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以长三角第一类制造业为例_产业转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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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中国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文献来看,大多数文献都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整体经济或整体工业经济的集聚状况和决定因素,并将其与区域差异联系起来,主要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例如Fujita and Hu使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并将其归因于倾斜性的地区政策[1];Kim and Knaap研究了更早期的区域发展问题,并认为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等早期政策因素之前就发生了作用[2];Démurger则进一步将经济地理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纳入了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3];Gao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4];Wen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5];金煜等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6]。

另外,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相关文献,但大多集中于对浙江省内相关现象的描述,如查志强[7]、唐根年[8] 等。较为细致的实证分析有陈建军[9] 基于浙江105家企业问卷调查结果的研究, 或者是研究内陆地区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产业承接问题,如丁瑶等[10]。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和进一步发展:

第一,使用了中国国内一个区域经济体的市级数据,从而在一个内部结构更为完整、产业联系更为紧密的区域空间[11] 中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进行了分析。

第二,研究是基于更细的行业分类,从而有可能对基于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的产业转移和集聚提供研究平台,并在更细致的层面上对相关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证据。

第三,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情况,并提供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经济单位在人口、面积等基本要素上的显著差异对产业集聚研究带来的技术偏差。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步骤可分为四步:

第一步,在一个时间断面上,根据不同产业在区域内不同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和相对规模研究产业的区域相对集聚状况。

第二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域产业在全国的地位,研究产业的绝对集聚。

第三步,通过对时间轴上不同断面的产业集聚状况展开对比研究,分析产业在区域内的转移、扩散和重新集聚。

第四步,综合上面的研究,构建一个反映产业集聚状况的整体性指标,并基于该指标对影响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产业的区域相对集聚状况

由于区域内不同城市在经济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可将相对集聚区分为专业化相对集聚和规模化相对集聚两个层面。

1.专业化相对集聚。其表示城市在相应产业上有较强的地方专业化水平,该产业在当地属于优势产业。可通过两个具体指标来作为专业化相对集聚的标准:一是由产业区位商代表的产业专业化指数β。,分子表示城市j的产业i占该城市全部产业总值的份额,分母是区域内产业i占全部产业总值的份额,所以β指数通过测度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评价了该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二是城市产业的人均产值水平,这里的人均产值是以总人口为基准测度的,所以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产业产品满足本地市场从而满足区域市场的能力,同时能够弥补专业化指数片面强调结构而忽略规模的不足。在具体标准上,专业化相对集聚必须同时满足专业化指数大于1.5和人均产值在区域内排名前三位这两个标准。

2.规模化相对集聚。该层面的集聚表示城市相关产业的产值规模在区域内处于优势,从而能享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在具体标准上,规模化相对集聚必须达到产业总产值在区域内排名前二位,并且比重超过10%的标准。

(二)产业的绝对集聚

在从专业化和规模化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产业集聚之后,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在更高标准下研究集聚问题。因此,在相对集聚概念基础之上给出了绝对集聚的概念。

研究认为,只有在同时满足专业化相对集聚和规模化相对集聚之后,才能称之为区域内绝对集聚,如果区域内该产业在全国的专业化指数大于1, 则可进一步称之为全国内绝对集聚(见图一)。显然,绝对集聚是建立在相对集聚基础之上的。

图一 主要集聚概念示意

(三)产业转移、扩散与重新集聚

在对横截面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对不同时间断面进行对比研究,从而从产业分布的动态变化上分析产业转移及其具体路径,分析产业集聚及其演变。

在产业分布方面,可通过计算总量分布的赫芬德尔指数(H.I.指数)以及人均产量分布与地方专业化指数分布的方差系数(CV)来刻画产业空间分布的集中或离散程度。研究中,这三个指标分别用HI、CV[,pc]和CV[,ls]来代替。

与上述概念相切合,还可定义相对转移和绝对转移两个概念。相对转移指的是产生新的相对集聚点,或者原有相对集聚点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绝对集聚点;而绝对转移产生了新的绝对集聚点。显然,绝对转移是比相对转移更为严格的过程。

(四)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分析

利用前面研究所获得的城市产业专业化指数、产业规模在区域同行业的比重以及产业的相对人均产值来计算城市产业集聚的综合指数,并利用该量化指标对影响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产业集聚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是基于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统计资料展开的,并选取了1984年、1997年和2003年三个时间断面。其中,1984年数据来源于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而1997年和2003年数据来源于各个城市相应的统计年鉴。由于数据在统计口径上有差异,城市行政规划也存在变化,相关数据都根据最新情况进行了统一修正。需要指出的是,1984年的数据中不包括台州,舟山和泰州的数据也分别包含在宁波和扬州的数据中,但在实际分析中,这一不一致性对结果并没有显著影响。

