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防护论文,体系论文,世纪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学术界的流行观点中，倭寇被认为是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看法，中、日许多学者对倭寇本身的性质以及明代倭患的发生及其原因作了相当全面的考察。这些研究表明，明代倭患的根源在于明廷所采取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倭寇的成份固然有日本海盗，但许多情形下却是以中国本土的中小商人阶层为主体。有明一代的倭寇，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至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在16世纪最激烈的倭寇，是以嘉靖在位时期（1522—1566）为中心，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大约四十年，故学术界往往将其概称为“嘉靖大倭寇”（注：樊树志先生曾对明代倭寇的研究作了一个相当精到的总结。参其著《“倭寇”新论》，《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7—46页。）。
由于对倭寇的成份与发生已有许多论著刊布，兹不赘述。本文对于16世纪最为严重的倭乱，将作量化分析，进一步予以明确；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嘉靖倭乱对江南地区城市群的影响。吴贵芳曾在其《古代上海述略》中，从倭乱影响与上海筑城的关系专立了“御倭筑城”一节（注：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尽管所占篇幅极短，但主旨已与本文要讨论的较为接近。杨正泰则从嘉靖间上海人顾从礼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有益的分析（注：杨正泰：《顾从礼与上海城墙》，《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3—79页。）。上述二位先生的研究仅限于上海地区，就探讨整个江南地区而言，还很不够。庞新平曾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嘉靖倭寇昌炽阶段的筑城活动，但只对府、县二级城市作了较为简单的论述；比较而言，对筑城的经费来源和民间负担问题则阐明较详（注：庞新平：《嘉靖倭寇活跃期における筑城——中国浙江沿海地方を中心にしこ》，《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年10月，第31—62页。）。
本文将详细探讨江南地区在嘉靖年间的城市建设与城防规模体系，并按照城市区位等级作出一个划分，从而揭示明代城市的发展尽管在紧急情况下有扩建、增置的行为，但其建制还是有限度的。讨论所涉地域主要为明代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注：有关本文所论的江南地区的界定，详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及其社会控制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38页。）。而所谓的“城市群”，主要是指府、县二级城市和部分卫所治地。那里的防护都是由政府直接经营，考察这类城市群，更能反映政府层面的控制行为在治安、军备等方面的基本情形。
一 明代倭患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1.明代倭乱的量化分析
事实上，倭乱从明朝建立伊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而非嘉靖时才突起。根据《明实录》（注：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嘉业堂旧钞本。）所载资料粗略统计，明代倭乱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事件共有289起。参见表1。这个统计仅限于中央档案系统，都属影响较大的事件，当然是不完全的。
表1 明代各朝倭乱分布
说明：表中“次数A”是指全国统计数；“次数B”仅指与江浙地区有关的统计数。《崇祯实录》（嘉业堂旧藏钞本）及《崇祯长编》（嘉业堂旧藏钞本）都表明当时的寇患多为内陆农民军等战争所致，倭乱事件在那时基本匿迹，档案记载上就很难见到。
这里仅将明朝1368至1622年间所发生的倭乱及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变乱事件，按年统计，列出一份数据分析表（见图1）。很明显， 明初曾有过一段较为严重的倭乱发生期，时间从1368至1416年。此后虽然小乱不断，但总体上相当安定。1552年后则变乱突起，一直延续到1599年左右，是倭乱发生极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内，江浙地区都遭受到倭乱的威胁和侵扰，地方由此受到极大的影响。
2.嘉靖年间的江南倭寇
就江南地区而言，万历以前的倭寇对当地的侵扰十分轻微，没有构成大的祸乱。然而从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年）到戊午（三十七年，1558年）期间，倭寇大举侵掠沿海地区，倭乱最为昌炽（注：倭患严重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明廷厉行海禁以前，从事海上贸易的人都已十分熟悉沿海的环境，海禁施行后，一旦出现变故，沿海州县自然最易受害。而江南地区防御力量一向较弱，清人赵翼即云明代中叶“用兵于南，则易于扫荡，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参其著《廿二史札记》卷34明史，“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嘉靖中倭寇之乱”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本，第709、724—725页。）。
图1 明代倭乱发生年际波动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侵犯濒海诸郡（注：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不久，即大举入侵南直隶地方，嘉、湖、杭地区尚未受到波及，但仍使当地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注：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城池》。）。就在当年四月，倭寇开始入攻太仓州城，并分兵四掠。当时，有丢失海船的40多名倭寇突然窜到平湖县境内的乍浦，开始在平湖、海盐、海宁沿海几县，纵横烧掠（注：《明世宗实录》卷397，“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戊子”条。）。在松江府，海寇攻下了上海县；接着攻占了吴淞江所、南汇所，分兵溯江逼掠常州府的江阴（注：《明世宗实录》卷397，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癸巳、丁酉”条。）。五月，海盐县城遭到倭寇攻击，虽未被攻陷，但城楼及数百间民房被焚坏。与此同时，倭寇又入攻上海，劫烧县市，知县喻题科临阵逃跑，指挥武尚文及县丞宋鳌俱战死。在平湖，乍浦所被攻陷（注：《明世宗实录》卷398，“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己酉、癸丑、壬戌”条。）。至七月，江南地区距海较近的太仓、海盐、嘉定、金山、青山、钱仓、上海县昌国卫、南汇、吴淞江、乍浦、崇明、华亭、青浦、嘉兴、平湖、海盐等州县卫所，都遭倭寇焚掠，乡镇受到扫荡（注：《明世宗实录》卷400，“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戊申”条。）。八月，倭冠突然又进逼至常熟县境内的福山港（注：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开始深入到江南的西北内部地区。
