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现存乾隆碑刻21座，介绍碑刻保存概况，研究探讨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碑刻保护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及保护建议。
关键词：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概况 价值探讨 推广应用
（2016年度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Z20162038）
碑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 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现存乾隆碑刻21座。碑刻生动、形象的再现了乾隆眼中和心中山庄内外风貌；记录了乾隆年间若干重要事件；反映出当年乾隆皇帝治驭国家时的心态。为研究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历史宝贵资料。
现存乾隆21座碑刻中，避暑山庄11座，分别是澄湖北岸的绿毯八韵碑，碧峰门北边的古栎歌碑，松云峡内的林下戏题碑，文津阁内的文津阁碑和月台碑，锤峰落照亭旁的登高碑和倒伏的锤峰落照碑，永佑寺内的2座永佑寺碑、避暑山庄后续碑和舍利塔碑。外八庙10座，分别为：普陀宗乘之庙内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碑、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千佛阁碑记碑，须弥福寿之庙内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碑，普宁寺内的御制普宁寺碑文碑、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御制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普乐寺内的普乐寺碑记碑，安远庙内的安远庙瞻礼书事碑文碑。
一、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现存乾隆御碑概况
现存乾隆21座碑刻中所采用的石料多为鹦鹉岩和青白石。鹦鹉岩因产自承德隆化县中关镇而得名, 属于酸性喷发相的火山岩, 岩石类型主要为凝灰和角砾凝灰,易发生水解反应，抗风化能力弱，如文津阁碑、月台碑、登高碑、永佑寺碑、舍利塔碑等均为鹦鹉岩。青白石多开采自北京房山及河北曲阳, 其色青白, 石质细腻, 纹理精美,硬度适中, 耐侵蚀, 素有石玉之称。绿毯八韵碑、古栎歌碑、林下戏题碑则为青白石料。山庄内的碑刻因其石质属性的不同, 其损坏程度也各不相同。
绿毯八韵碑位于万树园南端, 澄湖北岸, 坐北朝南。碑通高254 厘米, 碑身高98 厘米, 宽198 厘米, 厚40厘米, 碑首高74 厘米, 碑趺高83 厘米。碑身面南镌刻作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 七言诗《绿毯八韵》一首, 面北镌刻五言诗《平旦》一首。目前此碑保存较好, 碑身面南、面北镌刻的字迹较清晰。
古栎歌碑位于碧峰门北边，碑通高254 厘米, 碑身高98 厘米, 宽198 厘米, 厚40厘米, 碑首高74 厘米, 碑趺高82厘米。碑身前后刻乾隆七言诗《山中》和《古栎歌》各一首，并配有小注。此碑有缺损划痕，人为破坏严重。
林下戏题碑位于松云峡内，碑通高254 厘米, 碑身高98 厘米, 宽198 厘米, 厚40厘米, 碑首高74 厘米, 碑趺高82 厘米。碑身前后左右共刻有乾隆题诗七首。目前此碑保存较好, 其中五首诗字迹清晰。
文津阁碑通高532厘米，碑首、碑趺各高120厘米，宽138厘米，碑正面刻乾隆三十九年作《文津阁记》，背面刻乾隆四十年作《题文津阁》七言诗一首，东侧刻乾隆四十一年作《四库收精要》五言诗一首，西侧刻乾隆四十四年《建由甲午成乙未》七言诗一首。碑身下部风化严重，碑趺侧面开裂碑文字迹酥解、剥落。
月台碑通高212厘米，碑首、碑趺各高46厘米，碑身西面刻“月台”两个大字，其他三面分别刻乾隆诗各一首。碑身、碑首残缺。
登高碑位于锤峰落照亭旁，高2米，宽1米，刻乾隆三十七年作《倚松吟》五言诗和乾隆四十六年作《九日登高作歌》。现碑身破损，碎裂残缺重新拼接。
锤峰落照碑位于锤峰落照亭东，倒伏，残破。
永佑寺内的2座永佑寺碑，形制、尺寸完全相同，碑身高398厘米，宽158厘米厚70厘米，刻有《永佑寺碑文》。碑身风化酥解，有片状剥落。
避暑山庄后续碑，位于永佑寺内，碑身高256厘米，宽116厘米厚58厘米，上刻乾隆四十七年撰写的《避暑山庄后续》。碑身侵蚀风化严重，开裂酥解。
舍利塔碑位于永佑寺舍利塔后。碑身高300厘米，宽174厘米，厚77厘米，前后刻乾隆御制《永佑寺舍利塔记》和《避暑山庄百韵诗序》。碑身风化酥解。
外八庙现存的十座乾隆御制碑刻，从形制上分，竖碑九座，卧碑一座。它们由鹦鹉岩或青白石雕刻而成，因其多数置于碑亭等建筑之内，所以风化程度较轻，字迹清晰，破损轻微。
