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之二论文,想像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事件发展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肯定地宣布，“顽主”在实际行为上遭受了合理的失败，从而无法由此获取胜利的狂欢。
但仅仅到这个层面，“顽主”还成不了“顽主”，也就是调侃的修辞效果还有没完整地和尽情地展示出来。我们要看到顽主们在行为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把实际的行动转化为言语行动，或把实际行为语言化。当他们发觉自己在行动上处于劣势时，总是能敏锐地凭借调侃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刚开始总善于虚张声势，以势压人；如斗不过或诡计被识破时，就巧妙地改以调侃去救险，把现实的行为较量转化为语言较量，转化为通过调侃而生成的语言狂欢。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遇挫时，就立马聪明地转而以调侃式语言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取得最后的语言狂欢。马青们通过语言行为或言语诡计，成功地解决了实际行为中的危机并带来主体的快乐，靠的就是语言狂欢。这也说明了顽主们的生活逻辑和方式的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读王朔小说，感到其小说人物的语言狂欢，不仅构成他们生活经常的内容，甚至就成为他们生活最深厚的本性所在。也就是说，他们生活的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调侃造成的语言的狂欢。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小片段里，实际发生了三角关系的两次重复。上图构成第一幅三角结构，代表着原初的三角关系。但这幅三角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变化中的。随着马青的一句“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幅三角结构有了第二次重复形态，出现了第二幅三角结构图。如图所示：
附图
马青本来是属于想象界的错觉，但是最后通过“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一句话，就巧妙地跟铁塔大汉交叉换位，把大汉赶到了想像界错觉里去了，而自己站到了象征界眼力上去，完成了人物位置的一个微妙而又重要的转化。所以，在马青最后拯救自己时，三角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年绅士的位置不变，大汉由于相信马青的话而移位到想像界，而马青则重新拥有了象征界的眼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一转化的方式不是实力上的而只是语言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顽主克敌制胜的法宝除了语言没有别的。就像在《浮出海面》中石岜对他的恋人于晶坦白地说的那样：我们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样就把顽主的语言诡计及其与生存方式的内在的和实质上的联系说清道明了。
王朔自己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调侃何以能作为“顽主”生存方式的独特表征：“我在这方面受过两个人的启发。一个人是逮谁拿谁开涮，你刚一开口，他就卒瓦你一道。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你也没什么。你要真跟我急，我再卒瓦自己一顿。反正我敢糟践自个儿，你不敢。弄得你没辙没辙的。另一个人是常说好话儿。说两句好话儿费我什么事儿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办正事时我一点都不傻。但我先拿大话填和住了你，你没个不晕的。给你架得高高儿的。我告诉你我要捧你，我都能把你捧晕了。给你架起来，有些事你就干不得啦。他该干什么照干什么不误。”（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王朔在这里揭示了调侃的几方面特点。第一，调侃作为一种涮捧术，是北京人特有的生活修辞策略。涮人和捧人同时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拿手好戏。涮人是有意高看自己而低看对手，先虚张声势地给对手下马威，实在不如人时就赶紧反过来糟践自己；捧人则是有意高看对手而贬损自己，先把对手捧得得意忘形了，“架得高高儿的”，趁机迫使他为我所用。人们分别会点涮术或捧术并不难，难的是同时擅长涮术和捧术，把涮捧术水乳交融地加以运用。而北京人、尤其是“顽主”这一代运用自如。第二，重要的是，北京人用这种涮捧术并不是单纯为了语言上的快乐，而是“生活磨炼出来”的为生活“开道”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借此开辟生活新道路的方式。可见，以涮捧开道正是顽主的一种惯常的生存策略。第三，进一步看，调侃作为一种涮捧术，有着双重功能——既能保持自尊又能迫使人接受。确实应当看到，这种调侃在王朔小说人物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表征着他们所代表的一种新生存方式。我们要把握王朔小说人物乃至全部小说写作的深层内涵，不能不明了这一点。