倭寇在江南沿海许多地区登陆时，船只俱遭搁浅，但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松江府东南的柘林，“来易登岸，去易分
”。而且从滨海到内地，必由小港出黄浦，若非涨潮，就水涩难行。柘林之西有一上横泾，深阔程度极利于行舟；从叶榭地方前往松江府城，也不过18里；而且地方素称富庶，多积蓄，盛宫室（注：嘉庆《松江府志》卷13《建置志·城池》。）。所以当时倭寇都以柘林为据点（注：（明）支大伦：《修城记》，载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2《城池》。光绪十八年刊、 民国七年重印本。），入侵内陆或转移海上。
从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始，更大规模的倭乱发生于江南地区，倭寇从太仓出海，转掠苏、松两地。四月份，从海盐转攻嘉兴，嘉善县很快被攻陷，沿河运船全被烧毁；接着就直攻嘉兴府城，但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被迫退至乍浦。在崇明，县城被攻破，知县唐一岑战死。昆山县城的形势更为严峻，被7000多倭寇围攻达45天之久。五月，倭寇再次攻入嘉兴府崇德县，大掠而去。六月，又由吴江转攻嘉兴。八月，从嘉兴退兵至老巢柘林，但很快又进逼至嘉定县城。十月，倭寇有3000多人从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再次进攻嘉兴府东关。十一月，入侵松江青村所等地（注：《明世宗实录》卷406“嘉靖三十三年正月戊辰”、 “庚辰”，卷408“三月辛酉”、“乙丑”，卷409“四月乙亥”、“戊寅”、“辛巳”、“乙酉”，卷410“五月丁未”，卷411“六月甲申”，卷413“八月癸未”，卷415“十月壬辰”、“丙申”，卷416 “十一月甲寅”诸条；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
昆山人归有光认为，江南地区所受倭扰，以苏、松为最；而苏州境内，则以昆山受害最深。他详细描述了嘉靖三十三年的倭患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影响，特别指出昆山全县在倭寇的合围攻掠之后“所至荡然，靡有孑遗”的破败景象（注：（明）归有光：《震川别集》卷9 《蠲贷呈子》。四库全书本。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后徙居嘉定安亭江上，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
嘉靖三十四年是历史上倭乱最严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倭寇的入侵，将整个江南地区都扫了一遍，包括内陆的乌程、德清、浒墅关、无锡、武进、溧阳、宜兴和太湖中的马迹山等地（注：详参《明世宗实录》卷419～卷429。）。这也能在下文将论及的城防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得到确实的反映。
3.气候变化与倭寇内侵
倭寇的内侵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内侵的路线与地点选择往往随气候变化而有不同。
从日本本土来华的倭寇，以萨摩、肥后、长门三州地方居多，其次是大隅、筑后、博多、日光、摄津、纪伊、种子岛（注：（日）田中健夫：《明における倭寇の行动地域と行动回数》，《倭寇——海の历史》，教育社，1981年版，第167页。）。由于倭寇入侵多从海上， 舟船行程与入侵能力便与风候有相当的关联。明人早已指出，倭寇悬度大海，经以旬月，“非风候不行”（注：（明）归有光：《震川集》卷8 《论御倭书》。四库全书本。）。根据风向变换，其入侵方位也有所不同，而入侵路的远近则以风力强弱为定。如果东北风较猛，就可以从萨摩或五岛抵达大小琉球，再按风向的变化，如果北风多，就南犯广东；如果东风多，就西侵福建；如果东北风多，就依托沿海岛屿分成几支船队，入侵温州，或者通过舟山南侵定海，依次可至象山、奉化、昌国、台州等地；如果正东风多，则可通过洋山之南侵入到临观和钱塘地区，或由洋山而北攻青村、南汇以及太仓，甚至直入长江（注：隆庆《新修靖江县志》卷1《疆域上》。隆庆三年刻本。时人王方麓更明确地指出， 倭船入寇必至下八山分，若东北风猛，则向马迹西南行，过韭山，以犯闽广；若东南风猛，则向殿前羊山，过淡水门，以犯苏松；若正东风猛，则向大衢西行，过乌沙门，以犯浙江，而羊山正处浙、直交界之处，两处兵船会哨于此。参（明）王方麓撰：《槜李记》。丛书集成初编据“盐邑志林”本排印本，第1—5页。）。这是明代人对倭寇入侵中国沿海地域的一般认识。
但从季节上看，倭船的到来往往会在清明之后。因为在此前，风候变化不定，所以会影响倭寇的入侵。而清明以后，东北风较多，且常常积久不变。但过了五月，风向开始变化，以南来居多，已不利于入侵。重阳之后，东北风还会出现。十月份一过，风大多就从西北方来，也不利于入侵（注：隆庆《新修靖江县志》卷1《疆域上》。 隆庆三年刻本。）。所以对江南地区的防倭来说，三、四、五月是最为紧张的时期，为“大汛”；九、十月则是另一个应予警惕的时期，为“小汛”（注：（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8《倭寇记略》。借月山房汇钞本。）。这样，江南地区可以依照季节变换（主要是春分和秋分两个关键时期），审时度势（注：（明）赵士桢：《倭情屯田议》（不分卷）。丛书集成初编据“艺海珠尘”本排印本，第1—10页。），作出一个预警，许多城防工程基本上就在倭乱较为平静的时期进行。如常熟县早在天顺间，每年派遣指挥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五名、兵五百和一些海上战船，驻防县内滨海要地白茆港口，从二月一日赴练，九月一日撤戍。这样做法的部分目的即出于御防海寇乘东南风的入侵（注：嘉靖《常熟县志》卷3《兵卫志》。嘉靖间刻本。）。
二 嘉靖以前江南地区城市群的一般形态
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凡藩郡卫所，所治必建城郭，以宿兵守民，防御奸宄”（注：（明）李东阳：《常州府修城碑记》，载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嘉兴府、苏州府等城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发展到元末兵乱时期，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张士诚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城市曾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建。由于城市具有捍外卫内的鲜明功能，所以在明代人的心目中一直具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民之依城自固，犹居室以安身也”（注：嘉靖《江阴县志》卷1《建置记·城池》。嘉靖间刻本。）。 城防建设更是“设险之大端”（注：乾隆《镇江府志》卷4《城池》。 乾隆十五年刻本。）。民间俗语云“大难避于城，小难避于乡”。这正体现了城市“御暴保民”的功用（注：嘉靖《安吉州志》卷1《城池》。 嘉靖间刻本。）。所以，无论战乱有无，城邑的巩固都是地方政府应该时时在意的大问题。
嘉靖朝以前，江南地区承平久之，城防建设除了在正德年间因寇贼盗乱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外，基本上处于平静状态，没有大的变化。有的城市因为繁荣日久，城防武备早已荒废。有的地方甚至不愿筑城，如宣德五年（1430）分县后长期没有城池保障的嘉善县，到嘉靖三十二年倭乱突起，政府要求加紧修筑城防时，地方百姓还很不情愿（注：（明）姚弘谟：《筑城成功碑记》，载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2《城池》。光绪十八年刊、民国七年重印本。）。
但是嘉靖以前江南的城防是嘉靖倭乱时期城防建设的基础，对此进行考察将有助于阐明嘉靖时期城防的延伸和扩展情况。
1.从中心到周边城市