《普宁寺碑记》碑座落在普宁寺碑亭内正中，通高641厘米，其中碑首高140厘米，碑身高359厘米，碑趺高142厘米；碑首、碑身、碑趺的宽、厚分别为226厘米、186厘米、226厘米。碑记御制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十月，说明了修建普宁寺的缘由。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立在普宁寺碑亭内东侧，通高465厘米，其中碑首高100厘米，碑身高258厘米，碑趺高107厘米；碑首、碑身、碑趺的宽、厚分别为156厘米、118厘米、156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五月，叙述了平定达瓦齐内乱的经过。
《平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立在普宁寺碑亭内西侧，通高465厘米，其中碑首高100厘米，碑身高258厘米，碑趺高107厘米；碑首、碑身、碑趺的宽、厚分别为156厘米、118厘米、156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七月，记述了评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始末。
《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位于庙内二进院落门殿内，通高250厘米，其中碑首高58.5厘米，碑身高105厘米，碑趺高86厘米；碑身宽248厘米；厚58厘米；碑趺宽273厘米，厚77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八月，记述了安远庙的修建经过。
《普乐寺碑记》碑位于普乐寺闍城前的碑亭内，通高451厘米，其中碑首高130厘米，碑身高238厘米，碑趺高83厘米；碑首、碑身、碑趺宽分别为128厘米，114厘米，宽145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说明了建寺目的。
《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碑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中间，通高767厘米，其中碑首高190厘米，碑身高432厘米，碑座高145厘米；碑身方形，长、宽各193厘米；碑趺长、宽各215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记述了兴建普陀宗乘之庙的历史。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左侧，通高547厘米，其中碑首高110厘米，碑身高293厘米，碑趺高144厘米；碑身宽98.5厘米；碑趺宽123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记述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重归祖国的史实。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右侧，通高547厘米，其中碑首高110厘米，碑身高293厘米，碑趺高144厘米；碑身宽98.5厘米；碑趺宽123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记述了清政府妥善安置土尔扈特部的经过。
《千佛阁碑记》碑座落在普陀宗乘之庙千佛阁院落中心，通高413厘米，其中碑首高100厘米，碑身高213厘米，碑趺高100厘米；碑身宽87厘米；碑趺宽120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记述了乾隆六十寿辰时，在该庙举行了盛大法会，蒙古王公进奉千尊无量寿佛，建阁供奉。
《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碑位于须弥福寿之庙碑亭内正中，通高800厘米；碑身宽230厘米；厚85厘米；龟趺长400厘米，宽300厘米。碑文御制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记述了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的目的和意义。
一、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现存乾隆御碑价值探讨
(一)历史价值
避暑山庄自肇建伊始,就孕育并造就了这里的人文胜迹。避暑山庄御碑上的诗词文赋,有的叙述了皇帝的行踪游记;有的表达了皇帝的忧乐情怀;有的说明了某组建筑的目的意义及历史事件。“绿毯八韵”碑诗文两首，其一是乾隆在万树园试马埭碧绿的草地上休息时，看到似毯如茵的草地上鹤鸣鹿逐，遂见景成诗，并用以表现自我的节俭美德，借此作为对后人的训戒。另一首诗《平坦》，展现出山庄清晨一派光明繁盛、生机勃勃的景象，歌颂着当时的朝政，歌颂着皇帝自己。“鸟似有情依客语，鹿知无害向人亲”，是“古栎歌”碑中对山庄内人与物的和谐共处的贴切的形容和赞美。《永佑寺碑文》阐述了建造避暑山庄的原因，以及“因岩壑自然之势，示茅茨不翦之规”的建筑原则。进而说明建此庙的意义在于对先帝报恩，对后人荐福，取其永远保佑安宁之义。“林下戏题”碑上乾隆的六首诗文跨越23载，表现了乾隆想做“林下之人”却又放不下政务的矛盾心境，“虽然归政子，仍励辟邪肩。二竖获日指，一章望捷穿。”反映出乾隆对白莲教起义的担忧，和对王朝由盛转衰的焦急和无奈。
