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与“论语”_论语论文

日本汉诗与“论语”_论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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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5)03-0082-05

      《论语》对日本文化具有深远影响。据《日本书纪》、《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五十八年(285),百济国派王仁博士赴日时曾携带了大量汉文献,并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传授《论语》。《怀风藻》曰:“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①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倾慕中国文化,精通《论语》等经典,他在位期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的“以和为贵”;“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则国家自治”;“信是义本,每事必信”;“使民以时”便是分别援引《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使民以时”等②。据藤原宫出土木简可知,藤原京时代的官员已把《论语》作为习字的范本③。八世纪初,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创设大学,传授《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举行“释奠”仪式,开始祭奠孔子。九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录《论语》类269卷,包括郑玄《论语注》10卷、何晏《论语集解》10卷、皇侃《论语义疏》10卷等。平安朝时期,《论语》成为学校公共必修课,全国范围祭拜孔子的活动更加兴盛,“祭文内容极力颂扬孔子的功德,并表达对孔子极端崇敬的心情”④。江户时期,德川家康积极宣扬儒学,大批日本学者的《论语》著作问世,如狄生徂徕著有《论语徵》10卷、伊藤仁斋著有《论语古义》10卷、皆川淇园著有《论语绎解》10卷、猪饲敬所著有《论语考文》4卷和《论语说抄》1卷、龟井南冥著有《论语语由》20卷等,孔子的地位达到了顶峰,日本社会进入了积极学习和摄取《论语》的新时代。即使到了近代,《论语》的影响力依然不减,1879年,元田永孚在天皇授意下发表的《教学大旨》声称:“自今以往,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孝忠义,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⑤

      《论语》一直被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奉为“圣经”,学者们崇尚“直览周公、孔子之书,以为规范”⑥,认为“其明道立教、徹上徹下、无复余蕴、非他经之可比也”⑦。《论语》中蕴含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天下意识和伦理规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传统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渊源,因而成为日本上下学习的重要读本。日本汉诗作家崇尚《论语》,并积极地进行学习、模仿和借鉴,每每引以为创造自身文化的元素。

      一、日本汉诗对《论语》典故的引用

      简野道明《论语讲义》认为:“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历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终讲究不倦。”⑧日本汉诗常常把《论语》典故作为意象符号融会到其诗歌创作之中,使得其诗作更加典雅含蓄。

      “颜渊”典故是日本汉诗作家常常引用的对象,典出《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描绘颜渊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高贵品质。岛田忠臣《独坐怀古》“巷居傍若颜渊在,坐啸前应阮籍临。日下闲游任意得,免于迎送古人心”,引用颜渊典故,表明渴望得到人生中真正的知音;山崎闇斋《读〈论语〉》“箪瓢未味巷颜乐,掩卷吟叹灯火前”,通过对颜渊的颂扬,表达其高尚的思想境界;藤田彪《瓢兮歌》“陋巷追随不改乐,盍将美禄延天年”,则是诗人借颜渊以言志,表明自己豁达的人生观。

      由颜渊典故相伴而成的“箪瓢”典故在日本汉诗中也经常出现,“箪食瓢饮”成为文人常用的安贫乐道之辞。村上佛山《和平汤山梦归故乡》“松菊就荒三径小,箪瓢依旧一家贫”的诗句,表达了安于贫穷的生活追求;藤田彪《瓢兮歌》“瓢兮瓢兮吾爱汝,汝尝熟知颜子贤”、木多猗兰《春日村居》“环堵人烟绝,一瓢饮未贫”等诗句,表达了对颜渊贫而好学、精神不贫的倾慕,符合日本汉诗作家所追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曲肱”典故在日本汉诗中亦被频频引用。此典语出《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寓意清贫而闲适的生活。此山妙在《城中闲居二首》其二“闲中消息静中看,世味何如曲臂眠。门掩夕阳春寂寂,更无花鸟到阶前”,借用“曲肱”典故表达“修得自在身,懒散遣芳春”⑨之志;前原一诚《逸题》“汗马铁衣过一春,归来欲脱却风尘。一场残醉曲肱睡,不梦周公梦美人”,借用“曲肱”典故表达对恬淡生活的向往;井上舒庵《夏日偶成》“槐下清阴移榻坐,蕉前永昼曲肱眠。却炎妙计君知否?都忘人间返自然”,则借用“曲肱”典故表达自己清净自然的人生境界和理想追求。