当然，需要再问一下：难道语言上的胜利就等于真正的胜利吗？实际上，顽主们的胜利是由语言的诡计制造出来的，属于一种想像的胜利，因而是虚幻的。顽主们自认为具有象征界的眼力，但最后还是成了想像界错觉的拥有者。这也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不可避免的一个小小的“悲剧”。究其实，这种作为生存方式的调侃是有着特定的原型的——这就是“文革”年代红小兵式的想像的革命游戏。马青们当街横冲直撞地挥拳和调侃，在模式上正是对当年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游戏的一种摹仿或移位。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领会调侃的内涵。
4.调侃的对象。调侃必须发生在特定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说话人常常占据对话的主体位置去嘲弄对象。但在王朔小说中，被调侃的对象却是多样的，需要仔细分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调侃对象不仅有他人，而且也包括说话人自己。被调侃对象往往就是说话人自己，正是王朔的调侃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一点正经没有》这样写道：“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
把自己调侃作“流氓”，是“顽主”的一贯作法。不过，在这方面王朔并非首创。比王朔早几年出道的北京作家徐星曾先行做出“表率”。徐星于1956年生于北京，比王朔大两岁。这个年龄本身使我们知道，他与王朔应具有同样的红小兵身份。他于1977年参军，在部队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1985年，徐星的小说处女作《无主题变奏》由当时最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第7期），引发文坛有关“中国现代派来了”的轰动。这篇小说处女作虽然晚于王朔的《空中小姐》一年，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调侃式语言的运用上，徐星其实比王朔略微早一点出道。徐星在《无为在歧路》中让A宣称：“我他妈根本就不是文明人，我要文明干吗？……不是文明人就是野蛮人。”在《剩下的都属于你》中就有这样的调侃：“现在他流不动了，就变成绅士啦，看起来就不像流氓啦。”徐星这里的自我调侃还是偶尔表露的，王朔随后则使这偶尔表露的东西向更广的层面扩展：“流氓”竟被“顽主”自己当做生活方式的显著标签。通过主动贬损自己的“流氓”本相，仿佛就能把自己置于不被对手揭露却可随意揭露对手的既安全又主动的优势地带，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超的言语霸权。这里实际上是在以自我贬损的方式达到自我炫耀的效果。可以说，无论是徐星还是王朔，其自我调侃背后都涌动着来自他们的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游戏精神。
第三，被调侃对象常常既不是那个（或那群）听话人，也不是说话人自己，而是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在王朔小说中，这“第三者”主要就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革命化生活”传统。这里的“革命化生活”是说，“革命”是那样无所不在地深嵌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以致似乎生活的一切都弥漫着“革命”，就是“革命”。这既是生活的革命化，也是革命的生活化，而与此同时，个体权利、私人空间等属于个人的东西几乎被完全关闭了。这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泛革命主义倾向。这种泛革命主义生活并非来自虚构，而就是来自王朔自己的红小兵时代生活体验本身。
