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关系论文,台联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进党与台联党共同组成现阶段台湾政坛的所谓“泛绿阵营”，“泛绿阵营”是2000年3月大选以后台湾政坛逐步形成、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过程中定型的两大阵营之一；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决定了“泛绿阵营”的兴衰走向，直接关系到台湾政坛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和政党格局，直接影响台湾政治、经济局势，同时也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考察台湾政治发展，不仅应该关注“泛绿阵营”中国民党与亲民党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而且不能忽视“泛绿阵营”中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考察、研究及分析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就是要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着重分析二者在实力及社会支持基础、路线及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异同，尤其是差异的比较；着重分析二者在政坛实际互动中的利益结合与冲突，权力资源分配中的竞争与合作，政策主张及目标的一致与分歧。
本文将首先考察台联党成立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互动态势、关系的实质与走向。
(一)
2001年8月，酝酿多时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正式成立，为台湾复杂的政治生态增添了新的变数。这个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宣称将帮助陈水扁政府“稳定政局”，高喊“团结前进壮大台湾”的政党，在该年底的“二合一”选举后成为台湾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台联党的成立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从2000年3月大选国民党败选下台，李登辉黯然辞职，台湾政坛就弥漫着“政党重组”与“另立新党”的气氛，随着亲民党的成立、国民党改造的推行、台湾政局的持续动荡、在野政党的合作、所谓“李扁体制”的确立、国亲整合的发展，台联党组党动向渐趋明朗，而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的临近最终催化了该党的成立。
(一)台联党是李登辉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企图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推行理念和路线所建立的平台。
2000年3月大选之后，李登辉下台之后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以至于分道扬镳，并且全力帮助陈水扁度过若干危机、稳定政局，即逐渐形成媒体所谓的“李扁体制”。李氏清楚地知道，依靠自己执政12年的影响力不足于日后在台湾政坛继续推行理念和路线，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能在短时期内充当“政治花瓶”，这是他无法容忍的。李氏自始即认为实力才是发言的凭据，只有重新建立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政党，凝聚一批支持自己的团体和人士，才能在台湾政坛争夺权力资源，占有一定的地位，合纵连横、挥洒自如，既支持又挟制陈水扁政府，贯彻自己的理念和路线，最大限度地在台湾政坛发挥影响力。这一意图迎合了原国民党内“李系人马”及各政党中失意政客寻找追求政治利益途径的需要，一拍即合，因此李登辉成立台联党这一关键之举也就应运而生。
台联党是李登辉一手策划成立的，他亲自指导了该党成立宗旨、政策纲领的制定，结构设置与人事安排、选举运作，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为台联党聚集了一批支持的团体和人士，利用与财团及地方派系的长期密切关系帮助台联党募集了大量的运作经费。李登辉俨然成为台联党的“精神领袖”，他的理念路线成为台联党的政治纲领，为台联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为“李登辉学校”学员授课，在幕后策划台联党的重大政策提案及确定该党关于台湾政坛重大议题的立场(注：台湾《新新闻周刊》，第785期，2002年3月21日-27日，第18-20页。)，各县市的“李登辉之友会”成为台联党的基层组织。可以认为台联党完全笼罩在李登辉尚未消退的个人光环之下，同时台联党亦成为李登辉在台湾政坛发挥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和筹码。
(二)台联党的成立使台湾政坛形成对峙抗衡的两大阵营，有利于民进党摆脱执政困境。
2001年底的“立委”及县市长选举既是2000年3月大选后台湾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又关系到其后两年的政局发展，更是2004年大选的前哨战。台联党正是为了利用即将来临的选举乘势获取政治资源，在台湾政坛占据一定地位而择机宣告成立的。台联党声称支持陈水扁政府稳定政局，选后将与民进党合作。在竞选过程中，台湾政坛即形成了由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组成的“泛蓝阵营”与由民进党、台联党组成的“泛绿阵营”，两大阵营界限分明，对峙抗衡，而阵营内部又无法有效整合，使此次选情呈现空前激烈且又错综复杂的局面。两大阵营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
