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剧研究的世纪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昆剧原称昆曲、昆腔，发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地区，明代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革新后，以苏州为中心传播于全国各地，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悠久艺术传统的戏曲形态。它的唱腔清柔婉转，优美动听，表演艺术载歌载舞，高雅精湛。剧本创作名家辈出，富有文学价值，产生了梁辰鱼《浣沙记》、汤显祖《牡丹亭》、李玉《清忠谱》、朱素臣《十五贯》、洪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等传奇杰作，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昆剧的研究，明清两代虽有不少论著出现，但都局限于曲本位，开拓不够。进入20世纪以后，戏剧观和价值观不断更新，学者们认识到昆剧是综合艺术，研究范围除了文学音律之外，还应包括唱念做打的舞台艺术在内。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鼓舞下，昆剧获得了新发展，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也就连续出现。特别是80年代有三部昆剧专史出版，90年代编出了《上海昆剧志》和昆剧辞书，令人振奋。现将近百年来昆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研究情况（大范围的戏曲史作家作品研究不在内），分期概述如下。
前半世纪的著述
清末民初，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已趋衰落，但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还有昆班演出，苏州则有大章班、大雅班、鸿福班、全福班等延续余脉。所以，南北各地仍有众多的观众，曲友为昆曲尽力的研究工作仍在展开。1913年，贵州息峰人姚华任教北京朝阳大学时，在《庸言》杂志第1卷第14期和第15 期发表了《菉猗室曲话》和《曲海一勺》，竭力推崇昆曲，认为它是“治世之音”，“故选乐于今，必以昆曲为主”。1917年，江苏如皋人冒广生在温州任职海关监督时，曾为温州昆班营建戏台，并撰写论文《戏言》（《冒鹤亭词曲论文集》）说：“温州戏十九尚仍昆腔”，评论老艺人“所演《别弟》、《观灯》、《势利》和《十五贯》全本，皆有神彩”。苏州是昆曲的大本营，继晚清四大昆班之后，1921年又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艺员，演出于上海和杭、嘉、湖一带。在这种艺术传统的熏陶下，苏州曲友中涌现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一位是曲学大师吴梅，另一位是律谱专家王季烈。
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崖，江苏长州（今苏州市）人。早年参加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酷爱词曲。他认为“欲明曲理，须先唱曲”，于是便向老曲师韩起祥学习昆曲演唱，吹笛呼笙，兼通鼓板；在唱法方面则师从清唱大家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并创办研习昆曲的“振声社”、“赏音社”和“紫霞曲社”。他擅长制曲、谱曲，而且能亲傅粉墨，登场表演。有了这样全面的艺术实践作基础，造就他成了杰出的昆曲作家、理论家和昆剧史家。早在20世纪之初，他就写出了《血花飞传奇》（1903年）、《风洞山传奇》（1904年）和《暖香楼》、《轩亭秋》等杂剧。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上海《小说林》杂志上发表了论著《奢摩他室曲话》2卷；接着又撰写《顾曲麈谈》4卷，1914年至1915年的《小说月报》予以连载，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他的声誉从此大振，先后受聘到北京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即后中央大学）主讲词曲，破天荒地把昆曲引进了大学课堂，在讲台上又吹又唱，并出版了《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奢摩他室曲丛》（1928）、《曲选》（1930年）和《曲学通论》（1935年）等曲学专书，培养了一批戏曲史研究人才，北昆名角韩世昌和白云生拜他为师，南昆“传”字辈演员也都得到他的指教，还专门演出了他自订曲谱的《湘真阁》全剧。在昆曲论著方面，他的代表作是《顾曲麈谈》，此书分四章，第一章《原曲》，论昆曲的宫调、音韵和南北曲作法。第二章《制曲》，论昆曲剧本的编制方法，附论清唱散曲的作法。第三章《度曲》，专论演唱昆曲的法则，包括五音、四呼、四声、出字、收声、归韵、曲情、辨别正板赠板、分清阴声阳声等九项。第四章《谈曲》，略评元明以来的曲家及其作品。他有关昆剧史的论述，见于《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大东书局初版）中的《明人传奇》和《清人传奇》两章；有关传奇作品的评论，见于《曲选》的跋语（任中敏曾辑为《霜崖曲跋》）。至于昆曲格律的研究，他尽10年之力编成了《南北词简谱》10卷（1939年由其弟子卢前在重庆石印），经过整理简化，收北曲332支，南曲867支，标明字格、句格、韵格，为剧作者树立标准的曲牌体式，具有实用价值。
