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展与趋势_出版科学论文

对话: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展与趋势_出版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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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社会,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每个学者在做研究之前,都必须首先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为该项研究写出综述,算清学术账。综述不是所搜集到的材料的简单罗列,而是在搜集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加以分析、归纳、总结,然后做出评论和估价,并由提供的文献资料引出重要结论。因此要求研究者首先必须阅读大量前人的各类研究成果,从中梳理出他们的研究脉络和研究内容,同时,综述必须一分为二,既要肯定前人的优秀成果,指出该项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更要从中总结前人研究中的不足,这样才能填写前人的空白,研究有新的突破,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前瞻。以下是张文彦博士与其导师肖东发教授围绕21世纪以来出版史的研究情况以及未来研究的突破点展开的对话。

       21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开局令人欣慰

       张文彦(下文简称张):在北大攻读博士期间,您总是教导我们写论文首先要下工夫搜集查阅相关资料,写好研究综述。在四十多年的出版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您也始终关注出版史研究的动向和前沿进展。记得您在1992年、1999年、2009年、2010年写下多篇回顾性综述和述评,帮助我们开阔研究视野,辨析研究脉络,让我们更清晰学科的发展方向,以及学者同仁的新近耕耘成果。

       我在2009年完成您要求的学期读书报告时,就曾以2000年以来的出版史研究为题,简要梳理了十年间的研究发展情况,发现这短短十年间研究成果特别丰富,方法也更为多元,研究主题呈现系统化、精细化的趋势。仅范军先生所统计的我国内地出版文化史类论著,2000—2004年有218种,之后补遗157种,其后每年出版都有150种左右,2008年更达到178种①。您在2013年曾以“这十三年远胜研究史中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来评价21世纪以来的出版史研究,那么,21世纪以来的出版史研究有哪些特点可以诠释“远胜”一词呢?

       肖东发(下文简称肖):“远胜”并不意味着否定2000年之前我国出版史研究的价值,学术研究是在累进中发展,在不断批评中前进的。2000年以前我国出版史的研究为今天的盛况打下了必备的基础;但总体来说,还没有打开局面。比如,古代史研究多,近现代史研究不足;整体史研究多,个案研究不足,并且研究框架体系没有大的突破。汪家熔在2000年的《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中批评道:“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②他呼吁图书馆学界和史学界多参与到出版史的研究之中,并要努力增进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史研究相对低迷,这也与出版学科发展不足有关,许多出版人和学者为此纷纷呼吁,要求改善外部研究条件,完善学科规制,培育研究人才③。这种努力在新世纪取得了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出版史研究的扶持力度,2001年,停刊7年的《出版史料》复刊;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和专家学术座谈会;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都加强了对出版史研究的资助。许多出版史专业的博士也已成长了起来,诸葛蔚东、仝冠军、吴永贵、刘兰肖、许欢、于文、王伟等博士修订刊行了各自的毕业论文,还不断有新作推出。以北大现代出版研究所培养的博士为例,研究领域有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有的研究出版社史,有的研究出版人物。2010年组建成“中国出版集团发展史”课题团队,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华书店、荣宝斋等集团旗下企业发展历史进行了分组研究,其后又开展了“2000年以来美、英、日、法四国出版业现状研究”课题。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开创性。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21世纪最令人欣慰的进展。

       研究内容丰富多彩:选题深入 热点频出

       张:现在出版实务或科研也在不断细化和专业化,许多工作可能看起来和出版史关联不大,但这种学术训练的奠基作用无可替代。比如,我工作后一直从事全民阅读研究,这是一个崭新领域,面临很多新问题,我努力从当初的出版史研究中汲取灵感和思路,它会让我们有整体的历史观和系统的方法论,增加我们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厚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肖:各种断代史、通史、地方志经历了相当长的研究阶段,终于在21世纪开花结果,包括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叶再生4卷本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④,傅璇琮、谢灼华的《中国藏书通史》⑤和由任继愈先生和我主编的《中国藏书楼》⑥等多部著述,还有《上海出版志》⑦和《北京出版志》⑧等许多省市的出版地方志等。在2009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首部以中、英、德三种文字面世的中国出版史——《从甲骨文到E-publications——跨越三千年的中国出版》一书⑨,以“纪传体”形式、配合着2500平方米的主宾国出版史展览,图文并茂地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出版形式和出版介质的演化,这部出版史著作与展览相互配合,是传播中国文明的一次尝试。总体来看,相较于前期出版史的史料意味浓厚,这一批史学著作更注重研究出版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出版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

