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文明论文,特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人类社会大体可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 领域，相应地，文明也就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 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 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里，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 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社会的结构 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结构，相应地，文明的结构也分为三个部分，即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注：戚珩等：《政治意识论》，第184—186页，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 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
一、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程度不断提高。从 宏观的社会发展的阶段看，人类的政治文明区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前三种社会政治文明固然也是沿着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形态的 轨迹运行的，但政治文明的发展在不断地推进过程中，却始终表现着剥削阶级对被剥削 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以及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所以，尽管 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 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才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否定了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它以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剥削性 质的政治制度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实现了政治文明发展的质的飞 跃。这不仅表现在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而且还表现在确立了人们相互间的 平等关系，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未 有过的政治文明，不可能在其形成之日起就表现得尽善尽美，更何况象中国这样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在前无古 人的艰苦探索中，出现曲折甚至严重失误是难免的。但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 身的否定，而是表明作为这种文明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国体、政体、政党制度 等各个层次，都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的政治体 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其主要任务就在于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具 体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其内容既包括在宏观政治结构中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 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 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包括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把民主原则同执 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 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 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 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在根本的制度上而且在具体 的体制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 ，第2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 特别是要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性根源，拓宽公民参政议政渠道，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充 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蕴的优越性，展示其深远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它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影响或制约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个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规定政治方向，为物质 文明的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体制不健全、不 合理、不科学，社会政治生活呈现为一种无序、混乱、低效的状态，很难想象经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从世界范围看，市场经济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中具有其 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但市场经济机制的产生和运转必须以某种独特的政 治法律制度为前提。早在几个世纪前，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就认为，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 条件是国家以法律的方式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经济史专家波拉尼指出，“我们决不能 假定市场规律会自动发挥作用，除非能够表明预先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当市 场经济的制度条件存在的前提下，市场规律才具有相关性。(注：Karl Polanyi,The Gr 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1944,p.38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 且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 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 式和思想方式。”(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页，人民出版 社，1982年版。)这实际上是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生产力发展(物质文明) 要求的高度，提出了政治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情况看， 我们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与我们党确定了一 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但总体上说，政治体制改 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尚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政治体制中所存在的某些弊端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就 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协调和相适应。这就是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不改革政治 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 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
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更是离不开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首先，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 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其次，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 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体现“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政治路线的内涵，而且还要依赖以这条基本政治路线为核心内 容的政治文明提供政治方向。离开政治文明的规范和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也就落 不到实处。
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和基 本内容。正是站在这样的时代高度，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加强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有序地向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 治理论的新发展。(注：早在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 》就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他把建设“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马克 思把“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和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 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作为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并且马克 思还计划对“政治文明”作出专题理论阐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 23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50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 2002年5月31日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两次重要讲话中，不仅使用 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这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
二、政治文明的民族性
在政治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文明因子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 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景观，表明人类政治文明应该也必然具有某些超越国 界或地域的共性或曰世界性，如人民主权原则、法制和法治原则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 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性的深刻体认(注：这种政治规 律性的认识，如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和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con Press,1948,pp.14-15.)，对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开放性。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吸收 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 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 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 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 和发掘。”(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 月1日)，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当 然也应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
但另一方面，任何政治文明又都受到特定社会或国家的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 格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都有其独特性价值，因此各国的政治文明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发展 进程、步骤、方式和途径等，就不可能是一种模式，表现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多样化和民 族性。实际上，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和民族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政治 文明进步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正是多样化、民族性才构成了开放性的必要和世界性的 色彩。
