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死观教育
杜成宪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如何对待生？如何面对死？很多中国古代思想家都主张生时勤勉，死时安然。儒家学者区分了两种意义的死：“君子”的死是生命活动停止，其影响却不会熄灭；“小人”的死不仅是生命之死，还是活动消失，甚至销声匿迹。有生有死是天地演化之道，不悦生恶死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人，才懂得死意味着生命的新陈代谢而能坦然面对。人如欲死而不灭，就须不辜负人之为人，勉力奋斗，有所作为，将精神与业绩留存于世，泽被他人，自己的生命也就在他人身上得到延续，生生不息。先秦诸子及后世儒者并未给人指出一条面对死亡的往生之路，而是提出了过好现世人生、死而不灭的应对方案。
关键词： 人生价值；生命教育；生时勤勉；死而不灭；生生不息
一
《论语·先进》记载，弟子子路“问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敢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似乎显得有些没好气：活人尚且不能侍奉好，哪能去侍奉鬼神？生都弄不清楚，又怎能知道死？从子路的问话也可以推知，对人的死和死后的去向，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并有种种猜测和假说出现，连孔子弟子也感到困惑。这场著名对话表达了孔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人固然有生死，生死也是人的“命”，但人既然活着，就应更多地关注“生”，积极地“生”。从教育的角度看，孔子十分注重现世人生，倡导了一种积极的生死观教育。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无一例外都要面对生死问题，死是人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人的生，由不得自己，死则必须面对；死是人的最后结局，而生与死之间又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生就显得十分宝贵。因此人往往对死怀有畏惧和抵触，却又无可逃避；对生既十分留恋，却又对其容易逝去且一去不复返而无可奈何。如何对待死？如何对待有限的生？这就成为人生的重要问题，也是教育的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很多都思考和讨论过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应对方案，也由此成为重要的教育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孔、孟及其他诸子中的一些重要学者就认为，人活着一天就应该好好生活一天，就该认真、努力做当做之事一天；从生到死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对于将来必至的死，不必多虑，更不必悦生恶死，只能顺应，死不过是人一生努力的最后歇息。
《荀子·大略》中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场对话。子贡请教说：我对学习感到倦怠了，想去侍奉国君以让自己歇息。孔子答道：《诗经》上说“早晚温顺恭敬，做事严肃认真”（“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侍奉国君是很难的，怎么可能让自己歇息呢？然后子贡退而求其次，又先后提出想去侍奉父母，想去娶妻生子，想去结交朋友，想去耕田种植，以让自己歇息。孔子的回答无一例外地引用《诗经》中的诗句，① 之后对话中孔子引用的《诗经》诗句先后为：“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指出这些事的每一件若要做到都很难，都无法让人歇息。最后子贡问：那么，我就没有歇息的时候了吗？孔子说：你看那坟墓，高高耸立，像一个山包，又像一个大鬲。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什么是歇息的时候了！子贡听了感慨道：死真是一件大事呀！君子此时才可歇息，而小人此时已经永远休矣！
这段记载未必可以信以为真有，但可以相信是代表了儒家乃至孔子的教育主张，即人只要活着，就意味着不懈的努力；唯有死去，才是歇息。这段对话中的思想可以得到其他相关材料的印证。
《论语·泰伯》记载了曾参与其弟子的一场对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参病得重了，召集弟子们来到榻前，让他们抬抬自己的脚和手（看看是否还能动弹）。他自知已时日无多，想到以后可以免于战战兢兢的勤勉努力了，又不免觉得欣慰。一辈子的战战兢兢是其所愿，也是其所乐；死后得而免之，自然也是其所安。也就是说，不以死为意，所注重的是死得其所。所谓死得其所，就是指在未死之前尽其所能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追求自己的理想，勤勉努力，有所作为，至死方休。
孔门师生的这种精神，引导着人们更加注重在有限的现世人生中尽其所能，有所作为，实际上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待生、面对死的精神持仗，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样的生死观在后世不少思想家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礼记·檀弓》也记载：“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说了与曾参几乎相同的话，甚至连说话的情境也几乎相同。
在《离娄下》里孟子又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与禽兽相比，差异非常之小，只是那么一点点（几希）。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异就将人与禽兽区分开来了。这一点点的差异是什么？是人性，人性又是“善”的，而这，禽兽没有！假如要否定人的“善”性的话，人就将与禽兽无以为别。又有谁愿意落到这样的境地呢？孟子在《尽心上》中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认为天地万物中最为美好的东西都具备于人身上了，这也是指人所具备的这点“善”性而言。按孟子的逻辑，努力去做一个人，是因为人性的要求；努力去做一个好人，是因为人性“善”的要求；人性本“善”，那就意味着做人必须要做一个好人。否则，就叫做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到与禽兽无异。所以，人的“善”性就是人成为像舜那样的人的内在依据，是人上进的基础和前提，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小。
二
提出“大丈夫”人格理想的孟子，赞许担大任者必先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乏其身，动心忍性，由此增益其所不能。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说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人应当有一辈子的忧虑，而不必有朝夕间的患得患失。什么是孟子念兹在兹的终身之忧呢？他说：“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舜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舜可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而我却不免成为普通人？很清楚，孟子所忧的是不能像舜那样成为天下人榜样，传名于后世，也即死而不朽。也就是在此意义上，儒家学者区分了两种不同境界的生与死，成为他们的生死观的重要认识基础。