产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即统计年鉴上的29个制造业部门。在总量上选取的是规模以上总产值数据,人均产值计算上选取的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数据,而劳动效率计算选取的是各个部门的职工人数数据。但1984年数据中并没有如此细分的制造业部门数据,为了增加可比性,同时也为了反映不同层次制造业部门的集聚与转移状况,可将29个制造业部门分为11个子类别:电子信息业(34)、机械工业(29~33,35)、冶金工业(26~28)、化学工业(20,21,23,24,25)、医药工业(22)、食品饮料业(8~11)、纺织业(12)、服装工业(13,14)、造纸印刷文体工业(17~19)、木材家具制造(15,16)和其他制造业(36)。并按照钱纳里的标准[14] 将这些制造业部门归纳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制造业包括纺织业、服装工业、造纸文体工业、食品饮料工业以及木材家具制造业。

第二类制造业包括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医药工业。

第三类制造业包括电子信息业、机械工业以及其他制造业。

三、第一类制造业的转移与集聚状况的综合描述

为考察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研究以区域内第一类制造业为例展开。第一类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聚与转移总体情况详见表1(下页)。

表1 第一类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聚与转移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长三角各城市1998年和2004年统计年鉴。

(一)食品饮料业

食品饮料业具有典型的都市型行业特征,与自然资源等区位条件也密切相关,因此在产业空间分布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上海的总产值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杭州的该产业也相当发达,而舟山依靠其资源优势逐渐在人均产值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从整体来看,杭州逐渐成为了区域内的绝对集聚点,并且这种集聚在产业效率上是有效的。从分行业来看,除了产业链较低端的食品加工业以外,上海,特别是杭州,无论在专业化集聚还是在规模化集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专业化分工方面,集聚现象日益明显,特别是舟山在食品加工,杭州、绍兴在饮料制造方面尤其如此。从数量指标上看,变化不大的总量分布指标和一路上升的专业化分布指标都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特征(见表2,下页)。

表2 食品饮料业人均产值在区域内的空间分布(元/人)

资料来源:同表1。

(二)纺织工业

在1984年,上海的纺织业产值占了整个区域的44%,在人均产值上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虽然在结构上,纺织业在上海制造业中的相对比重并不是很高,但依然呈现出明显的规模化集聚现象。除了上海以外,苏锡常地区的纺织业也十分发达,在产值上三地所占的比重也达到了25%。

到1997年,上海的产值比重下降到16.8%,已落后于苏州的17.2%,同时无锡的比重也已达到13%;而在人均产值方面,苏州、无锡已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在这个时间段内,HI和CV[,pc]指标都在下降,特别是HI下降相当明显, 这反映了纺织业在规模上从上海向区域内其他地区的扩散;而CV[,is]的上升反映了纺织业在次级城市的专业化集聚。两种力量的交汇,使纺织业在苏州形成了区域内和全国内的绝对集聚。在这个过程中,浙东北的中小城市,如绍兴、嘉兴和湖州等地纺织业也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人均产值上都已超过上海。

到2003年,上海的产值比重进一步下降到8%, 苏州和无锡的产值比重也开始下降,而绍兴的纺织业不管是从产值比重还是从人均产值来看都处于领先位置,成为了纺织业在区域和全国新的绝对集聚地。HI、CV[,is]、CV[,pc]三个指标同时上升,进一步说明这种集聚在区域内是显著的。目前,绍兴已集中了大批相关企业而成为了全国产量最大、设备最先进、交易最活跃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

在纺织业上,可明显看到传统产业在长三角的梯度转移过程:首先是从上海通过产业扩散向苏州的绝对转移过程,然后是由苏州向绍兴的再次绝对转移和重新集聚过程(见表3,下页)。

表3 纺织工业人均产值在区域内的空间分布(元/人)

资料来源:同表1。

(三)服装工业

服装业经历了与纺织业类似的产业转移过程。上海的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独占鳌头,1984年的产值比重占到了50%,而到1997年和2003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到29%和18%,相应的HI指数也显著下降。同时,苏州、嘉兴和无锡的产值比重得以迅速上升,苏州和嘉兴更分别在1997年和2003年与上海一起形成了相对规模化集聚。在人均产值方面,嘉兴在1997年就已超过了上海,并成为相对专业化集聚点。这一态势到2003年继续加强,嘉兴的产值比重达到了12.7%,人均产值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成为了区域内和全国内的绝对集聚点。这一过程表明了服装工业从上海向嘉兴转移并形成集聚的过程。

