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远东: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贸易关系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增长与远东经济_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与远东: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贸易关系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增长与远东经济_经济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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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与远东:经济体制改革与地区贸易关系国际研讨会”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专家、学者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代表共40多人。

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教授、著名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作了主旨报告。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地区各国经济转轨与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诸多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在研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蒙古证券交易所、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上海社科院世经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中国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银行、俄罗斯科学院、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国家经贸委、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研讨会由樊纲、Wing Thye Woo、Raed Safadi、刘宝荣、王家瑞、秦宣仁、Jeffrey sachs等教授轮流主持。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锡棠教授、亚洲开发银行代表Alex Gordevich先生作了总结发言。研讨会开得热烈、友好、非常成功。

现将这次研讨会上的部分中国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论文刊出,供读者参考。

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及其特征

1.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的10多年来,中国成为同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588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31380亿元。1979-1993年年均增长率达9.3%(按可比价计算)。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在未来15年中(1996-2010)可望继续保持下去。

首先,80年代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环境能够保持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体制前提。

第二,国际环境特别是区域发展环境十分有利。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特别是中俄关系改善后,中国获得了百年来未有的和睦的周边环境。从区域经济方面看,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区域内经贸互相推动的局面。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高储蓄率及外资流入可以支持经济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边际储蓄倾向大幅度提高。边际储蓄倾向从1978年的19.4%上升到1992年66.1%。据测算,据此走势,2000年国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可达75%左右,可保持国内储蓄率在35%左右。比前15年的年均储蓄率高3个百分点以上。大体可以维持GDP9%或更高一点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迅速达到相当的规模。1979-1993年累计实际利用1356亿美元。从趋势上看,进入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为国外投资者普遍看好,外资流入加速。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8%,1993年达到13%,远远超过80年代2.5%的水平。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机会的增加,外资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15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迅猛,进出口总额1979-1993年均增长率达到16.2%。但从目前中国占国际贸易的比重来看,依然是不高的。在未来15年内,中国外贸仍将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据东亚各国经验,外贸特别是出口的高增长将有助于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增大,经济结构向重型化转变,每单位GDP产出的资金使用量将呈上升趋势,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将需要更高的投资率支持。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000年后将放慢。据预测2000-201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将在8%左右。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增长仍将居于世界前列。

2.产业结构加速升级,重化工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

中国的重化工工业化进程相对于自身发展水平来说起步很早。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钱纳里模型中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国家10个百分点以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作了较大调整,农业、服务业获得较高速度的发展;工业内部结构中,轻工业在80年代前半期出现超速增长,重化工工业进程一度放慢。

80年代的轻型化发展主要是由一般轻纺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扩张推动的。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产品的城市市场(90年代工业消费品市场主体)趋于饱和,农村市场尚未完全成熟,难以发挥经济增长主导作用。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消费出现了新的增长点。经过较长时间的储蓄增长,部分居民用于住宅、民用汽车、通讯设备、新型家用电器的购买力将会形成批量市场。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工业出现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建设的投资浪潮。曾经严重滞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在90年代初也开始加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通讯、电水气供应设施的建设对重化工业中相关的设备、材料工业也产生了强烈拉动。可预见,未来15年,包括冶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微电子、合成材料、建筑业的重化工业产业群,将取代轻纺及耐用消费品工业而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对国民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推动力。据预测,中国轻重工业比例将由90年代初的49:51变为2010年40:60。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则由目前的35:65上升到2010年的30:70,与日本和NIEs工业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大体相当。

3.贸易联系和区域增长重心的变动

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的对外贸易超速扩张,不但推动了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而且直接影响了增长的区域布局和重心。80年代以来的区域增长重心明显偏于南中国沿海省份。进入90年代,下列因素导致中国的贸易联系及经济增长重心发生变化。第一,由于中国的重化工工业化重新启动,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有限,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而作为中国的重化工工业区的北部(特别是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和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充足的西部,在新的重化工工业化阶段的地位日益重要,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增长重心北移和资源开发西移现象。第二,目前日本经济正在经历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过渡,NIEs也处于国内结构调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将会出现快于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中美贸易的趋向;同时,中国与远东各国的贸易的增长也已起步,中国对外贸易联系重心也在北移,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第三,8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的主力是香港、台湾投资者,投资重点自然是在邻近的南中国地区。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实行沿边、沿海和内陆地区部分城市开放政策,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开放走向全国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目前来看,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经济开发和以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为先导的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已经吸引了国外投资者的重视,特别是日本及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将加速中国北部经济的增长。第四,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全国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与内地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等问题。为此国家将采取必要措施推动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以保障全国经济发展均衡。