死亡是人生的终极问题，是人们不易面对的难题。死的问题和死亡的来临会给人带来极其复杂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对人死之后的情景的不可知，会令人产生莫大的恐惧。于是就有了各种有关人生解脱的设计，以期给人指明一条光明而美好的往生之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如先秦诸子和后世儒者却没有为人们指点任何往生之路，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告诫人们凭借着什么能在面对终将到来的死亡时，可以做到没有遗憾，没有恐惧呢？他们是从生的价值和死的意义两个方面加以阐述的。
倡导“兼爱”的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甚至牺牲了自身也在所不惜，无往不前。《庄子·天下》记载了墨子对大禹和大禹精神的称道：当年大禹治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川流无数，都是亲自操橐耜，以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而形劳天下”。墨子认为，墨家就当以禹为法，继承大禹之道，“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虽枯槁不舍也。”在《墨子·贵义》中墨子说道，一个人既然活着，就该一刻也无息，“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静默时思考，言说时诲人，行动时做事，一息尚存即须作为不已，如果思、诲、事三者交替而行，就一定能够成为圣人。墨子的志向是将大禹治水利民的精神予以实践，虽然自己枯槁了，也决不放弃；只要是为了天下民众之利，即便是赴火蹈刃，也毫不犹豫，做到“死不旋踵”。在墨家眼里，生的价值就在于利人，即使死来到眼前，也无所畏惧。
人究竟应该如何活着？又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死？中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回答、阐述乃至实践。
《庄子·至乐》记载了庄子妻死，惠子前去吊唁，却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不免惊诧，指责他不哭也就罢了，还要敲打着瓦盆歌唱，实在太过分！庄子的回答是：最初的时候没有生命，后来阴阳二气变而有生命形体，如今再变而生命死亡，这与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是同样的道理。按庄子之意，由无变而为生，由生又变而为死，都是自然变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由无变为生的时候并不悲戚，而由生变为无生的时候却要悲戚呢？所以，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恶，就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在《大宗师》中他说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意为：天地赋予我形体，生令我劳苦，老令我安逸，死令我停息，如果活着是对我的善待，死去同样也是对我的善待。庄子说，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到“生而不悦，死而不祸”。道家学者更多的是将生死视为自然过程，但他们似乎也不排斥儒家和墨家的基本观念：生意味着劳，死意味着息。这种认识代表着中国传统生死观的基本精神。
之后的学者对上述生死观有所继承并有所发展。如汉代扬雄，在其《法言·君子》中说道：“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有生有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也就无法也不可能去寻求永生不死。文章中他以答问的形式，充分阐述了他的生死观，颇耐人寻味。有问：“人有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何如？”答曰：“作此者其有惧乎？信死生齐，贫富同，贵贱等，则吾以圣人为嚣嚣。”意谓：说此话者大概是有恐惧（怕死）吧？如果真的死生、贫富、贵贱没有了区别，那么我以为圣人是在躁动喧闹了。问：龙龟鸿鹄不也是很长寿的吗？答：是长寿的。问：人也可以那样长寿吗？答：可以，但动物长寿是凭其生性，人则是凭其仁义。又有问：人们所说的（不死的）仙者是不是真有呢？答：我听说伏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死，文王葬于毕，孔子葬于鲁国都城之北（他们都做不到不死）。死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为什么格外在意？又问：圣人不效法仙者，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之术吗？答道：“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者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实死也。”圣人与仙者的差异就在于：圣人对于天下，有一件事物不知晓也会感到羞耻；仙者对于天下，有一天不活着也会感到羞耻。（仙者）说是活着活着！名义上是活着，实际上早已死了。在这里，扬雄强调人皆有一死，这是自然之道，但有人却又是可以不死的，不死的不是其身体，而是其有益于世的仁德。那些求仙者，一门心思寻求长生不死，不思有益于世，虽生而实已与死无异。如果要说圣人有什么特殊之术(不死）的话，这就是。显然，扬雄继承了前代学者尤其是儒家的生死观念，深化了对生死的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继承先秦教育家的生死观进而作出自己表述的学者不胜枚举。如描绘了“君子”的精神形象的《易传》，提出天是生生不已的，所以人也应该以天为法则，自强不息，作为不已；写出前、后《出师表》的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怀，对前代学者所阐述、所倡导的生劳死息观念作了十分精辟的诠释；张载在其《张子语录》中说：“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月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饥，亦不卹：惟义所在！”人只要是为了道义理想，生死去就，都可以在所不顾。这样的论述更是代表了宋代以来的理学家生则有为、死则安然的生死观。我们看到，在他们那儿，死已经完全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惧的事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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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里孟子说过一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他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充满了自信。他借颜回之口说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人，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可以像他这样。那么，人又凭什么可以成为像舜那样的人？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参照Wang等[10]、Zhao等[11]和Berthrong等[12]的方法。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粉粒、黏粒和砂粒采用激光粒度仪测定。土壤铵态氮采用靛酚蓝比色法测定；硝态氮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以上几种测定方法均参照《土壤分析技术规范》测定[13]。
