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英国青年工作的发展特点与趋势_英国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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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青年工作(youth work)最初起源于19世纪中期慈善组织为青年工人提供的志愿服务,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入到英国政府的职责范围,逐渐成为有专门培训和资格认证的法定职业类型。法定青年工作隶属于政府的教育部门,又称为青年服务(youth service),是英国政府在学校教育体制之外,通过青年的自愿参与,针对青年人开展的一项关注其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非正式教育活动。①进入到21世纪,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英国的青年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发展趋势。

       一、新世纪英国青年工作的政治背景

       要了解新世纪以来英国青年工作发展情况,首先要对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治现状加以说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1997年至2010年),工党是英国的执政党,英国人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之为“新工党”(the New Labour)政治,其代表人物是相继担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和布朗两位工党领袖。

       早在1997年,布莱尔为首的工党在大选期间,提出了“教育、教育、教育”的竞选口号,将教育作为其执政方案的首要措施。工党政府对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青年问题,如早孕、无家可归、烟酒成瘾、药物滥用、心理疾病和自杀倾向等非常关注,承诺加强教育,建设一个“年轻的英国”。工党政府,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首次将青年置于国家教育和福利政策的中心地位,并对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撒切尔主义提出批评。

       新工党肯定新时期的英国青年比以往任何一代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可以胜任学业和职业生活,与父母关系良好,重视友谊,积极投身于社会。新兴科学技术极大地丰富了青年一代的生活,互联网、手机等改变了青年人的交流及获取信息的方式。年轻一代普遍关心气候变暖、贫穷等全球重大议题,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服务社区。新工党也正视青年一代遭遇到的各种问题,指出青年人正处于一个人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们当中许多人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学业、经济、就业、健康、自信、人际关系等问题。一些残疾青年和无家可归的青年在接受教育和休闲娱乐时常常遇到障碍,少数族裔青年也时常面临社会偏见和歧视。虽然大多数青年能够成功地处理这些挑战,完成向成人生活的转变,但少数青年在面对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时,可能因为无法应对挑战,而出现一系列严重后果。离家出走、厌学、肥胖、吸烟、酗酒、药物成瘾等多形成于十几岁的青春期。少数年轻人还会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反社会倾向和刑事犯罪。[1]英国政府十分清楚,需要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工党政府对青年工作及其他与青年有关的社会服务,提出了批评。英国社会现存的教育和公共服务,在为青年提供服务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它们相互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现代化体制。社会服务和青年工作不能有效地满足青年个体的需要;不同机构在为青年提供服务时没有相互配合,未能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效用,造成了资金和人力的浪费;在预防青年贫穷和犯罪方面,工作还不到位;青年工作没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技术手段;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在青年工作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发言权。[2]

       二、新世纪初英国青年工作的基本概貌

       针对英国青年的现实状况和青年工作出现的问题,工党政府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青年工作的法案和政府报告,对青年工作进行规范和引导,提出了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原则、目标和应对挑战的具体措施。

       在《改革青年工作》、《青年事务》等政府报告和绿皮书中,英国政府指出了青年工作下一步改革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青年工作和青年服务应更多地回应青年和他们家长的需要;在给予青年更多的机遇和支持的同时,要求青年承担其社会责任;整合所有与青年相关的服务和工作,发挥更大的效用;提高和改善青年工作的成效,缩小不同区域和不同机构之间青年工作的差距;在青年工作和服务中,将更多的志愿机构、社区组织和私人单位纳入到政府法定的青年工作领域中来,增加选择性,确保最佳的工作成效:在现有的青年工作机制下,将服务做到最佳状态。[3][4]

       在《每个孩子都重要》的绿皮书中,英国政府将青年工作的目标归纳为五个方面:保持健康、保障安全、成长成才、积极奉献和经济宽裕。这五个目标相辅相成,青年只有在健康、安全和充分参与的状态下才能成长成才;成长成才也是青年摆脱经济贫困的最好的途径。[5]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孩子都重要》中提出的基本目标,英国政府就青年工作面临的挑战,从四个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推进青年工作的发展。