如果将江南所涉苏、松、常、嘉、湖诸府作为一个整体，不考虑其分属两省的事实，那么可以发现，这个区域的中心应当是苏州府。无论是从地理方面，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分析，苏州府都具有高于其他府的绝对优势。从城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斯波义信曾对宋代江南城市的面积作过一个比较，他认为杭州的城内面积是苏州城的2.8倍、常州城的6.7倍、镇江城的7.2倍、湖州城的8.5 倍（注：（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但没有比较秀州（嘉兴府）城，可以断定， 其城内面积绝不会超过苏州。
苏州府旧城周围原为42里30步，城门8座，规模庞大。 蒙元平定江南后，凡城池悉命湮毁。苏州府城仅设有5门，实际上“荡无防蔽”。 经过明初的修护，苏州府城防得到了巩固，整座府城从外观上呈“亞”字形。至正德时，城防已经较为完善，各城门均置有官军昼夜守卫，负责启闭，而锁钥则由苏州卫掌管（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正德间刻本。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苏州府附郭有吴县与长洲二县，共治一城。吴县分治自教场北界牌起，从西迤南转东，历阊、胥、盘三门至南城界牌止，长15里。这三座城门内设有盘诘官厅3座、军器库3所，各门上建有鼓楼和角楼。另外，还有窝铺84座，民房63间，敌台24座，女墙4083垛。城门启闭仍归苏州卫官军管制，但城门锁钥由总捕府佐收掌。城墙外濠从阊门水关之下，与长洲分界，往南过夏家湾，度胥江，抵盘门，转东至界牌为止，深广不测（注：崇祯《吴县志》卷1《城池》。）。
相对中心的苏州府而言，松、嘉、湖、常四府城及其附郭县城，可以视作周边城市。松江府城在江南地区可能算是较为狭小的，清人甚至认为“不及吴郡之三”；但其东西南北四境，十分繁华，“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陈列，几乎“无一隙地”（注：（清）曾羽王：《乙酉笔记》，旧抄本，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元末张士诚据有当地时，加葺了月城于城楼之外。明初重加修护，仍有月城、水门等设置。整座府城形势也很重要，“前襟黄浦，大海环其东南，三江绕乎西北”，地方皆为平畴沃壤，四望可以极目，所以明人称其为“东南之重地”。洪武三十年十一月，金山卫中千户所的一部分官军被分出来，专门成立松江守御千户，守护府城（注：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崇祯三年刻本。）。附郭华亭县，所治之乡8（注：嘉靖《南畿志》卷16 《郡县志十三·松江府·城社》。嘉靖间刊本。）。嘉兴地区在倭乱大爆发前，也是“人垂老不识兵革”，承平日久，人情狃于晏安，故常常是“玩细娱而忽远虑”，城郭池濠废而莫讲（注：（明）吴鹏：《修城记略》，载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光绪四年鸳湖书院刻本。）。 府城含有嘉兴与秀水二附郭县城，在元末明初曾经一番整修。明初的修葺工作较为简单，较旧城12里的面积缩短了3里，城高则倍于旧， 增置或扩建了月城、钓桥、城楼、城门（水门）、女墙、敌楼（后来日渐倾圮，至嘉靖间无一存者）（注：嘉靖《嘉兴府图记》卷2《邦制一》。 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崇祯《嘉兴县志》卷2《城池》。崇祯十年刻本。 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湖州府治在子城内。洪武三年，知府侯善负责新修工程。天顺四年，知府岳
重修（注：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公廨》。同治十三年刻本。）。成化九年，知府劳铖再次大规模重修。
由于常州府深居于太湖东北的内陆地区，与沿海苏、松、嘉三府的城市有所不同，即使从经济发展的程度来分析，常州地区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地位也明显不能与苏、松地区相敌。因此，就常州地区的城市规模大致可以透视一般地区的城市规模及防御能力。常州府过去的城防规模本来很大，有四座城：内子城周回2里318步；外子城周回7里30步；罗城周回27里37步（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地理二·城郭》。成化二十年刊本。）。在洪武二年中山侯汤和改筑新城后，比旧狭五分之三，但全部砖筑，有门和水关。内子城因之废去，而外罗城也被毁掉。天顺以后楼堞废毁，到成化十八年（1482），巡抚王恕委派知府孙仁重筑，“易以巨石”，新甓增高3尺。 由此池隍楼橹大大雄伟壮丽于前，久之又圮。正德六年（1511），知府李嵩再次进行修葺，增加了阔1丈多的走马街，设立巡警铺；城外加开濠沟，因门为桥。附郭武进县有大街4条，小巷12条（注：嘉靖《南畿志》卷20 《郡县志十七·常州府·城社》。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康熙三十四年刻本。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这次城防修建工作对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2.五个府城的规模比较
上述五个府城构成了江南地区城市防护群中最主要的据点，根据这些城市在嘉靖前的城防规模比较，可以透视各府城的规模等第。由于古代度量衡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后代的度量衡总比前代的大，而且本文所引资料涉及到明、清两代的编修者，所以城池营建的尺度换算（注：梁方仲先生对这方面曾作过专门研究，参其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第540—547页。），仅按当时数字实录。参看表2。表2中所言“城堞”也就是城上的女墙，“月城”则是城外有以屏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两者都是巩固城垣防卫力量的重要设施。我们看到，各府城墙高度一般都在3丈以内（嘉兴府较为特别，罗城高度远超苏州城），表明其防御限度在2丈左右已经足够。池濠较为宽阔， 是与江南这一地区的水乡环境密切相关的。其他城防设施，如敌台、窝铺、水陆城门等都是常规建制。其中水门设置较多，也完全与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表2 嘉靖以前江南府级城市规模比较
资料来源：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嘉靖《南畿志》卷16《郡县志十三·松江府·城社》、卷20《郡县志十七·常州府·城社》；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城郭》；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嘉靖《嘉兴府图记》卷2《邦制一》；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崇祯《嘉兴县志》卷2《城池》；成化《湖州府志》卷10《舆地略·公廨》。
总体而言，苏州府城的规模远超其他四府，城防设施在江南地区也是最完善的。明人对于苏州府的城防曾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凡设险守国，必有城池。若夫支川曲渠，吐纳交贯，舟楫旁通，井邑罗络，则未有如吴城者。故虽号泽国，而未尝有垫溺之患”（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
3.普通城防的规模与分析
除了府城及其附郭县城外，其他普通城市的防护从明初以来也屡有变更，但变动幅度最大的在嘉靖年间。无论是普通县级城市，还是沿海的卫、所城防，在嘉靖倭乱时期都有很大的调整。先来看看嘉靖以前这些城防的一般情况。
