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政治进程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中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议会民主制已形成左右轮流坐庄的局面。剧变初期的多党
混斗已变成了较稳定的两党为主
从1996年中东欧政局走向的宏观形势看，表面上似乎总的趋势是右派复兴。与1992年底到1995年的左派复兴势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6年左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选中连连失利。保加利亚社会党以比民主联盟少70万张的选票、得票率低18%的差距败北，民盟的斯托扬诺夫当选总统。立陶宛右翼的“祖国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获胜，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罗马尼亚的社民党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连续被挫败，民主协议会在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领袖康斯坦丁内斯库战胜了从1989年后就一直任总统职务的伊利埃斯库，政府也全部易人，罗马尼亚形成了“白三角”。在斯洛文尼亚，右翼势力在大选后获得足够的票数，领导新一届联合政府。与中东欧同属前经互会国家的蒙古在去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民主联盟也一举夺得76个席位中的48个席位。就连1996年没有重要选举的左派执政的国家，例如波兰、匈牙利的社民党的威信也比前一两年有所下降，尤其是匈牙利，从中东欧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中落下来，这一年来政府危机不断、党内分裂加深，执政者自己对能否干满这个任期都缺乏信心。
表面上看，似乎是原来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右派正在卷土重来。国外媒介把这种现象称为“东欧西行”、“重新向右转”。但如果往更广的范围看，也有些右派统治一直比较稳固的地方，却出现了左派复兴的苗头，摩尔多瓦的总统选举，中左的卢钦斯基领先斯涅古尔6个百分点，当选为下届总统。捷克左派的社民党地位不断上升，在1996年6月的大选中社民党获得的选票比上届选举增加3倍以上。右翼的公民民主党地位在下降，虽然没有达到政权易手的程度，但是作为对以克劳斯为首新政府支持的条件，社民党领导议会（大选后反对派政党在总共200席位中占101席），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对执政的公民民主党形成很大的牵制，使捷克在中欧国家中不再是“右翼政党掌握全部大权的孤岛”。
因此过分估计1996年的右派复兴与前几年过分估计左派复兴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其实这种右极必左、左极必右，政治钟摆来回在摆动的现象恰恰说明，目前东欧政治演进的基本格局已经逐渐演变为议会民主制下的两党轮流坐庄的稳定局面，意识形态因素在成败中起的作用都已很小。大致而言，选民投右派的票，并不一定是因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满意左派政府的政绩，选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样如此，用选民的话说：“左派也好，右派也好，这都无所谓，我们选举的是干实事的人”。“谁能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就选谁”。由此可见，1996年所谓的右派势力上升，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广义上的左派思想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同时说明在反对派的立场上指责批评容易，而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当家难，也就是说左派虽把握住了历史为他们提供的机遇，但若没有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没有能力履行执政者的社会职责，又会面临右翼的挑战。中东欧国家1996年的大选证明，政治钟摆经过左右一两个回合的摆动，不仅使左派而且使全社会都经受住了考验，一种规则明确、社会认可的议会民主制正在向更深层次发展。
左派的温和化、“理性化”趋势
从1995年起中东欧一些上台执政的左派就表现得十分温和。波兰在1995年实现了“红三角”，政坛几乎成了左派的一统天下，但他们却表现得惊人“谦虚”和“宽容”。克瓦希涅夫斯基上台后一再表示自己的政策“并非与这个或那个班子有联系，而是源于1989年那个历史转折点”。匈牙利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完全取得了独立执政的资格，却不惜以很大的让步拉自由民主同盟共组联合政府，在1995—1996年出现的政府危机中，社会党为了保住联合政府，也一再迁就自民盟，出现“多数让少数、大党让小党”的局面。国外一些媒介评论说，中东欧“政府中的大多数前共产党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许多执政的左派甚至比右派更急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在前苏东地区，俄共的发展趋势十分重要。1995年俄共的演变趋势与中东欧社会党不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不断淡化，民族主义、革命党色彩有所加深，有向传统面貌复归的劲头。但这一势力并没有发展下去，在1996年，俄共向传统面貌回归的劲头明显减弱。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一方面为了争取选票，另外由于“政权党”在舆论上的“封杀”，俄共表现得“温和”异常。而在大选失利后乃至在由于叶利钦病重俄上层出现权力危机期间，俄共也表现出惊人的“理智”，不仅大选后没有发动抗议活动，就连安皮洛夫派也很快承认了选举结果，这在俄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在叶利钦病重的4个月内，尽管上层连续出现权力危机和戏剧性的宫廷政变，俄共也没有任何发难的动作，从而使当局能够顺利渡过这一段总统“缺位”的非常时期。