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调查与思考_流动人口论文

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族论文,流动人口论文,在京论文,生存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6)04-0005-13

      一、调查概况

      新时期以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内地的大、中、小城市，他们在内地的生活状况，以及与内地汉族的关系都直接反映了各地政府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也对新疆社会的稳定具有间接的影响。“七·五”事件之后，内地各省市与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有关矛盾甚至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内地大城市中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权益给予关注和改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族工作。2010年4月，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监督检查司的委托，笔者对在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目的是为政府的民族工作提供参考和改善服务的依据。本文的数据还参照了笔者2009年带领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

      根据委托方的意见，笔者将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餐饮业从业人员、流动商贩和无业人员作为个案访谈的范围。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北京的职业、经济收入、生活条件、宗教生活、与北京人的交往、对政府的态度、子女教育、医疗及交通等方面。问卷采取双语的形式，每个选项有汉语也有维吾尔语。调查的区域主要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密集的海淀区和朝阳区。共发放问卷190份，收回有效问卷172份。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1.8%，女性占38.2%。被调查对象的总体特征如下表(表1-表4)。

      

      二、调查结果

      根据2009年7月北京市民委统计的数据，在京有户口的常住维吾尔族人口为3129人，另外在京维吾尔族大学生有1737人，中学生有2363人，来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2066人，这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主要流出地是新疆，他们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和通州等地区。综上情况，在京维吾尔族共有9295人。

      2.经济状况

      由于来京时间、文化水平、技能、语言能力、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差异，这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有一定的差异。根据我们的调查，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44.5%，1000-2000元的占30.4%，2000元以上的占25.1%(见表5)。

      

      来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当中，从事餐饮业的小业主和雇工，以及小商贩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可以比较有效地说明在京维吾尔族人口的普遍状况。以下是关于这些人群经济收入情况的个案调查。

      (1)餐饮业主

      多力克餐厅的业主多力克12岁在新疆学厨，之后在新疆打工做厨师。20世纪80年代初，多力克在老乡的带领下与妻子一起来到北京甘家口新疆办事处附近同乡开的新疆饭馆内做厨师。1993年，多力克在马家堡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新疆菜馆，此后几经辗转。2009年，多力克的菜馆搬至大慧寺路钢研菜场内。现在，多力克除经营大慧寺多力克餐厅外，还与一北京本地的汉族朋友在北京交通大学东门共同开办另一家多力克餐厅。多力克现在的餐厅租有铺面、雇员宿舍并拥有两台摩托车，负责供应周边25个新疆饭馆的烤馕。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经济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初来北京的时候，维吾尔族较集中的甘家口、魏公村一带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京的新疆餐馆数量的扩张，能够通过为同行送烤馕获得稳定的利润。

      另一位餐饮业主阿卜都拉于2009年4月开了一家馕房，从一名无职业者变成一位馕房经营者。馕房每天大概可以卖两千个馕，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零售价2元一个，批发价从1.5元到1.8元不等，粗算一下他们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三四千元。他还雇用了8个打馕工，都是维吾尔族，工资待遇是基本工资加提成，提供食宿。店铺一共有3间屋子，阿卜都拉和员工都居住在里面。阿卜都拉说他正在准备开第二家馕房。

      (2)厨师等技术人员

      托库餐厅的厨师长麦麦提16岁就来到北京，刚开始的时候在表哥的餐馆里做学徒，学习烹饪。后来到了现在的餐馆打工，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厨师长。他的食宿饭馆全包，每个月还能挣2000元钱。吾山江是巴哈尔餐厅凉菜师傅，他一个月的收入高的时候能达到2500元，住宿也由雇主负责。

      打馕工吾思曼是10多年前来到北京的，开始时也是为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馕房。由于营业执照的问题，他的馕房几次被迫关闭。于是他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地方——新疆巴州办事处。他很满意现在北京的生活，每月有2000-3000元的收入，吃饭和住宿的问题也由现在的单位解决，每天的工作量不是很大，每月还有4天的休息时间。

      厨师们的生活处境和收入相对餐饮业主要低很多，可是他们有技术，收入较其他流动人口相对较高，较稳定，食宿由老板或单位负责，他们的实际收入在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也算是较高的。