对这种泛革命主义生活的调侃，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主宰人们生活的“革命话语”的调侃。因为，在中国，在长时期里，革命话语并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外在修饰，而就是生活的基本方式。这其实也先期在徐星小说中出现过：“指望她从她所在的那家轴承厂谋出一间房比他妈的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讲和还难。”（《城市的故事》）还有：“我发现她也许精于算计从阴道到钱之间的距离可她仍然带有一股尚未褪尽的孩子气，我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婊子才会又纯又富于献身精神，而在万恶的、血腥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是不会有这么好的婊子。”（《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两处说话人“我”分别用曾深入人心的政治斗争术语去描述眼下住房困难和妓女特点，就对政治化生活构成调侃，而自己也因此获得一种情绪宣泄和理智证明。不过，这在徐星作品中还是不多见的。
王朔从小就从正统教育和宣传中感受到革命生活的强大影响力和塑造力。他高度肯定那时革命教育的“精神升华”层面，并断言：“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我一直觉得我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从出生到青年时代的长期的革命教育，铸造了王朔的特殊的革命记忆，使他得以把对革命话语——革命化生活的调侃发展到一个新程度：过去革命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成为调侃的似乎取之不竭的言语原料。例如：“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钉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顽主》，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含“语录”、诗词等）是稍微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的。正是这样的“最高指示”在“文革”中成为亿万中国人、因而也成为王朔这类“红小兵”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产生了巨大的权威和影响。所以，在这里，他们以调侃方式对“最高指示”加以嘲弄，其实也包含了另一层深意在：在想像中模拟和缅怀当年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游戏场景。也就是说，对许多未曾亲历或旁观“文革”的年轻读者来说仿佛是冷嘲热讽的调侃式语言，在王朔这里其实就是他们那时的日常生活与想像的革命生活本身。这里就有一个阅读的错位在。
由此可以说，不应把这里对“文革”的调侃单纯地理解为对革命传统的全盘否定。这样做会曲解王朔作品中的调侃的意义，因而也会导致对整个作品的曲解。王朔这里的调侃隐含着双重意味：第一重是在语言中继续驰骋想像的革命传统，反叛一切被视为权威或革命对象的东西；第二重是通过这一过程让自己的来自红小兵时代的革命记忆再度复活，在新的语境中推演出想像的革命的新场面。
这披露出人们容易忽略的两个事实：一是“最高指示”已深植于内心、同那个值得回忆的“阳光灿烂日子”连在一起；二是“最高指示”是如此令他熟悉和“念念不忘”，以致在今天仍成为他宣告自己“玩文学”胜利的最合适话语。正如《动物凶猛》（1991）中所描写的那样，“顽主”在“文革”中由于是“革命军人”后代，不仅可以免遭“牛鬼蛇神”或“黑五类”子女的那种被放逐或株连厄运，而且有早已命定的辉煌“前程”：中学毕业后入伍、做“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因此，他可以逍遥自在地从事不光彩的“溜撬”生涯，偷窃、调情、早恋、群殴等，并且竟在此环境中培养起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或许，这类嬉戏和游荡正是他后来的调侃行为的“原型”吧？果然，王朔无限怀念地回忆说：“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当大量普通“红卫兵”、“知青”或“孝子贤孙”正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时，我们的“红小兵”主人公却破例地在都市里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及其“空前的解放”，他当然有一万个理由要感谢和盛赞这在别人是浩劫而他是“解放”的狂欢节时代！对此，王朔本人对“文革”抱有与很多人不一样的肯定态度：“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小孩儿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或许，他还会禁不住大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呢！所以，当方言面对虔诚听讲的大学生，潇洒地援引“最高指示”，介绍自己“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玩文学”秘诀时，“最高指示”的这种复现本身就意味着对过去“辉煌”岁月的礼赞和缅怀。这样，作为小说人物的方言以及作为作家的王朔的调侃的叛逆或消解作用，就是需要大打折扣的了。