1996年年底，俄共对政府预算草案持“建设性”合作态度和理智协议立场，予以通过，并对亚夫林斯基的反对立场进行了坚决谴责。总之，从俄共1996年的政治运作中可以看出，它也在开始逐步适应议会民主制的框架。虽然，俄罗斯比起中东欧总是要慢上几拍，但既已步入其发展轨道，基本走势从1996年的发展中仍可以看出，所以俄共今后步中东欧国家政党的后尘，进一步向社会党发展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中东欧其他地区，左派本身的温和化趋势也很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另外也是转轨进程中严峻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使肩负执政之责的社会党作为社会协调人难以坚持“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巨额的赤字与空虚的国库使社会党无从实施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计划，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也使社会党难以实践其节制资本的思想。几乎所有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水平都很差。在匈牙利，社会党复出后这一水平甚至比右派执政时更差，反而是一直由右派执政并在宏观紧缩与私有化方面都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政策的捷克，较快地越过了“阵痛”期，基本完成了最艰难的结构改革，使经济与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国家实施社会保障的能力有所加强。这种特定条件造成的“低姿态”随着经济的好转可能会有所减弱，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化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例如，从1993年以来，伊利埃斯库把“民主救阵”改造成比较规范的社会党后，其政治面貌基本稳定。而罗马尼亚左派中传统色彩比较浓厚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前几年一度有所发展，但大选中丢失了全部议会席位，影响明显削弱，其成员大量转入社会党。在阿尔巴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社会党党内斗争中，虽然传统派与社会党派的斗争各有胜负，但整体趋势呈现出一种“社会党化”、“欧洲化”的局面，再加上从1994年底一直延续至今的新老社会党矛盾淡化的特点，使整个前苏东地区左派阵营的“温和化”、“社会党化”过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社会党内部开始重视思想理论建设
所谓社会党是指前共产党通过解散、改名、重建而形成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都已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目前波、匈、新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均属新社会党。一年前在中东欧几乎是左派一统天下的时候，就有人评论说，左派上台靠的右派的失误，而并不是左派力量的成熟，其原因是现在中东欧的左派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它们成为实用主义的政党，整个活动仅仅是为了争夺和保住政权。但是从1995年社会党国际改变关门主义态度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中东欧社会党的理论家、学者开始改变过去的低调色彩，大量撰文论述在转型时期社会党人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经济学。在布拉格举行的争取民主和团结论坛代表会议上、在布达佩斯的社会党国际中东欧理事会议上、在索菲亚的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的知识分子俱乐部里，中东欧社会党的理论家异常活跃，他们就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转轨中的道路选择、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原推动力的反馈差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对转轨时期可能导致的民粹主义复兴、民族主义膨胀、黑社会猖獗、腐败之风盛行、人才浪费、教育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对策。这些讨论虽然一时还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流派，但与前几年反共狂潮中那些急于摆脱“历史包袱”重塑形象，往往走得比旧社会党与西方社会党更远的作法有了很大的改观。
左派内部矛盾的激化与公开化已成为普遍现象
俄共在1996年12月的第8次秘密中央全会上，“社会民主派”与“传统派”在是否批准国家预算等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久加诺夫被指责为“背叛”广大党员，“屈从”于叶利钦。同政权党大选的失败后，党内两派相互指责攻击，都要求对方“引咎辞职”，虽然表面上社会党还没有完全分裂，但是领导层的混乱和内讧局面会加速这个过程。保加利亚的党内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利洛夫与维德诺夫之间的斗争导致维德被迫辞去社会党主席与政府总理职务。匈牙利的霍恩政府因1996年的紧缩政策和私有化过程中的托奇克事件导致接二连三的政府危机，受到党内多次指责，党内分裂趋势加剧。捷克在1996年大选中反对派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彼此间矛盾甚深，不能形成力量。如社民党公开声明不愿与捷摩共、共和党合作，后者也不愿与社民党合作，就是捷摩共和共和党之间也互相攻击，彼此不合。
左派内部的冲突交织着两种矛盾：既有不适应“民主”思维方式的“权力”之争，也有思想纲领方面的差异。左派内部的矛盾并不会减缓，但随着“社会党”趋势的演进，党内的无聊纠纷的成份将会减少，逐渐会形成分野明朗的左右翼，而集中于执政纲领、大政方针方面的区别，即类似于西欧社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