       古代史研究蔚为大观,代表性著作如《唐代编辑出版史》⑩,详细分析了雕版印刷术“至少在初唐时便已经产生”的文献和实物证据。还有《元代出版史》(11)、《晚明商业出版》(12)、《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13)、《晚清官书局述论稿》(14)等。古代民间书坊刻书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如《建阳书坊的衰落和四堡书坊的崛起》(15)、《中国古代书坊研究》(16)、《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等(17)。

       张:明代书坊研究是热点中的热点,以此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2000年之后相关学术论文不下40篇。

       肖:少数民族出版史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西夏文专家史金波继2000年与回鹘文专家雅森·吾守尔合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之后,2004年又著述了《西夏出版研究》。还有《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为中心》等著作(18),展示了我国出版史的多元文化色彩。

       专题出版史的研究,比如发行史研究有上溯到西汉槐市、书肆,下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图书发行史》(19)、《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20),还有探讨我国古代书籍插图流变的《中国古代插图史》(21),以对比视角探讨出版对中西社会不同影响的《中外出版史》等(22)。编辑史研究继续围绕对出版物及个人的编辑思想史开展,如对《吕氏春秋》(23)、《古今图书集成》(24)、《四库全书》、《鲁迅全集》等巨著编辑思想的研究,以及对孔子、吕不韦、司马迁、司马光等古代名家编辑思想的探析,还有对张元济、郑振铎、陈原、叶圣陶、鲁迅等编辑家的研究,不仅有出版人个体研究,还有群体状态研究,甚至从专业出版家扩展到对出版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人士,如《蔡元培新闻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25)。

       张:许多被“埋没”的出版人也进入了研究视野,如对“埋没了多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研究(26)以及对夏瑞芳、沈知方这些“做成文化大生意”的“小人物”的重新定位和认识(27)。人民出版社已经启动了“中国出版家”丛书的编撰工作,研究近百位对近、当代出版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出版思想及事迹,既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张元济等大家,也包括徐伯昕、陈翰伯、范用等尚未被系统研究的卓越人物,这些人物的编辑思想和实践成就将陆续推出,光辉再现。

       肖:对杜亚泉、沈知方等人的发掘,也体现出21世纪以来出版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向,那就是出版史的民国热。一方面,近代出版史上那辉煌一页中的制度、人物、理念,对今天出版业发展极具借鉴意义,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史料钩沉工作,代表著作如汪耀华的《民国书业经营规章》(28)、王兰萍的《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29)和共20册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等(30)。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将出版家与事件投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探讨出版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31)、《出版与近代文明》(32)、汪家熔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等(33)。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的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34),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民国时期出版业发展的专著。商务印书馆仍然是研究热点,其次是中华书局、生活书店、世界书局等20世纪前半叶的杰出书局。

       张:学者们越来越注重探讨出版与文化、文明之间的关系。

       肖:虽然关于出版史与文化史关系的探讨早已有之,但真正从文化史角度切入,将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的具体研究,却是从21世纪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这也是从多学科维度研究出版史的最引人瞩目的方向之一。包括对出版企业自身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印刷史与文化史关系的研究,等等。如章宏伟的文集《出版文化史论》(35)、李常庆的《〈四库全书〉出版研究》、邹振环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36)、苏勇强的《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37)。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07启动了《出版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也正在编著专著《出版文化概论》。从文化的角度阐述出版的历史,将是未来的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

       张:从晚清到今天,短短百年,我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变,这离不开出版业的思想启蒙和知识传播,国外数百年来积累的思想和发现被引进来,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与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出版史学界也出现了回顾梳理这一段历程的热潮,您能评述一下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发展吗?