       第一个挑战是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到积极的活动中去,使他们有权去影响青年工作基本面貌。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以及社会都希望让青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和待在更安全的地方,不会遭遇到麻烦,或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但高达四分之一的青年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青年活动,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现有的活动安排缺乏兴趣。为了让更多的青年自愿参与青年工作,需要给青年更多的自主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场所和感兴趣的活动。为此,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机会卡”的发展计划。这种卡能够让青年在一些活动项目和场所获得折扣优惠。卡片可以由青年或者他们的家长继续充值,用于体育锻炼或其他有意义活动的消费。当青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或在其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机会卡可以得到充值作为奖励;但是,如果青年有一些危害社会的不良行为时,机会卡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收回。此外,英国政府还计划在各个地方设立“机会基金”,以此用来发展和提供青年感兴趣的本地项目,如青年咖啡馆、体育组织。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机会基金的使用办法,但关键一点是要让青年也能参与基金的使用决策。总之,青年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让青年对于当地的青年服务工作有更大的影响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青年工作活动的规划和实践,表达其想法。

       第二个挑战是鼓励更多青年参与到他们各自的社区生活中去。新的青年工作除了给予青年更多机会和支持帮助外,还强调青年应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新工党政府非常重视利用志愿服务,鼓励青年为社会做出贡献。1999年初,政府启动“新千年志愿者计划”,预算投入4800万英镑(是最初计划的四倍),通过地方的社区组织帮助青年理解和响应社会的需求。利用2012年伦敦主办奥运会的机会,激励所有的青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发展朋辈指导计划,开展可持续的公民服务,特别是在大中学校加强志愿服务文化的建设。英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奖励计划,鼓励青年加入志愿者队伍,还可以奖励换取学分。

       第三个挑战是给予青年更好的信息、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在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英国青年,尤其是在14-19岁这期间,会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选择。这些决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和社会生活有巨大影响,青年工作需要给青年提供切实可行、公正合理、非模式化的建议。一般而言,英国学生在11-12岁时,可以得到多方人士关于中学教育的介绍;在13-14岁时,有特殊需要的青年可以从一个专业顾问那里获得人生发展的私人性质的讨论;在整个13-19岁这期间,青年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去认真思考16岁后个人的社会发展、健康问题和职业选择。对于一些涉及青年隐私的问题,青年工作者一定要考虑到现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的便利。

       第四个挑战是对那些深处困境的青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个性化帮助和支持。遇到困难,处于危险境地的青年有必要从一个他们认识和信赖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一个能够满足其需要,全方位的帮助。新的青年工作特别强调当青年寻求社会帮助时,只需和一个专业人士进行一对一的接触,就可十分方便地得到协调统一,整合了各方意见的建议。这样,不论是遭遇到困境的青年,还是他们的家长不用向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反复叙述他们的遭遇和问题。这就要求学校、志愿组织、健康中心、青年中心等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

       三、英国青年工作的发展的基本趋势

       新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及青年的变化发展的特征,以及英国新工党执政后的积极进取的政策,昭示着英国青年工作发展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一)整合的发展趋向

       新工党上台之初,就对英国公共服务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其机构臃肿,条块分割,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工党内阁对公共事业领域进行自上而下、由里到外的机构调整中,必然涉及青年服务。1999年工党内阁首先提出“联合服务”政策,企图对包括青年工作在内的所有与青年相关的社会服务进行统筹安排。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这项措施最终只是将各方机构的关系界定为合作伙伴关系,改革没有彻底进行下去。2000年克里比事件的发生,不仅引起英国社会各界的震惊,也成为改革青年工作的重要契机。②英国政府指出悲剧的发生,再一次表明社会机构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不能保护青少年权益。作为对悲剧的回应,英国教育部在2003年的《每个孩子都重要》的绿皮书中,建议英国地方当局对青少年儿童工作进行整合,并且特别强调青年工作部分。正如英国学者Bernard和Emily所说的:“这一次,当教育大臣说‘整合’一词时,他们是真的要整合——(要求)地方教育、社会工作、儿童医疗以及其他一些如(防治)青少年犯罪等社会服务面对面一起工作。”[6]

