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人类历史活动的新视角——心理史学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人类论文,新视角论文,心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是可能的，又是可行的，从而，为我们研究历史开辟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在西方七八十年的实践，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应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需要不断地完善，以期正确地运用。
[关键词]心理学 历史学 理解 行为 个体 群体
心理史学一词，是从英文Psychohistory转译来的[1]。即是心理学与历史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成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或新的史学流派。心理史学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近年来，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始介绍到我国，并逐渐付诸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西方心理史学发展的回顾，在理论的角度探究其可行性依据的基础之上，作出冷静的评判和客观的估价，以便正确地运用之。这是本文着力要说明的问题。
一、心理史学发展概述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2]。“精神分析学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年）根据诊治神经症的经验创立的。”[3]随后，弗氏再不把自己的学说只局限于神经症和一般心理学的范围之内，开始运用于史学以及其它人类文明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之中，尤其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的分析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弗氏1910年发表的专著《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是他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尝试和成名作。弗氏的举措和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史坛的极大反响。其中，来自北美的反响较之欧陆的反响更为强烈。很快，弗氏的学说，在以喜欢新奇而著称的美国人之中与免遭欧战厮杀而安宁的美国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欧洲大陆消逝的时候，心理史学在美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心理史学的研究中心。
心理史学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派别。例如：精神分析学派、功能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等等。不过大致说来，主要分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派。“我们称精神分析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称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等一切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为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4]前者，是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模式和方法论基础，故称之。这一学派认为，人的活动，乃至人类的历史行为，是非理性的人的欲望和生物性本能冲动的结果。人类行为最原始的动力是人的潜意识，而其形成，一是来自先天本能；二是来自后天经历，特别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因此，这一派“尤其重视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和行为；不仅探讨个人现实的行为，还追溯个人的生活史，追溯其童年的经历”[5]。后者，不再囿于精神分析学说的模式，广泛地运用现代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如用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等去分析和研究历史时期人们的心理现象和人类的历史行为。所以，统称为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派。因之，不同学派间的相互诘难和争论时有发生，都宣称自己是正宗的。所幸的是，及至本世纪30年代以后，各学派间的尖锐对立开始缓和，出现了相互吸收和渗透的趋势。到了现代意义的心理史学，其理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分析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6]。因此，现代心理史学已经成为运用相关的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历史上人们的心理现象、精神状态，进而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行为的跨学科研究，并由此上升为一种具有方法论含意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方式，从而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的历史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二、心理史学可行性的探究
心理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并不在于它时髦的词句和别出心裁，而取决于它可行的依据。
（一）必要性
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因而，黑格尔把历史称之为是人的作品。创造历史的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他们在历史上从事任何一件事情，或从事一系列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好恶以及他们各具特征的行为习惯与性格倾向，都会或大或小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或全部或部分地存在于他们所创造的历史进程之中，凝固为一种历史的事实。更为人们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都是有动机的活动。现代的人们如此，历史上的人们亦如此。动机作为人们从事某一历史活动，或一系列历史活动的驱使力，是由人们的各种需要导致的。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和极为广泛的，它是较为复杂和更为深层的心理范畴，隐藏于人们历史行为的背后，成为不容人们忽视的客观存在。如果说上面所及的普通意义上的个人的心理因素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处在社会重要位置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千百万人共有的心理状态，这一既是“历史问题，同样也是心理问题”[7]的客观事实，显然不能视而不见，而成为我们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既然如是，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时期人们的心理现象和精神状态，进行心理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事情了。否则，我们将难以发现历史的底蕴和贴近历史的真实。
（二）可能性
西方的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跨学科研究。这一趋势主要针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朗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狭隘性，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单一性而出现，并冠之以新史学的。新史学主张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应以往昔人类的全部活动与整个社会为内容；在理论与方法上，应广泛吸收史学以外，如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和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形成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以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对人类历史活动理解的范围。可以说，这一趋势的出现，是历史学发展的一大进步。心理史学就是在这种趋势下产生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和渗透的结果。这种交叉和渗透我们认为是可能的。这主要是基于它们在研究目的上的趋同性和研究方式上的相近性。
