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研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研究

伍军[1]2006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债权保护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解决不好,甚至会影响到经济与政治的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即是先例。也正是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警示,中国政府在1998年后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1998年,国家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通过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运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2005年用总值达3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尤其是始于2003年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各方面都对之寄于了厚望,从中央高层到理论界、实务界都认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可见,国家希望结束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不断累积的局面,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决心和花费的成本不可谓不大。其实,不良债权状况就是一国债权保护力度的外在表征,国有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积累和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缺失都可以从债权保护不力上找到答案。如果没有一个保障银行债权的有利环境,没有一套保护银行债权的可靠制度,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债权依旧摆脱不了被继续侵害的命运,在国家通过政策性剥离、财政注资冲销等方式交完了高昂的学费后,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债权是怎样受到侵害的?法律为什么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呢?银行自身的改革能解决这一问题吗?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展开了对国有商业银行债权保护问题的研究。一、论文的结构及主要内容本文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保护债权的行动中心,站在银行的角度来思考债权保护问题,认为一个完整的债权保护过程应该始于债的发生之际、贯穿于债的存续之中、结束于债的终止之时。论文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三章,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债权的产生、债权保护的制度环境及保护现状,该部分为后面展开对银行

周正平[2]2002年在《银行不良资产重组与债传股》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两大“并发症”,即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和国有企业高比例的资产负债率,其能否妥善地解决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根据国外不良资产重组的经验,本文提出债转股这样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以期彻底了断我国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全文主要内容和观点为:(1)系统地阐释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历史形成原因,即是经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结果。(2)总结了国外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对我国的经验借鉴。(3)客观地评析了我国以往处置银企间债权债务的经验,提出债转股这一全新的制度设计。(4)将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引入到债转股,阐释了债转股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相机干预下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5)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债转股的运行机制以及对其运行效应的分析与评价。(6)通过对债转股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分析,提出完善和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选择。(7)提出债转股的核心问题——其退出机制的设想以期赋予本文研究的时代意义。(8)分析了债转股运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及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戴发文[3]2004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高负债、高风险行业,商业银行的不良金融债权问题一直伴随着银行业。近年来,由于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不安以及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加剧,不良金融债权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良金融债权管理也成为全球银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西方国家日渐成熟的风险管理理论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始于明斯基(H.Minsky)和克瑞格(J.A.Kregel)等学者研究成果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对不良金融债权和金融危机现象的出现作出了理论解释。在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中,也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信用风险管理理论,如“5C”分析法、Z评分模型、KMV模型、在险价值法等。近年来大量学者也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管理问题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在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形成机理方面,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企业、银行、体制、法制等方面提出了不良债权的成因,一些学者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不良债权的形成作出了解释,认为我国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实质上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低效率的体现。在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管理的措施方面,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包括:在宏观措施方面,提出依靠发行国债置换政策性不良债权、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银行不良债权托管、银行重新资本化、优化信贷增量、利用“市场化谈判”解决银行不良债权等思路。在微观措施方面,提出了引入外资处置不良债权、资产证券化、债转股、不良贷款招投标、拍卖、协议出售、竞价出售等办法。有的研究成果还提出了设计“债务折扣机制”、设立“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特种投资基金”等富有创意的解决思路。 但是,这些成果大都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大量研究论文关注的焦点仍集中于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金融债权的管理,而较少关注商业银行体系内不良贷款的处置。二是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的逻辑思路,不少论文或者只是国外经验的全盘介绍,或者只是目前国内不良金融债权管理实务的总结与回顾。三是一些研究文章只是从目前我国现实情况的表象出发,就不良贷款而论不良贷款,没有触及到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理论深度和思路创新都善乏可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不良金融资产管理这一研究领域,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内不良资产的管理进行重点关注,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管理这一课题的全方位、系统性、专题性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建立起一套既借鉴国际经验、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 借鉴不良金融债权管理的国际经验,是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国外,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手段主要包括:“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债务重组;对不良资产进行拍卖与出售;不良资产证券化;银行重组;加快呆帐核销,等等,各国的处置手段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各有侧重和特色。本文对美国、法国、中东欧转轨国家、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良金融资产管理的主要做法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一些普遍性的经验教训: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及早采取行动;必须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必须标本兼治;必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必须予以必要的立法支持。 具体考察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问题,则无论是其现状、形成机制还是治理措施,都因我国的特有国情而具有其独特之处。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的成因看,可以从宏观机制和微观机理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机制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的形成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金融体制密切相关,并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渊源关系。具体而言:1.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现象。由于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即使亏损也可以得到国家进一步的资金支持,从而形成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低效投放的倒逼机制。2.社会融资结构过度“银行化”。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融资一直是商业银行主导型融资体制,直接融资形式发展相对滞后。这种融资结构容易造成融资需求过度和信贷膨胀,导致全社会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3.金融监管乏力。总体而言,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不够,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持较为放任和宽容的态度,削弱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外部约束力量。4.经济转轨与金融转轨的影响。我国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转轨、国企资金管理体制的变革、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等因素,都在不良金融债权生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5.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泛行政化”现象深入渗透金融领域,信贷投向、信贷规模、信贷价格均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掌握,从而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加大了银行信贷资产风险。6.社会信用环境恶化。由于体制、市场、法律等层面的原因,近年来全社会的信用程度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大大增加了银行贷款的风险,动摇了银行信用业务的根本基础。 〔二)微观机理方面。从不良金融债权形成的微观主体—商业银行内部看,不良金融债权根源于国有银行在产权构成、治理机制、内部管理等方面的严重缺陷。1.产权构成的缺陷。目前,我?

