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试验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二战”以后，亚非拉近半数左右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本国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挫折乃至危机。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进行调整、改革，发生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瞻望前景，经济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困难与希望并存。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民族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在这些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左右的国家，在本国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40多年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成效如何，遇到哪些困难、挫折乃至危机，未来发展前景怎样，这些众所瞩目的问题，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1 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 发展民族经济，巩固已取得的独立成果，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和措施。由于各国的国情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社会改革的内容、力度有较大差异，因而成效也不尽相同。有的较明显，有的则成效甚微，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各国普遍实行了国有化，国营经济成为发展民族经济和向工业化迈进的主导力量。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清醒地认识到，摆在它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把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收归国有，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标志，而且是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前提。1956年7月， 埃及率先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接着又将美、法在埃及的数百家石油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收归国有。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埃及，陆续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50～70年代，这些新兴独立国家曾掀起过两次国有化浪潮，通过没收、接管、赎买等方式，由国家控制了诸如银行、外贸、能源、通讯、交通及其他主要工业部门。这些国家的国有化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类是仅把在本国的外国资本企业国有化，对本国民族资本企业则实行保护政策；另一类是对外国资本企业和本国民族资本企业都实行比较激进的国有化政策；还有一类是在保留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的基础上，由政府出资创办新“公营”企业（即国营企业）。到7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国有经济成份已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国家占到80%以上。实践证明，在这些国家独立初期，推行国有化和发展国营经济还是很必要的。它对于恢复、发展经济，增强民族经济的整体实力，改变经济的殖民属性，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政治独立，加快工业化步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殖民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畸形经济结构。独立前，这些国家大多没有象样的民族工业。一般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小手工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有的国家国民收入依赖于出口一种或几种农、矿产品。独立后，许多国家把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摆脱贫困落后的一条根本出路，制定本国工业发展计划，力图选择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的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有的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及其他工业，替代过去的制成品进口，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还有的则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发展石油、建材、有色金属等工业。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有的国家甚至建立了某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工业。如墨西哥“二战”前是一个以农、矿业为主的落后国家，现在已成为第三世界经济水平较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从60年代初的124亿美元， 发展到80年代初的1670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13.5倍。此外，新加坡、委内瑞拉、突尼斯、伊拉克、印度等国的民族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但仍有不少非洲国家尤其是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非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改变畸形单一的经济结构，它们或者仍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在其脆弱的二元经济结构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3.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一些国家开展“绿色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宣称实行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改造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各国为此颁布了五花八门的土地改革法令，把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的部分土地或无偿没收，或有偿征购，然后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虽然各国的土地改革仅仅限制了地主剥削的范围和程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毕竟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各国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集体农场、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塞内加尔按农畜产品种类分别成立玉米合作社、水稻合作社、畜牧业合作社等。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农业落后状况，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绿色革命”，扩大农业投资，举修水利设施，引进和培育高产良种，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发展农业高技术产业等，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民族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独立前，这些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文教卫生事业极端落后，文盲、半文盲充斥社会，饥饿、贫困、疾病无时不在困扰着人们。独立后，各国政府比较重视发展本国的文教卫生事业，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培养各种文化、科技人才，改善国民医疗卫生条件。如圭亚那、牙买加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义务教育，缅甸实行8 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几内亚年均教育投资占国民预算的25%，刚果独立后雄心勃勃地开展了全民扫盲运动。由于重视发展文教事业，学生在校人数大幅度增加，有的国家在校学生总数比独立前增加了十几倍。同时，医疗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许多国家在城市建立了现代的医院，在农村建立了初级医疗保健网，个别国家还实行了全民（或部分居民）免费医疗。随着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
2 50～70年代， 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或较快增长的阶段。从70年代末开始，各国经济纷纷陷入困境，社会主义试验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整个80年代，除个别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势头外，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均大幅度下降。进入90年代后，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总体说来仍处于停滞的困境中，有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还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持续衰退，人均国民收入锐减。70年代末以前，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5%。70年代末以后急剧下降。80 年代，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降低到1%左右，坦桑尼亚、 扎伊尔、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刚果、圭亚那等国连续几年出现负增长。由于经济增长远低于人口增长，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减少了10%～25%不等。90年代初，一些国家经济衰退的形势更为严重。