外八庙的碑刻为研究外八庙及清代关于北方民族和边疆政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记载了我国各民族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和丰功伟绩。
《普宁寺碑记》记载:“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准噶尔。冬十月，大宴赉四卫拉特部落旧附、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而。”这段碑文说明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叛乱之后，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分别封爵赏赐。因蒙古部众一直都信奉喇嘛教，乾隆遵循康熙修建汇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以北，依照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普宁寺以作纪念，希望全国百姓包括遥远边疆各部，都能安居乐业，永享太平。
《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记述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新疆伊犁河的北岸，旧有喇嘛庙固尔扎庙被烧毁。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考虑到避暑山庄现在已经成了每年木兰秋狝和诸藩朝觐的地方，旧有和新归服的王公台吉不断前来，于是就在避暑山庄东北面的土山上，按照伊犁固尔扎庙的样式，修建了安远庙。前来朝觐乾隆的杜尔伯特三车凌和迁居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一起，参加了寺庙落成大典。从碑两侧镌刻的御制诗中可以看到，乾隆修建此庙并题名“安远”的用意是“缘系众藩情，安远永销兵”。
《普乐寺碑记》则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说明了建寺目的，同时对寺庙布局和单体建筑形象赋予宗教本源。碑记中记载：“内外札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归附之杜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乾隆皇帝阐述了兴建普乐寺是为了通过团结蒙古、维吾尔以及哈萨克、布鲁特各族的上层人物，达到团结各少数民族的目的。
《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录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1年），乾隆皇帝60寿辰，次年皇太后80寿辰，“自旧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城众蕃长，连轸偕俫，胪欢祝嘏。”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褒奖关怀，乾隆皇帝特地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作为观世音的第四处道场，以昭示褒答惠怀，成为藩服皈依的总汇。
《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开头讲述了达赖和班禅世系的流传经过。 “今之建须弥福寿之庙于普陀宗乘之庙左冈者，以班禅额尔德尼欲来觐，而肖其居所，以资安禅。”说明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的目的，是为前来朝觐的六世班禅提供驻锡和讲经之所。碑文中还记述了从顺治到他本人的文治武功传统，宣扬了边疆少数民族倾心向化、拥护中央政府。“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见，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自愿来京，……。”则强调了六世班禅是自愿前来朝觐，表明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密切关系。最后阐述了须弥福寿之庙建立的意义，在于用来发扬前代治国安邦的深谋韬略和英雄业绩，也是用来答复各族人民倾心向化的真诚情意。
平定准噶尔是清朝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件历史事件，对西北边疆的统一和恢复对青海、新疆、西藏、蒙古地区的行政管理具有决定意义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生动记录了乾隆二十年（公元1775年），乾隆任命阿睦尔撒纳为先锋，又命班第等率领劲旅，分兵两路进军西北，在厄鲁特蒙古各部的支持下，生擒达瓦齐的经过。