邹蓉[4]2003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复杂进程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由于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泡沫经济的此消彼长,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出现了巨额不良资产。资产质量低下已经成为困扰和束缚许多国家银行业发展的桎梏,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使得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遭受沉重打击,甚至诱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危机。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已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也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久拖不决将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及”拨改贷”政策等历史遗留下来的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2)1992~1993年经济过热,巨额资金流向房地产、股票市场等;(3)多年来重复建设,信贷资金效益甚差;(4)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5)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等。 为了尽快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借鉴国外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处置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之目的。到2000年6月,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接收了13000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占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总数20000亿元的四分之三。虽然银行不良资产已经剥离出来,但是,处置这些不良资产却困难重重,远不象当初方案设计的那样简单。债转股是目前最主要使用的一种资产处置方式,随着处置进程的深入,日渐暴露出很多弊端,其主要弊端就在于容易使银行陷入危险投资的循环。如果银行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适当的价格将所持有的股权转换出去,就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加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同时,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并不熟悉企业的经营,因而难以有效保证银行在取得企业的控制权后,能够及时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即使偶尔用之,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在所谓的转轨经济国家中,债转股曾被给予了很高期望,但在实际中,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 而有关专家认为不良资产尤如‘冰棍’,握在手中的时间越长,融化得越多,现有价值越低。寻求一种新型而有效的金融创新工具这项艰巨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去完成。鉴于我国已有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参照一些国家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范例,本人设计出一种理想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研究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的传统模式,只有“过手证券模式”、“资产支持债券模式”及“转付债券模式”这三种模式,其实质都是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运用的金融载体——资产证券的不同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属于单项资产选择模式。鉴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货资产的实际状况,国外基于单项资产选择的传统资产证券化模式在我国的实用性将受到一定限制,从如何进行基础资产选择的角度来说,我国资产证券化应该采取基于多种资产组合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相信它的采用会给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揭开崭新的一页。 巨额不良资产产生后,采用一些处置方式对其存量进行及时迅速的处理固然重要,而建立有效的防范不良资产再生的机制尤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其不断滋生的温床,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要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多元参与和企业经营透明,在银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银行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权责不清、权责利脱节状况,由现在的支持型组织转变为企业家型组织与协作型组织相融合。 2.坚定不移地推进统一授信。通过实施归口授信管理、客户信用评级、风险限额核定、授信额度管理、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等多种果道和方式,建立客户信用风险评价、控制、预警机制,并作为客户选择、授信定价、对优质客户进行特别授权的重要参考因素,从而筛选优质客户、淘汰不良客户,促进客户结构的调整。 3.提高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强度。在履行入世承诺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更要尽快放宽对国内资本进入银行业市场的限制,加快中刁、民营银行的建立。与提高银行业市场竞争水平密切相关的是,必须尽快建立银行业市场的退出机制,要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全部银行的存款进行存款保险,解除政府对银行破产承担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透明的银行破产清算制度,建立起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