      (3)普通的服务人员

      这类人员没有手艺，受教育程度不高，汉语水平也不高，一般是在餐馆里做服务人员。一般来说，有技术的厨师长的工资是一般员工的两倍，一般员工的工资大概在1000元左右，但是他们的食宿都由老板负责，在京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4)流动商贩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维吾尔族流动商贩的收入扣除成本和日常生活费用之外，每月能够结余500-1000元人民币。这个收入水平相对稳定，虽然不算多，但已经比他们在新疆时的收入要高出不少。所以，虽然辛苦，这些流动商贩们还是很愿意干。总体来说，流动商贩的收入水平和稳定性不如餐饮业从业人员，但是，餐饮业的入门门槛要高得多，比如，至少要熟识餐饮业内部的业主和员工，而且掌握专门的技术。大多数餐饮业从业者都有过流动商贩的从业经历。因此，流动商贩可以看做是一个适应城市生活并逐步改善自身境遇的过渡性阶段。

      (5)无职业者

      依明一家三口在访谈时刚刚来到北京不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目前借住在阿力克的馕房。他希望自己在北京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并找个房子安顿妻儿，以后就留在北京生活，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新疆。

      由于新疆与北京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通过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在北京的收入要普遍高于在新疆的收入。他们来北京以前人均年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占77.7%(见表6)。所以他们对目前在京的收入普遍较满意。“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53.5%，28.8%的人对收入“不满意，但是认为总比在新疆老家强”，“准备回新疆老家”的只占9.4%(见表7)。

      

      

      3.社会生活

      (1)宗教信仰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来到北京后，受到工作及生活等方面的限制，每天的宗教功课及星期五的礼拜活动大大减少。调查时，餐厅的一位维吾尔族厨师说：“我们餐厅挺忙的，所以没有天天做。像星期五清真寺的礼拜一点左右做，那时是我们店里最忙的时候。你去了他也想去，大家都去了不就没人了么？”问卷调查显示，来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每天坚持做乃麻孜的人占34.2%，每星期能做一次的占19.2%(见表8)。

      这样的数据相对于新疆来说不算高，但是在北京，超过半数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仍保持宗教信仰的传统，已算是比较高的。调查时，一位餐厅服务员告诉我们：“在家的时候，每天5次礼拜可以按时做，可是在这里，由于工作太忙，工作的时间又很长，影响正常的礼拜时间。不过，我想争取每天起码做一次礼拜。”在餐饮业中，业主的宗教生活比较有规律，至于员工，由于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清真寺做礼拜，大多是自己阅读《古兰经》或在住处做礼拜。但是到了重大节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选择去清真寺，尤其是牛街的清真寺。不过，看起来他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本身的原因，有时也是为了到清真寺去找朋友聚会。尽管做礼拜的频次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北京他们有较好、较自由的信教环境。一位流动商贩告诉我们：“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做礼拜，主麻日去清真寺，有时平时也去，也封斋，在这里去清真寺做礼拜和在斋月封斋没人干涉我们，很自由。”北京某清真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我们对他们(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不加干涉，礼拜寺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只要不违反政策，谁上这儿做礼拜都可以，因为天下都是一家，谁做礼拜都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有些流动商贩来说，清真寺也是他们的庇护所。街头商贩艾拉的同伴们每天做生意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北京城管，因无照城管常会罚他们的钱，曾有商品被抄走的经历。但一般情况下，艾拉他们去交50～200元的罚款就可以把东西都拿回来。有的时候为了避免罚款，他们也会躲到附近的清真寺，这样城管就不会再追了。

      (2)医疗

      由于大部分人不是在正规的公司上班，所以没有买医疗保险，只是有个别人告诉我们“老板给他们(维吾尔族餐厅工作人员)买意外保险，但需要工作一年以上”。由于来京的流动人口普遍年纪较轻，身体较好，所以，生病了要么扛过去，要么就到药店买些药，很少去大医院看病(表9)。

      