1.在野政党整合的趋势亦是台联党成立的动因之一。2000年10月，民进党“少数政府”断然宣布停建“核四工程”，致使朝野对抗加剧，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12年里被肢解得四分五裂的泛国民党阵营(包括国民党、新党、亲民党)不仅重新开始集结、整合，而且公开表示反对李登辉的分裂主义路线。这一态势将使李登辉的分裂主义路线被抛弃，也使陈水扁当局在朝野对立、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逼使其必须调整路线和政策，这是李登辉和台独势力所极力反对的。在野政党合作的呼声高涨，尤其是国亲整合的走向明显，不仅对陈水扁当局的施政带来强大的压力，而且将影响政坛两大势力消长。是时仍然依附于国民党的李系人马的生存空间因连宋和解而进一步遭到压缩，另辟新径的要求更为强烈、更为迫切。此外，2000年大选后推动国民党改造及“去李化”的连战与1996年底“冻结台湾省”后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宋楚瑜“握手言和”，着手协商国亲两党的合作，更使李登辉如坐针毡、无法容忍、心急如焚、切齿痛恨。上述种种，是李登辉及其亲信加紧筹组台联党的步伐的动因之一。
台联党的成立不仅使国民党内的李系人马找到了新的政治归宿，而且吸引、收编了国民党部分本土派人士以及在初选中落败的失意政客，台联党的成立将进一步分化、削弱国民党的实力，离间、破坏国亲合作，使国民党内本土派人士在这一举动中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依恃和后路，台联党的这种作用是其它政治势力无法取代的，就如同2000年大选后李登辉拖延辞去国民党主席的时间，促使亲民党成立，导致由宋楚瑜独立参选造成的国民党分裂成为事实。
2.台联党的成立及与民进党的合作，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国亲合作。台联党成立并力图通过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确立政坛地位，并与民进党合作，在“立法院”形成所谓“85 + 35”的主流民意，迎合在各个政党初选中落败的投机政客亟欲寻找政治前途 的要求，在台联党提名的候选人中，原国民党籍占了近一半，其次是民进党，同时也囊括了亲民党、新党、建国党的一些成员，即被台湾社会讥称为“二军人物”。竞选中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台联党在这次选举中虽然不可能达到35席立委的“预期目标”，但获得13席，得票率约为8%，跨过政党门槛，在台湾政坛站稳脚根，成为第四大政党，选后即与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的民进党展开全面合作。这一政党格局变化的形势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窒碍难行的国亲两党合作的议题，危机意识促使两党高层形成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共识。因此，实力较为均衡且相对稳定的两大阵营在台湾政坛形成对峙抗衡的局面。
台联党在台湾政坛地位的确立及与民进党的合作，不仅增强民进党组织新政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且有利于民进党摆脱执政以来朝小野大，施政不顺的困境，使战后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的政局趋于稳定。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的形成客观上孕育着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格局的雏型，即由多党联合而成的两大阵营逐渐走向两党竞争，这是由台湾政党制度以及影响台湾政党的基本特征的国家认同、两岸关系政策主张、省籍及族群因素所决定的必然趋势。
(三)台联党的成立囊托了台湾岛内极端分裂主义和极端本土主义势力，填补了台湾政坛统独光谱系列的激进“台独”空挡，瓜分了民进党原本部分社会支持基础。
台联党成立之后奉行极端的分裂主义与本土主义路线，这一路线糅合了李登辉原本推行的分裂主义路线、民进党早先的激进主张和台独基本教义派的部分理念。表面上，台联党的主张和路线似乎居于激烈主张“台独建国”的建国党和现阶段认同“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且主张以“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的民进党之间，实质上，台联党的成立几乎吞并了早已泡沫化且名存实亡的建国党，填补了民进党执政之后政治势力分化组合造成统独光谱系列的激进“台独”空档，囊括了包括台独基本教义派在内的极端分裂主义与本土主义势力，从而瓜分了原本支持民进党的部分社会支持基础。台联党一夕之间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大本营，李登辉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掌旗者和共主。
顾名思义，台独基本教义派就是把“台湾独立建国”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信念，作为一种理想目标而终身追求，即如同信奉宗教的基本教义一样。现阶段台湾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包括以下三股势力：
1.建国党是在1996年3月大选后民进党内爆发路线之争，以彭明敏为首的一批“台独基本教义派”分裂出走，成立建国会，而后建国会部分骨干分子结合社会上一批“台独”极端分子建立起来的。这批“台独基本教义派”分子脱离民进党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民进党已经放弃“台独”理想，进行“政党转型”，并且着手推动与国民党、新党的合作。建国党的成立客观上有利于民进党摆脱激进“台独”形象的包袱，进一步推动政党转型，朝向务实、理性的方向发展。建国党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台独政党，坚决反对现行的“中华民国体制”，将“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国”确定为“永不改变之最高宗旨”(注：台湾《民众日报》，1996年9月11日。)。该党成立初期声势较大，似有对民进党产生一定冲击，但它极端的“台独”立场、体制外的斗争路线和刚性的组织原则在台湾难有发展空间，始终是一个泡沫政党。在2000年大选前，建国党曾提名候选人参选，但由于其在1998年全台性选举得票率未超过5%的政党门槛，必须依靠选民连署达到法定标准才能获准参选，终因未能达到法定连署人数而未获参选资格，从而其票源基本转向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2000年3月大选陈水扁获胜后，建国党部分创党元老即建议解散并宣布退出，该党此后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多数成员分散于“台独”社团，部分元老被陈水扁礼聘某些荣誉职务。在台联党成立之后，建国党一批活跃分子趋之若鹜，迅即加入以求政治“第二春”，该党的社会基础亦转向支持台联党。