田晓光[5]2012年在《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成因和处置》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商业银行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经营与风险的矛盾。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只要有银行存在着资产业务,就一定存在着不良债权,就存在着控制和防范不良债权风险的问题。研究不良债权问题无论是从中国加入WTO,还是国际不良债权,都有重要的意义。就我国而言,商业银行存在经营中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权,是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制约银行业制度转变的巨大障碍。目前各国商业银行正在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大量不良债权究竟如何解决才好,就日本而言,从信用风险的控制、市场风险的控制、操作风险的控制三方面加强控制,而且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把不良债权的影响降到最低。现代经济是风险经济,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据统计,在国家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14500多亿元不良贷款被拨离出来,由四大金融资产公司对其单独处置,截至2005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占主体贷款21.5%。据统计:2005年1月月初,中国工商银行公布2005年实现经营利润750亿元,账面利润33亿元,其余用来提取剥离和消化历史包袱,至此,按五级分类标准不良贷款率为20%。其他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8%。为了各大银行上市做准备,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第2次拨离。被剥离后的数据约为16%,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仍然很高。到2002年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5%。其中,中国农业银行比例为1.7%,中国银行比例为8.8%,中国工商银银行的比例为4.9%,中国建设银行比例为3.9%,在国有商业银行中不良资产率比较高,而资本充足率比较低,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支付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而且在中国国内,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也大幅度降低,相对国外而言,拓展国外的金融市场能力,在金融对世界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大大降低。所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形成原因,研究处置办法和风险最小化的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六大方面论述银行业不良债权的成因和处置方法,论文研究背景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大一统”的银行制度下,而产生的银行体系。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的26年期间,在中国的金融领域,仅存在一家银行就是中央银行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又是商业银行。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开始恢复或成立,以特殊的身份存在—国家专业银行,在性质上只属于行政机构,不存在任何商业性质。对论文研究背景、方向等做了阐述首先是把不良债权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即国际上不良债权的分类、和中国对不良债权的分类。在此背景下,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的思路,第二章主要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现状,从不良债权的分类、以及我国特色的不良债权的发生,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迅速高起,由1995年的21.4%上升到1999年的34%。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后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29.18%下降到2006年的9.22%;2007年3月末下降到8.2%。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了我国不良债权的特点。第三章论述了在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中我国不良债权的形成原因,从国际大环境分析,对我国不良债权的影响,我国的信用等级下降,市场环境风险加大,和不规范的重组等导致了我国不良债权的形成。再次基础上,第四章中详细的讨论了应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方法,分为财政补贴,企业破产等等。在这些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有附加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流程图,更加详细的分析了处理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过程。在第五章中,加入了本人在工作中处理不良债权的具体案例,也更加生动的诠释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方式方法以及流程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论述过程做了详细的总结,以及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发生处理给了详细的建议,为本文做出结论性的总结。

凌秀丽[6]2005年在《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研究》文中提出2004 年新年伊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入具有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特别强调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核心是要将其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深刻内涵在于建立和完善银行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就已进行了银行产权改革,其核心是银行国有资本社会化。在银行国有资本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为:产权主体由一元逐步发展为多元;资本运作逐渐社会化;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由国家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演变;逐步形成资本社会化的极致形式——资本国际化。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东欧国家已基本建立起以多元化产权结构为基础、竞争的、开放的、稳定的银行体系。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是经济转型国家,在银行改革的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此,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实践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有裨益的。产权改革是中东欧银行改革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产权结构变革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建立健康的银行体系,进而促进金融、经济发展。那么,从中东欧银行改革的实践来看,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采取了什么措施?产权改革是否有效地改变了银行原有的单一产权结构?银行的经济绩效是否因为产权改革而得以提高?产权与效率存在什么关系?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能为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造带来什么启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东欧银行的产权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的来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从理论的角度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作出经济学解释;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六章,在分析中东欧国家银行产权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各国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对3其解决措施作一评价,同时通过实证方法考察银行产权改革所取得的经济绩效。第三部分为第七章,在借鉴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推进现阶段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造提出作者的看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具体而言,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的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主要观点,并客观评价本文的创新与突破;指出研究难点、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界定本文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和相关范畴。第二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该章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等角度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理论基础——现代产权理论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并结合产权理论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内在动因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第三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背景。了解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背景有利于我们对产权改革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本章主要对银行改革的环境变迁进行全面分析,并考察中东欧银行体系重建的三个阶段——二级银行体系的建立、资本重定、产权改革。该章为后续的产权改革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第四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本章在对中东欧银行改革主要采用的三种模式——初次公开发行(IPO)、通过招标向国外战略投资者出售(SIFF)、发放股权凭证(VD)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的银行产权改革历程,并对各国改革所引致的产权结构与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变化进行比较与分析。本章内容为后续的理论研究作一铺垫。第五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评析。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经验。一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为化解不良贷款,扫清改革障碍,中东各国采取了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政府在推行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中东4欧政府努力寻求市场与国家之间合理的政策组合,在帮助银行解决不良债权、建立健全法律框架、强化银行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外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中东欧各国普遍采用的产权改革模式。这一关键性的战略措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应,促进了中东欧银行业的稳定。第六章:中东欧银行效率分析。产权改革是否有效地提高了银行绩效?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为此,本章采用两种方法研究中东欧银行效率:一是常规指标分析,二是生产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通过实证考察,得出结论:从横向比较来看,改革后的银行效率显著地高于国有银行;从纵向比较来看,产权变革后的银行效率高于变革前的效率。为探究银行效率提高的内在原因,本章从“产权结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银行效率”这一逻辑思路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产权是影响中东欧银行效率最重要的因素。第七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借鉴。本章结合中国银行业渐进转轨的逻辑,深入分析了当前银行业发展所处的困境,指出产权改革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的必然选择。在总结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对我国可资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银行产权改革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银?