      这些流动人口缺少医疗的情况在他们孩子身上也体现出来。一个流动商贩跟我们讲：“看病很困难，两年前我有个2岁的孩子在北京生病了，去医院检查是肺结核。因没钱看病带孩子回老家，没过多久孩子就没了。”一位来北京10年的维吾尔族流动商贩阿某说：即使有暂住证，社区管理者也没有及时通知他的孩子去打疫苗。

      (3)住房

      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由于经济收入和职业不同，在住房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别。经济收入高的维吾尔族，如餐饮业主，他们在京的社会关系较广，就比较容易租到房子，甚至自己还买了房子。有稳定工作的人由老板安排地方住，流动商贩则和同伴租房住，无业人员只能寄住在老乡处。这些人在京的住宿情况见表10。

      由企业主安排住宿的流动人员，相对于流动商贩和无业人员来讲，他们的境遇要好很多。调查中，一位维吾尔族餐厅服务员说：“我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很满意，我们住在韦伯豪的公寓里，8个人一间宿舍，宿舍里设施齐全，周围的环境也很好，离工作的地方很近，也很方便，平时在宿舍里，主要的消遣就是聊天。”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住宿条件是非常有限的，经常是多人挤在一间屋里(见表11)。

      

      很多业主不太愿意把房租给维吾尔族。有的业主即使想出租，也会担心受到干涉和阻止。在调查中，很多维吾尔族流动人员说：

      “我们租同样的房子比其他人多交100-20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租到房子。”

      “我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在上学，我老婆孩子都在老家，我本应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但现在我没有这个条件。老家靠种地养家很难，我们那边缺水，来这里，他们又不让我们住(不愿出租房子)。”

      “有一个房东跟我说，我不是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而是有关方面来通知我们不给新疆人租房子。我问一个相关人员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因为新疆出事了(指的是‘七·五’事件)……”

      东直门商贩艾拉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房东看见他们是维吾尔族就会拒绝租房给他们，即使让房子空着也不愿租给他们住。有的时候遇到房东愿意把房租给他们，但是往往住不了两天，房东就找上门来，要求他们搬走。他们追问原因，房东就解释说是因为有关方面不让房东把房子租给维吾尔族。找到有关单位，他们又推脱说没有这么对房东说过。这些维吾尔族夹在房东和有关方面之间无可奈何，于是不得不再次搬家。艾拉的一些朋友曾经在冬天的时候被房东要求搬家，他们不愿意，房东就把他们的门卸了下来，他们敞着门睡了一晚，第二天无奈地搬走了。还有一对维吾尔族夫妇被房东赶走，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住处，只好在街头徘徊。

      (4)交通

      除了住房，出租车也是困扰在京维吾尔人的重要因素之一。维吾尔族在外貌上与内地汉族有明显的差异，出租车司机容易辨认出来。麦麦提说，出租车司机看见他们搭车就拒载，通常拦10辆车有3辆车愿意拉他们就不错了。有一次，一个司机等到他们上车之后才看清他们是维吾尔族，结果司机硬是不开车，让他们下车。他们说会付钱的，可是司机依旧不开车，他们很生气。司机不开车他们也不下车，后来就报了警。来自吐鲁番的斯迪克父子因爷爷辈房产的原因，到北京找有关部门反映。第一次来北京，被住房和交通难住了。正规的旅店不让他们住，通过同乡介绍，才住到6人一间的地下室里。坐公交车还是可以的，有时候碰到好心的司机还不收他们的车费。坐脚蹬三轮车一般也没人拒绝。可是出租车就不行了，出租车司机一见到他们的长相就会拒绝，斯迪克称：他在来到北京的这几天内就遭受了十几次拒载。

      (5)就业

      由于受教育年限和汉语能力的限制，以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及社会上较普遍的偏见等原因，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面临着明显的就业困境。吾力力说：当地人都不愿意雇用新疆人，即使有人愿意雇用我们，有关部门也不让干。东直门附近有个阿塞拜疆人开的餐厅，我的一个老乡在那里当服务员，月工资3000元，老板包吃住。曾经听老乡说，餐厅要招服务员，我和几个老乡去应聘，老板已经同意用我们，但当地社区有关单位的人过来不让老板用我们，也不愿意给我们办暂住证。