2.台湾岛内有一批原本支持民进党，后来转向支持建国党的政治社团，以“台独”为政治诉求，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这批政治社团除了早年成立的、介入政治极深，为少数极端“台独”分子所把持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外，其它政治社团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成立的，有建国会、建国广场、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医界联盟、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台湾独立安全基督教促进会、台湾基督教城乡宣教协会等等，以及近年成立的台湾南社、中社、北社、东社等。这些社团人数较少，大都仅几十人，而且交叉严重，有的人同时是几个社团的成员，影响力有限，充其量只是打打旗帜、壮壮声势而已。这批政治社团因为不满民进党调整“台独路线”、淡化“台独主张”，展开与国民党、新党的和解与合作，在1996年后即转向支持建国党，而在2000年3月大选中别无选择地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获胜上台后，他们既不满陈水扁认同“中华民国体制”和承诺“四不一没有”，又对民进党调整台独路线和陈水扁调整两岸关系政策感到不安和失望，然而建国党日渐式微，使他们群龙无首。台联党的成立似乎使他们重见一线希望，这批政治社团在李登辉的召唤下聚集到台联党的周围，成为台联党的支持力量，积极参与其主导的活动。
3.海外原有一批台独团体——台独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北美台湾人基督教会、北美台湾学生会、台湾人权协会以及由台独势力操控的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即世台会)等，都是80年代中期以前成立的，以美国、日本为活动基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政治转型及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民进党的成立、“刑法100条”的废除和“黑名单”的取消，海外台独团体或者把活动重心转移岛内，或者大批主要负责人及骨干分子返台，在海外已少有活动，声势日渐式微，某些活动(例如“年会”、“世界台湾人大会”)都与岛内台独团体合作，大多回台湾举办。曾经是海外实力最强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于90年代初将总部迁回台湾，部分依附于民进党成为该党的一个派系，其余分散于建国党及台独团体中。海外台独团体基本上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与岛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沆瀣一气，溶为一体，对岛内台独活动的加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海外台独团体长期与民进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民进党的转型感到失望，对陈水扁上台后的路线及政策调整感到不安；海外台独团体对台联党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台联党成立之后举办的活动都有海外台独分子的参与，但是海外台独团体实力很小，对岛内的影响极为有限。
不难看出，台联党成立之后即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中心和代表，主导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一系列活动，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理念及目标寄托和具体行动支持的政党。考察现阶段台湾政治实力格局，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包含了民进党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关系，两党的关系决定了泛绿阵营的兴衰及走向。
(二)
考察民进党与台联党的互动态势应当以两党实力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主张的比较作为基础。
1.从实力及政坛地位方面比较：
民进党是战后台湾成立的第一个具有雄厚的本土社会基础和实力背景的政党，继承和拥有几十年党外运动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源。成立至今已有16年，目前是台湾的执政党，亦是“立法院”的第一大党，有着近90位“立委”席次；执政县市有高雄市等10个。民进党建立有完整的政党组织架构和基层组织，制订有完善的党内运作制度，形成了运行10多年的派系竞争与共治的政治生态。民进党目前拥有35%～40%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基础，现有党员40多万。
台联党是李登辉主导策划、以原国民党内李系人马为主体，延揽各个政党的失意政客联合成立的，主要依靠李登辉在政坛的影响力和各方面资源而生存与发展。台联党在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中获得13席“立委”，得票率约8%，在台湾政坛站稳脚根；在2002年底北高两市选举中仅获得高雄市议员2席，无执政县市，目前为台湾政坛第四大政党。台联党以利益、金钱为诱饵，以激烈的政治主张为号召，聚集了台湾政坛主要政党的部分失意政客，这批人以权力、利益追求为导向，不择依附对象和手段，并无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目标。台联党目前只有中央领导机构，无地方党部，基层主要依托“李登辉之友会”和“台联后援会”，未有完整的政党运作机制，所拥有的是从国民党瓜分的本土派部分支持基础和从民进党、建国党挖走的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基础，其政党认同率不到2%，党员人数仅为几百人，该党自诩“精英政党”，入党条件严苛且审查程序复杂，尽管推动“万人入党”，但是效果不彰。
显而易见，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实力及政坛地位的悬殊很大。
2.从台湾前途及两岸关系的主张方面比较：