江南地区的普通城市于初建时，从筑城材料看，最简单的是以木、竹为栅。如昆山县，向未有城，“惟树竹木为栅”；常熟、太仓两地，也是如此。稍好的就用土砌，如昆山县城在元末明初重建时，改筑成了土城（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同治《苏州府志》卷4 《城池》。）。德清县城在明初只存土郛，安吉、孝丰两地都是以土为城垣（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江阴晚至正德时还在筑土城；靖江县的土城是在元末筑就，入明后维持旧状（注：嘉靖《南畿志》卷20《郡县志十七·常州府·城社》。）。最好的当然是砖石筑就的城垣，如无锡县城在明以前就已是石筑，明代继续予以缮治（注：嘉靖《南畿志》卷20《郡县志十七·常州府·城社》；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常熟县城在元末筑成砖城，嘉定县城也是如此，但到正德时已渐渐毁圮（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长兴县城在明初筑成了砖城（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少数城市还是砖石与土混合型的，如崇明县城，早期一直是“内砖外土”，晚至宣德初才改以砖筑（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一直没有城郭设置的县城，为数也不少。如宣德五年分县后新立的嘉善、平湖、桐乡三县，一直无城；崇德县在洪武十九年（1386）城上砖石被拆作公用后，尽管在天顺年间仍有四座城门设置，但“无城如故”（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武康县是“累土为缭垣”，也无城郭（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上海县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华亭县析置后，一直未设城郭，仅设有两个门，环县“以水为险”（注：嘉靖《南畿志》卷16《郡县志十三·松江府·城社》。）。
除了上述这些县级城市外，还有一些小城市，地理位置都处沿海地带。它们在海防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江南海防的前缘城市，所以很多在明清两代成了卫、所治地。如吴淞江守御所，在嘉定县东南40里，洪武时期已筑成土城，此后不断得到重修（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此类城市因其海防的专门目的，城防设施较为全面。如松江府的青村城，筑于洪武十九年，周6里，高达2丈5尺，建有4座城门，门上有城楼，外设月城（注：乾隆《江南通志》卷23《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城防较一些县城为好。此外，还有金山卫、南汇城、澉浦城、乍浦城、梁庄寨城、杨舍堡城等。其中澉浦城完全是用砖石包砌的；乍浦城的城防设施比较而言是最完善的，不但具备一般的城防配套设施，还经常性地得到杭、嘉、湖三府的联合葺治（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常州府的杨舍堡城设施最差，尽管其地居滨江扼要，但一直无城垣（注：嘉靖《南畿志》卷20《郡县志十七·常州府·城社》。）。
这些城市面积都在15里之内，城墙高度都在3 丈之内（注：县级城市中，太仓州城的规模较大，周14里50步。就城墙高度而言，一般最高为2丈8尺以下，个别有高达3丈，如长兴县城。参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这一点有类于府城。池濠也很深广，城防设施初具规模，有水门（水关）、城门、濠池（大都利用便利的水网构成，如安吉县城濒临大溪，“引水为壕，凿壕为池”（注：嘉靖《安吉州志》卷1《城池》；同治《湖州府志》卷17 《舆地略·城池》。））、女墙、敌铺，甚至还有瓮城（如长兴县城，6座城门各有瓮城（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但这些城市在嘉靖以前毁坏的已经很多。
除了有海岸线的苏、松、嘉三府外，湖、常应当列入内陆府。但常州府还有长江岸线，江海连通依然较为方便。这里就着重分析一下常州府这个江海过渡地域的城防情况。
常州府的无锡、江阴与附郭武进的规模远比宜兴、靖江二县为大，其防御能力自然也最强。江阴县城规模大的原因，可能与其地处长江沿岸的要冲有关，它是常州府由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也是苏、常诸府的北门，所以明人认为这里“视他邑独重”（注：（明）唐顺之：《江阴县新志序》，载嘉靖《江阴县志》卷首。）。虽然靖江县城处长江江心沙岛，但因与常州府本土有着天堑之隔，对整个常州府而言，其重要性就要逊于江阴。江阴与靖江隔江相望，在军事上可以互为犄角。无锡地近苏州，属于苏、常二府的陆路交通必经之地，由于苏州府地区防御力量较强，无锡地方完全可以此为凭障，防范能力相对弱化。
明人说常州是内陆府郡，从宋室南渡以后，阻江为险，防护重点置于沿长江一线，“增置沿江民兵、游击，忠、卫二屯”。这种武备设置到元代就被废除了。明时又予重新加强防御力量，但仅存“警逻”而已。事实上，许多武备设置，如常州卫指挥使司、宜兴守御千户所、府治东北的教场以及江阴县的教场等，都是在洪武年间废弃的，直到成化年间仍未见复置或增设（注：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地理二·城郭》。）。靖江县城本处江中沙岛，曾经在正德元年因海盗的发生，由巡抚都御史艾璞委派常州府通判刘昂、靖江知县周奇在县城上加筑了土墙，四门换上陶甓。此后，也不断得以重修（注：隆庆《重修靖江县志》卷1《疆域上·城池一之一》。隆庆三年刻本。）。
因此，在较为和平的时期，地方防护的需求是很低的，有的甚至武备寖缓（注：（明）李东阳：《常州府修城碑记》，载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松江府地区甚至在嘉靖三十一年前还因承平日久“武备甚弛”（参（明）撰人不详：《云间杂志》卷上，奇晋斋丛书本）；浙江地区久不设巡抚，自嘉靖至万历倭寇大作，始复设巡抚；而温、台、宁、绍、杭、嘉滨海地区，各设兵备；杭、嘉、湖兵备驻嘉兴府，参将驻海盐，备倭把总驻乍浦。（参（明）王方麓撰：《槜李记》。）），城防建设上往往维持旧态，最多不过对旧城重加修葺而已。然而，遇到水旱等天灾，即便是一些设施较好的城市，因城砖具有交易的价值，许多饥民就盗砖易食，致使城防日渐毁圮。如永乐年间一次大祲，使元末已为砖城的常熟县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注：正德《姑苏志》卷16《城池》；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三 嘉靖年间城市重建与防护群的兴起
只有在战乱突起，对地方政府的威胁加重时，城防建设的重要性才会凸现出来。从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尽管中央政府屡调官兵迎击倭寇，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曾获得过不小的胜果，但江南地区并未因此停止城防建设，城池的营造和修缮出现了一个罕见的高潮（注：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
嘉靖倭乱的发生，使地方行政长官与士绅们都注意到了没有城防的危险，纷纷上奏要求筑城。此时中央正好也要求地方加紧城防工作，于是，嘉靖年间因倭寇的突然大规模入侵，江南地区大兴城防。如松江府的东北门户上海县，当时编户已有600余里，殷实人家大多在市，钱粮40余万，银布之类数船可载，兼之富商大贾四方辐辏，县治所在居积货物尤多，对倭寇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县门之外不到一里就是黄浦江，倭寇可以利用迅急的江潮，顺流而至，地方对此很难防御。地方百姓也因太平日久，一闻乱起，张皇无措。嘉靖年间上海屡被倭寇劫烧，地方乡官商人居民受害的不下百余家。这显然是因无城可守而使倭寇入侵如探囊取物之故。有人就上奏中央，要求资助筑城费用，加快建立城防（注：（明）顾从礼：《奏请筑城疏》，载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上海县城池由此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兴修。