政治制度应与一国的国民性相适应。孟德斯鸠认为，“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 责。”(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05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立 法者不能企求能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制定十全十美的法律，而应力求给他们制定他们所能 容忍的法律中最好的法律。卢梭则说，“关于自由这一问题，正如富有营养的固体食物 或醇酒一样，对那些习惯于这种饮食的体质强壮的人固然大有补益，但是对于生理上不 宜于这种饮食的身体软弱的人，则极不相宜，终于会败坏他们的健康或使他们沉醉。” (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连对美国民 主有精深研究并推崇备至的托克维尔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明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 提供的唯一形式”(注：[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62页，商务印书馆，19 88年版。)。在亚洲，主政新加坡三十年之久并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前总理李光耀指出 ，“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注：转引自杨建 平：《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在中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 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 ”，“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注：《孙中山选集》，第76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明确指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 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 平文选》，第3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对于西方的政治文明，不能不仔细考察其特定的孕育背景，不能不认真研究其与本国 国情的契合条件。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只能是一定政治生态环境(注：正是对政治与其 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生态学的研究，促成了生态政治学这一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 )的产物，都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经济结构。我们所谈 到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共性、开放性和世界性，是指不同政治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 不意味着彼此同一和重复，不意味着只能采取单一模式，只能走一种道路。在一些社会 主义或第三世界国家不乏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最终失败的先例。这种成长于西方土壤的 政治文明模式在第三世界无不以“水土不服”而难以生根，或被改头换面成为传统政治 模式的外在形式。前苏联照搬西方推行所谓的“激进式改革”，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 非洲的某些小国效仿西方，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出出“民主”闹剧 ，其结果更是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这些实例都从反面证明了西方模式并非放之四 海皆准的政治文明的普遍准则。
三、政治文明发展的中国特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从实际情况和中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如 下因素和特性：
(一)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实际。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现实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就是不了解中国最 基本的国情，不懂得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也就不可能找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 发展的正确途径。其次，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 基本原则，要把我国政治文明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坚持和发挥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优势。
(二)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里的民族文化泛指一个国家历史上所形成的文 化传统的总和，它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甚至长达数千年)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 积淀。民族文化影响着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心理 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政治行为倾向和社会的政治过程模式。这就不能 不使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构成与运行机制深深打上民族性的烙印。我国举世无双、根深蒂 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大大增加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 性和复杂性，而且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特定内涵和极其鲜明的民族性。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曾在同几位中国年轻人的谈话中强调，“中国不会发展出像法国、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民 主。这与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相矛盾。(中国的民主)它将是另外的样子。”(注：转引 自杨建平：《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三)政治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现实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继续。一定社会形态的国家、 政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一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原生形 态是一个民族自己的创造，是国家政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历史起点。后来的 发展必定要对国家政治的原生形态进行扬弃，但也必定会汲取和发扬其中合理的成分， 形成本国政治文明的若干特点。对中国而言，不仅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 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实质性差异，而且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延续性以及近代以来专 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艰难演进，决定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独特的历史起点。显然，在 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文明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别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模式，那种把西方民主 制度视为政治文明的最高典范，企图全盘照搬西方政治文明模式的想法，无论其出于何 种动机都是不科学的，都将因脱离国情而不可能实现。
实际上，我国已建立起来并正在逐步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构架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注： 在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中建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不仅是和平、合 理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是最终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佳的现实模式。按照全国人 大先后制定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是单一的主权国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依法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至于未来的台湾行政区， 自治权之大，可以说达到了任何主权国家能够允许其区域性政府享有的最大限度。这是 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是其他政治文明包括以前和 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所未曾有过的。)、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注 ：当下中国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最有特色的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所谓“草根民主” 。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人 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在辽阔的中国农村的原野，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和村务公开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悄然兴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得益于执政 党领导下的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农民的自发创造这一合力的双向推动，村民自治这一最广 泛的农村基层民主形态，渐成燎原之势，成效斐然，其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 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并不逊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 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因此被视为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一大奇观，其中村 民委员会选举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选实验”则是这一奇观的最大亮点。对此，海外 传媒普遍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誉之为世界六大民主之一。)等等，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民主政治制度，它们从基本制度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 合和辩证统一。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间接民主制——代议制的特点。代议制是人类在现有的社 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民主形式，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进步成果。列宁曾指 出，“资产阶级议会是虚伪的，是陷阱和骗局。”但他同时也指出，“摆脱议会制的出 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 ”“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注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0—2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自然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有不同于一般代议制特 别是西方议会制的特点。这种不同“不在于它们的名称和形式不同，而在于它们的内容 和实质不同”(注：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第114—1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相比较而言，议会制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为基本游戏规则，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不二法则；议会制以三权分立即议会与行政和司法机关分 权制衡为宏观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立法和对行政、司法实行监督为主要内涵。
政党政治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 共性的重要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政治只能有一种模式。一党制和多党制并不是区 分民主与否的根本标准，更不是度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唯一尺度。其实，一个国家究 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 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 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规律，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关键在党。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还需要改善党的领导。 通过改革而完善起来的政治体制，也必须正确地体现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 心地位，并能切实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在党的 领导下，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为重要目的和根本保障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健全 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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