       肖:“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许多的难处,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如何把握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作者来说都是考验”(38),但2000年之后,这方面的著作急剧增多。《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39)系统再现了1949—2000年间我国出版史的历史脉动,挖掘梳理了许多新的史料,并首次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业、港澳台地区出版业的概况。朱晋平的《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1949—1956)》(40)分析再现了改造各阶段中的困难、对策和效果。还有以“出版六十年”“阅读三十年”“编辑学研究三十年”为名涌现的文章、著作,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发展的回顾与前瞻》(41)、《三级跳成就市场半边天——中国民营书业30年的历史考察》(42)、《中国出版产业资本运营30年》(43)、《30年中国畅销书史》等(44)。

       中外出版史研究的互相启发

       张:出版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推动文化积累、创新、发展,甚至能引发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转型,例如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马尔坦的著作《印刷书的诞生》,该书开辟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式,在反复阅读这部书时,我颇能感到它与您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的共鸣相通之处,近来听闻有硕士学妹的毕业论文就是专门比较这两部书,真期待能早日读到。我认为,这两部书同样通过分析书籍的方方面面和书籍所改变的方方面面,来展现印刷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只不过话语体系不同,阅读达恩顿、夏蒂埃、周绍明等人的著述也往往有同感——西方著述语言更为抽象化、概念化,善于运用术语名词,研究更为细致;我国论著则语言更为平实,逻辑更为简明,视角更为宏观。

       肖:不仅如此。西方书籍史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文献梳理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长处,这与西方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成就有着很大关系。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你所提到的今天非常活跃的西方书籍史专家,他们更善于详细剖析一个个案例,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分析材料,从而为读者详细呈现出出版业内部的运转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还原出版业在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非常开阔视野和思路。

       张:您说最大限度地占有材料,我在读《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一书时特别有感觉,其实作者的很多观点和支撑材料都来自于叶昌炽、叶德辉、任继愈、张秀民、傅璇琮、李致忠、袁逸等我国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但一经他采用西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方法系统组合,又赋予了读者新的阅读和认知体验,深邃而睿智。您可否对21世纪以来我国译介的西方书籍史著述做一下评述?

       肖:在评论西方著作之前,我要先对21世纪以来出版史的概念发展做一个简要介绍。在《中国出版通史》序言中,我将出版史研究内容概括为十条:1.历史文化背景;2.出版业概貌;3.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4.出版地区;5.出版人物和社团;6.重要出版物;7.形式制度和装帧设计;8.流通与经营;9.中外出版交流;10.总体特点的分析及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出版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时段等问题存在不同见解,如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45)、于翠玲《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等(46)。影响出版史概念发展的,有近来变动剧烈的出版形态、出版技术,数字化逐渐融合了出版和其他媒介形式的界限,但学界对我国近30年来新媒介形态的出版发展史研究得还很不充分。

       同时,西方书籍史、印刷史学术思想的不断东渐,也突破了我国出版史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虽然书籍史在西方的勃兴可以追溯到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立,但《印刷书的诞生》(47)、《屠猫记》(48)、《启蒙运动的生意》(49)、《阅读史》(50)等经典著作的译介,还是在21世纪之后。这些学派借助版本学、计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向读者展示了书籍演变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西方社会整体演进的细密繁复关系。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从而有利于创新我们的出版史学科体系。近几年来,这方面的译著越来越多,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包括《书籍的秩序》、《书史导论》在内的六册“书史译丛”,及《阅读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写作的历史》三部曲等。

       张:您提到阅读史的几部著作,让我想起了复旦大学张仲民老师博士论文的导论《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51)(博士论文为《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以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为中心》,2007),以及孙卫国的《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等(52),对我的毕业论文和此后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仿佛绘制了一幅地图,让我清楚要查阅哪些资料。