对于城市防护群，可以作出级别划分，以明确不同等级的城市防护规模和能力。按照施坚雅对清代中国城市的界定，分出上位治所（首都、省会、府州治、直隶州治）、中位治所（府州的非附郭县治）、下位治所（直隶州属县、非直隶厅治）三类（注：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斯波义信曾参照这种分类法，研究了宋代江南的城市化形态（注：参（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四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这里，对于嘉靖倭乱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防护群的分析，也可借用这种分类方法，把府治（含附郭县治）、直隶州治列为上位城市，普通县治、非直隶州治列为中位城市，其他重要治所（如巡检司、守御卫所等）列为下位城市。
1.上位城市
苏州府城夙称“雄藩”，“二八通门，水陆交错”，加上“旁邑三城，分圻而治”（注：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 城池较为雄伟。其城防的完善使之在嘉靖倭乱爆发时，没有在城池巩固上作出较大的行动。但有两座敌楼的加固工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是枫桥敌楼，位于枫桥堍下，方广周13丈，高3丈6尺，下面以石为基，四面是砖筑；中分三层，上覆以瓦，四周置有很多孔洞可以发射矢石铳炮。二是木渎敌楼，在木渎镇白塔桥南堍下，规制如枫桥。两者都在喜靖三十六年由巡按御史尚维持、知府温景葵、知县安谦负责修建（注：崇祯《吴县志》卷1《城池》。）。这两座敌楼位于苏州府城处延的两条水路干道上，枫桥在府城的寒山寺西北，木渎在城外西南近太湖地带，地理位置都很重要。晚至崇祯年间，府城才有一次由推官倪长圩负责的较大规模的重修工作（注：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也表明府城长久的雄固性。
嘉靖三十二年，松江府城由知府方廉主持了筑浚工作。三十六年，同知罗拱宸又在城门四处加筑敌楼三楹，并沿城垣增加箭台20座，城濠也设了土墙，另外在三处特别要害的地方专置高台层楼（注：乾隆《上海县志》卷6《城池》。）。 松江府及其附郭华亭县城在嘉靖年间的重修工作，共完成敌台20座，窝铺26个，雉堞3389垛。整个府城广袤共9里173步，高2丈4尺；池濠广10丈，深7尺；城门4座，水门各附其旁。4门之上都有楼，楼外还置有月城，与过去差别不大（注：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在府城的西门外还有一个西仓城，周2里，高1丈8尺；陆门4；濠广6丈，深3尺多。这也是在嘉靖年间修筑的，目的在于保护漕粮。万历、崇祯时期都有增修（注：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嘉兴府城在嘉靖三十三年因倭寇突然入侵，知府刘悫亲自主持缮修城隍，筑了4个水门。由于府城包括了附郭嘉兴、秀水二县县治， 刘悫根据里人窦卿修城防倭的请求，下令嘉、秀二县各筑一半，每县分24段，委派义民分别监督。城防工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当倭寇来临时，刘悫下令：如果倭寇聚集东门，则开西门接纳难民入城；如果倭寇在南门，那么就开北门接受难民。刘氏的灵活应变措施为地方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嘉靖三十八年（1559），侍郎周际严奉命巡按全浙。周际严特别指出“城弗修，犹亡城也”，下令知府侯东莱修筑城防。次年完成了增筑工作，修城周达1900多丈，增高城垣1丈2尺，帮岸3尺；改建了4座城楼，重建敌楼28座。其他城防设施也全部筹备完毕。这次城防工作具体是由嘉兴知县何源与秀水知县张翰翔负责的，公帑投入达银18649两（注：崇祯《嘉兴县志》卷2《城池》；（明）吴鹏：《修城记略》，载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但到万历初年， 倭患程度已大大减轻，城防出现了荒弃，一些城垣渐渐废圮。晚至万历四十七年，知府庄祖诲、同知刘可训、知县蒋允仪、汤齐、范文若才开始议及此事，仍然要求嘉、秀二县根据所辖地段（嘉兴县辖城垣1172丈8寸， 秀水县辖780丈7尺2寸）分筑城垣，增修箭楼、窝铺、马坡等设施。同年，嘉兴兵备道王鍾岱又主持修护城外西北隅，帮筑石岸。天启二年，知县汤齐、范文若再次主持修筑城垣（注：光绪《嘉兴府志》卷4 《城池》。）。嘉兴府城垣周围达9里13步， 嘉兴县具体分管自东门内马王庙前起，由南门至小西门古井庵前止，城身共长1386丈9尺，计垛口1115个，分东门楼一座，南门楼一座；秀水县分管自小西门古井庵起由北门至东门马王庙止，城身共长780丈8尺2寸，城垛735个，分西门楼、北门楼各一座（注：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这是嘉兴府城分县而修的具体情况。江南其他府城，大概只有苏州府和湖州府与此情形类似，都有两个附郭县，府城都是分县修筑。
湖州府城附郭是乌程、归安二县。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侵犯南直隶地方，湖州府城垣不但低矮，而且毁坏地方很多。乌程知县张冕急忙下令增修，修筑了西清源门的瓮门。此举得到了以唐一庵等乡绅义民的赞同，各助银米以济工程，乌程县城防从而得以加固。不久知府徐洛莅任湖州，将湖州府所有城垣及归安县城重加修葺，所有的楼橹、雉堞都得以修护一新。三十三年，倭寇入攻乌程的乌镇、德清的新市，兵逼归安之菱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又入侵至湖州府境，地方居民依靠城防而未罹害（注：万历《湖州府志》卷1《郡建》。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城池》。）。但是三十二年的城防工作仍然是很简单的，经历了三十四年的倭乱后，地方政府认为必须充分加强城防建设。所以在三十五年，新任知府李敏德又增修了湖州府城防，设立大箭台7座，单台41座； 南北水关原来常受余不苕溪之冲蚀，只设有3个门，单薄颓圮，此次增修就加厚城面1丈6尺，基厚1丈8尺，城身加高5尺，两旁还各设箭台。当然，这次城防工作仍由乌程、归安两县知县分界督造，地方士绅与殷户也出了不少力。增修工作到三十七年八月份才完竣（注：（明）徐献忠：《湖守李公增建郡城碑》，载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
常州府城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夷入寇时，由知府金豪领导增修，筑合了德安、广化两座瓮城，增设了敌楼和窝铺，“城制始备”。后来在万历年间，因长期处于安逸状态，城上的砖石维护不周，有所毁坏（注：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乾隆《武进县志》卷2《营建·城池》。）。
镇江府晚至万历十二年，由知府吴
谦于府后附城筑垣，与城齐，以卫府治。二十一年，周回城垣复加高三尺，迤北附垣，增建虚台1座，与北固山相对（注：乾隆《镇江府志》卷4《城池》。）。它与杭州府都在江南的边外之地，本文将不作详细讨论。而且杭州府又有其特殊性，本身就是省城，将其城防规模与防护能力与一般府城作比较，并不合理。但杭州城防也并非十分稳固，明人王士性认为其城防能力尚不及台州府城：“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杭城虽然美观，但严州府运来的薪、湖州府运来的米都聚诸城外，“居人无隔宿之储，故不易守”（注：（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在嘉靖三十三年间，杭州城防在巡抚都御史李天宠的负责下，重加修固。次年倭患大警，都御史胡宗宪等人又加筑敌楼等城防设施（注：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万历七年刊本。），杭城才堪雄固。
2.中位城市
中位城市的数量在江南地区是最多的，在嘉靖时期变化也最大。兴建的所有城防工程，都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经营下完成。