4.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

上述趋势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15年的广阔前景,同时也会带来众多的矛盾和难题。其中与区域贸易具有密切关联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以石油和粮棉等农产品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将日趋明显。

从能源角度看。中国人均探明可采煤炭储量234.4吨,不但低于原苏联的1045吨和美国的1846吨,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12.7吨。石油人均资源2.9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其中接近耗能中心的油田的开发程度均很高,很难实现今后的开发目标。新的富能区则大都距耗能中心1000公里以上,给开采运输带来极大压力。我国原是石油出口国,由于国内经济增长加速,已于1992年变为净进口国。由于一次能源供应不足,电力长期供不应求,1970年以来,连续缺电24年,无论发电设备还是发电量缺口都在15%以上。

从农业资源条件看,中国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却养育了占世界22%的人口。目前,耕地的单产已达275公斤,属于世界前列。据判断,现代以化肥、农药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最大边际产出为每亩300公斤。达到或超过这一边界时,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严重起来。据预测,即使2010年中国粮食单产维持在325公斤,总产达5亿吨,仍需要有2亿吨粮食依赖进口,这约相当于目前世界全部粮食贸易量。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工业的巨大进口需求将不断冲击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高速增长不但将造成对上述资源性产品的巨大需求,同时还将产生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五年计划,重点放在了促进轻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上,始终没有将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加工产业放到突出的位置。往往是经济增长加速,机电产品的进口比重也随之上升。目前已达到进口总额的50%左右。如何保持进出口平衡,将是中国今后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第三,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减速,国内就业压力增大。

80年代,以轻型化为特征的工业化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即就业)。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的速度每年约700万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缩小了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但是根据目前经济发展趋势,未来1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将再度突出出来。据测算,要想保持二元结构矛盾在90年代不恶化,劳动力转移速度必须大大高于80年代,每年达到1400-1500万。但是,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业)将面临国内市场结构失衡、市场需求不足(城市市场饱和,农村市场因低收入尚未开发)。现有的国际市场也出现了饱和征兆。如何协调重化工工业化和滞后的人口城市化和就业的关系问题,将是中国能否完成本阶段工业化任务的关键环节之一。

二、远东经济转型特征与对外开放

1.远东各国面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

近两年多来,远东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经济增长处于停滞和衰退之中。1990年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经济就出现负增长,1991年至1993年,该地区GDP和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已接近20%。1994年上半年,俄罗斯GDP和工业生产同1993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7%和26%。与此同时,生产效率迅速下降,1993年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1989年的61.2%。农业产值,据估计1994年比1986-1990年的平均产值下降40-50%。三年来俄罗斯的农用土地减少380万公顷,耕地减少230万公顷。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是俄工业强项的能源原材料工业严重衰退,直接影响到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活动能力。

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同时,高通货膨胀却十分突出。1992年俄罗斯全年通货膨胀率为900-1000%,1993年为2500%,1994年以来开始呈下降,据估计全年仍高达450%左右。

由于生产的下降和高通货膨胀,财政出现困难,金融秩序混乱,外贸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普遍下降。总的看,远东各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停滞及衰退之中。

2.远东经济衰退的性质

远东经济增长的停滞与衰退显然不能用一般商业周期理论来解释。其性质应是一种转型期的停滞和衰退。远东各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体制和结构两大转型阶段,如何处理好这两大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远东各国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并从目前的经济停滞与衰退中走出来的关键所在。

(1)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远东各国目前正处在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改革是有成本的。其中有两种成本很难避免,一是改革中出现的失误;一是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摩擦。改革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过程,改革意味着在全社会范围调整不同利益集团的利害关系,其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而改革最终所能普遍带给人们的利益又不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在中国表现为国家)必然留有充裕的物资、资金后备,用以推动多数利益集团接受改革,建立收益递增预期。这就要求改革与增长必须同步和协调。只要经济增长超过改革实施的成本,就会带来收益,改革就会产生正效应并产生继续改革的新动力。相反,如果改革者不计每一步的成本收益,或者害怕所付出成本而放弃改革,或者使制度创新成本超过增长,收益为负,制度转型就会陷入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理论的Lock in(“锁住”)状态。改革进程就会出现停滞或倒退。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远东各国目前必须首先需要正视的。