      此外,菅原道真《和大使交字之作》“鸡雏自愧群霜鹤,瑚琏当嫌对竹筲”,引用《论语·公冶长》中“瑚琏”的典故热情赞扬裴颋的高贵品格,又引《论语·子路》中“竹筲”的典故以自谦。云井龙雄《雨中观海棠有感》“不将水火挫其志,往往暴凭就死地”中的“暴凭”,典出《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寓意不要做无谋略的冒险,旨在勉励后人完成未竟事业。萩原承《看花吟》“此间自可养道心,千古仰慕舞雩咏”中的“舞雩咏”,典出《论语·先进》,表达了作者对畅意胜景的千古仰慕之情。

      日本汉诗引用《论语》典故以入诗,重在重现《论语》典故中丰富的思想意蕴和高尚的精神旨趣。这些典故成了汉诗作家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对日本汉诗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援引《论语》典故入诗,切实提升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效果,丰富了其表现力和感染力,使得诗作更加典雅、深刻、含蓄,充分表明日本汉诗作家不仅能领会《论语》的文化意义,而且能不断汲取《论语》中深刻的精神意蕴和哲理思想。

      二、日本汉诗对《论语》章句的受容

      《论语》中的章句多为典雅之词,山崎闇斋《读〈论语〉》“读尽鲁论二十篇,德音如玉自温然”,表达了他对《论语》美好言辞的强烈共鸣。菅原道真更是把《论语》提升到“君政万机此一经”⑩的崇高地位。日本汉诗作家常以《论语》的章句作为拟仿的范本,不断摄取同化,移植、运用于汉诗作品之中。日本汉诗受容《论语》章句具有多种形式,主要有借用《论语》名句入诗、略变《论语》词句入诗、化用《论语》句式与句意入诗、以整首诗作化用《论语》章句等。

      有借用《论语》名句入诗的。如赖山阳《北郊》“五谷不分真自愧,又遭佳日约朋行”,借用《论语·微子》“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表达自己对脱离生产劳动的愧疚。纪长谷雄《贫女吟》“肥马轻裘与鹰犬,每日群游侠客筵”,借用《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描写无赖少年奢侈豪华的生活,衬托富家女子终被抛弃的凄凉。菅原道真《夏日饯渤海大使归,各分一字》“初喜明王德不孤,奈何再别望前途”,借用《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表达对裴颋大使高尚品德的赞誉。三岛毅《重九,支那公使黎庶昌招都下名流开登高会于上野精养轩,余亦与焉,赋此博笑》“即今四海皆兄弟,休说家乡少一人”,借用《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兄弟间真挚的情谊。程千帆评此诗曰:“旧曲翻新,故自可喜。”(11)后光明天皇《题仙洞御地》“冠者五人童六七,乐山乐水坐斜晖”,借用《论语·先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表达对超脱的人生理想的向往。大潮《卖茶翁》“逝者如斯趣不穷”,借用《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表达对光阴飞逝的人生感慨。富田鸥波《岁暮感怀》“后生可畏吾老矣,逝者如斯岁又残”,分别借用《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和《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表达对孔子临川而叹的真实体悟。