       英国政府在《青年事务》(2005年)和《青年事务的下一步》(2006年),以及《2006年教育和检查法案》中明确希望地方当局建立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简称IYSS)。这些法律文件没有对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给出十分具体的设定,所以如何操作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选择余地。大体说来,有两种地方模式比较引人注意。

       一种是以原有的青年中心为枢纽,建立一个功能更强大的超级青年中心(Youth Hub)。这个超级中心,除了青年工作者可以继续开展传统青年活动和教育外,还为其他相关职业提供场所开展工作。(如图1)这样的工作模式为青年工作的整合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以具体个案为例,一位名叫Emmanuel的青年每星期会主动到青年中心一两次,近段时间以来青年工作者发现他情绪低落,遇到很多麻烦,很可能和他的母亲有关。中心工作人员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Emmanuel的行为发生异常,到底他有什么需要。于是青年工作者通过超级中心的这个青年综合支持服务系统,可以非常方便地与Emmanuel家的社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并提请社工注意Emmanuel家的问题。如有必要,各方人员还会召集会议,一起对Emmanuel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分享彼此信息,制定统一的帮助计划。[7]

      

       图1 超级青年枢纽中心IYSS模式

       在英国其他一些地方,如Bexford,采取了另外一种以学校为基地的青年综合支持服务模式。对普通青年提供的青年工作仍由政府的青年服务部门和社会志愿组织负责,同时成立一个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的骨干团队,主要为有特殊需要的青年提供支持。这个团队隶属于当地教育部门,其团队成员包括了青年工作和社会服务等多个职业领域。(如图2)Bexford的地方当局选择学校作为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的基地,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青年服务,毕竟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在求学,学校(老师)也比较熟悉和了解他们的需要,而主动去青年中心的青年比例相对低得多。[8]

      

       综合支持服务体系的基地,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青年服务,毕竟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在求学,学校(老师)也比较熟悉和了解他们的需要,而主动去青年中心的青年比例相对低得多。[8]

       显然,不管以上哪种统筹模式对青年工作的影响都不是单方面的。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Davies和Merton的研究结果,指出了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对青年工作影响的两面性。[9]从好的方面讲,职业整合为青年打开了更多得到帮助的大门。特别是对于青年工作者而言,他们可以利用独特的工作优势和能力,利用他们和青年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帮助学校和社区建立联系。这种统筹的工作模式,也让其他行业的工作者第一次真正认识青年工作的优势,借鉴青年工作的技能为青年提供更好的支持。同时,这也促进青年工作者以及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协商,争取更多的资源。

       另一方面,新的整合趋势也对青年工作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很大冲击。有很多人就表示,青年综合支持服务体系方案的实施让青年工作越来越远离教育功能,传统青年工作强调的对青年开展社会教育的目的和方式有被边缘化危险。有些地方的青年工作只是在学生无法完成学校教学要求时,为他们提供教育帮助;有些地方的青年工作越来越变成社会工作的部分,要么从事青少年收养,要么关注青少年行为矫正,或儿童保护。此外,这种职业整合还可能对青年工作坚持的自愿参与原则提出挑战。例如,有的青年因为违法犯罪可能会被法庭判处一定时间的社会服务。青少年司法机构,就会强制要求他们参加青年工作开展的活动或作为志愿者帮助青年工作者;青年工作者负责向有关当局报告青年的行为表现。这种作法对于防治青少年犯罪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和传统青年工作强调青年自愿参与和保护青年隐私的观念,则有很大冲突。

       (二)量化管理的发展趋势

       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时承诺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新公共管理”的口号,使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改革公共服务。这个从私营部门最早发展出来的新公共管理技术,强调的是效率、性价比、基于结果的管理。教育部门因为被认为是机构臃肿的官僚部门,其组织体制被一分为三,各自承担战略规划、具体方案制定以及计划执行。特别是对公共服务具体执行这一块,引入第三方机制,加强服务竞争,让公众有更多选择。