王季烈（1873—1952），字君九，号螾庐，与吴梅同里齐名。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考中进士，曾任京师译学馆监督。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于1913年创办“审音社”，1918年改名“景璟曲社”，1923年又办“同咏社”。从苏州聘来笛师徐庆寿和高步云，与津门曲友许雨香、袁寒云等共同研习昆曲的唱法和表演艺术。他擅唱净角戏，嗓音洪亮，曾与全福班老生名角沈锡卿同台串演《刀会》，他扮关羽，沈扮鲁肃，王季烈精通乐理曲律，擅长依律订谱，曾与刘富梁合作编纂《集成曲谱》四集32卷，共收昆曲工尺谱416出， 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石印出版。此谱每集卷首附载王氏自著的《螾庐曲谈》，经修订后于1928年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螾庐曲谈》是王氏研究昆曲唱法的专著，全书分四章，第一章《论度曲》，探讨了七音笛色及板眼、识字正音、口法、宾白读法；卷二《论作曲》，探讨了宫调曲牌、套数体式、剧情与排场、词藻、四声和衬字；卷三《论谱曲》，探讨了宫谱（唱谱）、四声阴阳与腔格、各宫调之主腔、板眼；卷四《余论》，论传奇源流，考曲家事迹。王氏的这部昆曲论著颇多创见，特别是提出了曲牌的“主腔”概念，阐明了昆曲乐理的核心问题，使谱曲和联套的旋律有了一定的准绳。1940年，他编印《与众曲谱》时又附载了新著《度曲要旨》，专论唱曲的音韵学原理。1947年，他又为《龙舟会》和《桃花扇》的九出戏订立了工尺谱，编印为《正俗曲谱》（上海锦章书局石印子、丑两辑），显示了他厚实的订谱功力。
“律谱”是昆曲研究中的专门学问，它牵涉到律吕宫调、四声平仄、板眼节奏、唱腔旋律等方面的音乐理论，又必须与演唱实践相结合。这方面的行家，除了吴梅和王季烈以外，还有曲友刘富梁和演员殷洼深等人，他们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富梁，字凤叔，浙江桐乡人，少时喜唱昆曲，精通音律。民国初年应刘世珩之邀，为《暖江室汇刻传奇》中的《通天台》、《临春阁》和《大忽雷》三剧订立工尺谱。1917年吴梅到北京大学任教，经刘世珩介绍与他结交，两人相见恨晚，曾同住一处，朝夕论曲，刘富梁把所谱《燕子笺》给吴梅过目，吴梅大为赞叹，即请他为自作的《霜崖三剧歌谱》中的《无价宝》和《杨枝妓》、《钗凤词》订谱。从1923年开始，他花二年功夫协助王季烈订定《集成曲谱》，蜚声曲坛。他曾总结唱曲的经验，写成《歌曲指程》一书，1930年由吉林永衡印书局出版。书中对昆曲的行腔韵律、吐字运气等法则，作了系统的介绍。
关于昆剧传统歌谱的传承，苏州老曲师殷洼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原是大雅昆班的旦角演员，家藏曲谱甚多。晚年在昆山、苏州的曲社担任拍曲的教师，与曲友们共同研讨，依据“梨园故本”正拍订谱，以昆山国乐保存会的名义出版了《昆曲粹存》（1919年上海朝记书庄印行），又由张余荪编校，于1908年出版了《六也曲谱初集》，1922年出版了《增辑六也曲谱》，1925年出版了《昆曲大全》。同时以“殷洼深原稿、张余荪校订”的名义交由上海朝记书庄出版了《牡丹亭》、《长生殿》等全本曲谱7部9种（1921～1924年）。由于受到订谱风气的影响，无锡天韵社印行了《天韵社曲谱》（1921年），苏州道和曲社印行了《道和曲谱》（1922年），河北省安国县怡志楼昆曲研究社印行了《怡志楼曲谱》（1939年），“传”字辈演员沈传锟等订立了《昆曲集净》（1944年）。有些曲谱附载唱曲的理论著述，如《怡志楼曲谱》卷首载有李福谦的《吟曲琐谈》，《昆曲集净》卷首载有编者的导论《昆曲与昆剧》。为了普及昆曲，当时有一些精通中西音乐理论的学者，提倡用现代西洋音乐的原理来解释宫调曲律，代表性成果是光华大学的昆曲导师童斐撰著了《中乐寻源》（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天华在1929年底为《梅兰芳歌曲谱》中的昆曲订立了五线谱。将工尺谱翻译为简谱的曲本则有刘修业编订的《昆曲新导》（1928年中华书局初版）、吕梦周和方琴父合编的《昆曲新谱》（1930年华通书局初版）、徐仲衡编订的《梦园曲谱》（1933年晓星书店初版）等。