      在问卷调查中，对“您目前就业的困难主要是什么？”的回答，35.5%的人认为“工作单位不愿招聘维吾尔族”，14.2%的人认为找做生意的场所难，8.9%人认为“做生意办营业证难”(见表13)。

      

      4.教育情况

      (1)义务教育

      本次访谈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只念完了小学，少数人念过初中，但没有毕业。小学就学过汉语的人来到北京后，境遇相对较好。而那些只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维吾尔族就要艰难得多，其具体的经营工作往往受到语言的影响。在采访过程中，这些人也不愿意与我们交流，而往往推举出一个汉语较好的人来接受访谈。厨师茹孜说：“我曾经在外面迷路了，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别人又不懂我的话。最后回来连工作都丢了，因为失踪两三天，没人拉面了，学校饭堂损失很多。”

      (2)职业培训

      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大多是在新疆时完成的，比如制作烤馕、抓饭等，而流动商贩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到北京之后跟老乡学的。尤其是为了适应北京市场或节约成本而必须对麻糖、肉串等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良时，这些技术在新疆是学不到的，但对于他们在北京的经营却是必需的。语言训练与提高也多是在北京完成的，但大多都局限在口语范围，汉字的阅读能力普遍较低。

      (3)子女教育

      维吾尔族在京流动人员的子女教育状况相当复杂。阿力克说，现在最困扰他们的问题之一是幼儿园问题。据他了解，北京现在还没有一家穆斯林幼儿园①，许多维吾尔族人来到北京打工，幼小的孩子无人看管。由于穆斯林的伙食要求清真，幼年时期的穆斯林孩子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信仰，没有辨别能力，他们的饮食由幼儿园的伙食决定，老师分发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因此父母不放心将孩子放在普通的幼儿园里，只能送回新疆老家，造成孩子在幼年时就与父母分离。北京有很多非常富裕的维吾尔族商人，他们在北京定居下来生儿育女，但是因为没有穆斯林幼儿园，孩子也只能送回新疆度过幼年。如果能建立穆斯林幼儿园，这些商人愿意提供赞助，也方便了在这里工作的维吾尔族家长。相比幼儿园这种全托式教育机构，他们对于中小学的要求并不高，因为可以不吃学校提供的饭菜。

      托库的个案可以反映出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在北京上学难的诸多侧面。托库有3个儿子，他们分别上小学二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他们原本在新疆上学，但是托库在上海稳定下来之后，深深感觉到说不好普通话在内地生活太困难，就把3个孩子接到上海念书，这个过程很顺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为了让他们能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以及上海较高的教学水平，就让原本上到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从一年级读起。孩子们刚适应了上海的学习环境，托库就带着他们到了北京，可哪知来到北京半年时间了，也没有一家学校愿意收下他们。托库考虑到孩子年纪小，而且学校可能没有清真食堂，就找了离自己饭馆最近的两个小学。先找的第一个学校叫星星小学(化名)，老师让3个孩子先分别考试，孩子们来之前本来就已经落下了几个月的课程，又没有条件补课，考试的结果可能不太理想，学校负责人就以这个理由拒绝接纳他们，并且说学校已经没有位置提供给孩子上课。托库很无奈，就带着孩子到了另外一个学校。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学校连门也没有让他们进。他们到了那里，被保安拦住了，他们说想让孩子转学来上课，保安以学校没有空余的位置为理由拒绝他们进去。托库坚持要进学校找负责人，后来来了一个自称是主任的老师，这位老师说学校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提供给这3个孩子了。自始至终，托库也没能迈进校门。

      托库一家无奈之下找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国家有关部门的人说这样的事情应该去找市有关部门的人来解决，托库就找到了市有关部门。他先后去了三次，他们让他去某区教育局找一个姓王的老师，说是已经和王老师打好招呼，只要去找到王老师就可以了。之后，他又去了四次某区教育局，才总算见到了王老师，可是王老师却说没有接到市有关部门任何电话和消息。到我们进行调查的时候，托库的3个孩子仍然没有入学的明确希望。