       新公共管理的决策从英国中央政府,逐渐推向地方当局,并蔓延到地方政府内的相关专业领域,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以及青年工作者。2001年的《改革青年工作》和2002年的《青年服务的资源优化》里,中央政府都明确表示要提高青年工作的标准,并且要求青年工作拿出“证据”来获取更多的公共投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央政府为所有的地方青年工作订立工作指标。地方当局要完成的青年工作任务,可以用四个最基本的量化指标反映出来:(1)青年工作接触13-19岁人群的比例达到25%;(2)13-19岁人群参与青年工作活动的比例达到15%;(3)60%的青年参与者要有书面记录;(4)30%的青年参与者取得正式认可的结果。[10]接着,地方政府又进一步希望青年工作能够对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贡献,提出了另外一些任务指标——降低18岁以下少女的怀孕率、降低青年滥用药物的比例、减少16岁到18岁青年失学无业的比例,以及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

       政府的这种量化管理方式,对英国青年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从业人员中引起不同反响。英国学者Raij、Spence和Davies等人的研究,反映出青年工作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于量化管理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比起一般青年工作者对指标化更加认同。[11]青年工作管理人员的认可,主要是基于指标化能够更好地反映出青年工作取得的实效,易于向投资人、政治家、和社会大众展示自己的工作情况,增加了青年工作的可信度。青年工作的管理人员都相当担心,青年工作者会对量化指标有抵触,不能全身心地去完成任务,一旦这样势必会妨碍青年工作未来的资金投入。

       青年工作的一线人员对于指标化趋势并非一味否定,也赞同这是提高青年工作水准的一种方式。他们对指标化管理的异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青年工作者坚持认为青年工作是一个帮助青年成长的过程,而非达到一个预设的目标。青年工作通过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人之间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建立起的关系来开展工作。这种特殊的关系不是可以用数字反映出来的。青年工作者希望他们在工作时,其注意力可以全部集中在如何与青年建立关系以及他们的成长方面,而不必拿出很多精力去完成书面记录和数据统计。实际上,因为工作人员得花时间去完成考核必需的书面文字工作,使得青年中心开放的时间缩短了,活动项目也减少了。而这些书面材料未必能反映青年工作的真实情况,就像有的青年工作者表示的“(我认为)对于这些记录结果的解释和说明在各地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缺乏严谨性和一致性。”[12]另一方面,青年工作者认为,指标量化管理使青年工作的注意力放在了“问题青年”群体上面,让过去通过青年俱乐部或青年中心面向所有青年提供非正式教育的传统受到削减,甚至让大众化的、灵活有弹性的志愿性质的青年工作有消失的可能。政府资源向特殊目标人群的倾斜,使得青年工作不能像过去一样成为开发青年潜力的社会教育方式,而变成一种纠正青年缺陷和不足的消极防范手段。

       总之,新世纪前十年,英国的青年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不管是整合化模式还是指标化管理,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趋势,两者不仅有相同的理论逻辑,还反映出互通的实践路径,对英国青年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变革中的青年工作者一方面积极维护英国青年工作长久以来引以为豪的独特性,重视与青年建立积极关系,以青年自愿参与为原则。另一方面,青年工作者也意识到“政府会一直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你可没法让火车停下来”,积极面对社会变革,用更高效的结果向大众展示其对青年一代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13]

       注释:

      

      

      

       ①英国没有关于“青年”的明确界定,不同时期的年龄标准常有调整,当前官方文件对“青年”的范围,主要集中在13岁至19岁之间,但也可包括25岁以下11岁以上的对象。

       ②非洲女孩Victoria Climbie为了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被其父母托付给在欧洲的姑妈照看。2000年2月25日,八岁的Climbie因为受到姑妈及其男友的折磨虐待,在伦敦死亡。期间,伦敦当地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如警察、医生、社工等都与受害儿童有所接触,并注意到一些虐待信号,至少有十多次机会可以避免悲剧发生,但由于疏忽、沟通等原因未能及时采取措施。Climbie的姑妈和其男友,被指控谋杀判处终身监禁,并引发了英国政府和社会对青少年儿童保护的激烈讨论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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