上述三书都是作为中学音乐课的辅导教材出版的，卷首均有《例言》、《通论》之类的著述，阐明译谱的理论根据，列举《中西调名对照表》或《工尺谱与简谱比较表》，为昆曲在青年学生中的推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再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学员毕业后，于192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了“新乐府”昆班，主要演员有顾传玠、周传瑛、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王传淞等。1931年10月1日，由倪传钺、周传瑛、 张传芳、姚传芗、沈传锟、郑传鉴等11人发起，将“新乐府”改组为“仙霓社”。他们继承了“全福班”的艺术传统，上演的折子戏多达六百余出，并新编了一批大本戏。当时的《申报》是他们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曲友们评介“传”字辈演艺的剧评大多发表在《申报》上，如《笑舞台“新乐府”开幕盛况》、《“新乐府”今日之新戏》、《“新乐府”之昆戏〈林冲夜奔〉、〈十五贯〉》、《“新乐府”观剧杂评》、《笑舞台今日开演〈昆山记〉》、《昆曲小生顾传玠》、《“仙霓社”的昆曲》、《昆旦张传芳之〈刺虎〉》等篇。至于专题研究，则有天虚我生陈蝶仙撰著了《学曲之捷径》，俞粟庐撰著了《度曲刍言》，俞振飞写了《默庵曲话》（《戏剧月刊》第1卷第5期）和《江南俞五曲话》（《半月戏剧》第5卷第6期），胡山源写了《仙霓社之前后》（《红茶半月刊》连载）。1939年4月4日，赵景深在《申报》上发表了《仙霓社与中国戏剧史》；1940年2月， 张次溪等人在南京创办的《国艺》杂志第2期，发表了丁丁的《五十年来昆曲盛衰记》， 勾稽了苏州从全福班到仙霓社的历史。1942年1月，赵景深等人在上海创办《戏曲》月刊， 共出5辑，发表了一批研究昆曲的学术论文， 如周贻白的《昆曲声调之今昔》、管际安的《昆曲工谱四声阴阳略说》、朱尧文的《谱曲法》和钱南扬的《墨憨斋词谱辑》等。
北方昆弋班自1917年底“荣庆社”从河北高阳农村进京以后（1918年春节在天乐园开始公演），由于北京大学师生和京中观众的热情支持，得以兴旺发达。从20年代到30年代，韩世昌、白云生、郝振基、王益友等名角演出于京、津等地，一度辉煌。韩世昌经吴梅和赵子敬二位昆曲家的指点，艺事大进，竟崭露头角与梅兰芳并驾齐驱。与此相呼应，北京和天津的曲友开展了研究工作。1918年，市隐编著《昆弋曲谱》（明明印刷局出版），卷首载有《昆弋源流考》和《昆弋人物考）两篇著述。1918年秋，韩世昌率团赴日本演出，王小隐等在天津《北洋画报》上连续发表了《韩世昌过津东渡记》、《韩世昌抵东后之舆论》、《韩声震动三岛》等篇章。此外，北京《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也时常刊载昆曲剧评。1933年1月，《剧学月刊》第2卷第1 期特地出刊了《昆曲专号》，发表了京中耆宿曹心泉的《百年昆曲之消长》、《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刘守鹤《昆曲史初稿》，徐凌霄《纪念曲家袁寒云》等考史文章。1933年12月，由刘半农发起，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昆弋学会”，公推刘半农、傅惜华、齐如山三人为常务委员，内设昆曲研究社。1934年，王芷章写出《昆腔考》，又研究昆弋诸腔写出《腔调考原》（1926年中华书局合刊于《清代伶官传》内；并撰著《清升平署志略》（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考述了清宫昆弋大戏和月令承应戏的来历。1938年8月，“昆弋学会”更名为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 推举曹心泉为会长，聘王季烈、许雨香、韩世昌、俞振飞、包丹亭等为顾问，请高步云、田瑞亭、傅惜华等为教习。为增进会员舞台剧艺的素养，于1939年11月特设“身段研究班”，由韩世昌主持。在学理研讨方面，专门举办讲演会，由王季烈主讲《研究昆曲之途径》，由俞振飞主讲《昆曲唱法之研究》，1942年6月印行《昆曲研究会彩串纪念集》， 发表了王季烈的《昆曲前途之希望》，傅惜华的《〈游园惊梦〉花神考》等论文。在天津方面，北昆剧评家刘炎臣辑录有关“荣庆社”、“祥庆社”、“庆生社”演员和剧目的评介文章，结为专集，书名《菊花锅》，1941年由天津三友美术社出版。1943年11月，上海《半月戏剧》五卷一期发表了田禽的《河北省昆曲会的人材》，回顾了辛亥革命后河北省安新县和高阳县昆弋子弟会的传承情况，具有史料价值。
自日寇侵华后，南北昆班均遭厄难，在八年离乱中，艺人凋谢，风流云散。北昆的“祥庆社”和“庆生社”于1940年5月和8月相继解体，南昆的“仙霓社”在上海孤岛时期苦苦支撑，延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终于歇响，至1941年2月宣告散班。 此后曲友的唱曲活动虽一息尚存，而剧评研究工作已趋消沉了！
一出戏救活昆剧后的重大收获