       肖: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也是在21世纪中拉开序幕的,它将研究者的目光从书籍的生产、流通领域转向读者阅读领域。代表著述有王余光的《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53)、《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等(54),还有王余光教授所带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如《中国古代阅读传统研究》(刘富玉,2006)、《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余训培,2006)、《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研究》(许欢,2006)等。《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工程也于2004年启动,《插图本中国阅读史》、《图书馆与社会阅读》、《近十年中国阅读现状分析》在编写的计划之中(55)。2005年,台湾学者潘光哲亦在台北的权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展现出相对成熟的思路(56),他同时还在2005年第9期《思与言》杂志里主编了一期“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57),可以找来参考。

       张:2007年,我曾在新加坡读到过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今年中文版《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由张志强教授领衔翻译出版,我发现,西方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学者似乎不少。您曾多次去韩国、美国参加出版史研讨会,与国外出版印刷史学者做了大量交流,是否可以说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在国外也比较热?

       肖:确实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我国的出版史,以美国、日本学者为主,著作包括美国贾晋珠的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为利而印: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包筠雅的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日本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58),以及你所提到的《谷腾堡在上海》《书籍的社会史》等。2009年我参加了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到国内外经济史、书史领域的近20位重要学者,其中半数是海外汉学家,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几位学者,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吸引两领域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国内外学术的交融与碰撞,必然会打开中国出版文化国际化影响的新局面。

       张:这些新领域、新思路的出现让人兴奋,出版史似乎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学科,我曾经听过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潘建国等老师的课,发现他们也在研究出版文化。复旦大学历史系除张仲民外,邹振环也有多部从历史角度切入的出版史著作,有《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59)、《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年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等(60)。这些都为我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灵感,让我更加坚信出版是沟通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信使,是追溯前人智慧和思想的捷径。

       肖:21世纪以来,虽然大部分出版史著述仍聚焦在出版产业本身,但从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心灵史、传播史等多学科多维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日渐增多,这是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必然趋势,许多其他学科的博士生开始以出版史为毕业论文,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陈树萍,2006)、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曹红军,200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王京芳,2007)、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1807—1911)》(胡国祥,2008)、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研究》(袁定坤,2009)等。文革红的《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61)使用了定量调查研究方法,以编码统计的方式探讨了各出版因素对清代前期通俗小说繁荣的作用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值得关注。

       张:关于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史也越来越丰富了,许多“功成名就”的学者都非常注重在该领域下工夫,如张志强的《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62),范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等(63),而且,出版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学者们进行学术梳理与反思的热情。

       肖:还有吴永贵的《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王振铎的《完整的出版文化史观》(64)、刘洪权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史理论研究综述》(65)等。吴赟在《中国编辑出版学术史简论》(66)中总结出中国编辑出版学历史具有强烈的学术化、体系化倾向,以及鲜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并认为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与欧美的编辑出版研究在路径上有趋同的倾向。“著从微出,丰自简生”(67),这种纵览或阶段性的审视和凝练,最大的贡献是泽被广大研究者,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不足、空白,澄清研究方向,从而推进整个出版的学科建设发展。

       张:您能对这15年来的研究成就、不足和未来趋势做一个总结吗?

       肖:总体看来,这15年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由表及里、不断深入。不断向出版理念、出版价值论等深层次研究发展,从对出版机构及成果单一文化元素的探讨发展到对出版人物、出版使命、出版文化体系的系统、哲学的研究范畴。二是学科交叉、借鉴研究。从集中在新闻出版学科领域发展到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交叉借鉴、互为补充的研究格局。三是由古及今、中西结合。加强了对现当代的出版文化的研究,专家学者注意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产业的发展轨迹,积极树立出版改革的国际视野。四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成熟。注重对研究方法的科学选择,借鉴考古学、社会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史料考据、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我们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是对近现代及当代出版业的研究,特别是微观的出版印刷企业、编辑家、出版人研究不足;二是对重要出版企业以及出版家的出版理念、编辑思想、出版实践、出版成果及其社会作用的研究不足;三是对世界各国出版业、著名出版集团、出版商研究不足,中外出版史的比较研究也需加强;四是对民营书业的调查和研究也远远不足。总之,需要下工夫开垦的荒地还不少。

       张:最后,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研究者,您对我们的未来研究方向有何建议?