或许不如这样说：“顽主”一方面是要反叛“最高指示”及与此相连的政治国家传统，但另一方面却对它充满感激和怀念之情。因此，“顽主”的调侃无法不陷入一个深刻的悖论。
5.调侃式语言类型。王朔在调侃式语言方面作了若干尝试，下面主要分析调侃式语言在辞格形象上的几种基本样式或类型。
第一，比喻式调侃。以神圣而庄严的东西去比喻（如明喻、暗喻和转喻等）低级或卑俗的东西，从而造成嘲弄效果，属于比喻式调侃。这是王朔调侃式语言在修辞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它往往表现为以雅喻俗或以俗喻雅，分别达到化俗为雅或化雅为俗的目的。以雅喻俗，就是以本来形容高雅、崇高或庄严的语汇去比喻低级、粗俗、通俗或卑俗。在王朔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激动和奋不顾身地冲向食物的人群：“两扇几乎高达天花板的包着皮革的巨门被缓缓推开了，走廊里挤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他们像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鸦鸦地移动着，拥了进来，而且立刻肃静了。走在最前排的是清一色的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年轻男子，他们轻盈整齐地走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尽管不断涌进的人群给他们的排面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仍顽强地保持着队形，只是步伐越来越快，最后终于撒腿跑起来，冲向所有的长条桌，服务员东跑西闪、四处躲藏，大厅里充满胜利的欢呼。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最先跑到桌边的人开始挨着杯子喝下去，飞快地、不眨眼地喝光一杯又一杯。源源不断的人群挤到桌边，无数只手伸出去抢酒瓶、抢杯子，把几十张长桌上的酒水一扫而光。”（《顽主》）这一镜头反映了王朔本人红小兵时代有关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记忆，那是他的宝贵的革命记忆的一部分。这里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这群顽主没有什么“过奢的要求”，而只是关心自己基本食欲的满足。如果他们还有某种“崇高”性的话，那“崇高”在这里被比喻为以进攻冬宫的庄严姿态去“进攻”食物。这是一个令人滑稽的“高雅的低俗”或“崇高的卑俗”场面，它无疑对于经典“高雅”或“崇高”具有调侃效果。另一方面，男女人群为着满足低级的生理和感官需要而集团式地冲向食物的奋不顾身姿态，竟被比喻为“进攻冬宫的赤卫队员”和国庆阅兵式上步兵方队的庄严英姿。这种以雅喻俗方式，意味着通过比喻性语言把卑俗的、感性的东西神圣化和理性化，既对于人的低级需要有着某种提升作用，又对革命传统中神圣的东西构成消解效果。当然，也可以说这里用了夸张辞格，或者体现出巴赫金式狂欢节气氛。既有以雅喻俗（化俗为雅），也有以俗喻雅（化雅为俗），即以本来形容低级、粗俗、通俗或卑俗的人或事的语汇转而比喻高雅、神圣的东西：“新娘子棒极了，嫩得就像刚抠出来的蛤蜊肉。”“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第二，替换式调侃。借用原有的语言组织、只是替换其中的关键词语，从而使原义改变，以造成调侃效果，这也是常见的调侃方式，不妨简称替换式调侃。《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一位瘦高“讲师”宣讲了这样一套“历史”观：“历史是由妇人创造的……历史就是个蛋，由女人生了的蛋！不管群众、英雄、书写的人哪个不是大姑娘养的？起码也是婊子养的。纵观中国历史，每到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一个妇女挺身而出拨开迷雾调正船头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模式，马上可以得天下，床上也可以得天下。”有关“伟大领袖和人民一起创造历史”的革命话语，是当代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权威的历史表述——“最高指示”。这里援引其基本结构，但却替换了其中的关键词，即以“蛋”代替“社会实践”、把“伟大领袖”（英雄）和“人民”之类词语换成“妇人”或“婊子”之类。关键词一旦被替换，整个表述的意思就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如此离经叛道或大逆不道方式调侃“历史”，显然把革命话语中的“神圣历史”形象给卑俗化了，是对“英雄史观”和“伟大领袖拨正航向”之类革命话语的有意“亵渎”。这种调侃效果往往是通过对革命话语结构的关键词的替换来造成的，其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是显而易见的。玩这种语言游戏，应当是当年红小兵在街头作模拟革命时的拿手好戏，体现了不妥协地反抗权威这一革命传统的变形式继承。变形的只是已显示出陈旧的革命词句，继承的则是回荡在革命话语中的反抗权威这一精神。
