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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趋势，二是西方经济学古典化的趋势。这两个新趋势都是由“理性预期革命”启动的。
一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在创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时，使经济学裂变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主体（居民户和厂商）的最优行为和单个市场的价格决定作为研究对象，它使用的是个量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它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西方学者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看作是森林与构成这个森林的树木的关系。但是从逻辑关系看，二者实际上是油与水的关系。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需求函数和市场供给函数分别是由单个需求函数和单个供给函数加总得到的，但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是用另一套方法推导出来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一套，宏观经济学讲的是另一套。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宏观行为或总量规律并不是由微观行为推导出来的，而是根据价格（工资）刚性假设和三个基本心理规律造成总量上的“市场失灵”来论述的；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普遍的失业和生产过剩。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出现失业和生产过剩时，厂商不能（或不愿意）通过对价格和工资的调整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从而使二者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趋于均衡。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总需求，才能接近或达到充分就业。这就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留下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由微观主体行为的结果加总而成的宏观总体的行为却是非理性的；经济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不追求利益最大化。
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掀起的“理性预期革命”，其锋芒首先是针对凯恩斯体系中的这个逻辑矛盾的。他们攻击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理性预期理论的挑战和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这一挑战的反应，在西方经济学中形成了一股寻找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20世纪60年代萨缪尔森等人所做的“新古典综合”不同，后者不是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微观基础，而是试图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综合起来，试图说明通过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以后，以马歇尔理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理论又再度适用。
理性预期理论以及由它发展演化而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是严格根据微观假设和微观行为来推演出宏观行为，用微观规律来解释宏观现象。我们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西方经济理论分析这一“革命性”〔1〕变化：
卢卡斯假定每个市场（Z）在t期提供的产品数量Y[,t]（Z）由两部分构成：正常（或长期）产量Y[,nt]和周期性产量Y[,ct]；对所有的市场都是相同的产量叫做正常产量，对每个市场是不同的产量叫做周期性产量。因而Z市场上的供给量（用对数表示）是
Y[,t]（Z）＝Y[,nt]+Y[,ct]（Z）……（1）
正常产量随资本积累和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它服从下面的趋势线：
Y[,nt]＝α+βt……（2）
即Y[,nt]是时间t的函数。其中α，β为参数。
周期性产量随着被察觉到的相对价格及其这种产量本身的滞后值的变化而变化：
Y[,ct]（Z）＝γ[P[,t]（Z）－E（P[,t]│I[,t]（Z）]+λY[,c，t－1]（Z）……
（3）
其中，P[,t]（Z）是t期Z市场上的实际价格，E（P[,t]│I[,t]（Z）是以t期Z市场上可获得的信息（I[,t]（Z））为条件的现期一般价格水平的平均数（均值），Y[,c,t－1]（Z）是（t－1）期Z市场上的周期性产量。由于Y[,ct]是对产量趋势的偏离，因而│λ│＜1。
假定Z市场上的价格可以表述为对一般价格水平（P[,t]）的偏离（用对数表示）：
P[,t]（Z）＝P[,t]+Z……
（4）
这里的Z表示Z市场上的价格与平均价格（P[,t]）偏离的百分数。
_
假定P[,t]服从均值为P[,t]和方差为常数σ[2]的正态分布， Z服从均值为零和方差为τ[2]的正态分布。P[,t]与Z是相互独立的，即COV.（P[,t]， Z）＝0。
假定经济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他利用t期可获得的全部信息P[,Z]
_
（Z）和P[,t]来计算P[,t]的分布。这个分布是含有方差为θσ[2]和均值如下的正态分布：
_
E（P[,t]│I[,t]（Z））＝E（P[,t]│I[,t]（Z），P[,t]）
_
＝（1－θ）P[,t]（Z）+θP[,t] （5）
其中，θ＝τ[2]／（σ[2]+τ[2]）
根据（1），（3），（5）式，得到Z市场的供给函数：
_
Y[,t]（Z）＝Y[,nt]+θγ[P[,t]（Z）－P[,t]]+λY[,c，t－1]（Z） （6）
再对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市场进行平均得到总供给函数：
_
Y[,t]＝Y[,nt]+θτ（P[,t]－P[,t]）+λ（Y[,t－1]－Y[,n，t－1]
（7）
这就是卢卡斯总供给函数。我们看到，卢卡斯是由单个产品市场的供给函数加总平均推导出总供给函数，而单个产品市场的供给函数是建立在一系列微观假设基础上的。这种总供给函数的求取方法与流行的总供给函数的求取方法不同。无论是古典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还是凯恩斯主义，流行的方法都是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和劳动供求函数来求取总供给函数。由这种总供给函数的求取过程看不出它与微观经济学中的个别厂商的供给函数和单个产品市场的供给函数有什么联系。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是，经济当事人根据对宏观经济变动的预期来选择他们认为是最优的行动，这种微观行动又会引起宏观总量关系的相应变化。预期假说和预期形成机制理论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形成机制不同，相关的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呈现不同的规律，稳定政策的效果就会不同。例如，如果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则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稳定政策就会有实际效果；如果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理性预期，则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垂直的，稳定政策就无效。因此，微观行为及其特征不但决定着宏观总量关系的特征，而且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这就使得宏观经济分析建立在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似乎不是要重建宏观经济学，而是淡化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促使宏观经济学的自然消亡。卢卡斯在1987年明确地表达了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意图。他写道：“如果这些发展（指宏观加总问题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引者）继续下去，‘宏观经济’这一术语只会从用法中消失，从而修饰语‘微观的’将成为不必要的。我们将只是谈论经济理论，就象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和瓦尔拉斯所做的那样。”〔2〕