嘉靖期间各县的历届县令很重视这种工作，因为这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双重利益保障问题。倭乱产生后，苏州府地方由巡抚欧阳铎、巡按陈蕙、苏州知府王仪主持尚无城防的沿海州县城池的修建工作。首先考虑的是昆山县城，从嘉靖十七年始，用了一年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修筑砖城的工作；到三十三年，知县祝乾寿重新增固城防（注：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乾隆《江南通志》卷20 《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再以嘉定县为例，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增开北水门后，十九年知县马麟又主持增筑城上土墙，以备海寇；到三十二年，知县万思谦改筑砖堞；后知县杨旦重筑东南隅，增东门月城；4座城门各建城楼，并置敌台、守铺（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4《营建上·城池》。）。江南的许多县城最初也都在嘉靖倭乱时期建成。如嘉善县城，于宣德五年分县后一直没有完善的城防。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内侵，巡抚王忬因知府刘悫的倡议，奏请筑城，由嘉兴府通判邓迁主持，三十三年十月兴工，次年三月竣事，水门、陆门、城壕、月城、箭台、敌台、望楼、窝铺等设施毕具（注：（明）姚弘谟：《筑城成功碑记》，万历《嘉善县志》卷10《艺文志》；万历《嘉兴府志》卷2《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其他如平湖、崇德、桐乡、青浦、上海、崇明等县城，也在此时建成。（详参表3）
当时大部分城防建材，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普遍起用砖石。由于砖筑的费用明显高于土砌，所以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地方政府的解决办法，一般都是向中央申领公帑，以敷修城工程的全部费用。如崇明县城在嘉靖三十二年由知县唐一岑领导筑成的土城已不能应付时需，次年即由巡抚周如丰向中央申领帑金4万两，从而将土城改筑成了砖城。崇明砖城是从这时开始才有的（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3 《建置志·城池》。）。有的地方还采取官、民结合，共同承担修城经费的办法，即修城费用中的五分之三由官方负责，其余五分之二则由民间措办。如上述嘉善县在嘉靖三十三年开始的所有修城工费银35800两， 就是这样分派的（注：（明）姚弘谟：《筑城成功碑记》，万历《嘉善县志》卷10《艺文志》。万历《嘉兴府志》卷2《城池》。 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
表3 嘉靖时期江南地区中位城市城防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4《营建上·城池》；嘉靖《太仓州志》卷2《城池》；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3《建置志·城池》；民国《太仓州志》卷4《营建志·城池》；万历《嘉兴府志》卷2《城池》；（明）姚弘谟：《筑城成功碑记》， 载万历《嘉善县志》卷10《艺文志》；天启《平湖县志》卷1《都会》； 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 同治《湖州府志》卷17《舆地略·城池》；嘉靖《安吉州志》卷1 《城池》；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乾隆《上海县志》卷6《城池》；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2《地理二·城郭》；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清）黄卬辑：《锡金识小录》卷2《备参下·旧城考》。
说明：无锡县城周数，《锡金识小录》卷2 《备参下·旧城考》记为周回达18里，计1783丈6尺，本表取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记载数。嘉靖《安吉州志》（嘉靖间刻本）卷1 “城池”记载为“三尺”，同治《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卷17《舆地略·城池》记载为“二尺”，现以前者为是。嘉善城垣数据，（明）姚弘谟《筑城成功碑记》（载万历《嘉善县志》卷10《艺文志》）、万历《嘉兴府志》卷2《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记载均有出入，本表以万历《嘉善县志》为主。
当然，江南地区一些富庶的绅士义民都很支持政府的修城行为，因为这对他们个人的利益在倭乱时期免受更多的侵扰，不无裨益。如常熟县城，在嘉靖三十二年知县王鈇负责重筑城防时，有位富民谭晓就义输银4万两帮助筑城（注：同治《苏州府志》卷4《城池》。）又如江阴县城，在嘉靖二十二年由巡江御史冯璋领导修固城防，甃砖为面，几成三之一，但仍未能尽撤土而为砖。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经费不足；到三十一年，倭患已经扰及浙中地区，地方政府马上组织力量进一步完善城市的防护，修复了“北隅之缺”。有个义士黄銮，专门输银6 千作为修城之资，造城达300多丈（注：嘉靖《江阴县志》卷1《建置记·城池》。光绪《江阴县志》卷1《建置·城池》。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可见，城防的巩固工作虽然由官方主持，但是社会力量的支持，则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
总之，倭乱促使了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面力量的联合，而由共同利益促进的这一联合，在筑城固防工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同时也完全表明，在江南地区城防工作中民间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3.嘉靖年间中位城市防护规模的比较
一般来说，在倭乱严重期，府县城池没有陷落的，可以肯定其城防工作都比较完善。不过在中位城市中，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对中位城市在嘉靖年间的城防情况作出一个具体的比较。参表3。
上述情况表明，江南地区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嘉靖年间的紧迫情况下，不得不加固城防，使城市之制最终得以完备；除个别县城（武康县）外，江南地区的中位城市都建成了较为坚固的砖石城墙。而且，这一防护工作都是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率领下完成的。同时也可以印证因外来压力的减弱与消弥而逐渐会使城市防护处于荒废状态的事实，隆庆、万历年间出现的城垣废坏就是一个显例（注：即便是府城及附郭县城也不例外。如常州府附郭武进县就是如此，在万历年间“砖石稍稍毁泐”。（参康熙《常州府志》卷5《城池》）再如嘉兴府城， 在万历初就已趋毁圮。（参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4.下位城市
下位城市居于江南沿海的周边地区，大都属于苏、松、嘉三府。这些城市的修建，主要目的在于海防。
常州府只有滨江岸线，当时只在沿江的一个地方，即杨舍堡（注：杨舍堡西去江阴县治60里，东抵常熟县境，介江海之滨，形势较为重要。参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卷1《建置·城池》， 光绪九年江阴叶氏活字本。），加强了城防。因嘉靖间倭警不断，至三十七年由巡按尚维持负责筹建，城周600多丈，高2丈3尺，门4，水关1。崇祯时， 还增修了敌台和窝铺96座（注：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苏州府西北角濒长江南岸的常熟县福山城，地接常州府江阴县。嘉靖三十四年，知县冯舜渔与江阴县主簿曹廷慧共同负责修筑，城市规模为周围4里。在万历间还得到重修， 工程由知县杨涟负责（注：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加强福山的城防，目的明显是为了“设兵防江”，福山自然也就成了常熟境内的一个重镇（注：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吴淞江所（清代所设宝山县城之前身），嘉靖十六年兵备副使王仪更筑土城于旧城西南一里。十九年，倭入寇，军民移栖新城，以旧城为教场。三十二年夏四月倭寇围逼旧城，城遭毁坏。次年巡按尚维持以土城难守，檄嘉定知县杨旦筑新城：周730丈，高2丈4尺；濠广2丈4尺，深1丈，堑广2丈，深8尺；增辟西北水门1座；陆门有4座；雉堞1190，敌台9，窝铺40（注：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4《营建上·城池》。）。