新中国的成立，使流散各地的昆剧艺人恢复了生气。1951年秋，周传瑛、王传淞所在的“国风苏剧团”在嘉兴上演了昆曲剧目，因而更名为“国风苏昆剧团”。1952年12月，他们到杭州时又改名为“昆苏剧团”。1955年，该团在党中央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指引下，对明末清初朱素臣原作的传统剧目《十五贯》进行了整理改编。新编本重新提炼主题，通过熊友兰和苏戌娟冤案被昭雪的全过程，歌颂了苏州知府况钟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亲民态度，鞭鞑了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此剧自1956年1月开始排练，由周传瑛扮况钟，王传淞扮娄阿鼠，先在杭州、上海试演，颇获好评，于是决定进京公演。为此，浙江省文化局于当年4月1日宣布该团转为国营，正名为“浙江昆苏剧团”，4月6日起在北京广和剧场上演，连续演出了46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5月17日， 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中南海紫光阁联合举行“昆剧《十五贯》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说：
《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接着，《人民日报》在5月18 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这极大地激励了戏剧工作者，围绕《十五贯》掀起了剧评高潮。据初步统计，仅在1956年内各报刊发表有关《十五贯》的评论多达50余篇，如梅兰芳《我看昆剧〈十五贯〉》、田汉《看昆苏剧团的〈十五贯〉》、白云生《〈十五贯〉的改编和表演》、赵景深《昆曲〈十五贯〉的来源、剧本和整理》、夏衍《论〈十五贯〉的改编》、方冰《谈〈十五贯〉的艺术成就及其现实意义》、王传淞《扮演娄阿鼠的一些体会》、黄克保《昆剧〈十五贯〉中的艺术创造》、张庚《向〈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学习》、孙维世《学习昆苏剧团的表演艺术》、戴不凡《周传瑛和他在〈十五贯〉的三个人物》、阿甲的《向〈十五贯〉的表演艺术学习什么》、安娥的《昆曲〈十五贯〉的音乐改革》等篇，涉及剧本改编、思想内容、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导演舞美、音乐唱腔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的研讨。
1956年11月3日至11月28日， 上海市文化局趁着《十五贯》巡回演出的机缘，在长江剧场举办了“南北昆会演”，历时26天，交流演出了南北昆具有代表性的剧目90多出，登台出场的北昆名家有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傅雪漪等，南昆名家有俞振飞、徐凌云、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沈传芷等28人及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的学生。演出期间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专家们撰写了研究论文和艺术总结，由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成书，于1957年出版了《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
乘着《十五贯》的东风，上海、苏州、南京、北京、浙江的温州、金华专区的武义、湖南的郴州、河北的高阳、保定等地，都先后成立了昆剧院团。曲友业余的组织也在各地重现。1956年8月10日， 由俞平伯发起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团结了一批昆曲人材开展研究工作。俞平伯发起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团结了一批昆曲人才开展研究工作。俞平伯亲自带头写了《杂谈〈牡丹亭·惊梦〉》、《校订〈西游记·胖姑〉书后》和《谈昆剧〈乔醋〉折旦角的表演》等论文，发表在《戏剧论丛》和《戏剧报》上。社员钱一羽出版了《昆曲入门》，项远村出版了《曲韵易通》等专著。1957年4月10日， 由赵景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起的“上海昆曲研习社”成立。赵景深带头撰写了《从〈牡丹亭〉说到昆剧复兴》和《关于〈牡丹亭〉的改编》等论文，发表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上，并出版了《明清曲谈》、《读曲小记》和《戏曲笔谈》等专书。他又和俞振飞、徐凌云、管际安、段光尘、朱尧文合作、集体编著了《昆剧曲调》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1957年春，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决心恢复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在中文系开设昆曲课；由吴新雷专题研究俞振飞的唱法，曾应邀到上海昆曲研习社作了《论俞派唱法》的学术报告。1960年暑假，吴新雷访曲京华，得到俞平伯、傅惜华、周贻白等前辈学者的指引，拜访了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路工把他在《真迹目录》中新发现的魏良辅《南词引正》拿了出来，吴新雷建议他公之于世，得到同意。吴氏把资讯献给钱南扬教授校注后，由戴不凡编发在《戏剧报》1961年第7期、第8期合刊上。本来，过去的研究工作者都说昆曲创始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魏良辅，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的顾坚， 足足把昆曲的源头提早了200年。魏良辅《南词引正》是这样记载的：
