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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杨向奎教授，以80多岁高龄，最近完成《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这部新著。（济南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其书的宗旨，是在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探讨中国哲学领域中那“天人之际”的发展过程。这种探讨，必然涉及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探索；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曾经付出过艰辛的努力。但是无论对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的探讨，是永远无止境的，任何科学，任何事业，不可能到此为止，不可能停止前进。《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一书，倾注了杨先生多年来的心血，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书的出版，必将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将由此而引发对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关于时空理论，是杨先生多年来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时间、空间，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的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最先讨论时空问题的是墨家、名家。近几十年，我国学术界已经有学者对墨经，对墨家在时空理论上的成就有所论述。但是杨先生把中国古代科学理论上的卓越成就，放到全世界范围中进行考察，因而能更深刻地发现墨家、名家、墨子、惠施，以至道家庄周一些惊人的空前卓识，把他们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使我们至今还为此而有自豪感。
早在十多年前，杨先生发表了两篇极有创见的重要论文，这就是《论时间、空间与引力》，《熵和引力》。引力和时间、空间一样，是科学界也是哲学界的老问题，杨先生更重要的创见是提出了熵的概念，熵和引力都是物理学中也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物理现实。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将有利于对自然哲学中一系列诸如引力质量、惯性质量、时间、空间等问题继续深入探讨，而且必将把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
杨先生指出，中国先秦墨家是给引力最早下过定义的学派，而且也是当时那种条件下能够给引力所下的最好的定义。不仅如此，墨家也是最早联系时间、空间于物质运动的学派。杨先生证实墨家已经提出了关于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原理，在世界古代科学和哲学史上，墨家首先提出没有物质运动便没有时间、空间的科学理论。墨家也曾涉及时空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实际上墨家已经指出运动的相对性原理，也就是时间、空间的相对原理。
对于道德哲学，杨先生的研究涉及许多根本的道德准则，既有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有民族、国家的道德标准，处处可见作者的开拓精神和创见。
“中庸”常被误解为庸俗、圆滑的乡愿。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理解“中庸”，杨先生明确指出“中庸”本意是指“刚健中正”。孔子晚年读《易》，肯定“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并用以改造儒学，使相礼乞食的小人儒，变为刚毅木讷的君子儒。孔子善于接受文化遗产，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此处之“损益”，就是今日所说的有批判也有继承，这样的继承，正是人类文明所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基于此，所以儒家本身也经过了改造。“中庸”作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是值得我们认真予以重视的。
酝酿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更趋明显，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变化。正是此时，孔子提出以“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古代世界里，上帝主宰一切，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正是标志着由“天人之际”转向“人人之际”，这是中国史上传统世界观的转折点，这是社会变革过程中，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者把握住了变革的结果。当然，杨先生既揭示了这一重要转折，又辩证地指出因地区之不同、学派之不同，价值观念的变化，不可能整齐划一，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所以“天人之际”向“人人之际”的转向，必然有曲折、有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有反复。
《易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处之生就是仁，也就是诚。北宋理学家程颢进一步发挥了“仁”和“诚”的概念，认为天地充满生意，所以称之为“仁”。手足麻痹为不仁，即失去生意为不仁，仁与诚必然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据《上蔡语录》谢良佐又发挥了大程学说，认为“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又说“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李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有生之意，推之而仁可见矣。”如此解释，通俗易懂，家喻户晓，举凡对“中庸”，对“仁”的理解，都离不开《易经》，杨先生指出，在道德哲学方面，《易经》中有深奥的哲学思想，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不能忽视。
在民族国家的道德范畴方面，杨先生尤其重视《公羊》，公羊学最主要的理想是“大一统”。值得重视的正是《公羊传》首倡的大一统之说，这是今文经师的突出贡献。东汉末年公羊学派的经师何休作了最好的发挥。《公羊》中的“中国”、“夷”“夏”，并不是纯种族或民族概念，而是政治、文化、伦理上的综合概念。“夷狄”可以进为“中国”、“诸夏”可以退为“夷狄”。《公羊》昭公二十三年有如下记载：“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对此，何休《公羊传解诂》之解释为：“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的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这就是说中国而有夷狄之行，亦“新夷狄也”。反之，夷狄能入主中国，进而一统中国，“夷狄”亦“中国”也。这种理论，对于夷夏之分的界限，是以道德标准和文明程度为分野，而没有民族或种族的成分，唯一的是看它的进步与否？杨先生指出这一伟大的思想体系，具有无比的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团结在一起的道德约束。
通读《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随处可见杨先生曾经多次谈到的他的有关“境界”的理论。他以为所谓人生境界应该是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生活的领域，也就是生活空间脱离开自然世界，另外创造一种精神世界而抛弃这自然世界，如佛家道家，即所谓出世的人生观，我们可以称之为“唯心主义者”，而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入世的，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和自然世界一致的，他们没有抛弃这自然的现实世界，是入世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唯物主义者”，这种哲学也就是使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