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十九路军秘密会谈纪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事论文,中共论文,秘密论文,十九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犯关内，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坚持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公然发出“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命令，要各军队“专心一致剿匪”。在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高潮的激励下，因在“一·二八”事变中自动抗击日寇而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人率领下，再次请缨北上抗日，未果。遂在中共“一·一七”宣言精神的影响下，与中共秘密会谈，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其中几度周折，几经起伏。
同年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这一宣言不仅得到了广大民众以及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拥护，而且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和高级将领中也引起强烈的反响。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获悉后认为，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中共建立密切的联系。
5月，蒋介石限令十九路军“清剿”红军，否则“立斩无赦”。 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区寿年部西进连城。结果遭到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的重创。接着，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又在沙县、延平一带，遭到红军的痛歼，号称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的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被红军全歼。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将领，使他们认识到继续与红军作战，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红军的打击和蒋介石的威逼面前，十九路军进退维谷，蔡廷锴十分苦恼，终于在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帮助劝说下，派代表前往红军驻地进行停战谈判。
与此同时，原十九路军老上级陈铭枢等人也积极秘密筹划抗日反蒋活动，开始寻找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途径。他从欧洲回国后，即奔走于香港、广州、福州间，筹划反蒋事宜。他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密商，拟定了发动反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即闽粤桂三省大联合，共同倒蒋；中策是联合广西，先解决广东陈济棠再反蒋；下策是倘若粤桂均不同意，就联合红军共同反蒋。陈铭枢在联络两广无积极结果的情况下，加快了与共产党联络谈判的步伐。陈铭枢先派刘伯垂到上海与共产党联络，刘伯垂通过胡鄂公与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谈判不得要领，没有结果。8月，陈铭枢又派梅龚彬赴上海与共产党联系。 同时致信蔡廷锴要避免与红军作战，认为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
8月末，十九路军在连城失败的消息传到上海， 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异常震惊”。他们与十九路军或多或少均有联系，认为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彭泽湘提出十九路军应派代表与中共谈判，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乃商定致函陈铭枢请其速派代表到上海与共产党接洽谈判。9月，陈铭枢派陈公培（系中共脱党党员）赴福州会见蒋光鼐、 蔡廷锴，通报与红军的联络情况。蒋、蔡方知陈铭枢派人与中共联系尚无积极成果。为了部队的生存，蒋、蔡遂派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代表，密赴延平前线与红军直接谈判，表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的态度。蒋光鼐用绸子给红军写了一封密信，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共同抗日，双方先停止战争行动。22日，陈公培一行到达红军三军团驻地王台。
彭德怀速将此事电告了周恩来，周回电证明陈公培系我党脱党者，提供情况可靠，并派袁国平前往接谈。彭德怀、袁国平在与陈公培的会谈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的错误，指出这是蒋介石妄图使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以取渔翁之利的阴谋。彭德怀等还向陈公培讲解了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条件合作抗日宣言的精神。陈公培临行前，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封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并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蔡廷锴在龙溪指挥所接到彭德怀的信，内心很是欢喜，陈公培本人对此次接谈也很满意。此后，闽西前线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下来，双方军队在延平一线进入休战状态。
蒋光鼐将陈公培联络成功的消息迅速电告了在香港的陈铭枢，陈回电希望蒋等人速派代表到瑞金会见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进行更高一级的会谈。10月，蒋光鼐、蔡廷锴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鸣鸿（系中共脱党党员，时称蔡廷锴的灵魂）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由陈公培等人陪同前往苏区。在边境，徐鸣鸿给红军领导写了封信。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领导人接到信后，一面命令沿途招待来使，一面开会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健行（潘汉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徐鸣鸿洽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分重视谈判工作，接见了徐鸣鸿和陈公培，欢迎十九路军与红军合作，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支持他们的抗日反蒋斗争。但博古等人却漠然视之，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认为“一·一七”宣言只是针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下层士兵和广大工农群众而言的，国民党上层将官是决不会接受的，红军与他们无任何条件可谈、无任何停战协议可订，甚至认为这是十九路军求一时缓和，等待援兵的狡计。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努力下，谈判顺利进行。10月26日，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条。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准备缔结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互派常驻代表，并以互助合作原则恢复商品贸易等项。