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城，在县城西南36里。洪武十九年命安庆侯、荥阳侯委海宁千户费进度地筑土为城，周围8里17步，高2丈4尺5寸。永乐十六年都指挥谷祥以砖石包砌；正统八年命侍郎焦宏、参政俞士悦勘议，令杭、嘉、湖三府备料重加包葺。嘉靖三十三年，知县郑茂增筑，并建敌台16座，陆门4，西水门1；池周9里3步，阔5丈，深1丈1尺（注：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乍浦城，在平湖县东南27里。洪武十九年信国公汤和置乍浦守御千户所，累土筑城，城形正方。永乐十二年都指挥谷祥始用石甃。正统八年久雨倾颓，侍郎焦宏、参政俞士悦奏令杭嘉湖三府葺治。景泰二年，都指挥使王廉添设城楼四，后废。嘉靖三十三年，知县刘存义增筑并建敌楼10座，城周9里13步，高2丈，广1丈5尺，窝铺27座，陆门4 座，北水门1座；壕周1630丈，深8尺，阔10丈；吊桥四座。崇祯十一年，知县李怀玉又开设了东南水门1座。
梁庄城，在平湖县东南40里。正统五年四月，巡按李奎以其地为最冲，倭船易泊，奏建大寨城，筑城周800丈，高1丈5尺；城楼2座，角楼4座。乍浦诸寨都设有小堡，而梁庄俨然百雉， 又有官兵守御（专门从海宁卫调指挥一员驻守）。嘉靖三十三年，因倭寇失事，遂置不守，只设军兵数名以备探哨。四十年，知县顾廷对认为本寨是金山、乍浦接援之地，奏请获准移乍浦巡检司居之，仍设官兵，以时防御，后废。
独山巡检司城，在平湖县东南40里，在独山南。洪武十四年，改名乍浦镇巡检司，移驻乍浦。十九年，乍浦设千户，巡检张观音奴建城于独山，城周120丈，高1丈5尺，濠深2丈，阔1丈5尺。
白沙湾，在平湖县治东南53里，距乍浦20里许。城周围1里20丈， 濠池深5尺，阔2丈。洪武十九年巡检辛得名建筑，其地扼贩卖盗窃要冲必经之地。其他还有徐家带、钱家带、广陈、新仓、新带、旧带（即陆家带）等小城堡，规模极小，类同村墟小市，但在形势上与上述城市相为呼应，构成一个城乡结合的防护体系（注：以上详参天启《平湖县志》卷1《都会》；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
松江府的金山卫、青村、南汇嘴三城都是在洪武十九年由安远侯主持修筑的。永乐十五年，都指挥使谷祥增筑。后由指挥侯端等重修浚治金山城池；弘治初指挥使翁熊重修。金山卫之有城，是为了防海寇。它是后来金山县城的前身，其地在松江府城南72里，西连乍浦，东接青村，周12里300步，高2丈8尺；濠周于城，深1丈8尺，面广12丈；陆门8，水门1，门楼4，角楼4，腰楼8，敌台8，间以箭楼48，雉堞3678垛；其外营堡烽堠，气势联络，隐若金汤。洪武十九年始筑城，周12里零300步5尺6寸5分，高2丈8寸，永乐十五年增高5尺，今高2丈8尺；池周13里300步；旱门4，水门1，城楼5，角楼4，窝铺72，吊桥4，烽堠墩台44，营堡7。弘治时重修。万历二十六年，因城池日渐颓淤，重修。
柘林城，原来是一个古镇，因其临海，在嘉靖倭乱时期，倭寇常以此为老巢。后来巡按尚维持建议在此筑城，周围4里，高1丈8尺，城门3；城池深1丈5尺，阔10丈；陆门3，水关2，雉堞1870垛。后来重浚城濠，面阔10丈，底阔6丈，深1丈5尺。
青村城，后来奉贤县城的前身，在金山城东一百里。周围6里， 高2丈5尺，濠广24丈，深7尺多，城门4，上各有楼，外各有月城， 角楼4，敌台11，箭楼28。
南汇嘴城，在青村北50里，周围9里130步，高2丈2尺，濠周于城，深7尺多，广24丈；陆门4，水门4，门楼、角楼各4，敌台4，箭楼40。
川沙城，在八团镇。嘉靖三十六年，巡抚赵忻、巡抚尚维持、兵备熊桴根据从里人乔镗、王潭的建议，兴筑城池，以备倭寇，内设守堡千户公署、百户所、军器库、把总司、抚按行台、钟鼓楼、城隍庙、下沙三场二场盐课司、南跄巡简司、三林庄巡简司、演武场，又置附堡营田若干亩，除输粮外，其余都充作守堡公用。川沙城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沿海巨镇。
宝山城，在上海县东北，与嘉定县接壤。永乐初沿海设防，曾筑高丘20丈，延亘10里。晚至万历七年，抚按才议题改筑城池，周3里，高1丈8尺（注：以上详参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嘉靖《南畿志》卷16《郡县志十三·松江府·城社》；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
西仓城，在宝山城附近，周围2里，高1丈8尺，陆门4，濠广6丈， 深3丈多。城池都是在嘉靖年间兴筑，主要目的在于护卫漕粮， 城内设有公署，也有土地祠和其他仓廒100间。晚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 ）再次重修（注：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崇祯三年刻本。）。它是府城的“右辅”（注：（明）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2《松江府修筑西仓城碑》，载《陈子龙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下位城市基本上环状分布于江南的沿海地带，属于海陆交接的重要据点，从整个海防形势上看，更体现了跨政区的联合，构成了一个滨海城防网络，城市防护群的特征较为明显。它们与距海稍远一些的普通城市，呼应较为便利，从而可以进一步拱卫江南地区的上位城市（即府级城市）。
四 江南城防与社会
明人归有光认为，御倭不应在外海而在内海，不应御之于海而应御之于海口，尤其要重视内陆的防护（注：（明）归有光：《震川集》卷3《御倭议》。）。所以城防建设在当时人的心目中， 在保障地方安定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嘉靖年间江南的城防建设，体现了以苏州府为中心、下位城市为边缘（沿海）防护群、其他府城为亚中心、普通县城（中位城市）为中心与边缘的联结点的城市防护群网，尽管这个“上位（中心）－中位（联结点）－下位（边缘）”城市防护的体系，在军事上的防卫功能尚不能说十分完备，但它完全体现了另外一种事实，即城市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边缘（下位城市）基本上都是出于军事控制的需要；普通城市则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兴建，城防设施都很差，一方面说明了江南的长久安定，另一方面则表明城乡的融合较为密切，因为高大坚固的城垣（城池）会在无形中加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膜程度。由于这些原因，江南地区城防长期的脆弱性，在嘉靖倭乱突起时，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城市防护群中的上位治所，如果不计太湖水系边缘的杭州和镇江，只有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个。其城市规模与防护能力无疑在江南所有的城市中是最大的。中位治所的数量最多，但防卫能力相对要差了很多。而下位城市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不多，其防护情形与前者相去不远。然而由于嘉靖年间较为重视下位城市的建设，所以这些因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从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如青村所、金山卫等）发展为清代及其以后江南地区的县城，嘉靖时期的城防建设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阶段。