2.债务负担沉重，有的国家已丧失还债能力。经济形势恶化，出口收入减少，利率上升，使许多国家的外债扶摇直上。据世界银行报告，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已达13410亿美元， 其中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墨西哥为880亿美元，印度为600亿美元，分列世界第二和第四大债务国。有的国家全年的出口收入还不够当年还本付息。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外债由原来经济发展的“引擎”转变为桎梏。
3.农业形势严峻，粮食严重短缺。8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的农业状况日益恶化，有的甚至例退到独立前的水平。与此相联系，粮食危机成为这些国家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尤其是非洲有50%以上搞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严重缺粮，个别国家的粮荒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每年缺粮超过100万吨，急需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4.外贸收入大幅度减少，国际收支出现连年逆差。对外贸易是各国获取外汇收入的主渠道。由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经济蒙受巨大损失。80年代末，坦桑尼亚的棉花出口收入减少了5.5亿坦桑先令， 刚果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五成左右。同时，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上涨，使不少国家的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额逆差。
5.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降低，导致社会动乱频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衰退，不少国家失业人口剧增，失业率最高时接近3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并推动物价不断上涨，导致国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5%～25%，从而引起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80年代中期，突尼斯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政治双重危机，发生了被称为“面包骚乱”的流血冲突。1994年初，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发生武装暴动，震惊了国际社会。
那么，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何在呢？第一，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多脱离本国国情，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盲目移植到本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迷信国家垄断，崇尚计划经济，限制和排斥私人经济，主张平均主义分配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主义试验脱离其现实基础，带有某些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色彩，从而陷入“贫穷社会主义”的泥坑。第二，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对宗主国严重依赖的畸形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少国家仍处于单纯出口初级产品的依附性经济状态，甚至有的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村社部落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其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第三，80年代以来，由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力向这些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它们在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使这些国家遭受巨大损失。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民族经济的本能，往往又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隔离”，加剧了本国经济的内向化。这种封闭式、内向型的经济，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第四，国际收支赤字剧增，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迫使大多数国家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结果债台高筑，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进而导致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交替发生，形成恶性循环。第五，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改革政策发生种种失误。如片面强调工业化，甚至不惜“杀鸡取卵”，通过牺牲农业搞工业化；不顾国家财力，大上基建项目，基建投资规模大、效益低；国有化脱离本国实际，国营企业亏损严重；交通、能源等基础行业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引进外资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控，对外资的利用缺乏科学管理等。第六，连绵不断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对抗，民族、部族、教派的纷争，政党之间的角逐，使社会动荡不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又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除以上几点外，人口增长失控，自然灾害频繁，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等，也是诱发危机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3 8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调整、改革大潮的推动下， 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也纷纷实行调整、改革。与此同时，原来大力支持它们进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试验的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目睹这种试验危机重重，认为这些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甚至承认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也转而支持这些国家调整、改革。这次调整、改革，带有明显的全局性、战略性特点。
1.经济领域的调整、改革。一是实行多元混合经济，缩小国有化规模，把部分长期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转为私营，鼓励私人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对国有经济实行倾斜政策的结果，构筑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遏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而国营企业由于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和管理体制的约束，缺乏自身发展的活力，导致亏损严重，依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转，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近些年来，各国普遍停止了国有化，在建立混合经济的基础上，鼓励私人企业大力发展和参与竞争。同时，通过出售、租赁、合营等方式，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造。如扎伊尔80年代末40多家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一次出售给私人，突尼斯对390 家国营企业实行私营化，尼日利亚宣布100家企业不再属于国家所有。 实行私营化后，不少企业经营情况明显好转，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物价、税收、金融、信贷政策，开拓和发展国内市场，着手培育市场体系。但是，由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运行方式及其规律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国家在经济转轨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出现了“转轨不适应症”即某种程度的经济紊乱现象。三是由传统的片面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整体性战略转移。这种新的发展战略，强调经济的适度增长和有效增长，强调产业结构的协调，特别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推动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有不少国家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优先发展农业，推广“绿色革命”，使农业变革成为经济“起飞”的深层推动力。同时，有计划地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本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2.政治领域的调整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各国纷纷放弃一党制，改行多党制，这在非洲国家尤为突出。1988年，非洲只有11个国家实行多党制，其余40多个国家均为一党制。到1994年底，已经实行或准备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达48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90%，其中近半数是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政党制度的演变，是国内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内部因素看，由于原执政党长期垄断政权，往往形成专制统治，加之政策频频失误，治国安邦缺乏良方，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因此，人心思变，迫切要求改革现行体制，实行多党政治。从外部因素看，8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的“民主化”浪潮给这些国家以巨大冲击，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则利用这些国家出现经济困难和急需外援的机会，明确提出把经济援助同民主化挂钩，迫使它们接受西方民主模式，对这些国家改行多党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美国1990年提供巨额资金插手尼加拉瓜大选就是一典型例证。向多党制演变，除少数国家比较平稳外，多数国家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说明，按西方模式移植多党制，未必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特别是对某些民族、部族、教派矛盾尖锐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二是一些国家的军人政权顺应潮流，“还政于民”。60～70年代，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但是，治国安民并非军政府之所长。一方面，随着经济生活每况愈下，广大民众对军人统治日益不满，掀起了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也使军人集团捉襟见肘，感到难以继续执政。于是，80年代以来，一批国家的军人政权陆续“还政于民”，恢复议会民主制，实行选举，正常交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仍实行军人统治。