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旙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铁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自从钱南扬《南词引正校注》发表后，引起了昆曲界的轰动。蒋星煜、黄芝冈、顾笃璜、董每戡等纷纷撰文考证，把昆山腔发源的历史从明代中叶向前推到了元代末年，出现了重新探讨昆曲渊源的热潮。
这期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艺术水平极高的昆剧研究著作，一是《昆剧表演一得》，由昆剧大家徐凌云演述，管际安、陆兼之整理，自1959年至1960年出了3集。书中记录并阐述了昆剧《寄子》、 《嫁妹》、《见娘》、《藏舟》、《狗洞》、《惊丑》和《照镜》等20多个折子戏的表演艺术，指出“唱念做打”方面的特色。二是《我演昆丑》，由“传”字辈丑角名家华传浩演述，陆兼之整理，于1961年出版，书中论述了昆丑演唱和表演的基本功，详述《相梁刺梁》、《芦林》、《茶访》、《盗甲》、《醉皂》、《下山》7个折子戏的表演艺术， 为青年艺员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此外，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了扬州曲友谢也实、谢真茀兄弟的合著《昆曲津梁》，内分《识谱》、《歌唱》、《填词》、《作曲》四章，深入浅出地指示习曲的门径。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63年出版了《昆曲脸谱》，由金紫光撰文，黎新和鲁田绘图，介绍昆剧脸谱的发展历史及艺术风格，收录了北昆名净侯玉山脸谱十幅。
从1958年到1965年，是昆剧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时期，北方昆曲剧院编演了《红霞》和《奇袭白虎团》等，江苏省苏昆剧团编演了《活捉罗根元》和《东风解冻》等，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编演了《红松林》和《琼花》等，浙昆编演了《曙光初照》和《红灯传》等，湘昆编演了《莲塘曲》和《腾龙江上》等。因此，探讨怎样以昆曲的形式来反映现代生活便成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研究课题，报刊上发表的经验之谈有傅雪漪的《新昆曲〈红霞〉的音乐创作》、殷月珠的《谈昆曲〈活捉罗根元〉的音乐改革尝试》、辛清华的《昆曲〈红松林〉音乐处理上的尝试》、姚军的《昆曲革命化的新成就——评〈琼花〉的改编和演出》、李楚池的《湘昆〈莲塘曲〉音乐创作中的几点体会》等等。“文革”开始后，江青把解放后17年说成是文艺黑线专政，一笔抹杀戏改成绩，各地昆团都被撤销，昆剧工作者也都遭到了厄运。
新时期以来的新成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昆剧获得了新生，各地昆团与曲社重新恢复，研究工作也就紧紧跟上。1978年4月，由江苏省昆剧院主办， 邀请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和湘昆剧团的演员和研究工作者220多人， 在南京举行了3省1市昆曲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昆曲艺术的继承问题和改革问题。会前会后发表了一批论文，如俞振飞《试谈昆曲发展的道路》、周传瑛《昆曲艺苑又一春》、吴新雷《论昆剧曲调的继承与创新》、董吴《祝昆剧〈十五贯〉重上舞台》、孟庆林《兰花重新放异彩，北昆再演〈李慧娘〉》、王守泰《关于昆剧的曲律问题》、赵景深《浅说昆曲折子戏》等，从理论上为昆剧的发展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给昆剧工作带来了蓬勃的朝气，80年代初，在苏州举行了2次大规模的昆剧活动。1981年11 月举行的是“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1982年5 月举行的是“江浙沪两省一市昆剧会演”，提出了办好昆剧事业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各报刊围绕2次会议发表的剧论剧评合计有180多篇，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编印了《兰花集萃》一书，收辑了《同甘共苦，为繁荣昆剧而奋斗》，《继承发展昆剧的优良传统》，《大胆尝试、不断实践》等文章。1992年4月， 在昆山又举行了“昆剧传习所的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同时召开了昆剧理论研讨会，会后编印了论集《幽情逸韵落人间》，收辑了《回顾与思考》、《谈昆剧专业剧团与业余曲社的结合》、《把昆剧的理论研究再提高一步》等论文。
