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中共党史应该设置为一级学科
王 炳 林
长期以来，党史学科的定位不清晰，导致研究力量分散，学科建设滞后，甚至到了被边缘化的地步。党史研究从起步开始，就主要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高校开设中共党史课程，也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故而党史学科一开始就作为政治学科的一部分，目前仍是法学门类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但由于彼此间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差别很大，党史很难与政治学科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这已为很长时间以来高校的实际情况所证明。而置放于马克思主义学科，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等至少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相重叠。若放到历史学科之下，就会与目前的中国史一级学科有所重复，若作为中国史的二级学科，则只能作为“中国专门史”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显然与中共的现实与历史地位以及党史学科发展的现状不相称。实际上，学科属性与学科建设地位并不要求一一对应，作为学术分类的学科，是在相关知识体系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有需要，学科就会发展。学科分类本来就是人为的主观行为，不能因属性问题而影响学科发展。回望历史，党史学科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体系(包括统一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等)，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资料支撑且发展前景广阔，拥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源源不断的队伍保障。很显然，中共党史学科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继续认真思考党史学科的建设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吴志军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全文约11000字)
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周 加 李
“外交礼宾”(Diplomatic Protocol)特指外交场合的礼宾礼仪，也称“礼宾礼仪”或简称“礼宾”，为国家和外交仪式中遵循的正式的礼仪、行为准则、位次安排与程序，亦即政府、国家及其代表在对外官方活动仪式中的一套符合良好行为举止的规则。外交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外交活动的始终。中国外交的演进历程和阶段性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状况，显示了异于他国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既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不同时期的外交礼宾，也显著体现在迎送、国宴和服饰等礼宾环节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奉行“一边倒”政策，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在礼宾上则体现为以超规格的礼宾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宾客，而把一些礼宾规范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1966年后，中国外交礼宾也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越来越国际化，礼宾礼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在外交迎送仪式、国宴的规模和方式、服装的格式等礼宾活动中都有显著反映。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表现礼宾工作的恢弘大气，突出大国风范，彰显大国气度，产生大国影响。这些特色既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反映在包括礼宾礼仪在内的中国外交形式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积极、正向的深刻变化历程。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过程，外交礼宾在落实具有中国特色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也会显示更多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风格。这些看似与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趋势相矛盾，实则有其内在逻辑，中国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这一特点正是当今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吴志军摘自《外交评论》2019年第2期，全文约16000字)
毛泽东内参批示研究(1965—1976)
尹 韵 公
内参工作及其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是整个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中央高层领导都极为关注内参。据《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粗略统计，从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毛泽东阅读和批示过的内参有30余种，包括媒体报送的内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内参、中央各部门报送的内参、军队系统报送的内参以及私人来信，阅批过的内参有120余篇。“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内参有密切联系，有的甚至是内参引发的，如交通部“风庆轮事件”、外交部“《新情况》之争”等等。内参是各种政治势力表现的重要舞台，是各种观点交锋的重要平台，也是各个政治人物极力利用的基本渠道。阅读各种内参是毛泽东了解“文革”进程及细节并作出重大决策的重要途径，他阅批过的内参几乎篇篇都有特色，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与策略方式，流露出其对高层人事的一些真实想法，因而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泽东的内参批示，肯定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文革”思路，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历史结论和历史启示。总之，中国的内参机制是一个庞大体系，自上而下地延伸至中央下属的各个部门，而各个部门也自下而上地呈报自己所握持的内参信息，以便最高层由点及面、高屋建瓴地处理全局性和普遍性问题。内参的形态有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的，但都曾发挥过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作用。(吴志军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全文约13000字)
“学则须疑”：李大钊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李 长 银
对于李大钊的学术定位，过往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但事实上，李大钊也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影响。只有认识到此，才能更为准确地估定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比如，作为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的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大钊的启发。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研究虽然正确地指出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但以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也不能成立，因其在材料上主要以《顾颉刚日记》为依据，而未能参考《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读书笔记》等资料。的确，二人在北大虽有一段共事经历，但关系颇为疏远，“不相为友”或是恰当写照。然而，不能因此而忽视二人的学术关联。1922年初，李大钊在《今与古》一文中批判了远古为“黄金时代”的学说。不久，顾颉刚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著名的“层累说”以及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四点就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并且初步从历史文献辨伪的角度争鸣了“黄金时代”说的虚妄。李大钊的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而这正是顾颉刚时常看的一份刊物，有理由断定后者从前者的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思想启发。此外，李大钊还区划了“孔子之本身”和“孔子之偶像”，率先提出“孔子的学说何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深刻问题，并从唯物史观角度作出回答。此后，推进有关孔子问题认识的学者莫过于顾颉刚，他提出了引起很大反响的“孔子变迁论”，并就“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作出了与李大钊基本一致的分析。从现有资料看，分别刊发李大钊文章的《甲寅》《新青年》是顾颉刚经常翻阅且熟知的杂志，李大钊的文章应该在其阅读范围之内。由此二例观之，李大钊与顾颉刚之间存在较为清晰的学术关联，尤其是顾颉刚的很多学术观点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和影响。准此而论，探讨二人的学术联系，无论是余英时的“尖锐对立说”还是王学典的“形同陌路说”均不完全适用。最重要的问题是，“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固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二者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共同性和关联性，这才是更为真正的历史面相。(吴志军摘自《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全文约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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