古今论陶渊明思想的为说众多。齐益寿认为，“陶渊明的思想状态，是混合理想与现实两个层次的，入仕以后，儒道思想开始冲突，而他所肯定的则是道家思想，所以一生思想的主干，则是道家思想。”孙守侬说，“陶渊明的思想形态，如果一定要加以分析，那我们只好说，他的乐道苦节，是近于儒家的；他的恬淡自然，是近于道家的；他的空观、不执着，是近于佛家的；他的躬耕自食，是近于墨家的；因此，不能说他属于那一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在陶渊明的思想里，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去其落后的部分，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时时发现各家思想的精义，而又不为某家所独占。”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肖望卿在《陶渊明批评》中说，“陶渊明接受了儒家持己严正和忧勤自任的精神，追慕老庄清静自然的境界，也染上了佛家的空观、慈爱与同情。”陈怡良在《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一书中说，“陶渊明一生思想的发展，是以儒家思想奠其基，道家思想启其知，释家思想助其成，庄子思想终其身。”后又改为：“陶公从儒行中实践了仁义：从道家中提炼出闲静；从释家中体悟到空观；从而等穷达，了死生，顺自然。”
我对上述各家观点未敢苟同，乃独抒己见，发论为文，为求水落石出耳。
一、道
老庄思想中最具关键性的词是道。道，本来是道路的道；至老子，他把“道”赋以哲学本体论范畴义，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生的原理，并系统地予以哲学论证。《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当然指的行动准则。又因天地人都取法“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要遵循道的准则行事。老子认为，通过法道形式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样一来，人民就可以组成一个“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人的法道的体现了。
孔子继承和发挥西周初年的以德配天思想，强调重人事的作用，所以他的人生观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并对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而且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便是儒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关于“道”这一名词，在儒家的典籍中也经常出现，但与老庄所提的概念不同。道家是从哲学的本体论方面提出的，而儒家则仅从认识论方面提出，故它的内涵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指真理；“吾道一以贯之”的道，却指学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行义以达其道”，都指主张；“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道，又作治世之道理解。可见儒家所谓的“道”和老庄的“道”，其概念内涵是不相同的，不能混同而言。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出现“道”字，其义也因上下文的表意有别。“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指治世之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和“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的道，都指儒家学说；“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和“谁云其人亡，其道久弥著”的道，都指做人的道理；“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和“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道，即孔子安贫乐道的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的道，指常理。综观陶诗所言的道，皆属儒家思想，而与老庄思想无涉。
二、自然
“自然”一词，在陶的作品中出现三次。一是替孟府君作传时通过孟嘉的话说，“渐近自然”；一是在《归园田居》的诗中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是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渐近自然”，指乐音越接近自然越好听，此处的自然相当于“天籁”一词的内涵。“复得返自然”的自然，与樊笼相对，作无约束解。二者都具有具体的范围义，不同于老庄所谓的具有最高的范畴义。“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质性，指直的性；自然，指质直的性的具体表现，也即孔子提出的真性情的流露；矫厉，指矫揉造作，与自然相对。这是陶渊明的自我表白，是对自己的秉性作出评价，最能说明问题。
我们知道，老庄不谈“性”，而谈知和欲；儒家谈“性”，且有性善性恶之争。孔子说，“人之生也直”（《雍也》）；“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孟子后又补充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尧舜，性之也。”（《尽心上》）可见，孔孟谈心性的质直，多与仁义的内涵发生关系；同时，孔子虽未直接提出自然一词来论述，但在《雍也》中说，“仁者乐山，仁者静。”山，是大自然的一个客体；静，是山的形态和精神的一种体现；仁者乐山，显示仁与山的一种特殊认识关系；进而显示仁和万物或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陶渊明是一个执着追求仁义的人，对孔子的一言一行自会仔细琢磨，悟出其中真谛，并扩而充之。于是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影响下，更接近大自然，更用仁的内涵去解释大自然，也就更发现了大自然的和谐美和静态美。在当时“真风告退，大伪斯兴”的现实社会中，孤独的他与素心人交朋友，以大自然当知音，就成为内心不可逆转的趋势，故他一再在诗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风扇微和，良苗亦怀新”等。可见陶渊明的爱好自然，与老庄的思想取向是完全不同的。