(2)结构转型。目前远东各国的经济结构是在原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并服务于冷战时期苏联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随着冷战结束与苏联的解体,远东各国在经济结构上出现了较大问题:

第一,生产结构同国家政治军事发展目标联系紧密而远离居民消费需求的需要。经济结构畸重畸轻。军工产业在远东各国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牵联着上游相关产业的投入产出。据悉,俄罗斯工业生产中有80%的业务与军火生产有关,军工产业消费了大量的原料、能源、设备及最高质量的人力、技术和资金资源。军工产业是原苏联地区燃料、金属、化工及设备制造业的最大消费者。这种生产结构同冷战结束后的消费需求结构严重不吻合,军工产品可用于销售的部分仅占25%,这是目前出现的产品销售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俄罗斯目前停产工时损失的58%是因产品无销路造成的。支付危机同销售危机交织在一起,使俄4500多家企业处于停工状态,年底将有2000多家企业破产。

第二,独联体各国原有的生产协作体系出现中断或不协调。原苏联地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苏联解体后,原有的生产协作网络受到损害,有些甚至中断。不论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如何,如此大范围大深度的调整必然损害经济增长。

3.对外开放是远东各国经济顺利完成转型的重要途径

总的看,目前远东各国的改革前景取决于是否可以尽快使其经济增长获得上升势头;而远东各国经济增长急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如何处理结构转型矛盾。根据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及远东各国自身条件,可以认为,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积极态度,推进远东各国同中国及东亚的经济合作与贸易,是解决上述一系列矛盾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经济增长为远东经济带来的机遇与问题

中国与远东各国的经济合作本身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如国土接壤的区位优势及各自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上述优势目前在远东各国转型处于困境及中国高速增长条件下变得更为突出。双方经贸合作十分必要,前景广阔。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远东各国的转型困难之间并非单方受惠。双方各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自的优势。

1.资源互补方式的合作

中国正在继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经明显地暴露了它在资源方面的弱点。由此形成的巨大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初级产品的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产生巨大影响。这将有利于资源富有的远东各国的发展。

远东各国是资源富有国,资源的产出及其贸易出口的潜力很大。从能源方面看,前苏联境内的油气储量大体上占全世界的油气储量的10%左右;其中俄罗斯占大约80%,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占9%,土库曼斯坦占7%。以前,这一地区的石油除了本地区消费,贸易出口方向基本是向中东及欧洲方面。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巨大改变,亚太地区已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日本、NIEs和ASEAN)工业、贸易的发展尤其突出。跨入21世纪后,世界主要耗能区将出现从欧洲转向亚太的趋势。东亚地区目前主要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中国也在成为中东地区石油一大客户,寻找更近的石油资源已提上日程。从前苏联地区石油开采条件看中亚地区要优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哈萨克斯坦西部陆上1993年开采量为2200万吨,它的田吉兹大油田和里海大陆架预计储量达40亿吨以上。连同中国新疆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中亚地区将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石油生产出口区并成为中国与远东经贸联系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石油通向东亚的一个重要通道。当然,由于一些原因目前远东地区的能源合作还十分有限。首先是中国国内能源战略尚未确定,新疆油田的开发才刚刚开始。第二是资金安排。大规模的长期合作需要大量投资,据估计,在最近40年为哈萨克斯坦石油开采与加工投入的外资总额达400亿美元。而未来需要大管道运输方面的投资需求量将会更大。虽然目前中日已就合作建设中国沿海至新疆的石油管道进行研究。显然这不是中国与远东各国双方的问题。它将是一种包括东亚主要工业国在内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性安排。

中国对其他资源性产品需求也是巨大的。以棉花为例,中国拥有属于世界前列的纺织业能力。目前因缺少原料大约有15%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中亚地区气候条件有利于生产棉花。如乌兹别克,其籽棉产量已相当于中国全国产棉量。纺织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方面的贸易将有利于国际分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目前,中国存在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力,仅靠国内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吸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等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缺乏,尤其是农业和建筑业劳力更为短缺,已影响到其农业、食品、纺织、服装、森工、建筑等行业的发展,远东地区尤甚。这方面俄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进行长期合作的意向。