清军平定了达瓦齐后不久，阿睦尔撒纳又公然发动叛乱，并大肆杀戮，致使“伊犁广袤万里，寂如无人之域也”。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三月，清军又一次用兵西北，击溃叛军。阿睦尔撒纳逃亡沙俄后病死异乡。乾隆在《平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中叙述了了自己呈先王的佑护，顺民众之心，一举平息了达瓦齐内乱和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始末。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则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悲壮而隽永的回归故事：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历尽艰难困苦，经过英勇战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其首领渥巴锡的历史事实。碑文生动反映了刚刚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冻馁尫瘠”的凄惨状况，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众这种“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悲壮爱国行动，十分重视，马上动员了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土尔扈特部人民，帮助他们度过困难，在祖国的故土上“皆安居得所”。
(二)艺术价值
1、纯熟多样的雕刻技艺
避暑山庄的乾隆碑刻，不论是《古栎歌碑》碑额流云飞鹤，还是碑趺上雕刻水波鱼龙，不论是《绿毯八韵碑》上的八仙，还是象征着福、禄、寿的各种纹饰，都体现多样的雕刻手法, 有浮雕、浅雕、圆雕、镂雕，还有减底平雕、阴线镂刻等。就雕刻艺术而言,不论从碑的比例设计,还是主体的雕刻都章法有秩，如《绿毯八韵碑》《林下戏题碑》诗文与小注错落其间，体现了适度、紧凑，威严而又平和,显得繁简得宜。
外八庙的御碑形制规格之高，气势之雄浑，纹饰雕刻之美，备受世人瞩目。《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碑》碑首每面采用高浮雕技法雕刻龙戏珠图案，四角交汇处加饰螭龙首。碑身边框雕刻五爪游龙并正龙，碑阳、碑阴及两侧环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碑趺为方形须弥座，上刻龙纹和云纹图案。整座御碑气势雄浑，雕刻手法纯熟、工艺华丽，堪称精美的雕刻艺术品。《须弥福寿之庙碑记碑》，龙首龟趺形制，碑首雕刻龙戏珠图案，碑趺是石雕赑屃，标志着此庙高贵的等级。赑屃之下设“海水江崖”石墁浮雕。石墁为海水波纹，波涛中涌现出鱼、蟹、龟、虾。御碑形制独特，刻工精细，线条刚劲，富丽高贵。
2、书法艺术
乾隆作为一代帝王出现在书坛上,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就碑刻的书体而言,多为行书、楷书。楷书多见于正规的建筑雕刻之中,行草一般是随意而抒发情怀。但由于书写的时间和心境情绪及历史背景的不同,其艺术效果却迥然有异。
从现存乾隆石刻碑记的艺术角度讲, 避暑山庄内多为行草书。其章法布局,疏朗大方, 用笔飘逸劲健，豪放流润。外八庙的乾隆御制碑刻以楷书为多。其行文流畅，用力均衡，用笔厚重丰腴，秀丽之中又有圆润。因多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刊刻，体现了有清一代文化特色。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三、碑刻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根据“有效保护，兼顾展示”的工作要求，我们以外八庙管理处须弥福寿之庙举办文化展览为契机，利用碑刻保护研究成果，尝试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复制了一批匾额和楹联并在展览中得到推广应用，为今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观复原展示拓展了一个新的思路，可以借鉴和参考。
（一）复制资料搜集与研究
外八庙曾经拥有为数众多的乾隆御笔匾额和楹联，以宗教内容、寺庙历史为题材，有的是弘扬教义、抒发情怀，有的是感怀古迹、关切时事。它们是外八庙古建筑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历史原因，如今外八庙各殿堂中原有的匾额寥寥无几，一些匾联更是荡然无存，令人扼腕痛惜。如果将寺庙殿堂缺失的匾额、楹联恢复展示，便能更好的让世人重睹此庙往昔的辉煌。