新古典主义对凯恩斯经济学缺少微观基础的攻击，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新生代——新凯恩斯主义加入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潮流。
凯恩斯经济学以假设市场非连续出清为其特征，认为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是刚性或粘性的，当总需求发生变化时，价格和工资不能迅速进行调整，从而使经济处于较长时期的市场非出清状态中。这种理论的主要缺陷是缺少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补上凯恩斯经济学漏掉的这一块。他们从区分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开始，进而解释这两种粘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宏观经济含义。
名义粘性是指总需求变化时，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作缓慢的、较小的调整；实际粘性是指总需求变化时，实际工资和厂商的毛利润作缓慢的、较小的变化。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菜单成本论”和“长期合同论”来解释名义粘性，这两种理论又以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作为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者解释实际粘性的理论主要有“效率工资论”、“隐性合同论”、“工会模型或局内人—局外人模型”和“企业成本加成定价理论”。名义粘性的宏观经济含义是，总需求的变化引起物价水平缓慢、较小的变化，引起产出作较大变化。实际粘性的宏观经济含义是，在劳动市场上，对劳动需求的变化导致实际工资的较小变化和就业量的较大变化；在商品市场上，对商品需求的变化大部分表现在产出的变化上，只有小部分表现在毛利润的变化上。
这样一来，新凯恩斯主义就把他们的政策主张建立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经济从市场非出清的均衡状态恢复到市场出清的均衡状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等待价格和工资下降的压力带来经济向上调整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因而刺激总需求是必要的，稳定政策具有积极作用。
根据微观假设和微观行为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时尚。现在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形成一种共识：只有把宏观经济总量作为单个经济当事人寻求最大化的结果来解释，宏观总量关系只有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时，宏观经济推理才是可靠的。经济分析的思路的这种变化使得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在相对独立了40多年之后又趋于溶为一体。美国著名经济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新近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概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一新趋势。他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学家开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裂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3〕
二
“古典化”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新趋势。这里所说的“古典化”，主要是指以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主要命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逐步得到复活的趋势。这些假设和命题大多曾受到凯恩斯的批判和摒弃，现在却纷纷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拾起来，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个构件。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都有古典化的倾向，二者只是古典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经济人及其最大化原则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支柱，没有这个支柱，微观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理论便无法建立起来。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进一步发展成理性预期假说。理性预期假说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经济人在形成对于未来结果的预期时会有效率地利用他能获得的一切信息，经济人不会浪费他所获得的信息资源；在可获得信息的条件下人们关于未来结果的主观概率分布与实际概率分布是一致的；无偏性和有效性是理性预期的两个根本特性。可见，理性预期假说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理性预期假说首先是由新古典主义者加以阐发和运用的，但是如今这个假说已不再是新古典主义的专利，新凯恩斯主义也接受了这一假说。斯蒂格利茨就试图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重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4〕劳动合同的理性预期模型， 用来说明“货币政策在影响实际产量方面的作用，证明积极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短期实际产量的变化，而不问理性预期怎样。”〔5〕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由理性预期假说不一定可以推出货币中性论和货币政策无效性的命题；即便存在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可以完全被经济当事人预期到，货币政策在稳定产出方面仍然有效。与新古典主义不同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大多认为理性预期是一种约束性预期。这种对理性预期的约束主要来自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和价格（工资）粘性等原因。
新凯恩斯主义也遵从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假设，他们的模型大多都建立在经济主体的最大化原则之上，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斯坦利·费希尔在他们的研究生教程《宏观经济学》一书中谈到他们的研究方法时说：“我们主要的选择之一是从新古典基准出发，使个人和竞争市场达到最优。”象其他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一样，他们虽然并不相信这种新古典基准描述了现实或者可以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但是认为“偏离众所周知的基准会产生出许多影响，着眼于这些影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断然从不同的基准出发的其他方法多半证明是不成功的”。〔7 〕新凯恩斯主义者通常是用一些障碍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微观主体会偏离最大化目标，用外部约束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协调失灵和非均衡状态。