如前所述，老子从本体论去选用“自然”一词，作为具有最高范畴义的专用语词；而陶渊明却是从人或仁的本质方面去延伸出“自然”，因而“自然”一词的内涵，便选用日常的用语义，其性质是迥然有别的。如果把老子的“自然无为而无不为”，郭象的“自生”、“无待”、“自然”的理论对比一下，就更会发觉陶渊明的自然观是受仁的洗礼的自然观。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还明确表态说：“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真想最终回到仁者所在的地方居住，可见陶渊明的心灵深处始终牢记仁，及由此产生的乐与大自然交友的良好心境。
三、真和善
朱自清一再说，“真，不见于《论语》，而是老庄哲学用语。”从表面看，确是如此。但，王弼在《老子》廿八章注中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者，器也。”而“朴”在老子哲学中是表现范畴义的，真与朴既是同义语，真当然也表范畴义。庄子在《大宗师篇》还把真和人结合在一起，组成“真人”一词。同样具有范畴义。
陶诗中用以表意的真不表范畴义，仅表心态方面的范围度，即表示至情至性，重在情意之美和心灵之美。如：“此中有真意”，“举世少复真”，“任真无所先”，“抱朴含真”等诗句，都有上面所说的内涵。“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里所提的真和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养了真，才能以善自名；而善是儒家伦理学中受重视的为人标准。孔子的全部哲学，着重于人世间的道德的实际陶冶，故孔孟的论述不下十多处。以此对照陶诗中所言的真与善，便知它的内涵了。
陶诗在《荣木》中说，“匪道奚依，匪善奚敦。”这里将善与道并提，道是儒家所谓的道，善当然也是儒家所称的善。在《感士不遇赋》中又说，“恒辅善而佑仁。”这里又把善同仁并提。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说，“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既然长期坚持为善，便乐在其中地说，“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不独他自己觉得为善可乐，就是同父异母的程氏妹也“闻善则乐”，可见当时陶家受儒学的影响有多大！
本来，诚与善有关联。如《中庸》说的“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但因诚在《中庸》中带有哲学用语性质，含有范畴义，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等。庄子在《渔父篇》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此处的真，对真和诚的互换作了注脚，故渊明舍诚而用真；因为真，更为一般人所理解。
通观用“真”的诗句，都在表心态，不在表范畴。执此去理解《劝农》的“抱朴含真”的真；《饮酒》的“举世少复真”的真，便知真的含义是属于儒家而不是道家。
四、少年罕有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十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长守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旨在表明自己从小就在接受儒家教育，并持之以恒；且乐于安贫，可惜知音难遇耳。为什么他要通过饮酒写出这样内容的诗呢？大约是想借“酒后吐真言”以表明自己的心态。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正是晋宋易代的动荡时代，既见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又笼罩玄风大扇、儒学消沉的气氛。陈寅恪认为，永嘉乱后，北方世族南迁，其中南来的王导，对维系正统文化一脉，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贡献很大。我则认为，在江南士族中能注意到这一点并起而振之的，当数陶渊明。
此时儒学，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儒学的延续性。汉代儒学主要指古文派和今文派；至汉末又出于混合古今文学，不论家法或师法的通学派，代表人物是郑玄，他专门研究经典中的名物训诂而忽视思想，实可称为考证学的开山祖。而此种学风一直在延续着。陶诗中所说的“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中的俗调，即是一指玄学的清淡，一指时儒的言行，也包括时儒的繁琐考证的治学方法。《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指不愿在故纸堆中作考证的学问；“每有所得”，指在读书时每每能悟出儒学的真谛。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治学态度和精神。
二是当时儒学仍有存在空间。魏晋时期玄学很盛，但亦有不少人推崇孔子，尊孔学为思想的正统。如《世说新语》云：“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又孙齐庄小时诣庾公，问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耶？’答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从上例看，儒学仍未被遗忘。
确切地说，魏晋玄学只盛于洛阳，只盛行在上流世家大族阶层。洛阳以外，很多地方属于儒学势力范围。所谓经典研究的正统学者，还在从事古文学的训诂和义疏工作，尤以江南为然。据史载：豫章江州一带，儒风很盛。是知渊明既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加上家学渊源，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且坚持不懈，诗中所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决非虚语。
“游”和“好”用在此处非常重要。此游字，即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游”，有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内涵。此好字，正如孔子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如职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又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可见好字用在做学问上，表现的意义是非常有深度的。陶渊明把“游”和“好”组合一起，更见其用意的所在了。
五、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出自《咏贫士》之四的最后两句，是诗的结束语，也是作者的寄托语，赋有深厚的思想内蕴。这两句诗脱胎于《论语·里仁》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只不过将道换成了仁义而已。