民进党并非自始就是“台独政党”，成立之后“台独”主张逐步升级以至将“台独”条文列入党纲经历了一个过程，是由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的；而党内对“台独”条文列入党纲的认知和动机各有不同，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此后由于“台独”主张的困扰，影响党的发展，促使其淡化“台独”主张和推动政党转型，不断引发处理“台独”党纲的争议和辩论；现阶段民进党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作为指导两岸关系政策的指导原则。该决议文以“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现阶段的国号为中华民国”为前提，提出“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民众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注：台湾《联合报》，1999年5月9日。)，这一主张与党纲的“台独”条文有相当的差异，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处理方法并不能为“台独党纲”问题解套。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未作修改和删除，仍是一个“台独”政党，但不能将民进党整体视为“台独”势力。民进党执政之后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未能恢复两岸接触对话，致使两岸政治僵局无法突破，而在两岸经贸及民间交流方面逐步放宽一系列限制，将“戒急用忍”政策修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认可“两岸三通”，诚然这是以维护台湾政经局势稳定、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为基点，也是其标榜“新中间路线”、代表“主流民意”的表现。
台联党成立伊始就表现出极端的分裂主义和本土主义色彩，以奉行李登辉路线为基础，溶入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理念。在两岸关系方面以“台湾优先、全民公议和两岸交流”为三大主轴，主张“两国论”和“戒急用忍”政策，强调“台湾优先”、“两岸对等”，强调“公民投票决定两岸的将来”(注：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8月13日。)，主张“两岸的协商应以国与国形式进行”，反对“两岸三通”。该党在“立法院”提出一系列极端分裂主义与本土主义的议案，刻意加深省籍矛盾和族群对立，类似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欧洲极右翼势力的主张。
毋庸讳言，民进党与台联党在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方面的主张有一定的差异。
总体而言，如前所述，台联党成立及在台湾政坛地位的确立，支持了陈水扁当局，有利于民进党其后的施政，但在一定程度上瓜分了民进党的支持基础。民进党与台联党的互动态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公职选举中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
1.在复数选举中，由于两党的票源有一定重叠，形成竞争态势，相对造成冲击。
台联党成立是抓住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的时机迅速成军，由于其极端的立场将吸引相当部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支持票源，无疑对民进党的“立委”选情造成一定冲击，引发民进党内的警觉和反弹。对此，民进党高层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着眼于选后合作的需要，称之为“战略伙伴”、“友党”，另一方面要竭力防止其大幅冲击该党选情，党内反弹强烈，包括中央党部秘书长都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民进党高层谨慎妥善地处理两党关系，宣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而尽力护盘，对内强调选后合作进行安抚，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台联党高额提名参选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民进党内初选落败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毫无疑义，台联党对民进党的“立委”选情有一定的冲击，民进党只获得33%得票率与其执政之后实力上升的势头是不相称的，由于辅助选有力和有效配票，民进党赢得“立院”第一大党地位，台联党亦获得13席“立委”和约8%的得票率，各有所得，相安无事，两党的冲突没有激化，不至于反目成仇，从而达成选后的合作。
在2002年底北高两市议员选举中，由于执政绩效不彰且引发多场社会运动，形势总体不利于泛绿阵营的选情，民进党上下全力辅助选，加上提名额度妥适，配票合理，终于在台北市议会保住原有席位，在高雄市议会增加一定席位，成为席次最多的政党。民进党的有效竞选行动严重冲击原本选情就不看好的台联党，使之在台北市全军复灭，在高雄市仅挂车尾当选两席，惨不忍睹。
2.在单一选举中，由于两党实力悬殊较大，台联党既无足够票源参与竞争，又无法提出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在两大阵营的激烈竞争中，台联党及其支持基础大体上无条件地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2001年县市长选举和2002年北高市长选举均是如此。今后类似选举，即使台联党未与民进党协商整合而自行提名候选人，其社会支持基础也将自发采取弃保方式流动选票，此类选举不排除个别来自其它政党的台联党人士为泛蓝阵营候选人助选。
(二)在政策主张推行方面的互动。
民进党与台联党在政策主张推行方面的互动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支持合作的一面，又有分歧区隔的一面，还有制约反对的一面。在双方关系中，台联党处于主动出击的一方，民进党则处于被动应对的一方。
