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华人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文化论文,华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质性，反而更凸现了各个族群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与其他族群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相比，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对马来西亚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既定的历史存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现代化的同质性过程中，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并没有被同一性所消融，反而更凸现了其文化的差异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平等对话机制下，能真正享有使各族群文化能够自
由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2200万，由26个族群组成。在众多的族群中，以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三大族群为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多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使马来西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城镇，都可以看到肤色和服装各异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杂居相处，而庄严肃穆的马来人清真寺、雕梁画栋的华人庙堂会馆、金碧辉煌的印度人教堂则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其中夹杂着殖民地时期英国人留下的基督教堂、荷兰街，更透露出浓郁的西洋风情。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文化共存是其历史发展的既成事实，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使马来西亚在国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享有独特的精神资源。但是多元文化并存下的文化差异却使其国家文化的发展充满曲折，而作为马来西亚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华人文化的发展更是历经坎坷与艰辛。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共存下的文化差异，我们可以了解到马来西亚文化是如何在政治的管制下，在二元的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
一、政治语境下文化差异中的华人文化
马来西亚建国伊始，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国民团结”的社会。为此，国家采取了许多政策诸如新经济政策、国家教育、国家文化等政策来整合社会，以求形成一个相互交融的马来西亚民族。然而，建国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所采取的同化政策，非但没有加强华、巫两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反而更凸现了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文化问题在政治管制下变得敏感而脆弱，在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下，族群的边界更加分明，文化的趋同进一步分解，而差异也愈见突出。
文化的政治化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马来西亚政体是联盟执政，建国之初联盟族群政党共同执政的模式的奠定，使族群政党成为日后马来西亚政坛上的主流，从而在利益分配上形成族群政党维护“族群利益”的格局，即马来人的利益则必须由马来人政党加以保护，而华人的利益则由华人政党加以争取。马来西亚建国之初，马来人除了在政治上处于统治主导地位外，在经济、文化上都相对落后，而华人无论在人口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一个强势族群，因此，马来当权者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极力提升马来人的地位。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使得“土著”、“非土著”的族群标签具有了法律效力，马来人从而拥有对教育、企业、股票等优先权。继族群政党在政治领域划定族群边界后，新经济政策再次在经济上划下了族群边界。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家文化政策原则的宣布，区分了“本地区原有文化”及“其他文化”，在文化领域划分了“土著”及“非土著”的文化边界。自20世纪初至90年代，马来人对其族群边界的防卫从不曾松懈，以确保其对马来西亚的支配主权的不可挑战性。马来人对其族群的防卫心理亦强化了华人社会对其文化认同的防卫心态，华人文化教育的主管机构——董教总在捍卫华人文化教育中虽节节失利，但却屡败屡战，其不屈不挠与坚韧不拔显示了华人为自己的文化发展努力抗争的力量。
尽管以巫统为主的政府不断声明无意同化华人，但是华人却难以高枕无忧，因为不利于华人文化发展的条文与事件层出不穷。有关三宝山事件和舞狮事件就很能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政治话语管制下的马华文化的困境与压力反弹下的华人文化自我保护的心态。
传说三宝山是郑和下西洋的驻扎地，山麓下的三宝亭及三宝井，亦传为郑和所建。400年前，第二任甲必丹李君常捐献此山为华人葬地。此地共有12500座坟墓，是在中国境外最古老的一座华人义山。1983年10月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致函三宝山业主青云亭管委会，表示要将三宝山铲平。消息传开，华社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挽救三宝山”的运动。华社反对的理由是“三宝山一旦铲平，将使许多珍贵史料和史迹消失，特别是最近300年来，有关华人在本国从事开荒建设的奋斗史，将失去重要的一环”(注：张木钦：《保存三宝山》，载《当代马华文存》第9册(社会卷80年代)，第3页。)。三宝山事件牵涉的问题面广且大，牵动了全马来西亚的华团领导人，许多人为了保存三宝山而四处奔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华教斗士陆庭谕从1984年11月25日开始，每天早上7时至晚上7时节食，并在每个星期日到宝山亭静坐。最后是马六甲州政府宣布拨款5万元美化三宝山，整个事件才落下帷幕。