陶渊明为什么要将道换成仁义呢？陶诗中言及道的有多处，言及仁和善的也有多处，言及义的也有；但仁义连用的则没有。然而，仁义是道的核心内容，用仁义一词，既与道合拍，又比道具体化，因而改为“朝与仁义生”。这种匠心独运的功力实令人叹服，其用意也是明确的。
复礼，是为仁的主要内容。当颜渊问仁，孔子明确指出“克己复礼”。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中说，“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君曾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最后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从中看出，陶渊明是从儒学的角度为外祖父孟嘉作传的。孟嘉夫人是陶侃的第十女，故叙及时说，“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渊明母亲是孟嘉第四女，当然也受着良好家教，故有“《凯风》《寒泉》之思，实锺厥心”之语。这种孝友儒风对陶渊明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在《祭程氏妹文》中说，“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在《祭从弟敬远文》中说，“于铄吾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在《与子俨等疏》中，一再提出“兄弟同居，至于没齿”；“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等诫勉事例，希望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而维持友的家风。在《自祭文》中，又对自己的墓葬说，“奢耻宋臣，俭笑王孙”，意谓葬时应厚薄合礼。这些能说陶渊明的思想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老庄思想合拍吗？
儒家拔尖人物颜渊，有两大优点：一是好学；一是安贫。陶渊明也好学和固穷。说渊明不服膺儒家学说能行吗？而老庄不独不提倡好学，且反对好学。老子强调“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欲无知”；并认为“智慧出，有大伪”。同时，老子也不主张安贫，而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我们怎能说陶渊明具有老庄思想呢？
六、托古改制
《桃花源诗并记》是在儒家以述为作、托古改制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作品。其依据则是《礼运》，内容是记载三王五帝的变迁以及阴阳转运的道理；其中提出了小康世和大同世，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等等，有很强的吸引力。陶渊明面对当时社会现实，又在“有志不获骋”的时候，根据民心的渴望，构思出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教他以《礼运》为基础，托古改制，写出了《桃花源诗并记》。
历来皆谓《桃花源诗并记》是受《老子》“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模式影响写成的。其实，这种评论十分偏颇。《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概念；是指已小到邻国可以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要求人人的“知”和“欲”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要“常德不离，复旧于婴儿”，这样就无彼此往来的必要了。说穿了，老子所谓的小国，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他是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的。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固不是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形式，更不同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诗中的“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不就作了说明么？现在有人抓住“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做文章，论证其源是老子。但从诗的脉络看，“荒路暧交通”是照应“来径遂芜废”的，是承上说明桃花源等于商山，一直没有同外界发生联系，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从整个桃花源与外界的交通而言，并不能理解为桃花源内部的自然环境。再说，“鸡犬互鸣吠”也不同于“鸡犬之声相闻”。“互”有互相意，只有人的互相过从，才会出现鸡犬互鸣吠的情况，而鸡犬之声相闻是形容小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从桃花源的“相命肆农耕”，“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咸来问讯”，都与“老死不相往来”不合。可以说，陶渊明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以述为作的创作冲动下，才写出了《桃花源诗并记》的。他的用意在“绘出桃源新画卷，好将理想作宣传”，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不应说是乌托邦文学。
七、生死观
台湾学人陈怡良说：“陶渊明诗句言及死亡之代字‘化’字，近代学者即谓显然是受庄子影响，盖《庄子》书中言及化者甚多也。而陶渊明除以化字指死亡及受庄子影响外，另如‘翳然乘化’，‘聊乘化归去’，‘常恐大化尽’，‘万化相寻绎’等，其中化字虽非即指死而言，近代学者亦谓其义亦莫不出于庄书，至于《神释》诗的‘不喜亦不惧’，亦是用《庄子·大宗师篇》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之意，故近代学者以为凡是牵涉到生死问题的，渊明莫不因袭了庄子的思想。”此种论点，笔者不敢苟同。
庄周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他为着要否定所处的现实社会，论证现实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于是否定仁义、废弃礼法、常使人无知无欲，去虚构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以便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得以立身安命，得以长久地生存下去。