      5.与北京人交往、关系评价以及与新疆的联系

      (1)与北京人的交往、关系评价

      生活习俗的差异导致一些北京市民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隔阂。东直门交通枢纽附近集中了很多流动商贩，这里的清真寺条件很好，有不少商贩到这里做礼拜。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对此也不反对。但是，寺管人员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也表达了对周围的维吾尔族商贩的看法，认为他们有的人不懂礼貌，在传达室里面放着打气筒，维吾尔族的商贩们需要用的时候就直接取走，从来不打一声招呼，用完还回来时也不道谢。在清真寺做礼拜的地方，每个位置都有一个垫子，寺管人员说每次做完礼拜别人都会把垫子整理平整，可是有些维吾尔族商人做完礼拜之后起身就走了。寺管人员想不明白：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和外人打交道吗？维吾尔族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清真寺，这已成为困扰他们的大问题。

      个别维吾尔族商贩时有强买强卖的行为，也导致不少北京市民的反感，甚至出现冲突。在东直门一家肉店打工的土尔逊说：“大多数人做买卖还是很诚实的，问题主要产生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顾客买麻糖时，他们问顾客想买多少，顾客用手指着麻糖，比划要买多少，然后他们就按照顾客的比划切麻糖，有时切的麻糖比顾客比划的多了一点，这样就引起顾客的不满；二是他们按照顾客说的标准切好麻糖以后顾客觉得太贵就不想买或只买一半，因为麻糖的分量重，切一点就好几十元了。他们不干，因为切过了的麻糖其他顾客是不愿意要的，这样就引起矛盾。有一些人确实故意多切，因为有时一天卖不出去一块，心里着急，来了一个顾客就想抓住机会多卖一点。我经常劝老乡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影响不好。”

      调查时某清真寺管委会主任对我们说：“他们合法地做生意没有人管他们，但是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违法的事，什么违法的事呢？比如说，有时顾客说要买10-20块钱的，他们切的却是60-70块钱的，这样就经常会闹矛盾。前两天派出所又找他们了，因为跟人家打架，他们一打架啊，一帮人哗啦就过来了。”新疆驻京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说：“比如卖切糕的，顾客说我要两块钱的，多了我不要啊！上称一称，20块钱的，顾客就不买了。而商贩却说这都切了，你为什么不要？从正面说这就是强买强卖，人家说两块钱，你干嘛给人家20块钱的呀？你说这是什么造成的问题？没人说得清楚呀。就为这事情争呀、闹呀，最后打起来的也有。”

      个别维吾尔族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一些内地城市确有偷窃、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现象导致很多市民对所有维吾尔族都加以防范，甚至避而远之。对“您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的回答，“明显民族偏见”占22%，对“习俗不了解”占17.3%(见表14)。

      

      在调查中，一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员说：“他们就是看我们长得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人，也都有不好的人，但他们就觉得新疆人都不好。态度、眼神啊，都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特别是‘七·五’事件以来，他们对新疆人就更‘那个’了，用那种歧视的眼光看人，特别让人受不了。”“有的人怕我们，怕什么，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像在汽车上，有些人一见我们上，他们就躲、就看。大家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像有老人小孩上车，我们也会让座啊。”麦麦提说：在公交车上的乘客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看见他们上了车就把自己的提包收好，并且不放在维吾尔族站的那一面。这种不友善的举动，仿佛给每一个维吾尔族人都扣上了“小偷”的帽子。

      一些流动商贩的商业行为不符合北京的相关政策，因此就会导致城管等部门的阻止，这些阻止行为也会引起商贩们的不满。这些流动商贩与城管产生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尽量找流动市民多的地方，这样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但这也会造成城市管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双方语言沟通有困难，维吾尔人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某清真寺管委会主任对我们讲：“我们清真寺旁边肉店卖肉的那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很好，有时我们请他用维吾尔语宣传和解释和谐经营及有关法规。很多新来的人不知道这里的法规制度，你得跟他耐心地解释，说通了，他也会慢慢习惯的。”

      在京流动维吾尔族人口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想到靠自己或者寻找老乡的帮助，而不是选择请求政府部门的援助。对“如果您遇到困难您将首先考虑如何解决”的回答，47.9%的人认为要靠自己，22.5%的人认为找老乡帮忙，找政府机构的只占11.2%，找新疆各个驻京办事部门的占14.8%(见表15)。