三宝山事件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中的大事，无疑是华人与马来人对峙的一个典型。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舞狮事件最能说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对华人文化自我保护心态的刺激。舞狮是马来西亚华人在佳节庆典借以助兴的节目，华人对舞狮本来不甚关注，也没有将它当成一件了不起的文化表演，但1979年内政部长加沙里表明舞狮没有本地色彩，除非将它改成舞虎，要不然是不可能被接纳为国家文化的，因为虎才是马来西亚的象征。(注：The Straits Times,May 20,1979.)舞狮受到刁难，华人极为不满。阻力越大，反弹力愈强。舞狮并不一定是每个华人都喜欢的活动，这一下子变得珍贵起来了。70、80年代，舞狮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重点，每当过年过节，申请舞狮都成为华人极为关注的事情，而申请舞狮表演的风波都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舞狮团在马来西亚的蓬勃发展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根据马来西亚龙狮总会的报告，在1990年该国共有3000个舞狮组织。董总领导人胡万铎在一次受访时一语道出这种现象的实质所在：“舞狮本来已在本国‘衰退’。但当时的内政部长丹里斯加沙里却批评舞狮不合国情，认为应改为舞狮虎，这句话引起华社哗然，并引为民族耻辱，激发起抗拒及自我振作之心”(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1年2月10日。)。
由于担心文化被消融，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危机感在8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华人的文化活动此起彼伏，文化展览会不时出现，如寻根系列、春联、传统中国绘画、书法等展览，许多传统技艺或民俗活动都被重新挖掘，中国的棋艺、民族舞蹈、武术、灯谜、地方戏剧、民乐、民歌、诗歌朗诵的比赛或表演时常可见。一些传统佳节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被大规模地大肆庆祝。这些都作为华人自我身份的象征，通过大肆渲染，以昭示自己在其他族群遮蔽下的存在。
20世纪70、80年代，林林总总的文化问题包括：不允许华人在公众场合表演舞狮，工艺大学要毕业生以马来传统服装参加毕业典礼，教育部发出文告要求学校的表演活动穿插传统马来舞蹈、传统马来乐器演奏，教育部命令华人学校在集会及其他活动上必须用马来文等等。这些文化问题看起来都是小问题，但是华社对每一个文化问题都要经过政治讨论才有结论，华社处理的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文化讨论演化为政治讨论，其结果是形成政治话语霸权下文化的管制和被管制的格局。一边是“华人”，一边是作为“他者”的马来族群；一边是“华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马来人的文化”，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就是在二元对立的差异中磕磕碰碰地向前走来的。
二、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下的华人文化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马来西亚虽是一个小国，但在加入了全球化的队伍之后，同样也面对种种的冲击，并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产生巨变。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如何自我定位、互相尊重、互相适应，是一个关系到族群利益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问题。从1987年开始，外资的涌入刺激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使马来西亚步入了工业化阶段；而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快，马来西亚逐步建立起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资讯工业和知识经济体系。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转型。为了配合经济上的发展，政府在政策与施政方面也做了调整，其政治表现是较为开明并具有包容性的。这一时期的华人文化也因而得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为了更进一步顺应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的发展，1991年2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发表了2020年宏愿设想，以此作为30年后国家的发展目标。“2020宏愿”提出，在2020年之前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同时表明要建立一个由生存于种族团结、协调、公正的全面合作关系下的“马来西亚国族”组成的马来西亚国家。到时候，“任何肤色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能自由地保持和享受个人的习惯、文化、宗教、信仰”。为此，自1980年底尤其是1990年的“国家发展政策”实施以来，马来西亚政府逐步从重视全体马来人的政策转换为重视“效率”、“发展”、“能力”的政策。虽然2020年“宏愿”仍然强调马来人的利益，但它强烈期待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阂的“马来西亚国族”，因“新经济政策”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或多或少对马来人社会产生疏远感的华人社会对马哈蒂尔的“2020宏愿”普遍表示欢迎。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的领导人林良实先生认为，就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来看，如果各党仅主张自己所代表的族群利益，就不能实现公正、正义、平等。各党必须在同等的条件下相互协作。马华公会的目标就是通过不屈不挠的谈判、相互理解和妥协来达成协议。如果尽可能地抑制种族、文化、宗教的两极分化，尽可能地加强种族、文化、宗教间的协调和社会凝聚力，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国民统一。无种族歧视的社会可以通过执政党内的协商来实现，而以马哈蒂尔总理为首的现政府具备了这种宽容和冷静，通过联合执政党(尤其是党首之间)的协调有可能建立超越种族隔阂的社会。这是华人中比较乐观的观点。另一方面，基于华人在经济、文化上与马来社会融合的平等关系有一定的进展，但马来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和马来文化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政策中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的现实，另一些华人对“2020宏愿”中塑造“马来西亚国族”的设想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有意操作，以形成文化的一体化、统一化，是单一意识形态下的去异求同，试图消除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他们更进一步地表明，没有必要将多元种族文化统一成为马来西亚文化，包含多种族文化的多元文化已经存在，这才是马来西亚的文化特色，从而反对民族、文化的一体化。
