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文[1]2002年在《我国商业信誉失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道德规范，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也作为一项“帝王条款”体现在现代民法之中，它对于一个社会中人际的协作与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商业信誉失范问题严重，商业信誉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起码要求。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大了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直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守信不仅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有序、高效运行的关键条件。 信誉失范问题所反映出来的看似道德问题，但其本质是体制问题、制度问题，是一种制度安排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既有西方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遇到过的相同问题，也有中国所特有的问题，特别是产权制度和政府行为问题。制度之所以能影响“经济人”的选择行为，是因为随着制度的变化会改变他对收益的预期，从而改变其行为决策。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为了长远利益会更加注重自身的信誉。因此，研究和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诚信机制和信用体系的制度，为我国建设一个高信用社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就极为关键，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从商业信誉失范问题的性质入手，通过对信誉失范问题的现状分析，引出该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危害，指出建立有效的信用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信誉问题是一个“非经济问题”。本文从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信誉问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探讨了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与信誉关系、政府及政府管制与信誉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能解决商业信誉失范问题，为我们从实践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然后，本文结合美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验、启示与教训，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对策与建议：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构建政府诚信机制；促进信用中介行业发展，完善信息传输系统；加强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促进信誉机制建立和健全；加强道德建设，用非正式制度规则约束失信行为。最后，本文通过分析与评价市场运行中各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对企业和个人的资信评级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并重点阐述了个人资信评级的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
郑洪辉[2]2016年在《网购评价体系的伦理研究》文中提出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近年来关注度急剧提升。一个完整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子系统,其中网购评价体系就是重要组成部分。网购评价体系的出现不仅是技术领域的突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给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和网购市场建设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网购评价体系进行伦理研究十分的必要。网购评价体系是由网购评价系统研发、应用;网购评价标准、流程等的制定;网购评价的监管等构成的整体,其具有普遍性、多样性、互动性、惩罚性、虚拟性等应用特点。网络伦理是在网络环境中起作用的伦理规范和准则,有着虚拟性与现实性结合、开放性与隐蔽性交融、自律性与他律性统一的特征,与网购评价体系联系密切。二者同样具有“虚拟性”,网络伦理规范能调节网购评价体系中的伦理失范行为,而网购评价体系则拓宽了网络伦理的外延。当道德发展无法跟上新技术的变化时,原有的道德规范就会失灵,伦理失范现象随之产生。在网购评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没能幸免,出现了信用炒作行为泛滥、灰色职业横行、好评返现等活动干扰、打击报复行为频发等现象,造成了网购评价体系中信用缺失、义利失衡、公正偏颇、善恶模糊。而究其原因,是网购评价体系自身的缺陷、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及监管的不到位、各参与主体价值观异化及自律欠缺所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要想化解网购评价体系的伦理困境就需要对其进行伦理建构,将诚实信用、公正平等、无害互利、尊重确立为伦理原则。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完善网购评价体系的内部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加快网购评价体系伦理研究、加强道德教育,建立“网购评价伦理委员会”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让网购评价体系发挥其应有作用,推动网购市场的健康发展。
焦润赟[3]2007年在《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是从市场经济角度对生产经营者的能力及商品品质的积极性评价，是生产经营者的无形财富。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势必会造成对方经济损失，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将构成犯罪，因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被我国新刑法规定为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的一种予以打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变为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常见刑，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运用刑法理论，结合相关罪名，对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文章首先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概念特征以及其与自然人名誉的区别并分析了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正因为商誉对于商家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所以必须严惩侵权行为；其次，阐述了一般侵害商誉行为的表现形式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笔者还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相互联系，使人们能更明确地认识普通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然后，文章进一步论述了“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以及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与诽谤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相似罪名的联系及区别，为实践中准确认定本罪的范围提供了刑法理论基础；最后，笔者着重分析了本罪的各种犯罪形态以及共同犯罪问题，并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较复杂的侵权行为和新型犯罪行为，来阐释多个违法行为竞合时的罪数问题，以便在实践中理清疑难复杂案件的脉络，准确认定本罪的实质。