朱剑锋[7]2001年在《论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与解决路径》文中研究指明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对所在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而如何有效控制和化解不良债权,为整个金融界所共同关注。在我国,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潜在因素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然而,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又不得不面临WTO的巨大压力和挑战。11月我们将成为WTO的成员国,作为成员,既要享受权利,又要履行义务。这在金融市场上,对我们则更多地表现需要为承受竞争的压力和履行开放的义务。如此高额的不良债权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又怎能与实力雄厚且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竞争? 鉴于上述原因和背景,为了尽快地妥善解决我国不良债权问题,作者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现状和成因,并结合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我国家在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解决我国不良债权问题的设想,同时指出:在化解现有存量不良资产时,必须采取改革宏观金融体制来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量,即存量压缩、增量控制,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青红兵[8]2002年在《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资产质量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对保障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萌生了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进行尝试研究的念头。 本文的写作思路,是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的。首先是对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概括,然后具体分析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紧接着,通过对国外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管理的分析,概括出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提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对策。因此,按照上述基本思路,本文的结构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章: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意义和作用。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定义,特征和目标进行了阐述,然后,分析了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意义和作用。第二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作者首先从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工作的现状着手,继而从八个方面论述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国外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给我们的启示。在这一章,首先对欧美国家信贷管理方式进行了简介,然后对亚洲国家防范信贷风险,处置不良贷款的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重点论述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迪:即用不良资产重组和资产证券化处理不良债权,同时建立健康的“信贷文化”,改革现行的呆帐核销和呆帐准备金制度,并且提高监管人员职业道德。第四章: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对策。本章是本文的重点。作者承前文论述的基础,认为强化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应从银行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着手进行。首先,论述了加强信贷资产风<WP=3>险管理的内部措施,共四点:一是在制度上要进一步完善贷款制度,降低信贷风险;二是内部管理上要加强银行内控制度和强化信贷资产风险管理,从内部管理上弱化信贷风险;三是采取多种方式对银行不良债权进行重组,其中重点论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作用及运行方式;四是在不良贷款处置方式上,可采用债转股,出售不良贷款等方式进行;然后作者论述了强化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外部措施,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稳步推进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和相关配套措施,优化信贷资产质量;二是正确处理好企业、银行、政府三方关系, 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三是整顿社会信用,完善金融法规制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顺利实施;四是微观经济主体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王喜军[9]2009年在《中国政府处理不良债权资产经济分析》文中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已促使银行体系从单一银行体系逐渐转变为综合体系发展。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金融机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极大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改革虽有显著的进步,但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巨额不良债权债务问题,已构成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本文首先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贷的博弈分析找到中国目前不良债权资产产生的原因,进而通过对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产生的信贷关系的体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政府、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三角关系,了解不良债权债务形成的原因。文章最后分析国家职能与不良债权的处置关系和处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拨补法、企业破产法、贷款豁免法及通过企业兼并转移不良债权等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发现我国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表明这些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企不良资产问题。通过论文研究,文章分析提出对于化解企业的过度负债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建议,政府应当把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建立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配套措施。

张鑫[10]2003年在《中国银企业债务重组动作问题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从我国银企债务的现状出发,论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不良债权债务状况,及银企之间不良债务对企业、银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经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制度性原因是宏观上投融资体制的扭曲和微观上银企产权的软约束,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将直接决定重组工作的成败。通过借鉴国内外重组运作的理论与经验,及对国内债转股运作实例的研究,认为我国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中介的债转股运作,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故此提出以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改革投融资体制的宏观环境;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股有投资公司的互补运作和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重构银企产权微观基础;并通过完善破产重整立法健全偿债保障机制的改革建议。

参考文献:

[1]. 国有商业银行债权保护问题研究[D]. 伍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2]. 银行不良资产重组与债传股[D]. 周正平. 中南林学院. 2002

[3].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金融债权管理研究[D]. 戴发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4].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研究[D]. 邹蓉. 吉林农业大学. 2003

[5]. 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成因和处置[D]. 田晓光. 吉林大学. 2012

[6]. 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研究[D]. 凌秀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7]. 论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与解决路径[D]. 朱剑锋. 厦门大学. 2001

[8]. 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D]. 青红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9]. 中国政府处理不良债权资产经济分析[D]. 王喜军. 天津大学. 2009

[10]. 中国银企业债务重组动作问题的研究[D]. 张鑫.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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