      有略变《论语》词句入诗的,这些诗作能比较巧妙地将《论语》词句进行拆分,所表达的意蕴不言自明。如藤原为时《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仲尼昔梦周公久,圣智莫言时代过”,化用《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表达对圣哲之言的推崇。铃木虎雄《癸巳岁晚书怀》“无能短见愍操觚,标榜文明紫乱朱”,化用《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批判混淆是非、以假乱真的社会现实。小野岑守《奉和春日作》“一听虞韶美,能令三月忘”,化用《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寓意春色让人着迷。中江藤树《元旦试翰聊论学之体要》“大学规模宇宙宽,说而不愠深林兰”,化用《论语·述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梅梢拥雪励三省,杨柳和风悟一贯”,分别化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和《论语·卫灵公》“予一以贯之”,把修身养性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以此来劝勉世人应不断强化自身修养。藤原万里《过神纳言墟》“君道谁言易,臣义本自难”,化用《论语·子路》“为君难,为臣不易”,暗喻自己归隐的决心。此外,大槻磐溪《论语竟宴诗》“令色巧言鲜矣仁,嘱君休枉费精神。不从参也学三省,读了亦唯斯等人”,分别化用《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和《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菅原道真《重和大使见酬之诗》“知命也曾读《易》久”,则是糅合《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和《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成。

      有化用《论语》句式与句意入诗的。日本汉诗作家在抒写山水之情时,常化用《论语·雍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式与意趣,如大伴王《从驾吉野宫应诏》“山幽仁趣远,川净智怀深”;中臣人足《游吉野宫》“仁山狎凤阁,智水启龙楼”;纪男人《扈从吉野宫》“凤盖停南岳,追寻智与仁”;藤原万里《游吉野川》“纵歌临水智,长啸乐山仁”等,无论在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上,都是对《论语》章句的继承和模仿。菅原道真《赋得春之德风》“远近吹无颇,高低至有邻”,则化用《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表明自己对崇高道德的倾慕。

      有以整首诗作的形式化用《论语》章句的。如中臣大岛《咏孤松》重在对《论语》章句进行精神意涵的模拟,其诗曰:“陇上孤松翠,凌云心本明。金根坚厚地,贞质指高天。弱枝异萱草,茂叶同桂荣。孙楚高贞节,隐居悦笠轻。”整首诗作以松自喻,取《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寓意自己志节高远脱俗。大槻清崇《除日别岁宴赋示在塾诸子》重在对《论语》章句进行形式上的模拟,其诗曰:“朝生甘清苦,勉学不知疲。藤子持温厚,为善日孳孳。加藤非将种,拟夺李杜奇。山生耽绘事,直追虎头痴。独有粟野子,文武兼学之。五人三处产,所志各有期。远来投我塾,笔砚互追随。以吾一日长,抗颜敢称师。终年无所益,惭此鬓边丝。荏苒岁云暮,人事相驱驰。朝来蓬户外,双双插松枝。柏桋兼大桔,当头挂檐楣。壁揭晦翁象,团圆供饼稵。庭内洒扫了,邀春计无遗。举酒酬诸子,醉唱别岁辞。嗟乎吾老矣,桑榆已悔迟。吾辈春秋富,百事皆可为。且戒三不惑,莫误青年时。志业能有就,令闻一身施。后生洵可畏,宣尼岂我欺。”这首诗是作者分别写给朝生、藤子、加藤、山生、粟野子等五位弟子的,在句式上与《论语·先进》中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很相似。孙望先生评此诗曰:“孔子曰:‘回也不愚。’‘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又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夫子于门人之短长,知之如是其稔也,吾于大槻氏不禁有同感焉。”(12)

      《论语》章句不仅是日本汉诗作家欣赏的对象,而且其辞章和义理作为一种典范与模式也被广泛地学习与模仿,逐渐成为汉诗作家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论语》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已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日本汉诗往往出于本土文化的需要对《论语》章句进行相应的选择和取舍,把这些章句有机地融合入到其诗作之中,用以塑造人物性格、品评人物情操和表达相应的政治诉求,显现出其特有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追求。从日本汉诗对《论语》章句的受容形式来看,日本汉诗作家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论语》的机械化摄取形式,由表及里地学习化用其内在精髓,注重其人生智慧和思想实质的汲取。