鉴于本次复制和展览工作的需要，我们从资料搜集与研究入手，首先对遗存和复仿的匾额和楹联行了梳理与分析。一是要弄清计划复仿匾额和楹联的形式，二是要找到匾额楹联中缺失的乾隆书法。通过梳理分析发现，外八庙遗存的匾联虽然数量不多，但从形式和纹饰上来看，还是比较丰富、精致，保存了清代皇家寺庙匾额和楹联的原始风貌，可以借鉴和应用到复制工艺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匾额和楹联中的内容可以通过档案记载和学术研究成果解决，但是乾隆书法原稿已经无存，没有原稿也就没有办法复仿。如果聘请书法家大量仿写，不但价格昂贵，也很难达到帝王书法的意境。有幸的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保存的御制碑刻，不仅承载了大量的文字信息，还是乾隆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其中行、草、楷、篆乾隆书法俱全，这些资源经过提炼后可以在复仿工作中得到利用。于是，先后组织制作了这些碑刻的拓片，拍摄了高清拓片照片，对照片中的书法进行采集，分类整理。
（二）匾额和楹联复制工艺流程
匾额和楹联复仿过程中，按照既定的工艺流程，首先参照外八庙原存匾额和楹联，采集了它们的造型、尺寸、色彩、纹饰等相关信息。其次针对本次复仿所需的书法文字内容，利用计算机技术，对碑刻拓片中相关的书法进行了汲取、优化并整合。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分别制作出宣纸、漆金、雕刻等效果的衬板图片，与先前汲取的书法合成。之后采用高清喷绘技术制作出完整的画心。最后装裱上框。由于计算机技术在本次复仿工作中得到充分利用，复仿出的匾额和楹联从色彩和纹饰上，十分贴近原存文物，在书法上保存了乾隆书法雍容沉稳，正统端工，具有煌煌庙堂之气的生动韵味。
（三）复制成品亮点展示
复制成品匾额和楹联作为重点展品之一，被分别被悬挂在“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专题展览”展室内，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当年六世班禅驻锡此庙期间，乾隆亲临此庙拈香，与班禅一起参观佛殿，诵经开光，会晤讲经，等丰富多彩的佛事观瞻活动，也给展览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成为展览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复制楹联内涵简介
“开大般若台朗照宗镜，具妙庄严相深护法云”说明了六世班禅曾经在妙高庄严殿召开宏大般若经法会，开启众生的智慧，明心领悟佛法。班禅活佛相貌美妙庄严，佛法广大深奥，普护众生。
“证三摩钵提圆装七宝，超六波罗密座涌千花。”赞颂了佛以禅定成正觉，佛前七宝塔自然涌出。佛传布六度教法时，宝座下涌出千叶莲花。
“妙曼拥珠城庄严具足，芬陀呈宝盖福慧圆成。”表现佛像用众宝装饰庄严具足。莲座的佛像上呈宝盖，福德、智慧圆满。
“现象香国身增五福德，说最上乘法证八吉祥。”说明班禅活佛来到承德，身增五种福德。演说大乘佛法、八吉祥经，以求证得佛果。
“仙露净尘根花垂薝葡，香风翔法界乐送迦陵。”形容班禅活佛说法如甘露清净众生六根，如仙露滋润鲜花，而枝繁叶茂。大师讲经声如香风漂浮在佛殿之中，宛如妙音鸟美妙音声，使众生身心喜悦。
“龙相庄严妙不可思议，人天欢喜普如是吉祥”意为佛像庄严，佛法深奥不可思议。文殊菩萨（自称是文殊化身）成佛，人天皆大欢喜。
“见性悟真源参圣如意，定心观妙谛示佛因缘” 领悟佛教真理，见自身佛性，皆万事如意。安静身心观察佛法之奥义，探求成佛的因缘。
“风铃常转莲花藏，貝叶间披金字经”展现出寺中风铃轻摆，莲花藏转动开阖，将金泥写就的貝叶经经文轻轻吟诵的动人画卷。
四、外八庙御制碑刻保护建议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的每一座乾隆碑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北方石质历史文化和清帝书法艺术的宝库，更是中华一统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然而，其价值还远远未被挖掘出来，科学的保护、解读与展示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其一，进行抢救性拓印，使这些“国宝”得以留存，传承。其二，裸露在外的石碑或进殿保护、或在不影响保存环境的情况下就地修罩碑亭进行保护。其三，组织专家组论证，在报请上级主管部门的情况下，研究一套切实可行的保护、开放方法，制定出科学保护规划。
论文作者:董小淳,武学军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3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7/5
标签：乾隆论文; 避暑山庄论文; 碑刻论文; 碑记论文; 碑文论文; 普陀论文; 匾额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3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