对于为什么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宋人张载的阐述最可为代表。在其代表作《正蒙·诚明》篇中他说道：“天能为性，人谋为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所谓“天能”，是指人生而有之的“善”性；所谓“人谋”，是指人的后天作为。人要做到“尽性”，不是靠生性本身，而是靠后天作为，即如他在《有德》篇中所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昼夜言动皆有工夫，须臾片刻也须用力。用功的目的也如他在《张子语录》中所宣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样的人生中，如果有富贵福泽，将是对人的厚待；如果是贫贱忧戚，也是对人的成全。“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顺事而为；死时，我就安宁。在此，我们看到自孔子以来历代学者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所以说，人生时勤勉是为了不辜负人之为人，人生时勤勉是为了完成人的使命！
综上所述,情景教学用于临床护理教学的有效性显著,可以显著提升实习生护理操作能力,对于实习生的多元化能力有着较为突出的培养作用,值得推广和应用。
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只是从可能的意义上说的，事实上能否成为尧舜却人各相异，关键在于人是否将本来为人所拥有的人性之“善”保存下来，加以滋养，使之光大。也即如孟子所言，这一点点“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普通人丢弃了它，而君子则保存了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甚至差异还会非常之大。所以，人若要成为尧舜，人如何尽其所有的这点“善”性就成为关键。人又该如何尽其所拥有的“善”性？即如前文孔子告诫子贡以及曾参告诫弟子所说的那样，生时勤勉不懈，死时坦然以对。在《朱子语类》卷三九中，朱熹对这种精神追求也有一个十分通俗的表述：“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人秉受完整的天理，活着时如能尽这一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而用至极致，一无所遗，当生理已至尽头，就可毫无愧怍地安然面对死亡。
（2）加强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促进农户土地适度集中经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完善土地流转评估、登记、备案、信息发布和纠纷调解等制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发展空间。
1.3.2 青少年信息贫困研究。刘亚[33]把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研究。他认为由于青少年对概念的定义或描述不准确，其信息需求表达能力不足，而导致检索能力不足；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并不理想，难以实现知识建构与创新；对网上的信息几乎不加质疑并引用，缺乏信息评价判断能力。需要将青少年信息行为作为新命题进行研究。王洁瑾[34]通过调查研究，构建信息贫困视野的青少年信息行为模型，指出青少年信息贫困多是因为信息获取障碍，表现在习惯使用省时省力方式检索，信息检索能力不高，信息处理能力不理想；存在信息吸收能力缺陷，表现在信息需求表达障碍、缺少信息判断能力以及知识结构不完善等。
那么，人死的意义又何在呢？上述《荀子·大略》记载子贡听了孔子的话后有所领悟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礼记·檀弓》记载子张病时对申祥说：“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弟子对不同的人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和理解：君子的死，称为息而不是休，称为终而不是死；小人的死恰恰相反，是休，是死。其意无非是说，君子的死不过是其活动停止而已，而其活动的影响却未尝断绝和熄灭，百世千代的人们依然可以受其恩惠。所以，其身虽死而实则不死，也即不朽。小人的死不仅是生命之死，还是其活动消失，甚至其存在过的痕迹也一并消失。这就是儒家学者所区分的两种不同意义的死。也就是说，一种人的死，他曾经所有过的一切随其自然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另一种人的死，他曾经有过的一切会长久地保存下来，不会随其自然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子贡是在孔子的启发下最终领悟了这一点；子张则是在病重时反省自己的人生，自认为差不多可以称为君子了，也就意味着他本人将会是“终”而非“死”了。也正如明代学者罗伦在其《一峰诗文集》中所说的：“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也就是说，生命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都会有结束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常人。然而，有人（如圣贤）又是可以做到死而不亡的，即所谓“与天地一样长久”“与日月一样光明”的不朽境界。就此而言，生命对于所有人而言又是不等价的。人到他将要离开人世时，他希望得到的是怎样的生命结果呢？这完全取决于他的人生方式。
为什么人死而可以不朽？按南宋学者胡宏在其《知言》中说的：“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终。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息，无断无灭。此道之固然，又岂人之所能为哉？”他批评佛教学说将生死分为两个世界，其本质是将自己的身体、生命视为私有。如果人们不将自身视为私有，而是力争使自己成为天下所“公”有，那么,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件事物不是“我”的呢？一个人的生命不就能够在其他任何人和事物上延续了吗？人自然就可以“生生不息”，其生命自然就可以“无断无灭”了。很显然，胡宏所说的“生生不息，无断无灭”是指人生时的业绩和他的精神，也只有这些才是能够转化为“公”所有的。