1.2001年底“二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已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台联党拥有13席“立委”，虽然两党席次总和未过半数，但两党的合作增强了民进党组织新内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即陈水扁所谓的“水涨船高”(注：台湾《民众日报》，2002年8月13日。)，削弱了在野势力的抗衡杯葛能力。同时在“立法院”联手推动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提出的一些人事案、预算案、法案和政策议案，有利于陈水扁的人事布局及政策推行，有利于新内阁的施政。从而不仅李登辉介入陈水扁的人事安排事宜，而且台联党某些重要人物应召进入政府部门。诚然，两党在“立法院”的合作也有失败的记录，例如在“立法院”副院长选举失败和“考试院”副院长任命案未获通过，这与台联党少数人的暗中杯葛密切相关。此外，台联党“立委”还公开点要求新内阁某些成员辞职。
2.台联党某些极端的政策主张提出及推动给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造成困扰和尴尬，使民进党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与之保持距离，以示区隔。2002年2月，台联党“立院党团”提出“选举罢免法”的增订条款(台生条款)，规定非台湾地区出生者不得参选“总统副总统”，欲以此排除宋楚瑜、马英九等外省籍人士今后参选(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2月27日。)；2002年3月，台联党“立委”要求“教育部”尽速改变现行汉语为唯一国语的定义，应把台语(闽南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提出“变更领土修宪案”、要求重新确认“中华民国”的疆域仅为台澎金马地区(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3月10日。)；提出“中华民国国籍”的认定要从现行的“血统(属人)主义”为主改为“出生地(属地)主义”为主，即必须出生在台澎金马等“中华民国”有效管辖领域者才可拥有“国籍”(注：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3月31日。)。此外，台联党“立委”还提出把“台北故宫博物院”更名为“福尔摩沙博物院”(注：台湾《民众日报》，2002年4月8日。)；提出把“通用拼音”名称改为“台湾拼音”系统，让“台湾拼音”与北京“汉语拼音”并立于国际(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10月7日。)。上述种种极端分裂主义及反中国与“去中国化”的政策主张反映了台联党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的步骤，不仅遭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普遍反对，而且也受到民进党的抵制。
3.台联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制约和反对民进党“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推行。
①台联党反对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来“松绑戒急用忍”的政策，李登辉声称“松绑戒急用忍”是一项错误的决定，台商投资大陆“等于自杀”。
②台联党以减少失业率等为由反对开放8时晶圆厂赴大陆投资，发动召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举行集会游行，到“行政院”请愿(注：台湾《民众日报》，2002年3月10日。)，向主张、支持和推动两岸经贸交流的各界人士施压，台联党“立委”为此多次在“立法院”闹事。
③台联党以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由反对开放“两岸三通”，反对“两岸直航”，要求两岸相关谈判必须以“国与国”形式进行；进而台联党反对台商春节“定点包机直航”，党团召集人宣称，两岸“包机直航”必须通过国与国谈判达成，并且表示，倘若民进党“政府”决意推行，该党将发动街头抗争(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11月18日。)。
④李登辉和台联党坚决反对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整顿农渔会信用部的举措。李登辉公开宣称“改革错误就会失去政权”，陈水扁立即强力回应“怕失去政权而不敢改革是懦夫的表现”(注：《中国时报》，2002年9月25日。)。民进党“政府”坚持改革基层金融的政策措施，由于决策粗糙，加上李登辉大唱反调及在野党的附和，引发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弹，最终演变为政治风暴，民进党“政府”只好暂缓实施改革措施，十多万农民照样走上台北街头。为此，李登辉得寸进尺、公开指责执政当局“政策摇摆”、“官僚抢功乱搞”、“只会选举不会治国”(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11月21日。)，似乎刻意火上加油。
台联党反对民进党“政府”调整两岸经贸及民间交流方面的政策，这是维护李登辉路线和台独基本教义派理念的需要。台联党反对改革农渔会信用部管理制度，则是对于损及自身利益的激烈反应。民进党“政府”着手改革农渔会信用部管理制度，经济层面主要针对基层农渔会逾放比逐年恶化，已是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严重问题，同时欲以整顿农渔会信用部来推动整体金融改革，消除台湾基层金融机构潜藏的危机；政治层面主要是选举的考量，基层农渔会历来是选举桩脚，各党基于选票考虑都必须争夺这块地盘，民进党欲通过“整顿基层农渔会信用部”与“处理国民党党产”这两项改革举措切断国民党选举的财源和桩脚，如能借整顿基层金融系统解决农渔会信用部问题，将能掌控巨额“金融重建基金”，同时还可对基层金融机构进行人事渗透，瓦解国民党地方基础，扩大民进党地盘。始料未及的是李登辉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主要原因在于笼络农渔干部与会员，农渔会“黑金化”是在李登辉主政时期达到高峰，尤其是后期为了维系政权更使农渔会成为选举黑金库，李氏借此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金脉。对农渔会信用部的整顿不仅会蚕食国民党基层，也会挖掉台联党的票仓，这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台联党无疑是李氏的政治工具和杠杆，只有维护台联党的选票，提升台联党在政坛的地位，才能增加李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因此当各地农渔会总干事前来求援时，李登辉即刻出面严厉批判民进党的改革措施，这是出自他对农渔会系统的了解以及农渔会与台湾政经结构错综复杂关系的认知，当然他第一顺位的考虑是台联党的社会基础及个人影响力的维护。