       肖:史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宝贵的借鉴意义,出版的社会作用已被历史证明,而出版业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和周期性。今天,在我们面临着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辉使命时,面临数字化出版所带来的变革,其中的种种困难和疑问,是否能在纸张和印刷书所带来的变革、谷登堡印刷革命、中国出版现代化转型中获取一些答案呢?我们不仅要在书斋里下工夫,更要“接地气”,始终心怀社会发展和当前的出版变革,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问题:如何构建有利于出版文化发展、出版产业改革的社会制度环境?出版与科技发展以及学科进步之间如何建立正向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出版产业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其文化障碍?出版与教育、出版产业与文化产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

       (文字整理:张文彦 审订:肖东发)

       注释:

       ①范军:《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2000-2004)》,《出版科学》2005年第3期;《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补遗(2000-2004)》,《出版科学》2005年第6期;《2005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2006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出版科学》2007第4期;《2007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增订稿)》,《出版科学》2008年第6期;《2008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出版科学》2009年第4期。

       ②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编辑之友》2000年第3期。

       ③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出版科学》2006年第3期。

       ④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⑤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⑥任继愈、肖东发:《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⑦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⑧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出版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⑨肖东发主编:《从甲骨文到E-publications——跨越三千年的中国出版》,外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⑩肖占鹏、李广欣:《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郭孟良:《晚明商业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13)章宏伟:《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14)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15)吴世灯:《建阳书坊的衰落和四堡书坊的崛起》,《第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版。

       (16)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7)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18)宝山:《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为中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常紫钟、林理明等:《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2)肖东发、于文编著:《中外出版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钱荣贵:《旷世奇书〈吕氏春秋〉的编辑思想》,《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1期。

       (24)胡程立:《古今图书集成编辑思想探析》,《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5期。

       (25)蒋广学:《蔡元培新闻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2009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论文。

       (26)施亚西、田建业:《杜亚泉的编辑生涯述略》,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编:《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8页。

       (27)何明星:《小人物何以能够做成文化大生意》,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编:《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245页。

       (28)汪耀华选编:《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9)王兰萍:《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刘洪权编:《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31)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2)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3)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4)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5)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36)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7)苏勇强:《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8)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页。

       (39)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40)朱晋平:《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1949-195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41)黄先蓉、张裕:《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编辑》2008年第5期。

       (42)李树军:《三级跳成就市场半边天——中国民营书业30年的历史考察》,《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4期。

       (43)周正兵、李红强:《中国出版产业资本运营30年》,《中国出版》2008年第8期。

       (44)伍旭升主编:《30年中国畅销书史》,中国出版集团2009年版。

       (45)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出版科学》2008年第3期。

       (46)于翠玲:《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7)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49)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50)阿尔维托·曼谷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51)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

       (52)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

       (53)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年第2期。

       (54)王余光:《中国阅读史研究纲要》,《高校图书馆工作》2007年第2期。

       (55)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http://www.lsc.org.cn//CN/News/2006-05/Enable Site_Read News 10285821147276800.html:2006年5月11日。

       (56)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台北《新史学》2005年第9期。

       (57)专辑收录了四篇研究近代阅读史的实证文章,分别为孙慧敏的《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李仁渊的《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周叙琪的《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余芳珍的《闲书消永日:良友图书与近代中国的消闲阅读习惯》,加上潘氏为之所撰《导论》。

       (58)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

       (59)邹振环:《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动态》2009年第4期。

       (60)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年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1)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2)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3)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4)王振铎:《完整的出版文化史观》,《中国出版》2002年第12期。

       (65)刘洪权:420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史理论研究综述》,《中国出版》2003年第5期。

       (66)吴赟:《中国编辑出版学术史简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67)赵国泰:《万取一收 体大虑周——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随札》(http://www.epsalon.com/Book_Review/2009/1105/3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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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展与趋势_出版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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