      三、日本汉诗中的孔子形象

      《论语》传入日本后,日本上下均尊孔子为师。伊藤仁斋《论语古义·总论》盛赞孔子曰:“夫子之德实为超迈群圣,夫子之道高于天地。”(13)菅原道真《仲春释奠听讲论语》亦称:“圣教非唯一,孤源引万流。珠从洙水出,辖自孔门投。问道谁为远,趋庭莫暂留。此间钻仰事,遥望鲁尼山。”表达了对孔子道德学问的无尚尊崇。日本汉诗中孔子形象的描绘,主要集中于对其高尚道德和“厄于陈蔡”的具体记述之中。

      孔子高尚的道德形象在日本学人中具有重要影响。宗演《谒曲阜孔子庙》“不孤之德及吾侬,万里遥来仰圣容。崇殿杰宫何足说,千秋景望素王宗”,重在阐扬孔子的“不孤之德”,这种品德使得日本学人千里迢迢来拜谒他,可见孔子之精神道德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芳原松陵《偶感》重在阐扬孔子的仁义之德,“少者怀之老者安,一仁济世万人欢。凭君请鉴宣尼意,何独邦家再造完”的诗句,述说了孔子仁义道德对治国安邦的意义和作用。林罗山《圣像》则主要围绕孔子作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圣人展开论述,“道兼天地通,大圣德无穷。祖述宪章际,存神过化中。一言成世教,六艺起皇风”的诗句,表明圣人所经之处,人无不被感化;圣人心中所存,神妙莫测;圣人之言,自成学术体系;竭力颂扬孔子道德精神和风度气质。此诗感情充沛、意蕴深厚,充分表达了对孔子精神境界的理解和共鸣。作者称道孔子的高尚道德情操,为后世垂范,意在比照孔子的道德风范磨砺自身精神。

      孔子“厄于陈蔡”的形象描绘是化用《论语》名句来表述的。如藤原万里《仲秋释奠》曰:“运伶时穷蔡,吾衰久叹周。悲哉图不出,逝矣水难留。王俎风蘋荐,金罍月桂浮。”诗作首句慨叹孔子厄于陈蔡的遭遇,化用《论语·子罕》“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和《论语·卫灵公》“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次句化用《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第三句化用《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第四句化用《论语·先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四句诗作均是围绕“厄于陈蔡”时孔子的形象和理想进行描述的,艺术地再现了孔子在陈蔡时的诸多场景,渗透着作者对孔子坚毅品质的强烈敬佩之情。森大来《孔子庙》“惜夫困陈蔡,涕泗空流连。吾道是穷矣,获麟奚待焉。到处不黔突,盍早风帆悬”,村濑之熙《放言》“圣智不免陈蔡厄,东西一生无暖席”等所描述的孔子“困陈蔡”、“陈蔡厄”、“吾道穷”、“不黔突”等,亦是孔子“厄于陈蔡”形象的具体衍化,由衷地赞美了孔子的高洁品质,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显示了作者对孔子的无比熟悉和充分尊重。

      总之,通过对日本汉诗与《论语》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积极移植、输入《论语》元素,《论语》成了日本重要的文化文本和思想文本。日本汉诗作家引述、化用《论语》,重在阐明其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思想,藉以增强诗作的说服力与可信度,涵养个人德性和人格修养,成为其宣扬儒学精神、弘扬政治伦理教化之用的重要载体,甚至成为日本汉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论语》学。

      ①《怀风藻》,东京,三河书房,1985年版,第2页。

      ②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东京,富山房,1939年版,第12页。

      ③東野治之:《论语千字文と藤原宫木简》,《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东京,塙書房,1977年版,第129页。

      ④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卷335,礼乐(二)“释奠”条,东京,吉川弘文馆,1911年版。

      ⑤宇野精一:《东方思想的日本型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第334页。

      ⑥田原嗣郎等编:《日本思想大系》第32辑《山鹿素行》,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335页。

      ⑦伊藤仁斋:《论语古义》,东京,合资会社六盟馆,1909年版,第3页。

      ⑧简野道明:《论语解义》,东京,明治书院,1919年版,第2页。

      ⑨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⑩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 菅家后集》,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208页。

      (11)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第341页。

      (12)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第270页。

      (13)伊藤仁斋:《论语古义》,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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