1986年1月11日至14日， 文化部在上海召开保护和振兴昆剧的重要会议，成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公推俞振飞为主任委员；同年3月15日至20日，又在北京开会，成立了“中国昆剧研究会”， 公推张庚为会长。在两会精神的鼓舞下，自1986年至1998年，各地昆团上演了大批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各报刊发表有关昆曲的剧谈剧评已达1600多篇，充分显示了昆剧研究队伍的壮大和评论力度的加强。
从80年代到90年代，各地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昆剧专著，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有：
《昆剧演出史稿》，陆萼庭著《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昆剧史补论》，顾笃璜著（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
《昆剧发展史》，胡忌、刘致中著（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昆曲理论史稿》，詹慕陶著（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昆曲艺术》，钮镖、傅雪漪、张晓晨、朱复、沈世华、梁燕合著（1996年燕山出版社）
《湘昆志》，李楚池编撰（199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晋昆考》，张林雨著（199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俞振飞艺术论集》，俞振飞撰，王家熙和许寅编辑（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和王德良整理（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笛情梦边（记张继青的艺术生活）》，丁修询著（198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和程曙鹏主编（1993年香港金陵书社）
《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1994年河海大学出版社）
《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岳美缇著（1994年文汇出版社）
《昆曲传统曲牌选》，高景池传谱，樊步义编（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振飞曲谱·习曲要解、念白要领》，俞振飞编著，在1953年自印《粟庐曲谱》的基础上由工尺谱翻为简谱（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侯玉山昆曲谱·前言、说明》，侯玉山口述，关德权和侯菊记录整理，简谱本（199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昆曲格律》，王守泰著（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昆曲唱腔研究》，武俊达著（198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申报〉昆剧资料选编》，朱建明辑选（1992年《上海昆剧志》编辑部印）
《词乐曲唱》，洛地著（199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昆曲音乐欣赏漫谈》，傅雪漪著（199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王守泰主编（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南套》，1997年由学林出版社印《北套》）