第三，戏拟式调侃。政治性调侃在王朔小说中经常出现，以致似乎可以随处发现。不过，造成这种调侃的手段，往往是戏拟，即戏剧性地仿照或摹拟，属于戏拟式调侃。《玩儿的就是心跳》充满了这样的政治性戏拟。从说话人在戏拟式引用中流露的轻松、戏谑的语调看，我们不难领略对于现代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玩世不恭态度。
第四，铺陈式调侃。由于词语和句子的极端铺陈而造成的调侃，可以称为铺陈式调侃。这里的铺陈，指不顾正常表达效果的过量的辞藻堆砌、重叠、反复等。词汇和句子的铺陈的极端形态，可以说是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坛子胡同一群“百姓”向自己的“领袖”和“恩人”大胖子敬献颂辞。他们的心情是如此感激和激动，拟革命语言是如此铺陈、华丽、浮夸，以致元豹妈、李大妈、元凤和黑子四人接力似地一个个先后“累”昏过去都还未完成：“敬爱的英明的亲爱的先驱者开拓者设计师明灯火炬照妖镜打狗棍爹妈爷爷奶奶老祖宗老猿猴老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这段颂辞达到了极度铺陈：篇幅冗长、乏味，词藻华丽，过多重复，过于夸张等。这种铺陈显然是对一种浮夸文风的调侃。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铺陈式调侃也可以说是一种戏拟式调侃：在单纯语言学意义上，它是对至今仍在发生影响的古代汉语传统（如汉赋）和已有现代汉语传统（如“文革”颂歌）的一次并不成功的集中戏拟；而在语言学、文学和美学的综合意义上，它则是作者刻意追求的一种汉语形象——对“文革”时期弥漫中国的种种“致敬信”、“颂歌”或“献辞”等革命修辞来一次极度夸张的戏拟；同时，我们在其中仿佛还可以“听”到古代小说、现代武侠小说、现代地下帮会组织及其他场合中下属对上司的肉麻颂辞。这显然是一次对于革命化语言和形形色色的边缘语言的戏拟，由此构成一个“杂语喧哗”的狂欢节氛围。把庄重而神圣的革命化语言（“文革”致敬信或颂歌等）与历来被它视为阴暗、卑俗和非法并加以取缔的黑道语言（边缘语言）戏拟地组接在一起，就在奇特的喧哗声中使两者的隐秘而根本联系剥露出来，一并成为调侃对象。
上述调侃总是充分调动人们熟悉的社会语言资源，尤其是革命话语资源，并以它们为调侃的原料和对象，这就使这种调侃式语言本身总是成为对于这些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语言的“再现”。这样，调侃式语言就不再是简单的内容空洞的“耍嘴皮”，而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蕴涵的并产生感染力的语言再现活动。
调侃式语言具有显著的修辞功能：一是使说话人自己或听话人在俗人乱道中享受到言语的狂欢，二是对被调侃对象——革命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不妨概括得集中点，调侃式语言的主要修辞功能正是以俗戏雅。以俗戏雅，就是以俗人姿态运用俗语（调侃）去戏弄高雅或正统事物。在这里，“顽主”代表的是世俗、通俗、粗俗甚至鄙俗姿态，属于俗而真。俗而真，就是外表粗俗却实质真实，宣称自己粗俗却实际上内心真实。当一个人公然声称“我是流氓我怕谁”却又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流氓行为时，他就不过是一个“假流氓”或“口头流氓”而已。或者不如说，这是“顽主”有意采取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性姿态而已。（注：参见周洪《第三只眼看文坛》，原载《今日名流》，引自《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顽主”不过是要以这种“口头流氓”姿态向“雅人”所代表的虚假的高雅即向雅而假发出调侃式挑战，在调侃中达到狂欢和消解的效果。作为对立面的“雅而假”，是那种以高雅、典雅或神圣名义而从事的低俗、恶俗或丑陋行为。
同时，应当注意到，说话人自己也在这种狂欢和消解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重新整合企图：不是以雅而假的“精英”标准而是以俗而真的“俗人”标准去重新规范基本的日常生活。这种语言呈现的汉语形象是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汉语能够以比喻、替换和戏拟等辞格方式去有效地渲染狂欢氛围，产生消解和整合的力量。所以，调侃式语言显示出强烈的消解和整合功能。