本文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详细阐述了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罪作为新型市场经济犯罪的若干重要特征，使人们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能准确地认清本罪的表现形式并区别犯罪，同时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苏锋[4]2017年在《网络言论失范的刑法规制论析》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网络言论失范引发的法律应对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的法律权利,但不当行使该权利不仅可能违背法律,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网络言论失范存在着隐蔽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不仅管理起来难度大,而且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刑法具有保护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功能,运用刑法手段规制网络言论失范现象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更好地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为了分析和完善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解决立法不完善所造成的司法适用困境,特别从刑事法律的角度,采用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价值判断法,分析论证刑法对网络言论规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进行全面论析,同时立足我国的国情特点,就网络言论层面的刑事立法提出了对策建议,认为当前应该立足网络实际及时修订我国的刑法,并配套实施相关的司法解释,以便有效净化网络言论环境,促进其在畅通民意、服务民生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建议在网络言论的法律适用上应该注重人性化,对于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主观恶意的个体言论,即使比较尖锐也尽量不予以适用刑事法典,而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网络团体犯罪行为,则要应用刚性的刑事司法实施严厉打击,从而促进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朱继东[5]2013年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十一届叁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钱海亚[6]2005年在《广告的道德失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广告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然而在辉煌成绩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缺乏相应法规的约束,我国的广告偏离了发展的正确轨道,即使在《广告法》制定以后,还是有许多广告钻法律的空子,与法律打擦边球,虚假广告、误导价值观念的广告、内容恶俗等不绝于眼,广告的道德失范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如何使广告的赢利目标与广告的其他社会性功能统一起来,做到企业与公众、社会的共赢,成为新时期广告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趋势,也成为伦理学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广告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广告道德失范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广告道德失范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从理论角度分析广告活动的道德性,并提出广告道德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第二、从现实角度着手,指出广告道德失范的表现,同时分析广告道德失范的原因所在;第叁、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广告道德责任的分配,并据此探讨解决广告道德失范的对策,包括广告人如何从自身出发、消费者和政府如何从外部予以监督,为广告道德失范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陈辛[7]2011年在《论网络黑社会犯罪》文中认为21世纪是计算机现代化的时代,也是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公关作为全新的网络营销模式得以快速发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网络公关公司为主要成员的“网络黑社会”悄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网络黑社会”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网络信息秩序,更引发了一系列犯罪现象,成为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而我国相关部门还未对网络黑社会引起相当重视,理论研究相对落后,法律规定不完善,信息管理不力,这与严重的网络黑社会犯罪现象不相吻合。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网络黑社会犯罪的相关问题,包括“网络黑社会犯罪”的概念、特征、与网络犯罪的联系以及社会危害性。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认为“网络黑社会犯罪”不是我国刑法体系意义上的犯罪类别,而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对网络黑社会可能构成的犯罪进行归类后的类罪名。网络黑社会犯罪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利益的驱使;网络伦理道德体系的缺失,道德规范难以在网络空间发挥协调、引导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也是网络黑社会犯罪出现的重要因素;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立法的滞后性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黑社会犯罪的发展。分析网络黑社会犯罪的原因不是论文的目的,找到防范与治理网络黑社会犯罪的措施才是问题的归宿。为此,本文深入分析后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规范网络公关市场,切断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社会犯罪的出现与发展;第二,构建网络伦理道德体系,引导网络用户规范行为。网络伦理道德意义重大,科学合理的网络伦理道德体系可以引导网络用户选择合法的行为,净化网络环境;第叁,建立网络信息监督与管理体系。网络信息监督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同时还需要保障监督管理有效实施的机制;第四,完善我国网络法律体系。笔者从入罪、罪名设置、程序完善、法规系统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蔡艳丽[8]2016年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后,一个由计算机现代高新技术驱动的电子信息网络时代,正悄无声息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信息时代,由网络构成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生存空间——网络空间或网络社会,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必然会在网络这个全新的领域中产生出与众不同的文明,同时也必然引起道德关系的变化产生新型的道德关系。