貌似不同的心理学与历史学，从本质上讲都是把人及人类社会的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课题。人的本质、人的自身发展、人的能力、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人的共处与冲突以及人与各种环境条件的相互制约与影响等等，都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十分关注的问题。尽管它们在时空上不是同步的，把“作为一个人活着是什么意思”[8]，与人曾经活着是如何的境况各自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终究是在着力考察与理解人及人类，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和固有的关系中是怎样行为的，其行为的原委与动机又是如何的等等。而且，这种考察与理解的本身，不仅要顾及现实的影响，还要追溯其历史的承袭。这就使心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在研究的目的上，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切入点。此外，心理学与历史学在科研过程中，重视资料的分析和证据的实证性，与表述研究结果时的具体描述性的学科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又缩短了心理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式上的距离。总之，“历史学与心理学相似的学科特性和所共同重视的研究课题，为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前提”[9]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心理分析学者对历史的日益感兴趣和历史学者对心理分析的兴趣倍增乃是出于一种相互的需要”[10]而形成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当然，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和渗透，特别是历史学容纳心理学中对自身有益的内容并非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双方相关知识的合理移植所形成的有机的结合。
（三）理论依据
在理论上，需要我们消除一种误会：好象在历史研究中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心理分析是格格不入的，其实不然。
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阐述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从来不否认人的精神因素和心理现象，包括人的动机、愿望、热情、甚至是怪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的正义和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11]这些都将会在应有的范围内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又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2]当然，恩格斯同时也要求人们在考察人的精神因素与心理现象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时，要把其纳入到应有的历史条件之下；置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之上，既不否认其作用，又不使其无限制地广延。
其次，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这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在理论上重点加以阐述。
唯物史观，把社会意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理论体系。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等各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观念形态。另一个层次是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中的社会心理，即在社会各群体生活中起着指导作用的感情、情绪、心境、习惯、气质、性格、嗜好等日常意识的总和。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心理在社会总结构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它对社会的群体生活的指导和导向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恩格斯分析拿破仑在德国统治的失败原因时指出：拿破仑虽然作为“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并把平等的原则带给德国，但其统治还是失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统治触犯了德国人及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古老习俗、他们的生活方式。总之，是德国人的守旧心理打败了拿破仑[13]。
唯物史观对社会心理的理论阐述的精到和深邃之处还在于：认为社会心理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集团性与阶级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等特征，它存在于历史时期的群体生活之中，影响着历史进程，都需要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加以具体考察和正确把握。
还有，唯物史观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先辈血亲的遗传、社会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个体的人的性格的多重性，有时甚至表现出矛盾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物性格多重性的具体细致的分析。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威廉·科贝特的性格特征时讲道：“如果说，威廉·科贝特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14]再如，恩格斯对德国宗教革命的领袖路德表现出的双重性格的精辟分析：最初，路德以其健壮的农民本性大声疾呼，要农民用百般的武器来讨伐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和贵族们，“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15]后来，路德在一团趋炎附势的贵族和诸侯们的簇拥下，抛弃了下层人民和曾同他一起起义的起义者而倒向贵族、诸侯一边，“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16]。又如，列宁对俄国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的矛盾性格分析道：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17]等等。这都为我们进行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的分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总之，唯物史观，不仅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进行心理分析，而且为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极富智慧的启迪。
三、对心理史学的评估
心理史学自产生以来，伴随着赞誉与责难已走过了七八十年的历史，逐渐成熟，走向纵深，并在我国史坛也争得一席之地，开始由单纯的介绍，转向具体的实践。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冷静和科学的态度，一味地排斥和兼收并蓄都是不可取的。需要的与必要的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西方心理史学实践的得失，从理论的角度，对之作出一个客观的评判和估价，以利于心理史学的健康发展、心理分析的正确运用。