通过仔细分析服装工业所包含的服装纤维与皮毛羽绒两个子行业,还可以发现,嘉兴虽然在两个子行业上都是相对专业化集聚点,但主要只是在皮毛羽绒业上与杭州一起成为相对规模化和区域内绝对集聚点,而在服装纤维业方面,上海与宁波在规模上占有优势,并在宁波形成了区域和全国的绝对集聚点。这说明,就整体而言,服装工业在区域内存在分工与集聚并存的局面,而且主要都集中在浙东北地区(见表4)。

表4 服装工业人均产值在区域内的空间分布(元/人)

资料来源:同表1。

(四)木材家具制造业

该行业与服装业的情况类似,上海的总产值比重从1984年的52%下降到1997年的45%和2003年的30%,虽然在总体上还占有优势,但湖州和苏州的地位迅速上升,特别是湖州的人均产值在2003年已超过上海一倍。

从整个产业来看,湖州在2003年已成为区域内的绝对集聚点。而从子行业来看,这种集聚效应表现得更为清晰。在1997年,湖州在产业链较低端的木材加工业上就形成了相对专业化集聚,并在2003年取得了相对规模化集聚地位,进而成为区域内绝对集聚点;在产业链较高端的家具制造业方面,湖州在2003年也逐渐形成了相对专业化集聚,从而实现了产业链上的扩展。从数量指标上看,逐渐下降的总量分布指标和逐渐上升的专业化分布指标清晰地指出了从上海到湖州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现象(见表5)。

表5 木材家具业人均产值在区域内的空间分布(元/人)

资料来源:同表1。

(五)造纸印刷文体工业

上海的造纸印刷文体工业在1984年产值比重为54%,人均产值也位列各城市之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发生显著的产业转移。

1997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在该行业的产值比重降到36%,而苏州、宁波和无锡三城市在该行业的产值比重总和达到了30%,其中苏州和宁波更是分别成为了相对规模化和相对专业化集聚点。HI和CV[,pc]指标的下降与CV[,ls]指标的上升,正表明了从上海向外的产业扩散和形成专业化集聚的过程。

到了2003年,这一此消彼长的趋势更加明显,上海的产值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4%,杭州、宁波和苏州的产值比重均超过了10%,而镇江的人均产值则位居第一,并在杭州形成了区域内的绝对集聚点。HI、CV[,pc]和CV[,ls]指标的变动也同样表明了这种规模扩散和专业化集聚不断深化的过程(见表6)。

表6 造纸印刷业人均产值在区域内的空间分布(元/人)

资料来源:同表1。

从细分的子行业来看,区域内的分工是相当明显的。其中,杭州是造纸工业在区域内的绝对集聚点,而宁波是文体工业在区域内和全国范围内的绝对集聚点。

四、第一类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决定因素

利用相关数据和上面的公式,计算了各大行业和细分子行业在各个城市的综合集聚指数c[,ij]。表7 列出了各大行业集聚指数排第一的城市和细分子行业集聚指数排前两位的城市,分析结果和前面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7 长江三角洲第一类制造业按综合集聚指标的产业集聚演变

资料来源:同表1

上海在各大行业期初的集聚地位均逐渐让位于江、浙两省,特别是浙江的一些二级城市,只是在一些都市产业明显的个别细分行业上还保留了一定的产业集聚,其中的产业转移现象和产业转移路径都是相当明显的。

另外,大行业内部各相关子行业在一些城市表现出一定的联合集聚现象,如食品饮料业中的杭州、服装工业中的嘉兴、木材家具制造业中的湖州等。

为了分析影响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利用c[,ij]这一量化指标对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模型如下:

c[,ij][2003]=α[,i0]+α[,il]X[1][,i]+α[,2]X[2][,i]+ε[,i]

其中,X[1][,i]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i]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其他参数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变量系数和残差。

针对新经济地理因素,研究模型选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1)前期的集聚水平:一般而言, 企业倾向于向原有集聚水平高的地区集中,以分享当地建立起来的规模效益,但产业集聚并不总能得到强化,因为当地的产业升级可能促使产业扩散与转移,并寻求新的产业集聚地。可以选取各行业1997年在不同城市的集聚指标c97作为前期集聚水平的代表。