毫无疑义，台联党的反对和抗争相当程度制约、牵制和延缓了民进党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推行。
4.台联党的极端立场及其政坛、社会的相关活动相当程度淡化了民进党的“台独”色彩，客观上使民进党卸下激进的包袱；同时陈水扁及民进党亦可利用台联党的某些极端主张及行动。
一个时期以来，台联党抛出一系列极端的政策主张，并付诸于在政坛、社会的拙劣表演，尤其是台联党成立以来掀起了台湾政坛与社会新一波的街头抗争行动，该党不仅在体制内与在野的泛蓝势力对峙、而且在体制外杯葛制约民进党“政府”。这一切似乎旁证了民进党的“务实理性”、“政党转型”、使民进党呈现在台湾政坛统独光谱上往中间移动的表征，陈水扁可以由李登辉的一系列极其偏激、情绪化的言论和台联党的极端立场向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展示自己的中间路线，淡化和掩饰自己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政治倾向。
与此同时，陈水扁及民进党利用台联党某些极端的政治主张及行动，借力使力。始于1997年的“台湾正名”运动在台联党成立之后推波助澜再次掀起高潮，2002年3月18日和5月11日，在台联党的参与及主导下，岛内台独势力发动大规模的“台湾正名”的集会游行，这亦使陈水扁忘乎所以地高喊“不仅要拼经济，而且要拼台湾正名”(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3月19日。)。此外，台联党推动“公投入宪”，提出“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也得到陈水扁的默许和支持，并且呼吁“应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注：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8月4日。)。显而易见，陈水扁及民进党借助和利用台联党的极端立场和激烈行动与泛蓝阵营抗衡、与大陆叫阵，即让台联党充当打手和急先锋。
(三)台联党是陈水扁在2004年大选争取胜选连任及民进党继续执政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陈水扁及民进党拓展中间票源难有作为，必须妥善处理与台联党及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关系，以期获得稳定的支持。在2000年大选的竞选过程中，陈水扁推出所谓“新中间路线”，意在开拓中间票源，上台后继续宣称推行“新中间路线”，但由于其基本立场不作调整，只说不做，加上执政以来政局不稳、经济恶化，政绩乏善可陈，支持度一再下降，进一步拓展中间票源的希望渺茫。这就迫使陈水扁必须评估台联党及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实力及其在2004年大选中的票源份量，80多万的支持民众是不容忽视的，他在2000年大选中不过以超过30万选票险胜宋楚瑜。这一考量使他思考如何安抚这股势力，“一边一国论”如是应运抛出，即蔡英文所谓“内部政治平衡的需要”(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8月7日。)。
2.在北高两市选举之后，泛蓝阵营的国、亲两党掀起新一波整合的热潮，并已付诸于实际运作，这更加深了陈水扁的危机意识，继续与李登辉合作，争取台联党及台独基本教义派在2004年大选的全力支持是优先选择。台联党在今后一年多时间不仅不具备竞选“总统”的实力，而且也无法推出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即使该党为显示政党存在而自行提名候选人(目前该党仍宣称支持陈水扁在2004年竞选连任)，也应争取以“弃保效应”而获得支持。北高两市选举结果的警示本应引起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检讨和反省，调整立场和政策，着眼于改善经济状况，推动朝野协商、缓和对立态势；着眼于缓和两岸关系、突破两岸政治僵局，才能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然而这势必冒着失去台联党及台独基本教义派支持的风险，而不论是缓和朝野关系还是缓和两岸关系，都必须获得对方回应及双方互动。“拼选举”的基本思路将制约陈水扁调整政策、以政绩赢得支持的作法，与其没有足够把握开拓中间票源，尤其存在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不如退而求其次，继续稳定与李登辉的关系，获得台联党的支持。
(三)
在考察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互动的基本态势之后，有必要分析两党关系的实质，进而在此基础上评估两党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的实质。
1.两党的关系是建立在各自拥有的实力基础之上，悬殊较大；两党既是朝野关系，又似乎是一种无协议式的执政联盟，是不均衡且非制度化的合作关系。现阶段台联党对民进党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挑战性，台联党必须打着支持民进党执政、稳定政经局面的旗号，才有其生存的空间，但该党只愿意扮演民进党的侧翼，不愿意成为民进党的附庸，作为李登辉路线的捍卫者和李登辉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台联党力争不断提升在政坛的地位，因此必须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尤其对于任何违背李登辉路线的政策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杯葛反对。民进党对台联党既有需要、利用的一面，又有防范、限制的一面。民进党需要台联党的支持，才能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较为顺利地施政；必须联合台联党，才能与泛蓝阵营抗衡，同时，必须防范台联党继续瓜分自己社会基础来壮大自己，造成此消彼长状况，又必须尽可能限制台联党在自己调整政策和推行改革方面的牵制。从民进党的角度出发，目前已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独立自主地组织政府，不可能再将政绩不佳的责任推给在野党的“恶性杯葛”，而应当担负起执政成败的全部责任，在这种考量下，虽然李登辉的影响和台联党的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在重大政策上终究不能事事顺应迁就李登辉及台联党的政策主张，否则难以改变“政绩不佳”的局面，责任则无法推卸。