苏维埃政府根据协定，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一青（黄火青）为秘书。潘汉年等人随同徐鸣鸿离开瑞金前往福州。两人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其间黄火青接中共中央指示回瑞金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汇报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情况，随即又赴福州。不久，福建事变爆发，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为贯彻协定精神，遂派闽西善后处办公厅主任陈小航同苏维埃政府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苏区也因长期受封锁，想找一条经济出路，即派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和福建省苏维埃代表方面，前往汀州与陈小航洽谈。会谈主要围绕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恢复交通，划定边界等具体问题进行。11月27日，双方代表签署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17条、另附约4条，备忘录1项。条约规定：上杭之华家亭（即北三区）全区划为中立区，双方不得驻兵；闽西井皇、司前、当风坳等地划归苏区，上杭之北四、五全区政权归闽方；永定河西归苏区，河东归闽方，连城全县归苏区，龙岩全县归闽方，白砂双方不驻兵。并规定从条约订立之日起，即恢复苏闽双方通商，首先恢复岩新、龙冈、金砂二线通商，准许双方商人自由买卖，并在通商线内设立检查站，保证来往人员及货物安全，恢复汀州至龙岩的邮政。另规定苏方在龙岩或漳州，闽方在汀州互派代表，受该方政府或全权代表委托传达双方意见和处理商务、交通等有关事宜。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商务委员会主任许锡清在福州与苏维埃政府驻闽全权代表潘汉年也进行了多次会谈，洽商双方物资交换问题。依据《反日反蒋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解除了按蒋介石南昌行营1933年春规定的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西药、器材等急需品。当地百姓也可自由进出苏区进行物资交换。苏区政府也派出商业代表到龙岩等地洽谈贸易事宜，准备修筑一条由长汀、南阳经连城到龙岩的小公路，准备把江西境内的钨砂运出来，但由于福建人民政府迅速失败而作罢。
同年底，应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要求，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委会加派张云逸为军事联络员前往福州。1934年1月初， 蒋介石被迫中断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集结精锐部队向福建古田、延平一带同时发起攻击，福州岌岌可危，不得不向红军求援。蔡廷锴等通过苏维埃政府驻闽代表潘汉年电告瑞金，要求红军将原在闽北但不久前撤退到江西中部的部队东调，使双方军队靠近一些，联合起来，更有效地打击蒋介石军队。李德、博古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红军继续在西面与敌周旋。十九路军又通过潘汉年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1 月9日，尹时中到达瑞金，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吴亮平、博古、张闻天等人，再次请求红军稍向东移，靠近闽北，与十九路军相联，以免被蒋介石军队所乘，从中间突破。但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把持下，红军迟迟没有行动，没有及时有力地援助十九路军。
1月30日，十九路军撤离福州， 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联系中断。尹时中接到徐鸣鸿的来电后，得知福州已失守，即要回龙岩。周恩来挽留了他，希望他多留些时候，设法恢复与十九路军的联系。几天后，周恩来又约尹时中谈话，希望蔡廷锴打起红旗继续革命，并请尹时中去电传达，可惜蔡廷锴未曾收到此电。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就彻底失败了。
中共与十九路军虽然经秘密洽商结成停战军事同盟，但收效甚微，以至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重兵进攻下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上层领导，对联共心存顾忌。开始时是定出上、中、下三策，后迫于无奈才取下策实行联共，内部意见并非一致。主要将领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邓世增以及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等均不同意联共。后来黄强在厦门，毛维寿在泉州率部对蒋介石不战而降。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迷信改良，抑制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这种种因素不仅阻碍了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进一步军事联合，而且连业已签订的各项协定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实行。
另一方面，当时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他们否认政治上有中间力量和第三派别存在，把中间力量的抗日民主要求看作是欺骗，并断定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竭力推行下层统一战线，所谓“要兵不要官”，号召十九路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首先消灭其长官。这就更加重了十九路军上层领导对中共的疑虑。在军事上，不去积极配合十九路军的反蒋战斗，也不听从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红军主力应向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地区进军，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的建议，而坐失良机。使十九路军很快为蒋介石所击败，接踵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步步深入，最后导致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离开根据地远征，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标签：十九路军论文; 蔡廷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潘汉年论文; 陈铭枢论文; 苏维埃政府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