值得肯定的方面：
第一，扩大了对历史的理解范围
心理史学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无疑，为我们认识人类的历史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所以，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讲：“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地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18]事实亦是，人们对任何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只有在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去理解和认识，才能对问题有全面的理解和深化的认识。比如，我们观看一朵花，可能有的人说它是红的、有的人说它是圆的、有的人会说是美的。显然，这是人们从花的色、形、状不同角度观花的结论。肯定地讲，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结论都不是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只能说，是扩大了对花的理解和认识的范围。综合对某一问题在较大范围的理解和认识，正是达到理解全面、认识深化的有效途径。对历史问题，进行必要的心理分析恰是如此，理解范围的扩大，必将使认识深化。比如，我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在流通领域的消费心理，可以揭示其对社会经济生产的影响。再比如，在政治史的研究中，可以从社会政治改革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的关系，加深对历史上的改革成败得失的认识等等。这使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多了个视角，多了条思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历史问题往往只从经济的、阶级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的习惯性倾向。
第二，增强历史研究的生动性
历史是由成千上万件事组成，而每件具体的事，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具体的人，怀着各自的愿望，带着应有的情感完成的。这千姿百态的事，各式各样的人，绘制成的历史画卷是极为绚丽多彩，又生动具体的。然而，多年来，一部丰富生动的历史，被我们变成了概念的堆砌，即使最为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如同悼词一般，生平的简介加上定性的评判变得索然无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缺少对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性格特征、心理活动和状态的探寻、分析和描述，应该说这是关键的所在。而心理史学对此十分重视和关注，正好弥补这一缺陷。比如，心理分析，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对各类历史人物在不同面貌下的行为倾向的分析，深入其内心深处，栩栩如生地展现其应有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在文化史的研究中，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包括择居心理、丧葬心理、饮食心理、服饰心理等等的比较和剖析，可以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和展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在军事史的研究中，通过对士兵的斗志、指挥员的性格的分析和描述，会生动地再现战争的场面，具体地揭示胜负的原因……果若如是，我们笔下的历史就会变得生动形象了，也丰富多彩了。此外，也因研究的需要，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史料的潜力，扩大史料的范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过去一些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史料，亦可得以利用。比如，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派，很重视通过对梦的解析，来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我们的史料，仅二十四史就有许多历史人物梦境的记载。梦境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讲“是人在睡眠中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活动”[19]，也是人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一种感受、映象和回忆，并非神秘莫测不可理解。因而，对史料中的梦境的记载，如果我们加以合理地利用，可以成为我们反映和剖析历史人物在一定时刻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的资料，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以为是唯心的东西一概抛弃。
最后，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想象力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
需要指出的问题：
心理史学作为新学科需要不断完善，作为研究历史的新手段，并非十全十美。在心理史学的实践中，特别是西方心理史学者们的实践，存在着诸多问题，都可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问题是：
其一，过去在心理学的实践中，往往对复杂的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的行为作单纯的心理分析，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综合分析。特别是把历史人物看作是“生物的人”的程度，超过了是“社会的人”的程度，而走向心理决定论，或者得出的结论也特别牵强。例如，弗洛伊德把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全归纳在性的范围之内。
其二，过去在心理史学的实践中，更多地关注伟大人物的个性心理，很少涉及下层群众的群体心理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因此，研究的成果，个体的个案分析居多，群体的综合分析见少。我们认为：伟大人物的个性行为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固然不能低估，但伟人也是群体中的一员，他应有的行为倾向和心理活动，很难独立于一定时期群体共有的社会心态之外。一定时期群体共有的社会心态，对伟大人物的心理，乃至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最明显的是它可以左右伟大人物的政治决策和政治实践。
本文于1994年6月22日收到。
注释：
[1]目前国内有几种译法，如“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其指称是相同的。
[2]罗凤礼：《西方心理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136页。
[3][5]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第132页。
[4]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第110页。
[6][18][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汉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7][原苏]普列汉诺夫语，转引自[原苏]安德列耶娃著、蒋春雨等译：《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8][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9]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0]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2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6～40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
[19]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