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青年群体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青年论文,群体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两大转变之中：一是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单一同质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通过这些转化，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将传统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社会。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完成新经济体制的建构。
以深刻的程度和影响的广泛而言，这两大转变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两大转变同时进行，对社会各阶层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作为时代“弄潮儿”的青年，在社会的大分化、大组合中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演变，表现出了当代青年迈向21世纪的趋势性走向。
一、乡村青年与城镇青年同化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导，城市化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城市的规模不断地由小变大。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孤立的工厂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只有将工厂在空间上加以集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劳动产品。工厂因此集中了起来，工厂的集中导致了人口的集结城市规模的扩大。近代以来，西方各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目前实际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政府对严格限制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户口管理制度作了调整。与此同时则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无序流动现象，目前流入各类城市的民工数量达数千万人。此外，大量小城镇的崛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将为数众多的青年农民转化为青年工人。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传媒、传讯的发达，则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播到了相对落后的农村。城镇青年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对乡村青年发挥了先导影响，在心理认同的基础上产生了行为上的同化。
然而，无论是心理认同还是行为同化都是不充分、不彻底的。究其原因固然与传统文化、农业文明的影响有关，但也与城市文明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城市文明在表现出其对农村文明巨大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其“现代”的颓丧。这种情况，在城市青年文化中得到了集中而典型的显现。城市青年文化的两重性，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青年既爱又怕、欲迎还拒、进退两难的尴尬。此外，城镇人的优越感又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乡村青年的情感，这就使得乡村青年被城镇青年同化的心理障碍愈加难以克服。
二、单位青年为社区青年融化
“单位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对职工及其家属发挥着保障就业、分配住房、子女入学、劳保福利等多方面的功能。单位代表党和政府给予职工以生存权和发展权，职工与单位之间有着很深的依附关系，单位在事实上成为了职工的衣食父母。“靠爹靠娘不如靠工厂”，在国家、集体（单位）、个人三者关系中，国家与个人都软，唯有集体（单位）硬。
随着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过渡，“单位体制”开始了它的瓦解。单位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根基已经动摇，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由于失去了集中管理、占有、分配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只得停止对下级的输血、补氧。被推向市场的单位与上级主管部门渐渐脱钩，成为市场中独立的主体。当单位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局面一旦结束，职工躺在单位的身上吃“大锅饭”的日子也就会终止。这样一来，断了奶的“单位人”就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
“单位青年”是“单位人”中一个特殊的年龄阶层。他们的命运与“单位人”的命运是一致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经济转型，在使单位开始弱化职工对单位的过份依赖的同时，又使单位承担的社会整合作用向着城市社区组织转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量的“单位人”转变成了“社区人”，“单位青年”被融化成了“社区青年”。
建国后由于“单位体制”的强大，社区建设一直是落后的。“大单位，小社区”的局面维持了数十年。直到今天，社区的基础仍然薄弱。社区各类组织，尤其是青年组织的欠缺，使“单位青年”转化为“社区青年”面临重重困难。目前，“单位青年”中的下岗者、失业者所占的比例已经愈来愈大，他们在失去了对单位的依托后并未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成为事实上的无业无产者。如何为这部分青年提供就业服务，把他们成功地转化为社区青年，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紧迫任务。
三、伦理型青年被功利型青年蜕化
自儒家学说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中国社会作为“伦理社会”的形态就得以确立，“群体本位”成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古代中国因此成为了名扬四海的“礼仪之邦”。“伦理社会”的形成，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封建宗法社会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经济基础则是“小生产”、“小农经济”。“伦理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过是一非商品经济社会。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人们总是在褒“义”的同时贬“利”。
世俗化的程度与商品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社会世俗化虽然始于明末，发展的速度却一直是缓慢的，其原因就在于市场发育的程度不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中国社会商品化的程度也随之愈来愈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开始由“伦理人”转变为“功利人”，青年则由“伦理型青年”蜕化为“功利型青年”。
功利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有利于调动青年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瘟疫般地泛溢。相当多的青年缺乏自觉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目标，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甚至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青少年犯罪”、“道德滑坡”已经成为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核心青年向边缘青年转化
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必然要担任一定的角色，按照群体或社会中对某类特定地位的人所期待的行为来规范自己。一定的角色总是以一定的社会身份或职位为基础的，它既是社会身份或职位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身份或职位的客观反映。只有拥有了这些身份或职位，人们才能够作为“社会成员”与他人进行交往。
近些年来，中国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资源的流动性，职业的分化随之成为必然趋势，原有的“身份制”开始崩溃，阶层结构发生剧变，大量的“边缘阶层”，介于城市工人阶级与纯粹的农民阶级之间。此外，还有大量的失业者、下岗者靠打“短工”过日，由于“工无定工，活无定活”，其身份也处于边缘和模糊状态。这类人都是从原单位中分离出来的，是“单位青年”中的一部分。
“边缘化”使大批青年的身份模糊，身份模糊则足以导致行为规范的混乱。在职业稳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青年对社会主流文化不仅心理上认可，行为上也是能够遵循的。这时的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所谓“核心青年”。如今进入高风险、高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有了身不由己的悲哀，意识到了自己的边缘化处境。这样一来，曾经为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也就处于动摇之中，“共同理想”、“共同目标”从此在他们眼里失去了迷人的光彩。
五、白领青年与蓝领青年两极分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分层体系的形状为“金字塔型”，现代工业社会则为“橄榄型”。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正处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过程之中。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加快，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也在加速。其原因在于：前工业社会是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原料；工业社会是围绕制造业而建立起来的；后工业社会则以服务业、信息业为其特征。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使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也随之改变，处于底层社会的多数人向上流动，进入“白领阶层”。
尽管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高，但这一演进的正在进行却是事实。目前，在各种性质不同的企业中，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的价值正在得到重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有所提高，与生产一线工人收入差距已经拉开，各种福利待遇的距离也随之加大。
伴随着这一变化，蓝领青年与白领青年的分化也就属于必然。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青年的分化有其特殊性。由于“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当代青年大多成为了这一发展的受益者，他们在文化素质上普遍高于“红卫兵”、“知识青年”那一代。他们不仅以文化上的优势令长者们兴叹，也以由年龄上的优势所带来的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可塑性强而使长者们敬畏。文化上与年龄上的优势使当代青年中的多数都能够顺利地进入白领阶层，而这一点，却是中、老年们不易做到的。他们将成为中国白领阶层的主流。
中间位置的社会成员，被称作“中产阶级”。“白领青年”，也可以称作“中产青年”。由于他们有着较为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因而对主流文化也持较为积极的认同，是青年中最为稳定的一个部分，因而理应成为各级党政组织、共青团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虽然以人数而论他们目前只是青年中的“少数派”，但我们可以预言，这“少数派”是总有一天要发展为“多数派”的。抓住了他们，也就抓住了青年的中坚、核心。
就目前的情况看，青年群体上述五个方面的演变都是初步的，但所昭示的发展趋势则是具有“方向性”的。认识与把握青年发展的“方向性”，且加以正确的引导，对于下一个世纪完成复兴民族的伟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