《曲谱研究》（周维培著，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昆剧志》，方家骥、朱建明主编（199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此外，名家传记有唐葆祥写的《俞振飞传》，石楠写的梁谷音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等。名家回忆录有韩世昌《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侯永奎《我的昆曲舞台生涯》，马祥麟《我与昆剧共一生》、王鹏云《我在北方昆曲的早期生活》等篇。而《中国戏曲志》江苏、浙江、河北、湖南（湘昆）、山西（晋昆）、四川（川昆）、上海、北京、天津各卷以及《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都有昆曲的专题。还有顾笃璜曾主编《昆剧艺术》专刊（出刊二期），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主办的《艺术百家》曾开辟《昆剧研究》专栏，发表有关昆剧艺术的论文，并自1988年第4期开始，为建立“昆剧学”展开了专题讨论。 关于“昆剧学”的命题，最早是江苏省昆剧院的丁修询在1981年提出来的，王守泰（王季烈之子）赞成说：只有建立了昆剧学，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艺术实践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也就是创新）”才能顺利进行。丁修询在《树起中国戏曲科学的大旗——“昆剧学”刍议》一文中说：“昆剧学是一门科学，不仅是文学、伦理、美学等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而且包含有心理机制、视觉思维、艺术直觉、意象构成的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因素（昆剧曲律学还和数学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昆剧学”研究范围的大小和内容、对象等问题，专家们各有不同的理解，王永健《关于建立“昆剧学”的断想》认为，建立“昆剧学”是科学总结昆剧艺术和振兴昆剧的需要，其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内容应包含10个方面：（一）昆剧的发展史，（二）昆剧的美学特点和艺术风格，（三）昆剧的格律和传奇的体制，（四）昆剧的舞台表演艺术体系，（五）昆剧的作家作品，（六）昆剧的演员和戏班，（七）昆剧的理论批评，（八）昆剧研究的历史回顾，（九）昆剧的现状和振兴，（十）昆剧的未来。王永健的构想很明确，他在文中对10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解析，例如对现状的研究，他认为必须从剧团的编导、演员、剧团，观众和社会效益等角度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判断。他的建议，无疑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挥理论研究的作用，并沟通现存六大昆剧院团之间的发展动向，中国昆剧研究会在1996年创办了会刊《兰》，《创刊祝辞》提出了“抢救、保存、整理、发展”的新论点，1997年第2、3期合刊发表了顾聆森《试论吴门曲派》、丁修询《中国昆剧学概论》第10章、骆正《昆剧〈十五贯〉与心理学》、张晓晨《昆曲发展的前景展望》、张世琤《对〈十五贯〉唱腔音乐的新探索》等论文。而《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和1998年第3期发表了李晓的系列论文：《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和《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对演员行当分部的传统作了历史性的探述，深入研讨了表演艺术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的体系和规律。上述论文都有新见创见，在学术水平上向昆剧学的建立又迈进了一大步。
近10年来，南北昆团频频飞赴欧美各国演出。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开放，六大昆剧院团先后应邀访台，引起了宝岛观众的热烈反响。台湾原有徐炎之、张善芗、夏焕新、焦承允等老曲家为昆曲播下种子，曾出版《炎芗曲谱》、《蓬瀛曲集》、《壬子曲谱》和《承允曲谱》等书，并由曲友组织了业余的昆剧社团“水磨曲集”；出版的专著有《昆曲漫谈》（邱恕鉴著）、《明代传奇之剧场及其艺术》（王安祁著）、《昆曲清唱研究》（朱昆槐著）、《近代曲学二家吴梅王季烈研究》（蔡孟珍著》、《昆剧〈牡丹亭〉研究》（杨振良著）等。1990年，台湾曲家贾馨园组织“昆剧之旅”来大陆访问，展开了两岸昆曲的交流活动。自1992年开始，由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和中央大学洪惟助教授倡导主持，录制了大陆各团精彩折子戏133出的音像片， 并在台北创办了“昆曲传习班”，聘请大陆的演艺名家任教，至今已连续办了4届， 培养了一批昆曲研习人才，已有多位研究生做了以昆剧为题的毕业论文。
如今，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研究所研究人员已于1997年12月完成《中国昆剧大辞典》的编稿工作，台湾中央大学戏剧研究室也于1998年编成了《昆曲辞典》，海峡两岸各出一部大型辞书，可说是本世纪内昆剧研究的最新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