2.两党在“国家认同”、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的政治主张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意识形态、路线政策主张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是两党在政治主张方面的区隔和矛盾。两党在维护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执政地位，与泛蓝阵营进行权力资源争夺及政坛抗衡方面有着现实的、共同的利益，但在权力资源分配及支持基础交叉重叠方面存在着竞争的关系，这是两党政党利益及发展的区隔和矛盾。
3.民进党与台联党的互动本质上是李扁关系的体现，李扁合作是现阶段两党互动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李扁关系的亲疏状态决定了两党的合作程度，诚然两党的互动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李扁关系。就目前而言，前者是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后者则是居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毕竟李扁在各自政党内部都具有强势主导、不可挑战的地位，后者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前者。台联党的成立是李扁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李扁合作延续的动力和筹码，当然也不排除成为影响李扁合作的负面因素的可能性。
李登辉与陈水扁之间有着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关系，尽管他们曾经有过历史的恩怨和政坛的冲突，也存在着现实的矛盾，但是现阶段的共同利益将他们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利益的联结压倒一切。李扁理念相近，目前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矛盾，破坏国亲合作、分化泛蓝阵营、离间连宋关系、维护执政地位、推行分裂主义路线、对抗大陆的统一攻势是他们的共同目标。陈水扁执政之初面对内外险峻局势的挑战，在发生核四风暴、罢免案及财划法复议案时，李登辉在背后的暗助，曾经帮陈水扁度过连番危机，台联党成立伊始便无条件地全力支持陈水扁，他们曾经时而抨击指责民进党的某些人，但从未有过批评陈水扁的声音，显示李登辉对陈水扁上台以来总体上的作为应是满意的，并且压得住台联党的阵脚，李登辉对陈水扁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李氏是台湾政坛一位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有称他是“黑金教父”、“毁宪者”、“族群撕裂的撩拨者”，有称他是当前台湾金融弊病、教改僵局、健保制度扭曲的始作俑者(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11月12日。)，但陈水扁出于需要却将他捧为“民主之父”、“台湾之父”，使他从一腐败旧政权的主导者，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协助缔造新政权、完成“政党轮替”的先驱者，因此继续发挥着他的影响力。可见李登辉只有依靠陈水扁才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和作用于台湾政坛，只有借助陈水扁才能推行和延续自己的路线，再次打败连宋、纾解心中的怨愤，因为李氏及其人马已不具有这种实力，同时台联党也只有依附陈水扁和民进党才能在政坛有所作为。反观陈水扁只有借助李登辉、利用台联党才能进一步分化国民党、策反延揽其中的本土势力，这是民进党自身难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台联党的80多万张选票是陈水扁寻求2004年连任所必需的，即他所幻想2004年大选的“陈水扁加李登辉”的选票结构。
然而，由于陈水扁对李登辉的依恃过深，所以当自己欲凸显施政主体性时，李氏如影相随，由支持变为掣肘。在两岸关系方面，只要陈水扁表现出所谓“释放善意”，李登辉即通过台联党向当局施压，将和解气氛向对立面回拉，在内政某些重大政策方面，对于陈水扁的改革举动，李登辉亦是不假辞色公开抨击，致使政策转向。民进党“政府”的施政和改革不断受到台联党的拉扯，使之原本的理想和目标遭到重创。李扁关系有着互利双赢的一面，陈水扁靠李登辉维系政权，李登辉靠陈水扁延续政治生命，但李扁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和先天的区隔，李登辉欲逐步形成挟台联党少数以操控陈水扁，遂使民进党“政府”左支右绌，动辄得咎(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11月24日。)，台联党既成为李登辉支持陈水扁并与之合作的一股力量，又成为李登辉制约民进党，要挟、勒索陈水扁的关键筹码。李登辉及台联党的羁绊，无疑使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无法走自己的路。基于2004年大选的考量，陈水扁尚且只有妥协一途，农渔会信用部改革举措的严重受挫使李扁关系面临相当严峻的现实考验，但似有惊无险地渡过。
综上所述，现阶段民进党与台联党有着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相互依靠的一面，即利益的联结，这是目前两党关系的主要方面，以台联党依附和支持民进党为主要型态，但时而也体现台联党的自主性。同时两党也有着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即维护各自利益、发展政党实力的需要，争夺重叠的支持基础、拓展新的支持基础而发生的冲突和斗争，这是目前两党关系的次要方面，毕竟两党实力悬殊较大。但两党关系的两面并非一成不变，主客观条件及环境形势的演变将使之发生转化。
(二)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的走向。
前已述及，民进党与台联党的互动关系是现阶段台湾泛绿阵营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决定泛绿阵营的兴衰走向，直接影响台湾政党格局演变，从而影响台湾的政治发展。因此，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的发展趋势备受各方面的关注，以下结合内外多种因素，对两党关系的走向作一初步的分析。