在一般城市中，城郭的有无、大小以及城池的广狭、城市等级高低等的综合作用，是影响城市防护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斯波义信还认为，资源与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是对外敌最富吸引力的攻击目标（注：（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1页。）。在嘉靖年间， 倭寇对北方并无大的兴趣，明人王士贞也说北方沿海地区“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而且“进无支港，退无宽洋，深入则不能，散略则不达，非倭所便地也”（注：（明）王士贞：《议防倭上传中丞》，载《明经世文编》卷332《王弇州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云间平露堂版本。）。从这方面看，江南地区对倭寇而言无疑是最佳的劫掠对象（注：以松江而言，松江府属东南大郡，城小而民稠，仓储所积甚丰，鱼盐舰舶密集，丝绸金锡竹木蔬果聚积于此，而贩齿革羽毛冶凫鲍韦之居肆以办，民器皆鳞次栉比。如此一个富庶的城市自然是最好的攻取之所。参（明）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9《松江西郛閈门台记》，载《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仅就城防本身而言，北方极重军事，城郭都很坚牢而广阔，城门较少；而江南属水乡泽国，城郭建设不但要考虑防范水害、变乱和难民，还要重视水上交通，所以水陆城门设置都很多。斯波义信通过对宋代江南的研究，已说明了这一点（注：（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312页。）。 江南本身就是由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构成的地域，是全国的财赋重地。许多城市根据适当的位置，基本上都依傍便捷的水运系统建立起来，对于洪涝灾害的防制能力相对较弱。因此，不同等级的城市在建设时，都会置有水门，这一方面利于水运交通和贸易，另一方面还十分利于防洪。今天苏州市区保存下来的古城门“盘门”，正是一个典型的水门设施，当然它还兼有军事防御的功能。实际上水门的存在，又给寇盗的侵入造成了机会。这与水栅的缺陷是一样的。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因盗匪频兴，地方政府在各要冲地带设置水栅，在城周也有同样的设置。这些水栅的防御能力显然不能跟城垣相比，所以还需添置巡检兵船加以声援（注：详参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载《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49—60页。）。例如嘉兴府的嘉兴县，在嘉靖以前，除危堞深隍而外无壮险可恃，只在东、北郊设有东栅、北栅这样的简易设施，起初只能“绝盗径”、“拒暴客”，而不能说有何城防效用。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蹂躏城外数万家。次年，巡抚胡宗宪、佥事王询、侍郎赵文华才开始议建敌楼等城防设施（注：（明）李日华：《建郡城各处水口总栅议》，载康熙《嘉兴府志》卷14《官师下·兵政》；崇祯《嘉兴县志》卷2《城池》；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倭寇的来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江南地区的和平与生产活动，受害最深的仍是乡村百姓，他们往往因此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注：（明）归有光：《震川集》卷3《备倭事略》。）， “大都无城者屠，城敝而不为备者陷”（注：（明）吴鹏：《修城记略》，载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以故从嘉靖年间爆发的大规模倭乱，直至隆庆、万历时期的零星倭患发生，江南地区的城市建设十分普遍，城市防护群由之全面兴起。江南所有的城市都重新修缮或营建更为坚固的城防，或由土城完全改由石筑，或部分由砖石杂合土筑营造，增建了月城、敌台等防御设施（注：崇祯末年长洲县学一位廪生向史可法建议加强东南防护的十条策议中，第七款就提到了嘉靖年间始建的大量敌台，因临江海扼要，可以发挥其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作用。参（明）卢泾才：《上史大司马南都切计十策》，载（明）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从而为城市的将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因为修建石城的费用要大大高于泥筑，所以地方政府在申请中央拨帑援助的同时，更要借助地方社会的力量。江南地区民众的负担再次被增大了。在嘉靖三十年，中央决定在南畿、浙江等地增赋120万， “加派”由此开始。晚至三十七年，东南地区虽然饱受倭患，但仍需额外“提编”，江南“提编”达40万。所谓“提编”，不过是加派的一种名目，其具体办法是“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注：《明史》卷78《食货志二》。）。除了地方政府援例向中央申请外，江南地区城防建设的经费也得到了部分乡绅、义民的赞助；有时还出现经费向民众分摊的情况。如常州府在正德年间修建时，“于众第产赋金，量力授役”（注：（明）李东阳：《常州府修城碑记》，载乾隆《江南通志》卷20《舆地志·城池一·下江府州县》。）。又如湖州府的长兴县，在嘉靖寇乱时期急修城防，而经费未定，经过多方筹划，在新任县令黄扆主持下，以县中原来所设的大粮役43名，各以所辖民户丁粮分曹并作，如有不齐，就“通融裒益，务得其平”，由此共筹得修城经费银两26847， 但修建月城的经费依然无从着落（注：（明）顾应祥：《重修长兴县城记》，载乾隆《浙江通志》卷23《城池上》。）。嘉兴府是在修城后，将城下空隙地方任由百姓随置房屋，条件是纳一定的课税，以作为政府缮城的部分经费来源（注：嘉靖《嘉兴府图记》卷2《邦制一》；崇祯《嘉兴县志》卷 2《城池》；光绪《嘉兴府志》卷4《城池》。）。
明代地方政府领导修城，劳役分配是“军三民七”（注：民国《太仓州志》卷4《城池》。）， 将工程的部分责任摊派到了地方驻军身上；而平时的城池修葺，基本也是遵守“量功命日，役不违时”的原则（注：乾隆《镇江府志》卷4《城池》。）。因此， 嘉靖倭乱前后江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尽管都是在行政长官的领导下重新巩固，但社会力量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江南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江南地区的政府权威一直很依靠地方社会的支持，倭乱的产生，必然会损害地方与政府的共同利益，或许地方社会在其中所受到的损失将更多，所以积极参与政府的城防活动，对其本身利益的维护也很重要（注：许多士绅都积极参与了抗倭活动，他们在乡村组织的抵抗十分用力。如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昆山等地时，当地士绅即组织民兵展开了防御斗争。参（明）徐复祚编次《花当阁丛谈》卷8《倭寇记略》。借月山房汇钞本。）。
不过，增固城防，以孤城相守，从全局看，并不是保全地方的良策。所以当时人认为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主动歼击倭寇；守城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互相联系的城防系统。如守护苏州府，应当着重加强昆山、太仓这两处城防，因为这才是苏州的门户要隘；而太仓的防守，不能独守城池，要将重点置于城外的要害地方，这就是刘家港（注：（明）归有光：《震川集》卷3《备倭事略》。）。否则，徒守城内， 只会身陷围城，只能保安一时。因此，建立一个有力的城市防护群，是战乱时期十分迫切的任务。嘉靖年间中央到地方都紧急加固江南所有的城市防护设施，实际上无意之间已将一个城市防护群建了起来。它为祸乱最为严重期的地方防护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对减少倭乱的祸害也起了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