不管马来西亚华人是主张文化的融合还是反对文化的消融，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文化身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马华公会总会长林良实近年来不断重复“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人的成份增加，但华人的成份并没有减少”(注：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Secretary-general's Report 1993(Kuala Lumpur:MCA Headquarters,1993),p.9.)。这句话除了提醒其他族群“马来西亚华人”已经成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以外，也安慰“马来西亚华人”说他们的“华人”成份并没有减少。“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积累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浓厚。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身份”是指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自我”，这种认同是有着极强的连续性，它使得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找到许多相同点。也就是说，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号，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意义框架。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文化身份的变化特质。“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身份，与其祖先的历史记忆相连，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对于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独立以后才出生的新生代，文化的“变动性”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部分的新 生代至少涉及了两种文化，他们都是华文教育和马来文教育结合体的产物，他们都通晓马来语和华语，并能以英语对话。他们对马来西亚这个“家”的感情，也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切。而他们的关怀点，也常常超越族群问题，跨入到更深更远的全球性视角，如环保、人权等问题。在政治领域中，超越族群的关怀也为许多新一代年轻人所追求。在1998年安瓦尔事件中，由于安瓦尔的被捕，马来西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乍看之下，华人对这件事情是采取旁观的态度，当安瓦尔的支持者走向街头的时候，华人更是小心翼翼。但是，有一点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有一些华族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活跃者直接参加了政治改革活动，突破了华人不管马来人之事的旧观点。在1999年大选期间，竞选宣传也出现了淡化族群性的现象，回教党也尽量化解其族群色彩，国民阵线最后因为靠了华人的选票而赢得了此次大选的胜利。跨族群的政治一时间广为国民所谈论，成为马来西亚20世纪族群交往的一个亮点。
文化的政治化是马来西亚族群之间交流的最大障碍，马来西亚华人也知道族群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各族群对差异的自觉，本身就是造成相互对峙的原因。为了强调融合，马来西亚的民族整合政策有时不免偏向极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去政治的管制，从而形成文化之间的自然交往与相互融合。当马哈蒂尔总理提出要在2020年走向先进国家的宏愿后，国家的焦点立刻集中在经济领域。从1990年到1997年，经济的繁荣稳定了政治的不安情绪，在众口一致的“成为先进国”的口号中，文化问题成为第二线的问题。从80年代末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大约整整10年的时间，马来西亚经济的年增长率都维持在8%左右，各族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文化对峙的声音被经济发展的声音所取代。在90年代，华人已经听不到使他们感到带有刺激性的“国家文化”四个字了，经济发展所出现的解去文化政治化，的确成功地消除了族群之间可能出现的对峙。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也努力在政治领域内超越族群观念，真正成为各族群都认可和敬重的首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国家领袖不断地在演讲词中穿插一些简单的华语，或者出现对华人社会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言谈，显示了国家首脑意识到多元文化的事实并尝试将这种多元文化特征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有利资源。马来西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政治上的干预和政策上的歧视则往往产生负面效果，马来西亚文化应该是各族群在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交往中自然交融而成。当文化的融合与一致不再是为了保护优势族群的利益时，在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机制下，马来西亚才能真正享有各族文化自由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在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马来西亚领导人和华社各界都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各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