      相比较流动商贩，其他职业的维吾尔族与北京市民的关系相对缓和一些。汉语水平是交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问卷调查中，11.6%的人不会汉语，29.6%的人会说一点，实际上有很多不会汉语的人来北京后学了一些口语。这两类人很难有真正的汉族朋友。“说可以，写一般”的占24.4%，这部分人可以与市民正常交流；“会说会写，很熟练”的最多，占34.3%，因为在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36%(见表1)，这部分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汉语水平也较高(见表16)。

      来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汉语水平直接影响他们在北京的交往和处境。汉语水平不高的在北京就基本没有汉族朋友，而来京时间长、汉语水平较好的人会有多个汉族朋友(见表17)。

      这些维吾尔族对北京市民的整体印象还是不错的。42%的人认为只要性格合得来，就可以和其他民族的人做朋友，持这种看法的人汉语较好，而且思想也比较开放。40.8%的人认为与北京市民只是工作或生意上的交往，还有14.2%的人跟其周围市民没有交往，这部分人的汉语水平最低，或者根本就不懂汉语(见表18)。

      这些流动人口的生活处境也引起不少北京市民的同情。在“您周围的北京市民对您的态度怎样”的回答中，“都很友好”和“大部分友好”的比例超过一半。“都不友好”的仅占2.3%(见表19)。

      厨师茹孜说：“除了租房之外，当地人也没什么，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有些人对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汉族人有些好有些不好，对我们不好的话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因为个人的素质有差异，但整个大环境还是好的。”

      (2)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与新疆家乡的联系

      由于多种原因，一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北京感受到被别人歧视，生活中面临许多困难。语言、就业及住宿问题是三大主要问题(见表20)。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他们大部分还是选择留下来。他们认为北京的经济条件好，政策还算好，如果回到新疆老家，不仅生活差，各方面的限制更多。

      厨师茹孜说：“不想回去是因为回去没事干，而且还被要求去挖灌渠，没工钱白干活，而且按家里的人数分配任务，不干的话就要交罚款，几百几百地交。”

      

      来自喀什的流动商贩亚热对我们说：“第一，这里的经济条件好。第二，这里的法律执行得好，虽然有时会受到不公平对待。这里的政策比我们老家的政策好很多。这里的政府官员平等对待当地市民，而我们那里的小队长对村民呼来唤去，没人监督。”

      来自喀什的流动商贩阿力跟我们讲：“虽然我们在这租房方面受到很多限制，但这里的政策执行得还是很好，在我们那儿要是县里要求收10元，乡里就加5元要求收15元，到了大队就20元，负责收费的干部再加2元。这样下去，该交5元的税，就得交20多元。”

      这些流动在北京的维吾尔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经济上明显优于在新疆的状况，并且大部分还有积蓄。对“您怎样处理您积攒的钱”的回答，“与家里保持经济上的联系”(“全部给家里”和“一部分给家里，一部分自己存”)占48.2%，接近一半(见表21)。家里人对他们在北京发展也给予支持。“希望在北京发展”的占30.8%，“家人随我，在哪里都一样”占37.3%(见表22)。

      在这些人中，有条件的就把家里的妻儿接到北京来，但是还有不少是一人来到北京(占73.4%)，隔段时间回老家一趟。“一年一次”的占45%，“一年之内有两次及两次以上”的占29%(见表23)，也就是说74%的人一年至少可以回新疆一次。

      

      流动商贩阿力说：“我要照顾他们(家人)，我想能挣到5000-10000元就回去一趟。回家安排好家务，给孩子们买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再回来。我一般每年回家一次，农忙季节在家，8-9月份再到北京来。”阿不力孜是东直门一带卖麻糖的流动商贩中来北京最早的一位，在这个群体里很有威信。从2001年开始，他每年9月底10月初忙完农活就来北京卖麻糖，第二年5月份回老家。这些来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对今后的打算，“继续留在北京做现在的职业”的占38.2%，“准备改行做生意或换工作”的占24.7%，回老家种地的只占7.6%(见表24)。