2.工业领域的合作

中国经济增长中也面临着自己的工业结构调整问题。中国目前的工业结构与远东各国的处于转型中的工业结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给双方留下巨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经过八十年代的充分发展,消费品产业,包括大量耐用消费品产业的产品已相当充裕,已形成低成本的规模生产能力,产品品质有了相当的提高。由于中国居民收入从而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二元性特征(城市市场饱和,农村市场尚未启动)导致了这些产业出现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据统计,冰箱、洗衣机行业的生产能力大约有2/3闲置,彩电和空调行业的生产能力分别闲置1/2和1/3。而中国的这类产品,远东各国目前产业尚未完成从面向国家政治军事战略目标向面向人民生活消费转轨,经济停滞与衰退使原来收入水平就不高的居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因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出现剩余的产品也正是远东各国市场急需的产品。特别是轻纺、食品、电子类消费品。

远东各国,特别是俄罗斯,在许多工业领域(特别是军工)及一些尖端科技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些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购买其专利许可证,如钢水连铸、高炉蒸汽冷却甚至一些汽车生产工艺。由于转轨过程中的订货(特别是国家订货)急剧缩减,需求向消费倾斜等因素的存在,远东各国,特别是俄罗斯已发展到相当水平的重工业(包括具有资源优势的重化工原材料工业)及某些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航天、航空、军工、造船、复合材料、机电设备的生产能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产能力剩余。而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并向重化工工业化和高加工工业化推进的中国,对上述产品需求很大。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钢材等原材料的进口需求极大,1993年进口量已达3026万吨。价值110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的许多领域,中国和远东各国的许多产品或技术虽不具备国际一流水准,但这些产品多数属于中间适用技术产品,其性能、价格等方面恰能适合双方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市场需要。这方面的合作不但有利于远东各国跨过其结构转型期的困难,而且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贸易优势产业。

3.区域开发型经济合作

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一国之内的独立现象,预计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随着东亚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亚与东北亚的区域开发也将引起有关国家乃至全球的关注。

从中国方面看,下列因素使中国将中亚与东北亚的区域开发合作提上日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重心的北移。第二,伴随资源开发的西移出现的工业布局变化。第三,国内收入分配及资源区域配置平衡的需要。

目前已经在积极推动的主要是欧亚大陆桥的利用开发和图门江增长三角的开发。欧亚大陆桥的充分利用和发展,将大大便利欧洲、中东与亚太地区的商品劳务资本的加速流动。

图门江增长三角的核心是中国吉林省、俄罗斯远东和北朝鲜。广义上讲还涉及日本、韩国和蒙古,联接中俄朝三国、东接日本海,地理位置优越。目前在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主持下,由中、俄、朝、日、韩、蒙六国参加的图门江开发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可望即将实施。按UNDP的设想,将用20年时间,投资300亿美元,在该地区建成另一个香港。这种地缘接近、经济互补、对外开放的区域增长合作将成为中国与远东各国经济增长相互推动的重要形式。

4.中国与远东经贸合作而面临的问题

应当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对远东各国经济产生深远的有益影响,中国与远东各国的经贸合作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但也不应讳言,在合作中仍存在很多困难与矛盾。这里主要从双方中长期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1)关于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目前远东一些国家对开发和输出资源性产品仍有疑虑,如俄罗斯,近年来进出口贸易方针有了较大调整,其中突出的是限制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首先是不断上调此类产品的出口关税;其次是强化了出口配额与许可证制度。如果这是一种短期内调整结构、规范市场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从长期看,我们认为应当重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不影响国内平衡条件下,以资源及资源性产品输出增加外汇收入可以为目前处于困境的结构转型提供条件。作为资源富有国,资源输出本身也是迅速提高国民收入的手段。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利用资源,特别是石油出口促进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的例子是很多的。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远东各国有必要将资源出口产业视为战略性发展产业,以促进本国的改革与增长。

(2)关于吸引外资。目前来看,改革先行一步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中经济,具有较之远东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远东经济有竞争性的一面。但远东各国也有其优势条件,如工业技术基础较完备;由于教育的普及,劳动力素质较好;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相对来说更完善,特别是在交通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资源特别是能源方面条件优越。目前只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不安定,经济处于危机状态,致使上述潜在的优势未能发挥出来。一旦远东各国经济走出低谷,必将成为一个吸引外资的热点地区。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推动中国境内企业(包括香港、台湾在大陆的投资者)对远东各国的投资,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会以中小规模投资为主。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对此采取不忽视并加以推动的政策,将有利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

(3)中国与远东经济合作还要受到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军工方面的贸易与合作。

(4)中国与远东的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同远东各国的改革顺利推进及社会安定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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