清人王夫之则是通过阐释张载的“存顺没宁”之论，来表达他对死的意义的理解。在其《周易外传》卷二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尝试比较人与草木、禽兽在生死方面的差别：“且天地之生也，则以人为贵。草木任生，而不必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之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其意为：草木任意生长，死不足怜恤；禽兽虽以死为灾难，却不懂得以死为哀伤；人懂得以死为哀伤，却不会以死为灾难。对死感到哀伤意味着人会懂得并珍惜生命的价值而伤悯其忽然中断（所以更加珍惜人生而愈加发奋），但如果以死为灾难就是不懂得甚至违背了新陈代谢的天地常理了。就此意义而言，人之生异于禽兽之生，人之死异于禽兽之死。所异在于：人之生，除了为己，也复为人；人之死，虽躯壳朽为泥土，而精神和事业却可以留存。尤其是承认人有死，即使令人感到哀伤也要努力顺变，这意味着人类生命的延续由此得以实现；如果以死为灾难而不懂得顺应甚而抗拒抵制，那就是在破坏天地演化之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应当“存顺没宁”的道理。在这里，王夫之是从自然界生物的序列、差异和生命本质的视角来看人的生死问题，认为无论草木、禽兽还是人类，其生死都是体现了“天地之化”，即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由此生命不息。他把能够面对死亡而坦然以对看成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在天地间最“为贵”的表现。这样的认识，既对上述胡宏的观点是个呼应（生命的生生不息），也回到了孟子的观点立场上（共同的人性、人性本善）。这样的认识也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曾经有人说过，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最为困难也是最为痛苦的事是面对死亡，因为他们既无往生之处，也无彼岸之所，将何去何从？然而，从孔子起的诸多学者提出并践行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凭借着天之所赐予人的，勉力而为，多所建树，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如果那样，当死亡来临，即可如张载那样从容：“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或者如王阳明那样坦然：“此心光明，亦复何言？”①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3页。据载：嘉靖七年（1529）十一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廿九日召门人周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
一个简单的计件工资制的提出，暗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在泰勒生活的年代，工人效率低下有个普遍的原因：磨洋工。他们磨洋工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他们有更久远的但很荒谬的历史现象——群体无理性和管理者愚昧。当时的工人认为他们不能高效率的工作，因为世界的工作量是有限的，当这些工作做完后，他们一部分人要面临着失业。其次，根据他们领取计件工资率的经验，当他们生产更多产品时，管理层会降低他们的计件工资率来调整他们的工资，从而使他们需要干更多的活才能获得原先相同的工资。再次，管理者是单凭着个人的经验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比如，报酬是根据职位高低而不个人绩效、获得奖金的日子遥不可及等。
The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DU Cheng-xi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How to treat life? How to confront death? Many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advocate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industriously and die peacefully.Confucian scholars distinguish death of junzi from that of xiaoren: the death of junzi is the cessation of life, but not the disappearance of his influence or reputation; the death of xiaoren is not only the cessation of life, but also the disappearance of his acts or influence. That all creatures live and die is a natural rule.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lies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ife and death.Only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at death means the supersession of the old by the new, so they can take death as it comes. If a person wants to achieve immortality after death, he must strive hard to get some achievements and make his life worth living.As long as his spirit and achievements retained in the world and benefits others, a person’s life will be renewed in others, endlessly.Instead of putting forth the idea of reincarnation to face death, Pre-Qin Scholars and later Confucian scholars suggest people to focus on the earthly life and to seek immortality of mind.
Key words： the value of life；Life education；industrious life；immortality of mind；the circle of life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9.02.001
收稿日期： 2018-11-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华民族有哪些教育传统可以传承》（18JF047）阶段成果。
通讯作者： 杜成宪，E-mail：cxdu@dedu.ecnu.edu.cn
（责任编辑：张国霖，李 想）
（责任校对：李 想，刘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