3.对外关系领域的调整与改革。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格局的终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制约，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推行全方位外交，提出了“全向外交”、“多边外交”、“合作伙伴多样化”等口号。不少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广泛地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政治、经贸和文化关系，加强地区性合作，谋求更实际、更有效、形式更多样化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如安哥拉、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等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埃及、突尼斯、津巴布韦等与俄罗斯加强了往来。对外关系的调整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给各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除以上几方面的调整、改革外，近几年来，在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发展中国家还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 一些过去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党改为群众性政党，规定私商、宗教领袖等均可入党。另外，有的党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贝宁人民党等相继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并加入非洲社会党国际。（2）有些长期执政的有影响的党在大选中失利， 丢掉了执政地位。如印度国大党（英）在1989年11月全国大选中失利，被迫放弃执政地位。执政达26年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也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败北。阿尔及利亚、佛得角等国原执政党，也随着多党选举政权易手。（3）有的国家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主张， 或因种种原因停止了社会主义试验。如埃及、突尼斯放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1994年8月，斯里兰卡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击败了执政党统一国 民党，新任总统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此外，还有的国家因发生军事政变，停止了社会主义试验。（4 ）一些非洲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经济改革方案，“放弃中央集权体制”，“向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向改革”，以换取必要的贷款援助。（5 ）有的国家或因调整改革措施失当，或因民主化与开放失控，使社会变革成为一柄“双刃剑”。它在冲击传统体制的同时，导致政局动荡、社会骚乱事件迭起。赞比亚、刚果、贝宁、马达加斯加等国前些年发生的风潮、动乱，究其原因，皆与此有关。近几年来，一些国家放慢了调整改革的步伐，防止因利益格局失衡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4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虽然遭到了严重挫折， 但是，展望前景，多数国家仍会将社会主义试验继续进行下去。当前，有些党虽然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并未放弃社会主义；有些国家虽然濒临危机，但仍在坚持和发展本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还有的党虽然失去了政权，但仍在为重新执政的实行社会主义而奋斗。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作为一种巨大的榜样力量，使那些仍陷于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国家由于特殊原因改变其基调或停止这种试验的可能性。
展望亚非拉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前景，应把握以下几点：
1.经济改革的趋势不会逆转，但可以肯定，一个明显的趋向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向日益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进程不仅艰难曲折，而且将充满“阵痛”。目前，有些国家的调整改革已开始产生积极的效果，少数国家可望在近期内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但是，整个说来，调整改革非常艰难。在转轨中，由于新旧矛盾交错，许多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主要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推行，各国的失业人口还会不断增加，通货膨胀还会加剧；公共开支缩减，社会补贴减少，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使本来就存在的贫富悬殊更趋严重，处理不好，随时可能发生社会爆炸；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使一些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摆脱依赖西方的局面；在非洲国家，粮食问题依然尖锐，解决吃饭问题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债务危机短期内很难缓解，搞不好还可能爆发95年初“墨西哥式的危机”。当然，如果改革的思路正确，政策、措施得力且符合本国实际，经济复兴和社会进步还是颇有希望的。
2.多党民主化浪潮的高峰已基本过去，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带来的动荡，将在延续一段时间后逐渐平息，建立“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模式，可能成为未来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共同特点。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党民主浪潮，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旧现实的强烈愿望。实行多党制后，随着新的政治监督力量的出现和政治生活的活跃，有可能推动执政党革故鼎新，整肃政纪，从而对发展民主政治、振兴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各国情况复杂，这些积极作用至少目前看来在多数国家尚不明显。相反，多党制有可能使党派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政局动荡，这已为实践所证明。当然，有些国家在经过一段动荡之后可能乱而复治，另一些国家则可能长期陷入党派纷争的泥沼。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在多党政治的框架内，积极探索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形成了“一党主导，多党参政”的体制。随着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进入有序化轨道，这种体制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
3.民族、部族、宗教矛盾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可能会激化，实现民族和解的困难和希望并存。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解体，超级大国在非洲和拉美进行争夺的因素已经消失，有利于那些仍处在民族分裂状态的国家化解民族冲突，重建国内和平。但是，在某些奉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民族、部族或宗教矛盾已是“冰冻三尺”，甚至部族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左右政党行动，因此，即使没有新的外部干扰因素，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激化。可以预见，在有的国家，一定范围内一定规模的冲突将难以避免，即使那些实现了民族和解的国家如安哥拉，国内和平还很脆弱，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说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将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
4.随着国家间意识形态分歧的淡化，经济交往与竞争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积极发展全方位外交，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将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明智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国家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冲突仍不可避免，不过一般会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此外，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利益风险，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加强地区性经济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通过发挥集体的自力更生能力，联合自强，实行区域保护，共同对付外部竞争。然而，由于各国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一体化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
〔作者简介〕王振亚，1949年9月生。历史学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政治心理与改革》等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数部。
收稿日期：1995—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