王朔的调侃式语言的魅力正在这里。然而，当他开创的这种“顽主”姿态成了一种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时，这种姿态也就开始变味了——真流氓取代了假流氓，失去其原初的合理性。同时，当他本人的小说在调侃式语言方面流于重复或复制而少有创新时，这种语言的魅力也就容易消散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基本价值体系上缺少明确的选择，这种语言在消解旧事物传统（如虚假的高雅）方面可能有力，但在整合未来方面就显得语调乏力了。究其原因，可以说，来自红小兵的想像的革命精神一方面助长了王朔在语言中反抗任何权威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又不足以推动他想像和建构新的生活价值系统。
三、顽主：新人物范型
王朔小说创造的主要人物无疑是“顽主”。从“顽主”的北京平民身份来看，这种人物创造可以说继承了老舍以来的京味文学传统，尽管王朔直接地塑造的却是红小兵式顽主形象。
1.京味文学的人物塑造。京味文学靠什么立足？人物形象应当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环。作为京味文学第一代，老舍笔下的北京市井人物丰富多样，有仆人、车夫、掌柜、拳师、艺人、大学生、教授、科员、政客、巡警、娼妓、土匪、汉奸、太监、牧师、无赖、旗人等，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而令人难以忘怀，如祥子、虎妞、王利发、张大哥、老李、赵子曰、马先生、祁老太爷、程疯子、大姐婆婆等。作为京味文学的第二代作家，陈建功喜欢把描写的视野聚焦到与自己的现实身份反差颇大的北京众多市井人物身上。《辘轳把儿胡同九号》中的韩德来及其他居民的群像就令人印象深刻。韩德来是北京造纸厂退休锅炉工，在1969年曾作为工宣队员与毛主席握过手，这一特殊经历竟成为他在胡同里受人尊敬的独特“资本”：他不时地当众讲述自己的政治见闻，引来冯寡妇的敬仰和附和，导致几乎这胡同的所有居民都来朝拜，从而享受着胡同的中心人物的荣耀：“就这么着，老韩头儿说，冯寡妇和，每天傍晚，茶余饭后，在小院儿仅剩的立锥之地，海聊一气，几乎成了他们两个，不，是全院老少必不可少的‘第四顿饭’。”一段话不仅活画出韩德来这位“北京大爷”的性格特征，而且同时让胡同里其他人物也鲜活起来；借写韩德来而写了众人，又借写众人而写了韩德来，形成北京胡同居民的一组群体雕像。
与前两代京味作家擅长旁观地刻画众多北京市井人物不同，王朔小说的笔触始终对准的是与他个人现实经历相同或相近的大院“顽主”或昔日红小兵。他诚然也能描写不同的人物，刻画了老派知识分子、老军人等人物形象，然而，他们大多是作为陪衬而存在的；真正用力刻画而又产生了巨大社会效果的毕竟还是“顽主”这类新人物。以特殊的努力致力于“顽主”的创造，正构成王朔小说在人物形象创造上的一个突出特色。
2.“顽主”——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型主人公。王朔小说在1985至1990年这几年间提供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未曾完整地出场的一类新型主人公，如石岜（《浮出海面》，《当代》1985年6期）、张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啄木鸟》1986年2期）、“橡皮人”（《橡皮人》，《青年文学》1986年11-12期）、于观、马青和杨重（《顽主》，《收获》1987年6期）、方言（《一点正经没有》，《中国作家》1989年4期）；《玩儿的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1989年）等。这些人物与老舍笔下的那些性格各异的众多市井人物是明显地不同的，是可以用一个“顽主”去归类。“顽主”作为新型主人公，都是当代北京都市青年，但很难称得上是那种传统美学所标举的个性中包含共性的“典型”，而更适宜地被视为具有如下相同或雷同特征的“类型”：出身于革命干部或军人家庭，长在京城，有过红小兵时代及其革命记忆，无“正经”职业，喜欢嬉戏和游荡、无事生非或作非法营生，擅长京味调侃等。不妨尝试地把王朔创造的这群“顽主”称作都市嬉游者。“嬉”在这里取“嬉戏”的意思，指他们惯于“一点正经没有”地调侃取乐，嘲弄社会、他人和自我。“游”则指他们总是无所事事地、闲适地整日在城市中四处游荡、流浪。嬉戏和游荡，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明显特征。为使讨论集中些，下面主要分析《顽主》及其“续篇”《一点正经没有》。这两部中篇有着紧密联系：前篇主要写“三T”公司成员于观、马青和杨重的“业务”活动，涉及售货员刘美萍、医生王明水、“作家”宝康、教师赵尧舜等人物；续篇则增加了“三T”成员的同类方言、吴胖子和刘会元等，转而叙述他们一道改当“作家”、成立“海马创作中心”的活动。