新古典主义古典化的倾向最为明显。他们不但强调理性预期假说和最大化原则，而且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和货币中性论。他们断定，即便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总需求变化也不可能影响产出和就业量这样一些实际变量。他们假定充分弹性的价格和工资可以迅速出清市场，任何市场上的供求失衡都会通过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及时迅速地得到调整，从而经济具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征。于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打着“政策无效性”的旗号回到新古典主义体系中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卢卡斯和萨金特的成果是‘古典均衡理论’，是被一般化为‘一个适合于随机情况’的关于‘经济静止状态’的理论。”〔8〕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似乎是以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种学说在总体上要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萨伊定律是正确的或有效的，试图把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否定的命题和政策结论再恢复过来。
三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两个新趋势是有内在联系的：把宏观经济学归之于微观经济学这个趋势是建立在经济学是研究理性行为的这一关键观念基础上的，而理性行为假设恰恰是最关键的古典假设。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两个新趋势都是由“理性预期革命”启动的，当1969年卢卡斯和拉平（L.A.Rapping）在《实际工资、 就业和通货膨胀》一文中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市场连续出清假设来研究失业和滞胀问题时，他们就有意无意地发起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运动。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两个新趋势起源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二是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同向上升；三是运用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说和凯恩斯主义框架建立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做经济趋势预测和政策选择时，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
经济分析要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政府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公众对政府行动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反应的方式，从这两方面来说，把宏观经济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追求逻辑上的完美性的同时却使理论假说脱离实际愈来愈远。理性预期假说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可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经济事件，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假定这些经济事件可以在逻辑时间内重复出现。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事件大多是不确定性事件，这些事件在历史时间内不是重复出现的，因而无法用概率分布来刻画。
预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经济研究不能不考虑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现有条件下关于未来的决策。但是，理性预期假说断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理性预期，很难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阿罗（K.J.Arrow ）就曾经讽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当事人当作是高明的统计学家，他能够分析经济制度未来的一般均衡状态。理性预期假说是建立在推论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经验证据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理性预期假说做过一些经验检验，令这些检验者失望的是，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假说。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学者曾就通货膨胀与产出问题对厂商和消费者做过多年调查，调查结果是，理性预期假说的无偏性得到证实，但是这一假说的有效性却得不到满足——就是说对调查对象有用的信息并不独立于预期误差。〔9〕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理性预期”仍然是一种假说， 它本身还需要加以证实或证伪。
西方经济学古典化的趋势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陷入又一次理论危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贫困化。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诠释乏力，政策建议失灵；在没有多少新方法和新理论可用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古典化的结果固然使其理论范式更加完美，更加精巧，但是它是否更加贴近现实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是多么精巧、逻辑上多么一致和严密的理论，如果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不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它只能是摆在书斋中的花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只求形式上的精巧而不问其有用性，是与经济学本身的性质相悖的。
注释：
〔1〕R.E.Lucas,Jr.,"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73,Vol.63 No.3,327-28.
〔2〕转引自：[美]凯温·D·胡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文1版，319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
〔3〕[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文1版，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4〕参见：J·P·尼尔和J·E ·斯蒂格利茨：《重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期与约束均衡》，载《经济学季刊》第98卷，1983年。
〔5〕斯坦利·费希尔：《长期合同， 理性预期和最优货币供给规则》，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七辑，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6〕〔7〕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文1版，2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8〕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七辑，24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年。
〔9〕参见：[英]帕特里克·明福德：《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第13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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