(2)空间地理因素:在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中, 各城市的区位条件会影响到城市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由于长江三角洲已基本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内在联系紧密的空间层级结构(何奕、童牧,2006),可以选取各城市与上海的直线距离dist_sh作为空间地理因素的衡量指标。

(3)当地市场环境:城市本身的市场环境也是吸引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针对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经济服务化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分别选取了人均社会零售消费总额pcconsum、非农人口比重citypopu、GDP中第三产业比重gdpiii、职工平均工资wage_av等指标。

(4)相关产业集聚水平:上下游产业的相互关联和促进对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布都有重要影响,可以将同一大行业内的细分行业作为同类产业对待,并将纺织和服装工业合而为一,用re_ind1、re_ind2...(按照行业编号排序)表示同一大类其他行业的集聚状况。

针对经济政策因素,模型主要考虑了经济开放政策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前者选取了出口占GDP比重export和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fdi_fx两个指标,对后者则选取了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pf_out作为衡量指标。

在具体分析中,使用后向回归法剔除了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具体计量结果见表8。对于被剔除的变量,表中也标出了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号。

表8 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分析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99%、95%和90%置信度下显著;所有系数都为标准化后的值;R[2]均为调整后值;所有方程都通过了F检验。

虽然各行业显示出一定的内在差异,但综合来看,还是可以得到许多共同的结论:

(1)早期的集聚状况对大多数行业都有相当显著的正效应, 显示这些行业的产业转移已基本稳定,集聚现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对另外一些行业,特别是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由于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集聚的同时存在,检验结果并不显著。

(2)城市与上海的距离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一因素已经反映在工资水平等当地市场环境等因素中了。

(3)对于一些消费型行业,本地市场的消费能力对于集聚还是有一定的正效应,但大多数情况下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多数行业集聚并不着眼于当地的狭小市场,而只是利用当地的某些特质要素,面向区域、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4)城市化水平对第一类制造业的集聚有负的效应, 但经济的服务化水平依然具有促进作用,产业也多集聚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与第一类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是相符的。

(5)对于绝大多数行业,相关行业的集聚状况都有较为显著的作用, 但作用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如食品制造业的集聚能带动当地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但后者的过度集聚反而会抑制前者的发展;皮毛羽绒业在嘉兴的早期集聚极大地促进了服装纤维业在嘉兴的随后集聚;木材加工业和家具制造业间则呈现出很强的伴随集聚特征。

(6)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是多样的,一方面出口的扩大能促进集聚的形成,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则有点模糊不清,这主要是因为江、浙两省对FDI的吸纳有很大不同。在江苏,产业多集聚在FDI较集中的苏南地区,而浙江的产业则集中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中等城市。

(7)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于多数行业的集聚作用并不显著, 对其他行业集聚的影响也多为负向的,这说明宽松的政策环境对于产业集聚与浙江私营经济的结合是重要的。

五、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1984年时,上海的所有第一类制造业部门无论是在总量分布上,还是在人均产值分布上都在区域内具有绝对优势,只是因为在产业结构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没有成为区域内的绝对集聚点。

经过之后20多年的产业演化,第一类制造业几乎都经历了从上海向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过程。其中,食品饮料业实现了从上海到杭州的绝对转移;纺织工业实现了从上海经苏州到绍兴的绝对转移;服装工业实现了从上海到嘉兴的绝对转移,其中服装纤维业实现了从上海经苏州到宁波的绝对转移和到嘉兴的相对转移,而皮毛羽绒业实现了从上海到嘉兴和杭州的绝对转移;造纸印刷业实现了从上海到杭州的绝对转移和到镇江的相对转移,其中的印刷业实现了从上海经无锡到嘉兴和杭州的相对转移,而文体业实现了从上海到宁波的绝对转移;木材家具则实现了从上海到湖州的绝对转移和到嘉兴的相对转移。

从整体上看,区域内产业转移的路径是相当清晰的,即从上海经过周边的苏锡地区主要向浙东北的中小城市转移。苏锡地区由于距离上海较近,产业层次上也与上海有一定梯度,因此成为上海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但随着这些地区自身的产业升级,特别是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传统产业也需要向外转移。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除了前期集聚状况的显著影响之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较高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对产业集聚都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因此民营企业发达的浙东北地区也就成为了产业二次转移的理想之地。同时,单个行业的集聚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产业相互关联、合理布局的空间产业结构。显然,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是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虽然长三角各城市间在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相互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内客观存在以产业梯度转移为动力,产业分工为前提的产业集聚现象,并且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趋势还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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