      

      6.对民族政策问题的态度

      在调查的范围内，受访对象对于具体的民族政策问题及国家对他们的态度没有系统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遭到的“待遇”。对于餐饮业主来说，社会地位已经相对稳定。餐馆老板多力克表示，自己与附近居民熟悉并且融洽；在涉及办理暂住证、租房、医疗等方面没有太大困难。由于多力克有许多附近居住的朋友，和公安部门的干警关系也不错，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顺利。亲戚朋友来到北京大多会请他帮忙办证、租房。多力克家里的孩子在北京就读于普通学校，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此多力克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比较满意。“七·五”事件后，周边居民和朋友对他的态度改变不大，但也有店面无故被扰、上街被查验身份证的情况。虽然在熟悉的生活环境内人们没有表示出对他明显“另眼看待”，但走出这个熟人圈，不少人的眼光依旧是带着怀疑和警惕的。

      而对于那些境遇较低的维吾尔族来说，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他们在面对有关部门时，都处于十分无力的状态。麦麦提说，“七·五”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人在他们饭馆门口守着。奥运会期间还曾经限制他们出行。在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还会被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并且询问他们住在哪里。在街上被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是受访的大部分维吾尔族人共有的经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被更加频繁地检查，是由于相貌的缘故。对于流动商贩来说，城管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据他们说，维吾尔族想要办理营业执照非常困难，于是只好选择“打游击”，有时也会发生车子和商品被罚没的情况。

      看病难也是受访人共同反映的一个情况。由于汉语不好，他们无法清晰地向大夫描述自己的病情。玉素普说，有时候不得不由老板带去医院看病。小病还可以在北京治疗，遇上大病就只能回新疆了。这是很多初到北京且汉语不流利的维吾尔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且，北京的医院都已实现电子化办公，工作语言全部是汉语，他们根本看不懂处方和各种单据。

      基于种种现实，使一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员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加深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对“认为自己是维吾尔族感到非常自豪”的占83.5%(见表25)，而对“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非常自豪”的仅占38.6%(见表26)。根据笔者2009年暑期在新疆的问卷调查，对“认为自己是维吾尔族感到非常自豪”的占76%，而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非常自豪”的占66.6%。这说明，北京的生存环境使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增强，而国家认同感反而减弱了。

      对“国家、民族、个人及家庭”排序的调查，选择“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占32.7%，选择“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占26.8%(见表27)。根据2009年暑期在新疆的问卷调查，选择“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占59.4%，选择“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占13.5%。这说明：北京的这些维吾尔族流动人员比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更注重个人利益，而新疆的维吾尔族比在北京流动的维吾尔族人口更注重国家利益。

      

      三、问题评估与政策建议

      经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维吾尔族在京流动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障碍。很多即使在学校接受过汉语教育的维吾尔族，其汉语水平也相当有限，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汉语熟练程度是与他们在京居留的时间成正比的。而且，越是语言熟悉的维吾尔族，其生存的困境就越小，那些说话已经带有一点北京口音的维吾尔族的生存状况是非常稳定的。但是，由于这些维吾尔族都是聚居的，一个群体中往往只有少数人具备流利的汉语言交流能力，其他人的语言训练机会就大大缩小了。在文字阅读和书写方面，他们更加不擅长汉语，这给他们的就医、读报都带来很大的困扰。语言障碍也是他们在京保持聚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旦离开这一群体，他们就失去了与整个城市进行沟通的能力。

      (2)污名化。本次访谈对象主要是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的在业人群，由于种种原因，使一般市民缺乏安全感的边缘人群如吸毒、盗窃人员，并不在访谈范围内。但是，恰恰是为数极少的这部分人，使维吾尔族的形象严重受损。在不少市民眼里，他们似乎成了本地居民安居乐业的潜在威胁，因而面对他们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提高警惕。而一般市民的这种反应，时日一长，也激起了维吾尔族的反感。由此形成的紧张感和信任危机实际上已经成了改善维吾尔族在京处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3)子女教育。维吾尔族严格的饮食禁忌使得他们的子女教育遇到的困难远高于其他在京流动人口。在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阶段，这个问题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很多维吾尔族不会打算长期居住在北京。需要指出的是，在受访对象谈及这个问题时，母语教育似乎并没有成为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4)住房困难。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能力并没有显示出相比于其他流动人口的弱势，但由于饮食和语言等方面的限制，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混居，而是要和本族人住在一起。加上很多流动商贩需要在住所加工麻糖等商品，这使得一部分房东确实不愿意将房子租给他们。而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出于片区稳定的考虑，也往往不太情愿本片区内的房东将房子租给维吾尔族。