3.替补与狂欢。作为一种北京大院青年市民形象，都市嬉游者怎样呢？我们首先需要辨明的是，他们能不能被等同于通常那种都市“游民”？在四处游荡或流浪方面，他们确实颇似游民；但实际上，游民没有固定职业，而他们却是有“职业”的——“三T公司”业务员、或“海马创作中心”作家。只不过这些“职业”在那时（20世纪80年代）还多是与人们的传统职业观念相悖逆的，即被认为是“不正经的”职业（这要到90年代才变成“正经”的）。“三T”公司的业务是三“替（ ti） ”：“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所以简称“三T”。这三“T”分别意指替人解决实际困难、替人排解精神郁闷和替人承受过失。例如，在顾客不能赴约的情况下作他的替身与情人约会，或为想获奖而无门的顾客隆重颁奖等。“三T”公司本身自信这职业是正当的，正如杨重对刘美萍解释的那样，“我们是正派生意人，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补遗拾缺”。而同样，当“作家”意味着为社会生产精神产品，这职业无疑也应是正当的。显然，这些嬉游者把那时被常人理解为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等“游民”行为的活动反而当成职业行为来做，显然不乏其“正当”性和“严肃”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T”即“三替”的含义。“三”在这里实际上并非数量上的确指，而是概言其多；“替”在此是替换、替代或替补之意。“三替”就是全面地或全能地替补。这一替补角色假定要成立，在逻辑上要求一个必需前提：社会总是存在漏洞或缺陷的。“三T公司”所向往的，该是担任这个必然存在漏洞或缺陷的社会的全能替补者，努力把社会替补得完美无缺。单就这点说来，这样的“三T”行为无疑有着一个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标。确实，按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看，我们的社会还承袭着过去政治国家的种种缺陷，需要大量替补者前来“补遗拾缺”。在这点上，这种替补行为本身就多少带有同政治国家时代行为规范相决裂的叛逆精神。单纯由此看，嬉游者就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通常都市游民，而应看作都市替补者——即一种具有新的市民社会因素的市民。因为，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不应再过分依赖于由政治国家孕育的那类“精英”人物，而是在需要自己的精英角色的同时，寄厚望于大量的注重都市日常实际生活的平民——替补者可以看作他们的某种胚胎。与“精英”人物总显出超常原创才干、崇高品质和感染力不同，替补者往往以平易的平民面目出现，随时准备从事各种需要的替补工作。然而，我们的问题还存在着：这种嬉游者真的就能担当社会的合格替补者？
不如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具体些：这种似乎具有某种正当、严肃和积极意味的替补行为究竟取得了多少实绩呢？
而对嬉游者说来，市民的“狂欢”更多地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的或实际的。这无疑触到了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方面：个人不应是如政治国家规定的一个集体中的“千人一面”式存在物，而应是具有独立个性的存在；生活不再是为着某个统一而崇高的精神目标，而是为着个人的平凡的现世幸福或物质享受。在《浮出海面》（1885）中，主人公石岜对母亲设计的“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的传统方式强烈不满：“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与这种政治国家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生活设计相反，他希望按个人愿望、我行我素地行事。“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他觉悟到，僵化体制下的官途或仕途而今都变得不再可靠了，真正可靠的是金钱，是物质财富。“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渡”。
不过，嬉游者的特别处在于，他们似乎并未真正地为自己设计通常市民应有的那种长久而坚实的物质幸福之路，而是更迷恋眼前的、短暂的、并且仅仅是言语上的“狂欢”。具体说，他们的“狂欢”虽然呈现出行为的狂欢这一特点，但最终却落实、沉落到言语的狂欢上。原因就在于，他们真正痴迷的还是红小兵式的想像的模拟的革命，而不是红卫兵式的实际的行动的革命。
4.行为的狂欢。行为的狂欢，指嬉游者在摆脱传统规范约束的叛逆行为中尽情体会个体自由的快乐状态。当常人惯于循规蹈矩地行走时，嬉游者的故意无所事事地嬉戏和游荡的行为，本身就带有某种挑衅或叛逆意味：“马青吟唱着，双手插在裤兜里，拖着步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逆着潮水般的人流毫不避让地走，方向、步态、节奏与他四周急匆匆拥拥去的人群形成鲜明对照，还是那些商店房屋，还是那些车辆人群，还是那些装潢广告还是那些色彩形状那样的空气味道那样的神态举止口音嗓门。马青的吟唱变成尖锐响亮的口哨，仍然吹着那首歌，同一旋律反反复复。人们从五花八门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商店涌入，大声喧哗窃窃私语，人流中马青若隐若现，市声中口哨时断时续。”（《一点正经没有》）常人在城市街道行走，总朝向特定的目的地，所以形色匆匆，直奔目标；而马青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逆潮流而动、反复哼唱同一曲调、冲撞行人，这种漫无目的的嬉戏和游荡本身恰是他的目的之所在，因而显得放肆、目中无人和自得其乐。对前者，行走一般地就是走路，其意义是外在的——走向目的地，属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本身却没有多少意义（目的达到，手段就无意义了）。而对后者，行走则如舞蹈，其意义是内在的——游戏的目的是娱乐，它只存在于游戏者按规则而进行的活动过程之中（游戏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这位嬉游者那里，嬉戏和游荡行为成了借以获取狂欢的快乐游戏。