对人的生死问题，庄周同样进行论证，认为死者不过吾人自一存在形式转为另一存在形式而已。如以现在的存在形式为可喜，则死后所得的新形式亦未尝不可喜，所以一个人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如果对死产生悲痛的话，就是“遁天倍情”。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更有胜者，他认为死生不但可齐，而且还可以进入无生死的境界，即超越时空而永存。
庄子主张万物自生自长，在《秋水》中说，“吾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后来郭象又提出“独化”。自化和独化是他俩哲学体系中赋有最高范畴义的词语。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说，“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也。”万化指无穷的变化；未始有极，即无终始。亦即齐生死的意思。又《大宗师篇》云，“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此处指人的个体如能与宇宙合一，则宇宙与人就永恒地皆存了。可见庄子所使用的“化”字多带有特定的内涵，多赋以范畴义。
陶渊明未去否定当时现实存在的基本形式。开始志在兼济，只是后来“有志不获骋”时，才毅然归田，安居劳动以求其志。他的思维方式不会同于庄子，因此，他对生死观的看法也不同于庄子。陶渊明生死观的主导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对生死问题谈的不多。按《论语·先进》载：有一次，“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里仁》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则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存仁”；“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孔子认为重在人事，孟子认为死要有价值。可见儒家从不对死后如何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因为一般的死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须文饰自欺，也不须矜诞自壮，更不须狡黠自避。故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些言论就等于间接对死的看法表了态。
儒家以死为份内事，不同于道家，尤其不同于佛家仅仅以死为一大事。王阳明《传灯录》说，“佛氏著相，吾儒不著相；又论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上来，都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可见道、佛的言论尽管豁达，终因心中仍有生死的观念在作祟，因而便要自喻自慰，强作解人。如果不是胸中横梗生死之见，庄子何必强调“悬解”；如果不是心中长系生死之苦，佛氏又何心强调“解脱”，长作“庸人自扰之”的事呢！
陶渊明对死从不当作一回事，《归去来兮辞》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就可说明真相。
为彻底弄清陶诗中“化”字的义蕴，再就“化”、“万化”、“大化”作出说明。
甲、“化”。“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意谓我的身体由壮到衰，可是我的内心并不受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初衷。“化”，指新陈代谢的变化，常用义，并无特殊的内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得闲。”表意与上例同，只是“心”换成“灵府”而已！有人说，灵府一词出于道家，实乃强为比附。其实，灵府与化没有必要的联系，仅仅是作为心的异名词用而已！
乙、“万化”。“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此处“万化”指万事万物；“寻绎”指推移，有新陈代谢意；人生岂不劳？意谓人的一生也同于万事万物，同样也在进行新陈代谢，不停地向死亡的路上走去。“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即意为“我们分别时所产生的惆怅之情，会随着万物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消失”。万化是万物变化的缩写。
丙、“大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是《神释》诗中的句子，也算是涉及到老庄思想的重点诗句。为着说明方便，将有前后联系的六句抄录于下：“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译成白话应是：“过多的考虑问题，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还不如静心适性，听任自然为好。如果人们都在依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自然运行的规律向人生的尽头走去，那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生命当要结束的时候，就让他结束吧！不要再为此产生烦恼。”本来，这是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表白，但硬说是用《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之意。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大化”的理解。庄子先后提出化、自化、万化、一化等，未提大化。荀子《天论》说，“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我认为，陶渊明所谓的大化，正与此同义。二是对“真人”的理解。庄子所谓的“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构想，旨在突出真人的无知无欲同于婴儿，超越时空而永存。这与陶渊明的思想认识是不相同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也与庄子思想无涉。
八、结束语
明朝安磐说，“自汉魏以来，知道孔子而志于圣贤之学者，渊明也。”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因而在我阅读过的文章中，有的说他“致虚守静，抱璞含真的悠然心态，忘怀得失，任真自然的素养意识，即为出世思想，正是达到了庄子所谓的人生境界”，我不赞成；说他“诗中所言的‘道’，属于老庄思想的概念，是将儒家思想道家化”，我不赞成；说他“牵涉到生死问题的，莫不因袭了庄子的思想”，我不赞成；说他“是舍释迦而宗天师的新自然主义”，我不赞成；说他创作“桃花源的理想社会的思想本源，来自老子的小国寡民”，我不赞成。所以，我便从陶的诗文中举出荦荦大者数端进行诠释，俾能理出思想脉络，提供给研陶者思考。
收稿日期：1995—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