      (5)宗教生活。北京素来不缺少清真寺，但这些清真寺都分布在回族聚居片区。尽管寺管人员和回族居民对来寺礼拜的维吾尔族等其他穆斯林都很包容，但是，城市交通、清真寺容量、管理压力、礼仪差异等等因素，依然使普通维吾尔族人员宗教生活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6)就业难。维吾尔族很擅长做生意，新疆的饮食在内地也广受欢迎，开餐馆或做食品生意是能够赚钱的。可是由于很多维吾尔族人没有办法在北京租到门面，所以不得不放弃经营。到公司或者私营单位找工作也不容乐观，其原因既有管理上的要求，也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前述的信任缺失和偏见等。

      (7)管理和服务问题。北京是一个国家大型活动频繁举办的城市，每到这些活动或节日的时候，维吾尔族都要考虑自己是否被限制出行或聚会。他们在街上被随机盘查的几率也高于其他流动人口，这让他们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信任。在办理暂住证和营业执照的时候，部分维吾尔族也感觉到不如其他人方便。但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维吾尔族人认为，在“七·五”事件之后，自己在北京办事方便多了。

      总体来说，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较，来京维吾尔族的经济处境并不格外令人担忧，真正带来问题的是他们的社会处境。但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来说，要在在京流动维吾尔族的境遇中区分出哪些是流动打工人口普遍面临的问题，哪些是维吾尔族独有的问题，资料还不够充分。而更重要的是，维吾尔族的归因机制中，几乎会将他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民族问题”，尤其是归因于他们的体质特征的特殊性和语言障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内地遇到困扰和压力的时候，往往会揣测这是不是某些部门的故意。而他们用来声讨和反抗这一压力的话语也多是围绕着强调自己也是国家公民这一明确的政治诉求展开的。

      这次访谈所覆盖的人群并不具有激烈的民族情绪，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过上好的生活，甚至在他们真正来北京之前，对于即将遭遇到的社会压力，其实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因此，他们愿意承受有些人的误解甚至偏见。来北京打工赚钱，摆在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像多力克一样，靠经济成功而获得尊严，要么就是来的时候就已打算一定要重新回到新疆。

      根据本调查结果，在京流动的维吾尔族目前真正需要的帮助在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舆论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切实在基层管理人员中加强民族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避免少数人员出于对片区稳定责任的担忧而在事实上排斥维吾尔族。可提供少量必要的短期周转房源供失所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作为过渡期临时住所。

      2.建立具备语言和文字功能的维吾尔族就医义务服务人员常设机制，负责维吾尔族与医院之间的协调沟通工作。

      3.与回族聚居片区的相关教委协调，在现有的回民学校中增加接收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子女的招生名额，或增设专门的维吾尔族班，以方便维吾尔族流动人员子女就学。

      4.在现有的清真寺中安排维吾尔族的阿訇或寺管人员，使得维吾尔族人员的宗教生活进一步得到保障。

      5.在部分维吾尔族聚集片区增开新疆维语电视频道，并在相关大众媒体上介绍维吾尔族的历史与现状，以逐渐消除社会偏见。

      6.可在某些流动商贩较集中的区域组织小型商会试点，商会由汉语良好，并有一定威望的本族人员负责管理，由当地工商和公安部门提供指导和帮助。由商会来协调流动商贩的管理，并提供进货、销售和质检方面的服务。

      ①实际上是有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幼儿园虽接收各民族儿童，但提供的清真饮食是可以放心的。另外，回族也有自己的幼儿园，只是这些幼儿园费用高，而且入园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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