除了嬉戏和游荡之外，他们自由开办“三T”公司、私自成立“海马创作中心”等在今天看来合法而在20世纪80年代尚被视为“不正经”的行为，更是对传统政治国家体制实行反叛的结果，这使于观、方言们获得巨大的解放快感。向旧体制的代理人——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挑战，是嬉游者反叛权威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嬉游者多是革命老干部的后代，从小深受革命传统熏染而对“父亲”心怀不满，具有强烈的“弑父”冲动。于观的父亲是离休军人，在嬉游者眼里，显得思想保守、顽固和僵化，企图把儿子的自由完全扼杀。他在到儿子的“三T”公司发难而不遇后，又在家里教训儿子；而于观则以嬉游者特有的调侃方式加以反抗。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有趣的父子对话：
“我是关心你。我怎么不去管大街上那些野小子在干吗？谁让你是我儿子的。”
“所以呀，我也没说别的，要是换个人给我来这么一下，我非得抽歪了他的嘴。”
“你瞧瞧你，照照自己，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儿，哪还有点新一代青年的味道？”
“炖得不到火候。”于观关了电扇转身走，“葱没搁姜也没搁。”
父亲以家长的威严为自己去公司发难辩解，儿子却反击说要是换了别人就得狠揍他一顿；前者斥责后者没有新青年“味道”，后者则抓住这个修辞语与本义的关系而巧妙地把父亲的锋芒转引到肉的“味道”上，从而达到使其消解的目的。这里的威严、保守而无能的父亲形象，是嬉游者眼里的束缚自己自由的政治国家权威的人格象征。正是通过这种反抗，嬉游者试图胜利地与政治国家诀别而享受个体的狂欢。但是，这位无能的父亲是显得过于无能了，缺少应有的反击能力及具体办法，以致仿佛只是一个为了反衬嬉游者的机智才专门设置的理想化的衰朽父亲形象。
作为老知识分子的代表的是教师赵尧舜和作家古德白。赵尧舜一见这群嬉游者，就摆出“青年导师”的架势，以那套僵化的语言展开说教，而嬉游者也以对付父亲的同样方式加以反抗：
“你们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相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
“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我们也不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没烦恼。”
“……不爱看书就多交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赵尧舜猛地站住，“天，这简直是猥亵、泼秽！”
与赵的说教相反，对嬉游者来说，玩乐才是第一位的，书不仅不解除烦恼而且相反恰是烦恼之源，交所谓“有知识的朋友”（知识分子）不如交男女朋友。这些针锋相对而颇显“无赖”面目的反驳，是对僵化的现成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激烈拆解。在赵尧舜的无奈的惊呼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嬉游者的“无赖”式反击是如何成功的了。
5.言语的狂欢。这群嬉游者的反叛行为总与对谈、争论、发言等具体语言活动即言语过程交织在一起，或者就鲜明地体现为言语过程。这一点其实已成为嬉游者全部行为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言语是处于特定语境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的具体、实际的语言交往活动，它也应看作一种特殊的行为即言语行为。所以，嬉游者的行为的狂欢往往也就是、或就表现为言语的狂欢——通过属于他们的独特的言语行为去反叛现成规范而获得解放的快感。上面分析对马青、杨重和于观三人在大街上向人挑衅时马青所谓“谁敢惹我”及“那他妈谁敢惹咱俩”已作过分析，它典范地表明了顽主的行为的狂欢与其言语的狂欢之间的生存论联系。言语的狂欢的最集中方式就是调侃。有关调侃，前面已经作了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是需要强调一句：调侃是顽主的特定生存方式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