大学生已经成为构成中国庞大网民的主力军,所以对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实证研究,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网络道德”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以“善恶”为标准,根据人的认知信念、传统习惯,通过社会舆论评价、调节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网络道德”在新的道德环境、道德规则下,与现实道德相比,具有“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的新特点。围绕着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问题的四个维度,即网络侵权、网络滥用、网络欺骗、网络暴力及色情展开现状调查,从总体上看,一是,大学生总体网络道德行为规范,部分网络道德行为失范严重;二是,大学生网络道德价值观基本明确,少数大学生价值观迷失;叁是,大学生整体网络道德意识较强,个别学生网络道德意识缺乏。针对大学生网络侵权、网络滥用、网络欺骗、网络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内因主要是大学生主体道德意志薄弱及心理困境,外因主要是学校网络道德教育不到位、网络技术自身特点的缺陷、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等方面。针对影响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内外因,从大学生主体、高校、网络技术、社会等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培育。为高校大学生德育机制的研究以及有效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培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喻岚[9]200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府早在加入WTO时就做出过到2006年底银行业将全面开放的郑重承诺。当下,我国商业银行面对国外商业银行的全面竞争的日子已经来临。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发展个人金融业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方面是我国城乡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增长,对商业银行提供保值增值业务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银行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客观要求。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我国商业银行需要以零售业务----个人金融业务作为银行业务新的创新点和增长点,来降低风险、稳定收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经营现状的比较和研究,希望能够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发展思路。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个人金融业务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从宏观体制改革到微观主体的行为的一些建议: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内个人金融资产不断增长的现实条件下,进行个人金融业务创新的可行性:运用比较分析法,论证了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个人金融业务品种较少,技术含量较低,所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定量分析了个人金融业务及其创新业务与银行竞争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对如何提高和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给出了合理建议。
黄子民[10]2017年在《新媒体环境下记者面临的典型伦理冲突及其决策过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闻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告知信息的作用,而作为制作新闻的单位,与商业性质的机构不同,新闻媒体具有公共属性,媒体的第一要务是做好信息传播的桥梁。记者作为新闻的直接创造者,则背有尽量客观、公正、真实地还原事件本身的义务,帮助公众去了解那些他们应知和欲知的消息。然而,在现实报道场景中,记者经常受到来自各界的复杂因素影响其工作,这些因素会对报道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由于每个人考虑的重点要素不同,不同记者对于相类似的情景的反应也可能不同。本文讨论的核心就在于记者遭遇矛盾冲突时作出的决策和应对措施,即记者的伦理决策过程。本文结合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参与式观察法等方法,旨在从微观层面解构记者的伦理决策过程。纵向方面,本文结合具体的新闻生产情景,观察记者面对伦理困境时,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心理和行动上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横向方面,本文选取了四个经典的记者失范事件,通过还原记者的决策过程,具体地探讨由不同的因素引起的新闻失范事件当中到底有什么异同。文中对整个报道过程运用了大量厚重描述,力图真实还原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心理的变化。本文首先在第一章梳理了该研究脉络中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并且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和研究路径。第二章梳理了当前记者所面临的主要伦理影响因素。第叁、四、五章结合四个具体的案例,探讨经济、新闻常规和技术等因素是如何具体作用于记者的伦理决策过程的。结语针对记者该如何重构自身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提出了建议。本文具有浓厚的现实关照和很强的理论价值,通过对现实情景中具体的采编过程的观察,切身处地地了解记者在报道新闻过程中遇到的难处,并试图为记者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本文关于技术性要素对记者伦理决策的讨论也具有前沿性,期许对日后的后续研究有启发性意义。
参考文献：
[1]. 我国商业信誉失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 朱红文. 河海大学. 2002
[2]. 网购评价体系的伦理研究[D]. 郑洪辉.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3].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若干问题研究[D]. 焦润赟. 郑州大学. 2007
[4]. 网络言论失范的刑法规制论析[D]. 苏锋. 西北大学. 2017
[5].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6]. 广告的道德失范研究[D]. 钱海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7]. 论网络黑社会犯罪[D]. 陈辛. 烟台大学. 2011
[8]. 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 蔡艳丽. 郑州大学. 2016
[9].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研究[D]. 喻岚. 苏州大学. 2007
[10]. 新媒体环境下记者面临的典型伦理冲突及其决策过程研究[D]. 黄子民. 广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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