1.民进党与台联党在两岸关系、内政改革等方面政策主张存在一定的差异，台联党在两岸关系方面采取极端的分裂主义路线和极端的“反中国”立场，在台湾内部省籍、族群和政党关系方面采取极端的本土主义立场(类似欧洲的极右翼势力)，这与民进党现阶段逐步放宽两岸经贸及民间交流限制的政策是相矛盾的，与民进党推行所谓的“族群融合”、“政党和解”的路线是相对立的，不利于民进党的顺利施政和政局的稳定。这是由台联党复杂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分裂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背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正如陈水扁所言，台联党是新生政党但不是主流民意(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5月11日。)。民进党与台联党政策主张的差异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已演变为诉诸于媒体的争论、李扁的隔空喊话和街头抗争，民进党为了维护自身政党利益和执政地位，为了稳定台湾政经局势，体现代表主流民意，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推行自己的路线，那么两党的分歧与冲突便不可避免，倘若矛盾发展到无法妥协调和，关系恶化是必然趋势，这是两党关系的隐忧，从一开始就可见端倪。政策主张差异的背后固然有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使然，也蕴含着利益冲突的因素。
2.李扁关系是两党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而李扁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由所有相关因素互动变化所决定的，现阶段的李扁关系是民进党执政初期所谓“李扁体制”的延续，而其今后的演变决定了两党关系的走向。李登辉的影响力与李扁关系亲疏是相辅相成，成正比例发展，二者合作关系愈紧密则李登辉在政坛的影响力发挥就愈充分而有效，反之亦然。然而李登辉与陈水扁在出身、历练、性格、信仰、理念及使命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现阶段的合作仅仅是利益联结使然，随着形势的演变，二者所处地位、声望及掌控的各种资源亦将发生消长变化，相互支持、相互利用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利益的冲突和理念的各自坚持逐渐凸显，这一发展趋势无疑使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由保持一定的区隔和距离，以至渐行渐远。农渔会信用部改革事件之后，民进党内即出现要求调整与李登辉关系的呼声，似可证明。
3.民进党与台联党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建立在两党实力结合的基础之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湾政治发展，两党的实力及其社会基础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这种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将随着台联党实力的下降及社会基础削弱而发生变化。
①从路线和政策主张来看，台联党如果继续坚持极端的立场，难以为台湾社会所接受，发展空间必然有限，并且将逐渐萎缩，2002年北高议员选举即可证明。然而台联党依靠李登辉的影响而聚集成立，李登辉路线是该党的旗帜，而且李登辉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念和使命感，并表现出愈来愈偏激的倾向，台联党因此就不可能放弃固有的极端立场。如果以反向思维作退一步假设，即台联党一旦放弃极端立场且往民进党方向靠拢，它便失去存在的根据和必要，逐渐被民进党所吸纳，其社会基础也将随之流失，主要部分将转向支持民进党。鉴于上述，台联党只能既坚持极端立场，保持与民进党的差异和区隔以示自主性，又要防止民进党的吸纳和蚕食，并且与民进党争夺资源，同时继续离间国亲整合，争取国民党本土势力的出走前来投奔。显而易见，台联党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尽力维持基本盘面的难度愈来愈大，更难轻言对外拓展，发展前景确实堪忧。极端路线由于形势所迫愈走愈远，以求维持一定声势和轰动效应，这也就更加速其走向衰微和泡沫化。
②从政党内部矛盾方面来看，台联党是以国民党李系人马为主，收编其它政党的失意政客而成立的，构成人员原本理念、信仰差异颇大，纯粹的权力利益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先天性、结构性问题使台联党内部自始就明争暗斗、互别苗头、无法协作，党内逐渐产生对中央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的不满，以至于出现黑函流传，党中央、“立院”党团与“立委”三者关系难以协调，各说各话、相互抱怨。该党以精英政党自许，以公职挂帅，公职人员自立山头、各自为战，加上发展空间难以拓展，只能对有限资源进行争夺。长此以往，这些内部矛盾可能演变为内讧，实力及社会基础势必随之削弱。
③从李登辉的因素方面来看，台联党是依靠李登辉尚存的一定影响力而聚集起来，依靠李登辉不遗余力的助选造势而在2001年“立委”选举中确立了政坛地位，形成一定的气候。李登辉与台联党形成利益共生结构，唇齿相依，生死与共，李登辉以台联党作为发挥影响力的平台，台联党依靠李登辉的影响及资源而生存和发展。毫无疑义，李登辉的影响力已是日落西山、逐渐衰微，气数将尽，并且反过来有赖于台联党的发展来维系，相辅相成。李登辉所能影响的本土派人士，目前已无法在国民党形成气候，根本谈不上左右国民党，加上李氏影响力和台联党实力逐渐衰弱，更无诱因使他们脱离国民党。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台联党将随着李登辉影响力的逐步衰微而走向泡沫化。
综上所述，台联党发展空间有限的现实及实力下降的趋向使之资源逐渐萎缩，从而加剧内部矛盾，有限资源的激烈争夺及内部矛盾的加剧势必进一步削弱实力、压缩生存空间，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往复的过程，同时，权力资源争夺自然而然逐渐成为台联党与民进党互动关系的主要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两党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利益联结关系将随之解体。换言之，实力逐步下降亦使台联党被陈水扁和民进党利用的价值不可避免地逐渐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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